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虎
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堤岸边，紧邻国防部的地方坐落着一座纪念碑。纪念碑顶部是一个颇具东方色彩的神兽雕像，样子像狮子，背上长着翅膀，在缅甸寺院门口常见这样的狮龙兽雕像。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缅甸从事特种作战的钦迪特部队设立的。纪念碑的正面是钦迪特部队的徽章，下面刻着这支部队的座右铭：“最大胆的措施最安全。”纪念碑的背面是该部队指挥官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将军头像，下面是丘吉尔的著名颂词：“有这样一位天才人物，他本来也会成为主宰世界命运的人。”
1903年2月26日，奥德·温盖特出生于印度一个英国军人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清教徒。他从小受到严格的宗教熏陶，一生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甚至从制定战略到起草作战命令也常受到《圣经》的启示。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带有强烈的追求正义的色彩，他对那些命运不济的人和饱受压迫的民族，抱有深切的同情。正因为如此，他公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坚决反对英国兼并埃塞俄比亚。
他是一位军事天才和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他的战斗足迹，遍布巴勒斯坦、埃塞俄比亚和缅甸。他所秉持的“主动、进攻、机动”的战术思想，深刻影响了以色列国防军。他创造性提出的“远程突击作战”战法，对21世纪特种作战仍有所启迪。
他在常人眼里是一位行为古怪的人，有着谜一样的性格，混杂着神秘、愤怒和激情，以及让人无法抗拒的自信和最深沉的忧郁。他那乖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永不安宁的心。他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工具，是某种不可知力量的化身，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奠定了他一生的成就。
同时，他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具争议的军事人物：有人认为他冷酷无情，有人却认为他极富同情心；有人认为他毫无情趣，有人却认为他天性浪漫；有人对他恨之入骨，有人却甘愿为他赴汤蹈火。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探险扎苏拉绿洲
13世纪以来，阿拉伯作家到处散布有关绿洲的传说，称在尼罗河以西有一块周期性地出现或消失的绿洲，那里鸟语花香、遍地财宝。
1920年代，匈牙利著名探险家拉迪斯劳斯·奥尔马希伯爵（Ladislaus Almasy），即电影《英国病人》男主人公的原型，提出了一个关于绿洲的合理解释。他认为利比亚沙漠的几处地点突降大雨之后，绿色植物就会快速生长，随后几年，那些地方就会暂时出现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洲，再后来因为干旱导致植被枯萎，绿洲就会消失。当植被枯萎后，赶骆驼的人仍然记得某个地方有绿洲，却怎么也找不到，多年搜寻未果，他们就开始编造神秘的传说，称存在可以神奇避开探险者的世外桃源。
据奥尔马希推测，绿洲很可能在起点位于大吉勒夫高原（Gilf Plateau）的南北走向的河床。
1932年，温盖特年方29岁，即将结束在苏丹国防军的服役。在苏丹生活的五年间，他目睹游荡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过着原始、野蛮却优美的生活，像粗犷的古典诗歌一样充满魅力。此时，温盖特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学家，他渴望像托马斯·道蒂（Thomas Doughty）和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那样在地球上未知的地方探险，在东方文明中追寻伟大的地理发现。
1933年1月，为了寻找传说中失踪的扎苏拉绿洲，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苏丹测绘局的资助下，温盖特以最传统的方式组织了一次沙漠探险。他戴上穆斯林的缠头巾，穿上阿拉伯长袍，随身带着休谟的《英格兰史》，率领4名阿拉伯骆驼夫和13匹骆驼，在库夫拉古道上进行了一次为期五周的探险。途中，骆驼夫们竟然大声背诵《圣经》钦定版本中的内容，这令他既惊讶又震撼。
探险队没有找到扎苏拉绿洲的任何痕迹，只发现了一具骆驼遗骸、一副鸟骨架、一个鸟蛋和一个属于史前文明的石器。他事后为皇家地理学会写了一篇关于此次探险的报道，文尾这样写道：“别人曾经有过更伟大的发现，他们的旅途也许更加凶险和引人入胜。但没有人像我一样，在冒险精神的激励下前去探险，并在一次失败的探险中找到那么多快乐和喜悦。”
朱迪亚的劳伦斯
