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朱宝庆
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指示建立吕梁山根据地，第115师的徐海东旅、陈光旅和八路军总部均宜立即西移。11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到达吕梁山、太行山之间的洪洞县马牧村一带。邓小平率八路军总政治部及随营学校，在介休乘火车于12月底到洪洞县归总部建制。
随营学校来到洪洞县，驻进一个名叫白石村的大村庄。白石村有五百多户人家，1936年3月下旬，东征的红1军团的部队来到白石村，并在村里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随营学校驻进白石村后，家家户户都住着学校的人员，校部住在村北面温寿泉家的大院子里。到白石村时，原由庆阳步兵学校出来的红军学员大部分毕业到部队去工作。1938年1月，随营学校又先后接收了三批学员。其中有115师教导营的三百多名学员，有“牺盟会”的几个学生队，有平津、东北等地寻求救国的流亡学生。这三批新到的学员除部分被补充到原有的五个学员队外，其余的新组建了第6队和第7队。全校千余人，第7队驻进二里外的李村，其余全部驻在白石村。每天一早，干部学员就忙着为群众挑水、扫院子，白石村的大路小巷，都被扫得干干净净。
随营学校来到白石村后，正式开课训练。
白石村与马牧村不远。韦国清经常到马牧村去，向朱、彭首长请示、汇报工作。一次，他对教育处长闫捷三说：“我要去向总司令汇报工作，你有什么意见？”闫捷三建议说：“你要汇报山西老百姓非常好，就是缺领导，官都跑了。”韦国清笑着说：“你山西人就说山西人好。”还有一次，韦国清带闫捷三一起去见朱德，汇报教学情况，请朱总司令讲讲国内、国际形势。朱德说：“现在主要是发展，发展部队，发展群众武装。国民党内部很不稳定，恐日病严重，依靠它是不行的。国际上，德、意、日正处在进攻时期。我们要发展，需要大量干部，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朱德说了两个小时，边说边解绑腿，解完后又重新打起来。开午饭时，彭德怀走进来，见朱德说了一句：“老兵油子。”韦国清、闫捷三与朱德一起吃饭，朱德走进饭堂问：“怎么又多了一个菜？”闫捷三没有吃饱，回学校后又吃了饭。
随营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上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课就在庙宇、民房、院子和谷场里进行。没有桌凳，学员就坐在背包上，书本放在膝盖上听讲、做笔记。没有黑板就用门板代替。射击、投弹、刺杀等动作课没有操场，就把收完秋庄稼的空地平整出来做操场。条件简陋，但教员教得认真，学员学得用心，充分体现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操课前后，学员们歌声不断。《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等，是学员们常唱的歌曲。
韦国清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人，他对教学工作抓得很认真。对教学秩序的正规化也很重视，在教学活动中，处处以身作则，表率全校。
1938年2月初，胡成放等几个新教员从延安来到随营学校。韦国清看了介绍信对胡成放说：“你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文，又学过马列主义，就担任日语教员兼政治教员吧。”
胡成放上第一堂课，教战场喊话。韦国清亲自去听。他提前进入教室，坐在学员后面。教员到了，全体起立。教育处的一个干事向教员报告。喊了“起立”后，韦国清跟学员一样起立，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看着值班干事向教员敬礼。胡成放想：“校长也这样，跟普通一兵一样。”韦国清认真听讲。“日本士兵们，我们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胡成放一句一句地教，韦国清一句一句跟着学，和其他学员一样。胡成放回忆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韦校长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我当时二十一岁。教室是老百姓的房子，在校部住的院子里。一间厢房，能容三十个人。”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韦国清要求教员讲课联系八路军的实际，强调人民战争思想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教员实行驻队教学。每个队配军事、政治、政工教员各一名，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还要求行政干部兼教员，从校长到队长，都要上课。韦国清为了集中精力备课，就让警卫员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备好课以后，就把有关教员和队长召集来研究。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并向他们请教，从不摆校长和老院校、老教员的架子。凡是自己不懂的课程，韦国清都注意钻研学习。他认为当校长，就应该熟悉学校所开的各门课程。为此，就必须注意当好学员。
