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春城讯 位于西山的名人墓园，张天虚安息于苍翠松柏间，与不远处的好友聂耳相伴长眠。
圆柱形墓碑上，“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是对他短暂一生的热血注释。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追随信仰之光，从云南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从日本到延安，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笔耕不辍、记录时代，创作的长篇小说《铁轮》，被茅盾评价为“是作者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
作为战地记者，他随60军184师奔赴战场，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
避走日本，他将好友聂耳的骨灰从日本带回国。在29年生命旅程中，他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书写了抗战时期的革命理想。
知己同投革命路
1936年早春，上海黄浦码头，一艘来自日本的轮船靠岸，25岁的张天虚随人潮下船。
此时的他仍旧带着忧伤，这次回来，是将好友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护送回国，交给专程赶到上海的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带回昆明。
时间倒流到9年前。那是1927年，是这段生死友谊的开始。彼时，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不久，云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了救援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地下党决定成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就读于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前身）预科八班的张天虚就是“济难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聂耳在朋友郭辉南的动员下也加入进来，两人因此相识。出于对音乐、文学和表演的共同爱好，志趣相投的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1929年7月11日，昆明城中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七一一”昆明北门街火药大爆炸惨案。惨案发生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组织各界赈灾，“济难会”也积极加入。
运送伤员、募捐、演讲、抗议……两个有共同理想的同龄革命青年形影不离，积极进行赈灾活动，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0年，昆明政治形势恶化，云南当局加紧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镇压，张天虚和聂耳被迫离滇，先后到了上海。这一年，张天虚19岁。
到达上海后，张天虚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经何家槐介绍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除了在报端发表短文外，一心致力于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专注于音乐创作的聂耳，则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两名好友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宣传着理想与爱国，成了上海“左翼”文化战线上的青年先锋，并在1933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对革命满腔热血，张天虚再次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出于安全考虑，只得再次避走他乡。
异国永别送友归
1935年3月，为逃避国民党当局追捕，张天虚离开上海，到达日本。在日本，张天虚担任了由“左联”流亡日本同志所创办的大型进步刊物《东流》月刊编辑。
也是在这一时期，几易其稿后，4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铁轮》最终定稿。这部小说深刻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黑暗，被茅盾评价为“是作者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
因为相同的原因，同年4月，聂耳也来到了日本东京。“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天虚的住所（神田区神保町2—12—2号），他们同住在一起，畅叙了别情，交谈了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聂叙伦《悲痛的回忆》）。”这段来自聂耳哥哥的回忆，却不想是这对好友最后的相聚时光。
到了东京，两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继续追寻爱国救亡的理想，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张天虚还写了《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歌词，请聂耳谱曲，并在“左联”活动中演奏。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邀请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为聂耳送行，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不料竟成永诀。
1935年7月17日，聂耳游泳时不幸遇难于藤泽市鹄沼海滨。痛失好友的张天虚强忍悲恸，立即奔赴藤泽市与日本当局交涉，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带着他的骨灰回到东京。
在东京“左联”支盟召开的追悼会上，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作出的贡献，后又主编第一部《聂耳纪念集》，收录了《聂耳传》、聂耳日记、聂耳著名乐曲和其他相关文章。
1936年，张天虚将聂耳的骨灰及遗物护送回国，带着好友未竟的心愿，更加奋力地投身革命。
愿以热血写抗战
1937年11月8日，在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领导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国记协的前身）组织大批左翼新闻工作者奔赴抗战前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张天虚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股长。他创作的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首演时，毛泽东也到场观剧，并送给他一支钢笔以示奖励。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出版《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文集，受到茅盾等人的高度评价，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和长江局派张天虚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到60军184师参加抗日活动。临行前，朱德亲自指导工作开展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方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
张天虚等人在184师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他负责编辑《抗日军人》油印期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其间，他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值勤巡逻，防范敌特的潜入破坏。至武汉保卫战爆发的这半年时间里，他撰写了《运河的血流》《血肉筑成的长城》等多篇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后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1939年6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0年春，张天虚接受中共南方局派遣，经新加坡辗转到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华侨报刊）编辑。在八九个月时间内他撰写了社论及文艺作品近百篇，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
繁重的工作使张天虚积劳成疾，肺结核病恶化，餐中吐血。1941年1月，党组织安排张天虚返昆治疗，住进英国教会创办的惠滇医院（在昆明西郊车家壁），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工作。1941年8月10日上午10时，张天虚辞世，时年29岁。
在滇池之畔，西山苍翠之中，张天虚与好友聂耳重聚了。他一生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友张子斋曾在张天虚去世后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
正如郭沫若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生辉，滇海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昆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姚丹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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