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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本书的最后一期，是对现代的总结以及对未来世界的畅想，这里出场的思想人物只有两位：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
他们是现代思想辩论的议程的设定者，议题是未来世界的趋势。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1997年8月31日，西方许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个大新闻，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那一天，戴安娜王妃因为车祸在巴黎去世。
这可能是一条令人悲伤的消息，但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教授却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他说，戴安娜之死是“全球化的缩影”。
何以如此呢？他是这么解释的：
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一个法国的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
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她治疗的是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是从一台电脑上读到了这个消息，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制造的芯片，韩国生产的显示器，在新加坡组装，运到硅谷，最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送货给你……同学们，这就是全球化。
是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曾经分裂的世界开始融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正是后冷战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宏观趋势，它还广泛地渗透了人们的生活细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越来越密切地与异国他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但在另一面，越是紧密的关系未必就越是友好融洽。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容易做朋友，至少能相安无事。如果相互的距离太近，比如住在一起做了室友，或者恋人同居了，也可能更容易出现摩擦和冲突。
世界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总是存在差异，随着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些原本容易彼此包容，或者至少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凸显，甚至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冲突。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就是一个例子。你看，与全球化浪潮一同到来的，还有反全球化的浪潮。
最初兴起的反全球化力量，大多来自国际秩序中的一些弱势国家或群体，它们感知到需要抵御来自西方的冲击。但在最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势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崛起，体现为排外、反移民和脱欧等现象。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开，俯瞰这个世界，就会发现两种相互抵触的大趋势：一个是全球化，世界不断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强调人类的共同性；而另一个趋势在抗拒这种全球化，可以叫作“逆全球化”，也有学者称之为“部落化”。
“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福山在冷战的末期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的观点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选项，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就抵达了终点，在这之后不管发生什么，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结束。他的文章发表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了，西方赢得了冷战。“历史终结论”成为这种胜利的理论解释，福山也被视为先知般的思想人物。
但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几乎像是当头一棒，敲醒了沉醉在喜悦中的胜利者。西方思想界开始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又要如何理解新的冲突？于是，“文明冲突论”走到了台前。
“文明冲突论”的要点是什么？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世界上有七种主要的文明类型，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亨廷顿认为，在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之后，“文明之间的冲突”会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态。“文明冲突论”最早发表在1993年，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它也被看作对历史发展的准确预言。
福山和亨廷顿，一个说历史终结了，一个说并没有终结，还有文明的冲突。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争议自然也不可避免。但仅仅着眼于观点的对立，只是触及了双方分歧的浅表层面。
“制度”与“文化”之争
在刘擎看来，福山与亨廷顿的争论，重新开启了我们对政治学领域一个经典议题的讨论，那就是“制度”和“文化”之争——制度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文化？究竟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改变文化？
福山认为，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义是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的文化。福山相信，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现代化的结果，而现代化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逻辑。
当然，文化也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福山强调，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也可以转变文化，也许转变的过程漫长而曲折，但不同的民族国家终究会在制度选择上越来越相似，同时仍然能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福山是日裔美国人，而日本就是能够印证福山观点的一个典例——它既有最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很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
但亨廷顿不同意，他认为福山低估了制度对于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依赖。在他看来，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都高度依赖于西方文明，尤其是民主政治，它是基督教文化的特定产物。所以，非西方文明很难接受西方文明的制度，日本只是一个例外。
如果制度是特定文化的产物，那么它就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文化。但如果制度本身可以塑造和改变文化，那么即便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也可以采用大致相似的现代制度。
福山与亨廷顿都同意，冷战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他们的分歧在于，福山认为世界各国的制度会趋同，变得大同小异。而亨廷顿主张冲突不会结束，只是改换了类型，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们的思想分歧成为了后世持续研究的焦点。
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这五个字看起来很玄，但我们中国人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学过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告诉我们，历史有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有自己发展的过程和方向，会从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学术名称是“普遍历史观”。
福山也采用了类似的历史观。“历史终结论”主张，历史发展有自己的方向，我们最后会走到历史的终点。但是，福山认为历史已经抵达了目的地，不会再往前走了，所以它就终结了。而这个终点就是自由主义民主。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
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么会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呢？