韦国清特别注意管理中可能出现的漏洞和死角。他说：“一般检查工作，都要到厨房、厕所。吃得怎么样?厕所有没有挖坑，每天是不是盖了土?”每遇他检查工作，下边都摸到脾气了：各方面都不能有漏洞。
白石村最激动人心的事，就是朱德总司令来随营学校讲课。韦国清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多次请朱总司令到学校给大家讲军事课和作形势报告。朱德以德治身，为人宽怀忠厚，金刚面孔，菩萨心肠。对学校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
一天，朱德专程来学校视察，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散会后，朱德与学校的篮球队在校部大院球场打了一场篮球，轰动了全村的老百姓。
朱德很关心学校的工作，常在马牧村宿舍听韦国清汇报情况，并与其聊天。韦国清也常到总司令住处找书看，与朱德建立了深厚感情。
在文化生活方面，各学员队都办有“救亡室”(俱乐部)，自编自演抗日节目，组织歌咏活动和球赛，也带动了白石村的文娱活动。
1938年1月31日，是戊寅年正月初一。白石村组织了秧歌队到随营学校机关和各队去拜年。晚上，军民一起开联欢会，村民们新编了一首《白石村老百姓都把那脑筋转》的歌舞，在会上演出。全场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2月下旬，日军继续向晋南进攻，意在夺取临汾。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转进，随营学校奉命西迁陕北洛川。
韦国清接到命令，与校处领导研究方案，进行紧急部署。但行动计划是严格保密的，除少数参与指挥的人员外，其他人并不知道。2月19日是农历正月二十，学员、部队按当地风俗，与白石村群众欢天喜地地闹“红火”。
第二天，20日凌晨，白石村沉寂的夜空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全校指战员迅速起床整装，从各家各户跑步到校部房前的广场上集中。听到号声，全村的老百姓也都起来了。为了保密，部队集中时，学校才找村干部动员民工、车辆。当时村里有很多大车到外村拉芦苇去了，但村里还是想尽办法动员出六十几辆马、牛车和部分牲口，帮助学校装运辎重。部队到齐后，立即出发。白石村二十几名青年被批准参军，一起随军行动。全村男女老幼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送部队出村，队伍已经走远了，乡亲们还站在村口不肯回家。两个月的军民感情此时全涌上来，犹如亲离子别一般。
随营学校走了，白石村小学的一群孩子象丢了魂似的。他们在两个月里，自觉已成为随营学校的学员。随营学校的一切活动，一件一件地都排在他们心里。转眼间，他们心里最美好的东西全都随着部队远去了。村子空了，他们的心也空了，一时间没了主意。小同学们默默地聚在一起，想着怎样才能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参加随校去!”
小伙伴们的眼前突然亮了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响应着这个号召。他们商量好了离家参军的主意，急忙跑到小学校，找老师郝肯堂。部队走后，留下副官刘笠云、民运干事蒋广东带通信排检查群众纪律。郝老师刚由蒋广东介绍入党，便带着十几个孩子来找蒋广东。蒋广东和刘笠云看着这群十三、四岁的孩子，既感动，又因年龄太小不敢作主。但孩子们已经有了主意。第二天，刘笠云、蒋广东带着通信排离开白石村时，十几个“小战士”已经背着背包在路口等候他们多时了。无可奈何，只有带着上路。十几个小同学自发组成一个班，在小学老师苏迎寿的带领下，跟着随营学校后留人员去追赶部队。第一天晚上住临汾刘村，第二天过了龙寺后，就追上了随营学校的队伍。
校领导开始动员他们回去，可谁劝说也不行，他们坚决要求参军：“说我们年龄小，可我们两天就赶上了部队，比你们还走得快!”
几位校、处领导深受感动。韦国清想起自己十三岁时要求参军被拒绝的痛苦心情，便同意将他们收下。当时赶来参军的小学生何柏林回忆说：“由于不够入学条件，学校就分配我们在机关，有的当卫生员，有的当司号员，有的当电话员，大部分是当勤务员。我就给韦国清校长当勤务员了，他的警卫员杨连同志是贵州人，马夫苟维忠同志是四川人，他们俩都是老红军。我刚出家门，也不懂什么事，他们就一点一滴地教我怎样照顾首长。韦校长那时很年轻，但显得稳重老练。穿一身灰军装，外面穿一件带狐狸皮领子的灰色大衣。中等身材，目光炯炯，英姿飒爽，待人和蔼可亲。他喜欢打网球，常穿一双高腰运动鞋，更显得矫健轻捷。”
行军路上，韦国清与政委陈明坚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从不骑马，走在后面的人无论如何疲劳，一看到校首长在前面，就紧紧地跟上队伍。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张正光回忆说：“我们到山西以后，韦校长搞来一匹日本的军马。我们原来骑的是小马，日本马个头大，他骑那个黄色的大洋马。行军时，前面有打前站、号房子的，后面有收容队。收容队的困难比较多，韦校长就把他的马留给他们。那时，他年轻，坚持与部队一起走。”韦国清交代马夫：“这个马个头高，走不动的同志，身体轻的，你把他抱上去。”有时交代：“找个塄坎，让人站在高处上马。”