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逐步推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1935年，德国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将排犹政策写入法典。随着德国反犹运动日益猖獗，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造成土地资源紧张，引发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升级。
巴勒斯坦土地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当地的阿拉伯大地主与犹太移民的大宗土地交易。这类交易的前提，是要将佃户们从赖以生存的土地上赶走，失去土地的佃户是犹太移民问题的真正受害者，也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1936年阿犹矛盾激化，导致暴力活动蔓延，暗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成了暴行的主要特征。当时英国在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大多数英国官员从文化和情感上都倾向于阿拉伯人。
1936年初，温盖特作为阿拉伯问题专家被派往巴勒斯坦。此前，他一直认为阿犹矛盾是穷人遭受富人压迫的悲惨例证。可是，温盖特在海法只待了三个半月，就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这一转变是从他研究当地局势开始的，他发现自己以前对犹太人有很多错误认识，他意识到真正受压迫的是犹太移民。于是，他公然违背英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这样回答说：“在学校时别人看不起我，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世界不需要我。当我来到巴勒斯坦，我发现一个民族世世代代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但到头来他们并没有被打败，反而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在重建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自己属于这个民族。”
1938年，温盖特以犹太临时警察部队为基础，组建了英犹混编的“夜间别动队”，以定居点为依托，组织巡逻。上图是温盖特与“夜间别动队”战友们合影，他站在正中间。
起初，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温盖特的身份和立场表示怀疑，但他很快取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信任。他们用希伯来语亲切地称他为“朋友”（Hayedid），这个词成了他的尊称。
温盖特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尽管有时不失偏见，但历史证明他的绝大多数判断是正确且富有预见的。他对当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心态，以及巴勒斯坦以外阿拉伯世界的形势分析洞若观火。他呼吁英国当局重视犹太民族的军事潜力，将犹太民族作为大英帝国维护中东利益的重要盟友。他到巴勒斯坦4个月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武装犹太人。
1938年，温盖特以犹太临时警察部队为基础，组建了英犹混编的“夜间别动队”，以定居点为依托，组织巡逻。从一开始，他就向犹太移民灌输“主动、进攻、机动”的战术思想，这些原则在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夜间别动队”与阿拉伯暴乱分子的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对这支小部队锻炼非常大。以色列国防军的缔造者摩西·达扬、兹维·布伦纳，以及后来的著名将领伊加尔·阿隆，都是“夜间别动队”成员。6月，他率领“夜间别动队”在代布里亚与暴乱分子激战，身上三处负伤。因作战英勇，温盖特获得了军旅生涯中第一枚优异服役勋章。
温盖特很快赢得了一个他本人不喜欢的新绰号，即“朱迪亚的劳伦斯”。“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是英国历史上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阿拉伯民族起义而名满天下。许多熟悉“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人，第一眼看到温盖特时，都会觉得他们有某种相似之处。
正如美国记者洛娜·林赛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温盖特的目光像水手一样忧郁，向远处眺望着……我突然想到他很像阿拉伯的劳伦斯。”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巧合，事实上，劳伦斯的父亲属于与温盖特母亲有亲戚关系的查普曼家族，因此温盖特与劳伦斯算是远亲。两人都有某种神秘而忧郁的气质，都曾经担任过情报官，都以非正规战而闻名于世，最终都因非正常死亡而英年早逝。