福山相信，这种斗争比阶级斗争更加根本。只要人类获得了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地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的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的火车头也就停下来了。对福山来说，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他宣告“历史终结了”。
接下来，福山又给出了一套政治科学的论证，其中援用了一种普遍化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论文化有什么特殊传统，只要搞现代化，最后都是趋近普遍的共同模式。现代化的国家虽然各有特色，但在制度上大同小异。
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
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变化。这包括城市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大、教育的普及提高、信息传播渠道的丰富多样、专业阶层的兴起等等。
伴随着这些发展，人的生活好了会要求什么呢，会“饱暖思淫欲”吗？福山说，不对，应该是“饱暖思承认”。人们有“获得承认”的需求，希望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得到认可。福山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政体，认为只有自由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平等而自主地参与重要公共问题的决策，从而感受到生活的自主权，也就获得了尊严和价值感。因此这种政体最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承认”的需要，这就解释了经济发展会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
历史的终结并不是说世界上不会再发生新的事件了，现实的冲突和斗争还会持续，但就意识形态而言，他认为自由主义是最优的选项，因此，在它的所有竞争对手中胜出。
当然，目前对政治发展现实的考察中，既存在对“历史终结论”有利的证据，也存在不利的证据。
比如，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东亚地区在威权政体下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似乎可以脱离民主化的普遍进程。因此，西方学界曾流行过所谓“东亚例外论”。但到后来，韩国等东亚地区开始了民主化转型，就打破了这种例外论。
来自中国的挑战
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
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
“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历史终结论”之后，我们将转向福山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理论，那就是与“历史终结论”针锋相对的“文明冲突论”。
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亨廷顿立即被视为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受到众人瞩目。
“文明冲突论”，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叫作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注意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七个主要“文明圈”：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有非洲，它有可能成为第八个文明。亨廷顿相信，文化价值和宗教具有持久性，是影响国家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亨廷顿怀疑“西方文明优越论”。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明都更重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我的文明好，你觉得你的文明好，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
其次，亨廷顿认为文明很难改变。他当然知道世界不是静止的，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但是，他不同意福山的最后一个推论——经济发展会导致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趋同。亨廷顿坚持主张，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几乎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西方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等价值，都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并不是普遍性的价值。你要是认为这些东西人人都喜欢，要推广到其它文明并改变其核心价值，就会激起人们的反感和抵抗。
再次，他认为当今世界西方文明在相对的衰落，美国不再可能成为全球的霸主，虽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仍然重要，但中华文明圈的力量随着经济发展正在增长。所以，西方再也不可能让其它文明“西方化”，必须放弃这种幻想。
亨廷顿强调，要承认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他称之为“文明的断层线”。冲突的危险就蕴藏在断层线之间，文明的差异不可能消除，所以冲突的危险也持久存在。
总的来说，亨廷顿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文明差异不可消除，冲突不可根除，只能管控；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
来自文明内部的挑战
当然，亨廷顿的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最有威胁的挑战就在于文明本身，其内部也一直有无法抹除的内战，比如，历史上基督教文明内部就有过血腥的宗教战争，而伊斯兰文明内部也发生过“两伊战争”，还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长期争斗。如果说文化和宗教的隔阂是冲突的最重要因素，那如何解释同属一种文化的人们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冲突，甚至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呢？
另外，亨廷顿相信文明的核心价值基本上不可改变，但你可以找到不少反驳的例子，比如你可能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印度的一些地区有“殉夫陪葬”的传统风俗：丈夫去世了，寡妇要作为陪葬，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一起被焚烧。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想要废除“萨蒂”这个风俗，却遭到当地部落首领的反对，他们理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不可改变。”
当时，担任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官的是纳皮尔爵士，他回答说：那好吧，烧死寡妇是你们的风俗。但我们英国人也有一个风俗：如果有男人把一个女人活活烧死，我们就会把他挂到绞刑架上绞死。你们就先遵循你们的风俗吧，然后再来让我按照我们的风俗行事。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也知道，印度最终获得了独立。但“殉夫陪葬”的风俗恢复了吗？当然没有，它早已被废除了。在今天印度的法律中，还有专门的条款明确禁止“殉夫陪葬”。
那么，文化真的不可改变吗？显然不是。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位理论家，到底谁更有道理呢？如果转向现实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文化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也有些文化价值如此根深蒂固，在特定的时间内很难改变。
在刘擎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国家内部：“精神内战”？
但这两位思想家当时都没有料到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后果：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刘擎把它叫作“精神内战”。
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
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
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终于，逆全球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今天，美国的“退守”，英国的脱欧，WTO的失灵，贸易争端的加剧，各种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的浪潮汹涌而起……人类进入了新一个年代，曾经的“历史的目标”和“宏大历史的故事”似乎消失了，人们现在都在讲述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当下，似乎只有中国仍然在积极推进全球化，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
人类的未来究竟会怎样？中国古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这种看法，就好像在一场旅途中只是关注眼下的路面。如果我们抬起头，观察更多长远而缓慢发生作用的变量，你就会明白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我们也终于可以明白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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