离开白石村的第二天中午，随营学校部队经过临汾城西郊。突然枪炮轰鸣，城区硝烟滚滚，日军已开始攻打临汾。敌机发现随营学校的行军队伍，一次又一次飞来轰炸。炸弹在道路周围连续爆炸，韦国清十分镇静，明确指出疏散方向，指挥长征路上过来的一批红军骨干，组织部队迅速利用地形隐蔽。除个别民工负伤外，整个部队无一伤亡，车辆物资也未受损失。而闫锡山的民族大学撤离临汾后，走大路，加之指挥失当，遭敌空袭，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学校解散。韦国清回忆说：
随营学校很镇定，看着敌骑兵进临汾，我们才集合向西走，学生一个也没逃跑。
部队2月底来到黄河岸边。一见到黄河，大家都有一种回归的感觉。从陕北、庆阳来的红军指战员，见到黄河就象回到了家门口。在山西入校的知识青年，见到黄河就象投入了民族母亲的怀抱。不过，这时的黄河尚在冬眠之中，显得安祥宁静。往日虎啸龙腾的壶口，也覆盖着厚厚的冰层。部队准备在壶口附近的河面狭窄处过河。河水冲下来，在这里结成一道冰桥。到黄河边，闫捷三对韦国清说：“你和政委先休息，我去检查冰层，组织过河。”韦国清坚持要亲自去勘察，带一个学生队先通过。韦国清下去一看，冰面不平，有缝隙的地方还可以见到水。为了防滑，韦国清指挥学员在冰面上撒土、撒草、铺木板，垫出一条小路。然后，指挥人员先过河。骡马过河比较麻烦，韦国清指挥把驮的东西及鞍子卸下来，牵马过河。马不肯上冰桥，马夫就抬马腿，将一匹马送过去，再送另一匹马。人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总算安全。只有一匹马滑倒，坠入玉谷琼山之中，未能得救。
过了黄河，越宜川，入延长，回到陕北苏区。为了让学员了解革命斗争的历史，韦国清决定在延长县城多住几天。学员们有组织地深入社会各界，实地调查、访问。生动活泼的真人真事，通过学员的调查报告，互相交流。平淡无奇的黄土地，却使每个学员都感受到空前的新鲜，“革命”的概念变得亲切具体了。
离开延长后，学校的大多数人才知道要去延安，每个人的心立刻滚动起来了，他们向往革命圣地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了。
部队在去延安的路上，一个个兴高采烈，嘹亮的歌声不绝于耳，行军步伐也加快了。快到延安时，首先看到的是远处的一座尖顶教堂，这里是有名的桥儿沟。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这里秘密会晤。不久，学员们看到了延安的宝塔和城墙，他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进入延安城，随营学校受到了军民的夹道欢迎。
到延安第一个印象，就是城内城外到处都是军人。一问才知道，所有的公职公教人员、学生、干部，都穿灰色军装。如果不看“抗大”“陕公”或其他标志，就难以区分谁是军，谁是民。一到星期天，狭小的街道十分拥挤，人最多的地方是新华书店。在这里，可以看到全国其他城市看不到的大量“禁书”，而正是在这些“禁书”中，人们才能了解到许多人向往而未能进入的、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为之流血奋斗的、未来的新世界。这些“禁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当时，革命队伍是没有工资的社会。随营学校的学员，战士和一般干部，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教员享受优待，每人四元，主任教员五元，和朱总司令的津贴一样。但是，他们在进入新华书店的时候，才第一次感到口袋里的钱有点少了。在见到毛主席以前，进新华书店是学员们到延安后感觉最满足的生活。韦国清回忆说：
我们于1938年3月过黄河回延安。我和陈明先找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汇报，他带我们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对外还叫八路军随营学校，对内是抗大第6大队。教育方针是：迅速培养，打好基础。政治、军事提高还要靠出去自己锻炼。”我向毛主席汇报说：“学生要求见毛主席。”遂决定次日毛主席讲话。
韦国清和陈明从军委回到延安文庙以东的随营学校驻地，学员们都以期望的目光看着他们，并从不同方向围过来，有的学员忍不住，便壮着胆子问校长、政委：“首长，我们见毛主席的愿望能实现吗?”韦国清对着一双双夺人的目光，微笑着说：“一会儿开会就知道了。”学员们盯着校长、政委的背影，兴奋地议论起来，他们已能猜出八、九分了。
第二天下午，随营学校的全体教职学员，在韦国清、陈明的率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杨家岭的山坡广场，等待着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检阅。大家列队坐下不久，毛泽东在韦国清的陪同下，从窑洞门口走来。部队全体起立，望着毛主席热烈鼓掌，毛泽东在远处就向大家频频地招手致意。
韦国清介绍毛泽东，并请他向全校师生讲话。毛泽东站在一张旧课桌前，操着浓厚的湖南乡音开始讲话：“欢迎从前线归来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家听了异常激动，热烈鼓掌。接着，毛泽东系统地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着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壮大；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等。当时，毛泽东正在构思、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全盘方略已经成熟。他在讲话中，举纲摘精、浅出俗释地说明了其中的主要思想。师生们听了受到极大的鼓舞。最后，毛泽东郑重地代表党中央，对随营学校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真诚地希望青年学员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不停地抽烟。时而两手叉腰，时而做手势，站着整整讲了一个下午。结束时，一包香烟也差不多抽完了。夕阳西下，随营学校的师生返回驻地，大家既获得了最大的精神满足，又担起了更重的责任。