1930年代是一个“绥靖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巴勒斯坦，英国绥靖政策是以牺牲犹太人的利益为代价，安抚阿拉伯人。温盖特越来越深地介入巴勒斯坦政治，并且是朝着背离英国当局政策的方向越走越远，这注定不会有好结果。1939年5月，他被调回英国本土。不久，“夜间别动队”被迫解散。
离开巴勒斯坦前，犹太朋友为温盖特举行了告别晚会，并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那是温盖特被收入犹太大教堂金册的证书。温盖特为获此殊荣郑重道谢，他抑制不住突如其来的冲动，举起右手，用希伯来语背诵了一段犹太人离开崇敬的故土时经常念的誓言：“耶路撒冷啊，我若不记念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温盖特再也没有机会重返耶路撒冷这块在他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土地。
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温盖特不死，他很可能会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首任参谋长。”
后来成为以军总参谋长的摩西·达扬，曾经这样评价温盖特的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以色列陆军中的每一位指挥官都是温盖特的信徒。他传授给我们的战术，是我们的灵感源泉和行动动力。”
《生活》杂志刊登的照片，温盖特戴着那顶标志性的遮阳帽。
今天，温盖特在以色列可谓家喻户晓，许多街道、学校和医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外国人，他的名气仅次于“犹太民族家园”的倡议者亚瑟·贝尔福。
埃塞俄比亚的解放者
1935年，意大利悍然出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流亡英国。1941年，在英国的支持下，海尔·塞拉西返回埃塞俄比亚，发动当地民众武装起义。
温盖特从巴勒斯坦返回英国后，被任命为第56轻型防空旅的参谋长。看起来，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似乎只能屈就于一支默默无闻的防空部队了。不过，命运再次眷顾温盖特，1941年11月，他被派往埃塞俄比亚领导游击战。
他作为海尔·塞拉西的战地指挥官，指挥3个营的正规军，以及当地“爱国阵线”部队，与3万意军在崇山峻岭间周旋。他受《旧约》中的著名英雄人物士师基甸的故事启发，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基甸军”。
温盖特率领基甸军声东击西，巧妙运用欺骗和心理战，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作战，打了一连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其中最经典的是阿吉巴尔之战，基甸军虚张声势，诱骗意军和殖民地军队上万人投降，当俘虏排着长队缴械投降时，他们才发现受降的只有36名苏丹士兵。
海尔·塞拉西班师凯旋之际，温盖特骑着一匹白马，一马当先进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只不过由于当地找不到马裤和马靴，他只好硬着头皮穿短裤展示他优雅的马术。在埃塞俄比亚，他获得了第二枚优异服役勋章。
温盖特始终坚定支持埃塞俄比亚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兼并埃塞俄比亚的任何图谋，甚至不惜以死抗争。埃塞俄比亚战役结束后，温盖特得了严重的疟疾，由于错误使用药物，导致神志不清，产生幻觉。他幻想有人迫害他和他所领导的基甸军，甚至幻想英国人要出卖埃塞俄比亚，他深陷想象之中难以自拔，看到自己的理想被践踏，他要以死抗争。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他在开罗的大陆酒店企图轻生。他用猎刀刺进了自己的颈静脉，幸好被隔壁同事及时救起。
缅甸的克莱武
1941年末至1942年初，日军在东南亚发动进攻，英军遭受惨重失败。2月15日，英军在新加坡无条件投降；3月7日，又弃守缅甸仰光，一路退往印度。
就在此时，康复后的温盖特临危受命，前往缅甸领导游击战行动。他在缅甸接手指挥的第一支部队是“丛林作战学校”，其使命是为英军官兵在中国从事游击战提供强化训练。温盖特撤往印度后，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新的思考，他认识到在缅甸不具备开始大规模游击战的条件，他提出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即“远程突击作战”。
温盖特关于远程突击作战的主要观点是：日军在自己战线后方最为脆弱，那里的部队素质较差。可以派出一支小部队在敌后实施破袭，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摧毁其补给设施，将敌军牵制在远离战线的后方，以便有力配合大部队实现战略目标。这支部队可以通过空投获得补给，并通过无线电实施联络。
