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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医生
曾获得“最信赖澳洲人”称号
他的名言是：“没有不能动手术的脑肿瘤，任何脑肿瘤你都可以取出来”
大多数医生诊断为不可手术的病患
他偏要跳出来试试
他不守行规，拆其他医生的台
挑战医界对这个问题的普遍态度
因此遭到医界同行的集体封杀
但他给无数绝症病人带来生的希望
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被许多病人视为生命的守护神
他的做法和观点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他，就是张正贤。
年仅12岁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亚珀斯，从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开始，她就开始了与病魔漫长的抗争。
化疗、放疗、免疫治疗……3年过去了，恶性肿瘤非但没有缩小，还长大了。痛苦的保守治疗，让Amelia一家都备受煎熬。
她的家人辗转找到张正贤，得悉可以她手术，但只能在悉尼一家私立医院进行，并且手术费高达12万澳币（约人民币58万）。
她的父母被迫众筹16万澳元来做手术，因为这件事，张正贤受到了不少同行的抨击。
大家认为他“不通情理”，甚至有些残酷。
澳洲主流媒体却对张正贤医生提出了质疑：一台手术要12万澳币，究竟是敛财还是救人？
但他却回复说，如果医生们支持他，他将在公共系统中免费进行手术。
他还对手术费用进行了说明，在12万澳元的手术费中，8万澳元给了私立医院，剩下4万澳元分给了手术中的医务人员。他只拿到了8000澳元。
为此，近十万人呼吁张正贤（Charlie Teo）到公立医院进行手术，这样的话，癌症晚期患者就不必为高额手术费用发愁了。支持者们游说政府官员邀请张医生加入公共系统中。
请愿书表示，现在正是政府付钱给这些医生的时候了，那些公立医院的医生不仅应该邀请张去医院，而且还应该向他学习。
这份请愿书在三天内得到了853600个签名。
01 处在一个生命的关键节点，到底该由谁来做主？
知乎网友李乙，曾讲述过Ta的姥姥查出肝癌晚期后在医院所经历的事情：
“对于这种没有治疗希望的癌症患者，检查完了医院就找各种理由赶你走，我姨父动用比较有权的关系，省医院也只是让多住了1个星期，我三姨抱着哪怕跪下，也要求医生别强制出院的心态，去了医生办公室，结果没一会儿就黑着脸回来了，跪着求医生还要排队……”
“时间不多了，准备后事吧。”
“病人还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一下吧！”
“放弃治疗吧，没什么意义了。”
经历过亲友身患绝症的人们，对这些来自医生的建议应该不会陌生。绝症，真的绝对没治了吗？
由于牵扯到“死亡率”、“治愈率”等指标，受医疗资源紧缺、家庭经济等原因的影响，一些重症病患者在晚期，往往会因为失去“治疗价值”而被放弃治疗。
近年来，关于病人的生命质量，个人尊严等也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甚至有不少人表示假如自己到了那一步，请家人一定要让自己走得好受一点、有尊严一点。
比如著名作家琼瑶前两年，就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叮嘱：不动手术、不进加护病房、不插管
可是，那终究是想象和假设，没有真正到那一步，谁也不知道面对死亡、等待死亡时，自己会有怎样的心情和选择；
还有一些病人则会被隐瞒实情，连基本的知情权、决定权都没有，稀里糊涂地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
处在一个生命的关键节点，到底该由谁来做主？
02 “如果病人不放弃，我愿意给他们希望”
2016年澳洲的一场婚礼上，有位叫科林的先生，突然在宴会上变得语无伦次、行动异常，很快，他就被呼啸而至的急救车带走了，随后，医院传来坏消息：
他患了脑瘤，急性发作的恶性脑干肿瘤，病人会迅速丧失视力、平衡能力、行动能力、最后失去生命，
主治医生的诊断结论是：从医学和手术依据看已无法手术，宣布不治。
家人被告知：科林最多还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后事了。
原本自信、乐观、幽默、能干，一向非常健康的科林，转眼之间就被判了“死刑”，
这对亲友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正如预料的那样，短短两三个星期内，科林的视力、平衡能力急剧下降，死神在逼近。
然而在这绝望中，家人却得到了一点希望，有个医生及时推荐了查理医生（Charlie Teo，中文名：张正贤）。
“查理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治疗这种恶性肿瘤的医生了，只有他能做这种手术，也只有他敢做。但他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医生。”这位医生谨慎地说。
横竖都是一死，不如选择一搏。
家人带着科林一起飞到悉尼，并接受了张正贤医生的手术治疗。
经过6个多小时的手术，他的恶性瘤体被切除，保住了视力和行动能力，他的生命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还能持续多久，也不知道疾病是否会复发，从手术到现在的整整12个月。
