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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差不多两个月回一次中国，每次待2周左右。”徐鹏坐在蚂蚁金服硅谷圣马特奥的一个会议室里说。
如果没有2016年11月的那个决定，徐鹏的生活轨迹可能就是在硅谷的两点一线——从家到谷歌，再从谷歌到家。
2005年，徐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获得博士学位,这个领域今天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毕业后进入谷歌，一待就是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决定加入蚂蚁金服，负责蚂蚁在硅谷的新项目，从此他开始了硅谷和中国长三角之间的两点一线。
“经常这里（硅谷）下班回家，吃晚饭和国内开电话视频会议。硅谷的晚饭时间，正好是国内的工作时间。”徐鹏说，他的团队一部分在硅谷，一部分在中国长三角的杭州，业务扩展也非常快，在支付宝APP主页面搜索框那个“麦克风”的语音互动，就是徐鹏团队负责的。
“我们是海鸥派。”傅利民笑着说。八年半前加入阿里巴巴的傅利民，现在一年时间里，半年在硅谷、半年在长三角。作为阿里巴巴国际UED事业部资深总监，达摩院-人机交互实验室的负责人，傅利民最关注的也是人机交互、自然交互和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近年来在硅谷不断演化。
从徐鹏到傅利民，“海鸥派”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群像。
全球创新网络的聚合裂变
Flex在硅谷米尔皮塔斯市设有专门的客户体验中心，15栋矮楼分布在偌大的园区中，直接形成了从概念成形到设计、工程、生产、分销物流的制造产业链。
Flex 全球研发副总裁 Patrick Boisselle用“概念成形到规模量产（Sketch-to-Scale）”来自我定义。如今，Flex在智能驾驶、家居应用、智能穿戴、企业级计算、智能手机等领域，构建出一个庞大的智能制造全球产业链网。
Flex的中文名字是“伟创力”，6月初刚刚在上海成立设计和创新研发中心，9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有19个高标准的标准化实验室以及300多位非常资深的工程师。
此外，Flex在中国拥有17个基地及工业园区，中国员工超过10万人，占全球的一半，百度、ofo、华为、联想都是它的客户。
“在硅谷，我们能实时跟踪到全球供应链的变动情况。”Flex全球传播高级总监Paul Brunato说，选择上海作为全球设计研发中心，一方面是政府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拥抱上海也就拥抱了中国。
Paul Brunato说，硅谷能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是很多高等学府的集中地，有了科技创新的源泉。而上海有多达64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机会同样很大！
Flex的中国人潘紫霄，6月初刚刚回到长三角，代表Flex参加了阿里巴巴在杭州主办的2018年全球物流峰会。
Flex进入了“E.T.驼峰计划”的首批合作阵容名单，聚焦无人时代的智能物 流。和Flex一同进入名单的，还有英伟达、盒马、恒源电动汽车集团、高德地图等。
“未来全球化生产将更多朝着全球价值链方向发展，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在《全球城市》一书中，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说，过去全球化生产是垂直分工，如今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织，且水平分工日益突出，投资区位以潜在市场规模为首要因素，全球价值链从“离岸”布局向“近岸”布局转变。
对于这样的价值链发展方向，Flex 深明其意。
逆向反哺的中国模式
当硅谷企业在新加坡、上海等全球建立产业链节点、打造创新网络时，中国的场景和模式，同样也在硅谷播下种子。
圣何塞市正厅门前的马路上，停着几辆BIRD滑板车，车头有二维码，用户下载app扫码解锁后即可使用，收费1美元起。新闻晨报·周到记者途经时，几个黑皮肤的少年，一脚踩着BIRD滑板车，从身边“飞”过。
这样类似“共享单车”的创业项目，在硅谷大湾区不止一个。而它们的发源地显然就是中国。摩拜、ofo等共享单车如今遍布上海甚至全国的街头，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引领。
当年硅谷 Copy to China 的潮流仍在，但中国模式Copy to Sili－con Valley的逆向反哺，也正在悄然发生着。硅谷和中国的融合和“轻推”，从单向变成了双向。
“中国最大的创业机会，是场景和规模。盒马模式的诞生，跟人口密度关系密切，30分钟能覆盖很多人。很多海外公司跑到中国看盒马，都很惊讶，也希望能把库存管理、线下销售等拿到美国用起来。”傅利民说。
回首过去数十年的全球经济变迁，从石油煤炭主导的碳基生产力，到PC、手机芯片主导的硅基生产力时代，再到如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主导的算基时代，全球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让大家成为互相守望的共同体。
而在这场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动中，除了人才、模式，自然少不得资本的流动。
沙丘路风投的中国影像
沙丘路2750号，硅谷银行。“这家银行很小，但很忙！”。一名华裔保安说，他几乎每天都看着这家“小银行”人来人往。
沙丘路，被称为“硅谷中心的中心”，有人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沙丘路上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
整条沙丘路，弥漫着资本的味道。从摩根士丹利、德丰杰，到KPCB(凯鹏华盈)、红杉资本、银湖资本……你听到过和没听到过的大牌风投机构，总部都在这里。
而这些风投机构，几乎都在上海设有中国办公室。在阿里巴巴、百度、京东……这些顶尖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股东名单中，他们也都是“常客”。
就像硅谷银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中国开展业务，而随后2005年开设的第一家中国分支机构就选在上海，取名盛维商务顾问（上海）有限公司（SVP Capital Shanghai）。
如今，这家分支机构所在地是大连路588号宝地广场。在上海，它还受托管理着两只来自上海市杨浦区的政府基金。
2011年，硅谷银行又和上海的本土银行——浦发银行合资建立了浦发硅谷银行，这是1997年后中国第一家获得牌照的合资银行，提供中国境内在岸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
在今年以及接下来的IPO上市浪潮中，无论是已经在港股完成IPO的小米集团，还是已经递交招股书的美团点评，又或者是被认为将在未来2年内IPO的蚂蚁金服、滴滴出行、今日头条……硅谷的投资机构作为风险投资者，自然也是重要的受益者之一。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角色有一点尴尬。”高通风险投资中国部总经理沈劲说，面对国际形势变化，高通夹在中间，有点难受。高通总部就在硅谷，高通风投是小米的投资人，也是国内很多手机厂商的芯片提供商。
华登国际副总裁王林，投资了多家知名的半导体芯片和智能硬件。华登国际总部在旧金山，在中国本土投资的半导体企业超过30家，全球范围达到了100家左右。面对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王林也表现出一定的无奈。
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化特征越来越显著，网络状的全球价值链将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促进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产品融合和产业融合，并形成更多的“溢出效应”。
“科技创新中心的重大变化之一，是从由研发开发、示范应用及技术扩散等若干关键环节构成的创新链转向创新网络……创新网络平台上内部和外部众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使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大量创新资源聚合、交汇，进而不断产生裂变和形成创新突破点，形成创新资源聚合裂变的流程。”周振华在《全球城市》写到。
无论是沈劲还是王林，显然都期盼着这张全球创新网络，能够像此前那样每一个节点都通畅，不会因为外在的力量，而耽误了创新，耽误了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