1942年，温盖特组建了第一支远程突击作战群，即第77印度步兵旅。这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部队，基础是“丛林作战学校”的残部，还包括廓尔喀步枪团、缅甸步枪团和国王利物浦团各1个营。温盖特以缅甸的一种神兽——狮龙兽命名这支部队，即“钦迪特部队”。
1943年初，温盖特率领77旅发动第一次钦迪特远征。这次行动最初的任务是配合史迪威指挥的在印度和云南的中国军队，打通印度至中国的陆路交通。77旅共编7个支队，划分成两个作战群，一个负责佯动，另一个担负主攻，作战计划设置了巧妙的骗局。从始至终，远征行动的基本策略就是迷惑敌人，让日军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77旅的辎重靠骡马和大象运输，在途中靠空投进行补给，部队渡过了钦敦江、伊洛瓦底江，对日军多个据点、铁路实施破袭。此次远征堪称艰苦卓绝，1943年2月出征，5月部队陆续返回。出征时3000人，2182人最终返回印度，其中只有600人适合再次服役。
虽然付出了巨大伤亡，但这次行动是英军自敦刻尔克和缅甸失利之后，在远东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英军士气，也让英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在丛林战中打败日军。钦迪特部队的事迹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媒体蜂拥而至，报道铺天盖地，温盖特赢得了一个新绰号——“缅甸的克莱武”，罗伯特·克莱武男爵为印度殖民事业贡献巨大而被称为“印度的克莱武”。同时，他获得了第三枚优异服役勋章。
第一次钦迪特远征后，温盖特进入丘吉尔的视野，成为他的爱将。1943年8月，丘吉尔紧急召温盖特回国，并破例带温盖特夫妇参加在魁北克举行的四分仪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温盖特成为耀眼的明星，得到包括英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一致赞赏。美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坚定地支持温盖特。马歇尔将军声称，不论史迪威、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拿走分配给温盖特的物资，他都会把它们收回来。
四分仪会议决定扩大钦迪特部队的规模。随后，按照温盖特的设想，英军组建了6个旅共23000人的特种部队。美军也参照钦迪特部队的模式，组建了“梅里尔掠夺者”部队，还专门成立了美军第1空中突击队，负责为特种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第二次钦迪特远征的目的是为配合史迪威指挥的中美联军打通缅北的交通线。就在第二次钦迪特远征刚刚开始，而盟军的主要行动尚未展开之时，日军集中兵力向印度边境的英帕尔、科希马发动进攻。空降在缅甸纵深的钦迪特部队，成功阻断了日军交通线，牵制了向英帕尔方向增援的大量日军，有力配合英军挫败了日军的进攻，为盟军全面反攻、收复缅甸铺平了道路。
就在更大规模的特种作战行动刚刚拉开帷幕之际，1944年3月24日，温盖特将军视察完部队返回指挥部途中，在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山区因飞机失事罹难，在他人生巅峰上像流星一样突然陨落。
飞机失事现场非常惨烈，解体的飞机钻到地下18英尺深处，尸体难以辨明身份，但在一些可以辨认的物品中，人们发现了温盖特那顶著名的老式遮阳帽的残片。同乘一架飞机的有9人，其中有5名美国人、4名英国人。
由于当时与日军的战事激烈，遗骸被发现后就地掩埋。1947年，遗骸移葬至位于印度英帕尔的英军公墓。但是，美国方面援引英美关于战时遗体处理的相关协议，鉴于美军遇难人数多于英军，坚持要求将遗骸安葬在美军公墓。1950年10月，温盖特将军等人的遗骸整体移葬至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温盖特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军事成就并不限于战场功绩，更在于其创造性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21世纪初，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安全的首要威胁，非正规战再次成为热点。“奥德·温盖特克服了前线、河流与山脉等限制，派遣部队深入敌后，仅用几个旅的兵力就给整个战区的敌军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创举堪称后世用兵之典范。就这一壮举的规模与影响而言，直到近七十年后的今天，仍无人能超越。”美国军事战略与理论分析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2011年在《非正规战大师列传：他们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全世界仍在期待下一个温盖特的出现，一位能够率领小规模部队持续进行纵深突击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