对见惯生离死别的医生而言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对病人和他的家人来说，多活一个月，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意义都是非凡的。
03“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如果没有遇到张正贤医生，科林或许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誉世界的神经外科医师张正贤，其争议就在于：
他给无数其他医生认为“无法手术”的病人做了手术，成功救治了那些曾被判“死刑”的人。
有个病人曾这样对他说：“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这就是张正贤医生的行医之道。
面对一个生命，不同的诊断结论，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张正贤认为，在生命面前，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
“1952年，我们还认为没有人能攀越珠穆朗玛峰，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他的尼泊尔向导旦增·诺尔盖，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作为医生，他也想成为第一个登上医界珠峰的人，但这场生命征途并非医生的征途,而是病人自己的征途，真正征服生命珠峰的人，是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对生命的盼望、勇气和付出，让他们征服生命的珠峰。
作为医生，他只是尊重了病人的生命选择权：“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因此，世界各地被判“死刑”的脑癌病人，纷纷慕名来到查理所在的威尔斯亲王医院（Prince of Wales Hospital）寻求救治。
04 他，成功挑战“脑干肿瘤手术”这一“禁忌”
新加坡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
妈妈在全球7家知名脑瘤中心为她求诊，但所有医院都告知她：
不可手术，两岁的她亦不可接受化疗放疗，凶猛的肿瘤可能会让珍妮弗在几个星期内死亡。
“初次看她的片子的时候，我也同意之前的诊断，但片子中有一个小小的异常部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注意到这一点，我对她妈妈说，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我可以试一试。”
最终，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而现在，珍妮弗已经痊愈，可爱的她正在享受着美好的人生。
特洛伊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查理的，他同样看了很多医生，都让他回去等待死亡。但接受手术后，他的脑瘤完全切除。今天的他能走动、能说话、能看见，他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接受手术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查理是奇迹的创造者！”
特洛伊和妻子
在张正贤所做的手术中，脑干胶质瘤手术招致了最多的批评声，因为，脑干是人脑中最重要，也最脆弱的部分，它在很小的范围内集中有许多神经核团、传导束和网状结构等，脑干肿瘤多为浸润性生长的胶质细胞瘤，因而手术困难很大，易造成脑干内的重要结构损伤。
“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美国脑外科专家哈维·库兴 说过：“脑干肿瘤手术应被认为“禁忌”，即便对技艺最精湛的手术医生而言。”
而张正贤，成功的挑战了这一“禁忌”。
05 虽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却触犯“行业大忌”
张正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奇迹，但也因此犯了“行业大忌”：从医学指标和依据讲，他救治的这些病人是“不治的”，已被其他医生宣告“不可手术”，这种“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同行认为他的手术是激进的，有违常规的，甚至缺乏医学指标和依据，许多医生因此拒绝将自己的病人引荐给他。
曾经，悉尼儿童医院拒绝让查理为一名18个月大的幼儿做手术，理由是肿瘤长在“不好的、不宜手术的区域”，医院让孩子回家等，但家长找到了张正贤。为了阻止这场手术，医院还为幼儿申请了法庭监护，结果，他在法庭的禁令下达前进行了手术。
现在，这个孩子活得好好的。更不可思议的是，该医院7年来没有让一个病人到张正贤那里治疗，难道是同行之间的争斗，和医生们的自尊心，比病人的生命希望还重要？
在张正贤看来：“我们大多数医生是职业的、善良的，但麻烦的是，声音最响和最有权力的，往往是那些不把病人利益放在脑中的人。”
霸凌无处不在，澳洲医学界亦不例外。作为神经外科透过内视镜手术摘除脑部肿瘤先驱，加之不断挑战高难度手术，令张正贤在澳洲神经外科学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排挤和打压。
最后，该会会长直接与他通电话，警告他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不要再为这些病人实施手术，因为其他医生的诊断是符合当前诊断依据的，你不能不断地推翻这些诊断。
“即便这意味着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张正贤问。
“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会长继续提醒道，“这样，你作为医生才能真正融入学会，被同行接受，他们会推荐更多病人给你，最终，你救治的病人会比现在多。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抱歉，我做不到，我就做这个圈子的边缘人物吧。”最终，张正贤选择退出该协会。
还有一些澳洲本地医院拒绝张正贤使用手术室，甚至有一个医院说：“只要有床位，任何医生都可以收病人入院，除你以外。”
尽管备受排挤，但他一直深受病人，乃至更多的人喜爱。2012年，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结果，张正贤高居榜首。
06 做叛逆不羁的医界牛仔！
“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大多数医生诊断认为不可手术，你就不能作为‘黑马’跳出来说愿意试试手术治疗。”
但张正贤偏要跳出来试试，他就像那叛逆不羁的医界牛仔！
张正贤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早年移民道澳大利亚，少时，由于父亲冷峻严厉，他便常常在电影中寻找自己向往的父亲和英雄的形象，他最喜欢的就是约翰·韦恩扮演的西部牛仔，那桀骜不羁的个性深深影响了他。
他喜欢狂热与激情，钟爱摩托车，每次做完手术后，不论是凌晨几点，他都要亲自骑着自己的阿普利亚摩托车回家：“骑摩托车必须很专注，这是我手术后的放松方式,集中精力骑摩托车让我感觉自己活着。”
作为一名“有身份、有地位”的医生，张正贤在这个圈子里显得格格不入。
医学院的领导曾警告他说：“请注意与病人的距离，一个医生要有医生的形象和身份。请你不要让病人毫无距离的直呼你的名字，请你不要去泡那些俱乐部和酒吧，不要天天骑着你那意大利摩托在医院呼啸而过！做神经外科医生要维持一定的形象，这是病人期待看到的！”
“见鬼的形象！”张正贤觉得这太可笑了：“医学院到处充斥着哪些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书呆子，你又怎能期待他们会以普通人，正常人的心，去体会，理解病人的疾苦？我是个普通人，我能体会普通人的苦楚。为病人手术是上天赋予我的特权，特别是当病人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07 身为医生，不可把“生存质量”强加给病人
病人们总是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愿意用生命去试一试，万一出现奇迹呢？但是，医生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往往并不接受这种“尝试”，他们一切皆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而且，医生会对所谓的“生存质量”做出评估。
尽管有时，当医生告诉病人放弃治疗时，他要表达的是：手术的风险大于益处或术后生存质量糟糕，生不如死。
可是，对病人来说，真是如此吗？
菲列娜在患脑瘤7年后坐上了轮椅，她找到了张正贤，希望把肿瘤切除，“可以。但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你为什么要求手术，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你可能连挠痒痒都做不到。”
谁知，她愤怒了：“医生，凭什么由你来告诉我‘生命质量’？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在女儿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在她们身边，与她们分享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智慧。”
那一刻，张正贤突然意识到，身为医生，他将医学认为的“生存质量”概念强加给了对方。
菲列娜接受了手术，十年后她依然活着，虽然坐在轮椅上，但她非常感谢查理，让她仍然能够分享女儿们的生活，看到她们成年。
即使是站在最前沿的医者，所知也是有限的。但对生命，必须充满敬畏，正视每个人对生命的期望。
如果仅仅是机械、僵硬地参考医学标准和规定，有些病人，永远不可能接受手术。在这个充满敌意的职业环境和背景下，张正贤为何还义无反顾地根据病人的意愿，为他们提供治疗意见和手术？
那是因为：“生命是宝贵的，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每当有同事看完绝症病人后说：如果活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想活了。
张正贤就会告诉他们：
首先，你自己并没有活成那个样子；
其次，当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会对生存的希望抓的更紧些。
文章来源：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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