大敌当前，勇士难耐平静。随营学校的干部们，个个渴望上前线，部分干部对学校的工作不太安心。韦国清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说明自己也有上前线杀敌的心情。毛泽东再次召见随营学校的干部，对大家讲了办好院校，培养抗日人才的重大战略意义，要求大家安心做好学校的教学工作。他风趣地说：“要当老母鸡，死了埋在清凉山。”教员叶荫庭回忆说：“毛主席讲：‘安心当老母鸡，老母鸡能下蛋。’毛主席讲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裤子上有个大窟窿，我问警卫员：‘毛主席为什么穿了这么个破裤子?’他说：‘火盆木碳火星迸出来，没发现，烧了鸡蛋大个洞，他也不换。’毛主席穿便衣裤，中山装，没戴帽子。讲话特点，两个手都动。他还叫我们讲话要动手，说这样容易吸引学员。”
其实，韦国清为大家安心在学校搞教学做了大量工作。教育处长闫捷三说：“韦国清这个人很细微，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大家都提意见要去抗日前线，不愿搞教学。韦国清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所以随营学校一直很稳定。”
在延安驻训不到十天，接到军委与抗大总校的命令：随营学校归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制，编为第6大队，开赴洛川办学。随营学校第4队的学员全部留在延安抗大总校继续学习。
第4队共一百二十余人，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堪称是随营学校的大学生队。教育和管理好这批知识青年，帮助他们由散漫的学生转变为合格的军人，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韦国清与陈明对此十分重视，派两名优秀的红军干部、学校唯一的红军战斗部队警卫连连长徐国夫和政治理论教员欧阳平担任4队的队长、指导员，并派几名主任教员和优秀教员到4队担任教学。这些学员，文化程度高，敢想敢说，为随营学校增添了生气，也给管理和思想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一名北京大学来的学生，姓马，他把自己的名子改为“高尔础”，与高尔基差一个字。还有一个学员给自己取名叫“陆海空”。高尔础和陆海空讨论红军长征，说长征同李闯王一样，是“流寇”。队干部和教员耐心地进行思想启发，通过红军斗争的真实事例，使他们转变看法。在教学中，这批学员进步很快，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军队和地方的重要人才。作家魏巍、音乐家陈尔东原来都是4队的学员。
洛川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南大门，是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战略要地。中央军委将随营学校部署在洛川城北，随后又将八路军的一个炮兵团部署在洛川城南，与驻扎洛川的国民党军队和平共处，具有重要意义。随营学校不仅担负着办学的任务，而且肩负着为边区和延安守卫南大门的责任。韦国清回忆说：
洛川驻有很多部队，有国民党的宪兵队、保安队，闫锡山的炮兵司令部，还有我们八路军的炮兵团。互相没发生磨擦。纪念孙中山时，我们也参加，每个单位派一名代表讲话。
随营学校到达洛川后，驻地比较分散，校部驻在洛川城北四、五华里的一个叫猴子头的村庄里。各学员队住在附近农村，远的相距十多里地，给学校工作带来不便。
驻地安排好之后，学校立即投入紧张的教学活动。因没有副校长，韦国清工作很忙。除了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之外，还有亲自授课的任务，有时为了备好课，他常常忙到深夜。白天备课为了不受干扰，就叫勤务员把房门反锁上，一关就是半天。队长徐国夫回忆说：“韦校长还要兼任讲课。他经常讲的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是他的守门课。他讲课讲得好，学生很佩服。他是一校之长，工作量很大，但工作精神好。他抓工作很深入。学员队驻地分散，他每周都下来检查两三次。我们很少去汇报，他经常下来，情况都知道了。”
为了抓好教学工作，韦国清很注意自己的学习。在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多数学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随营学校也要常与国民党部队交往，进行统战工作，韦国清意识到要全面掌握国内情况。他订了不少报纸，除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大后方出的《大公报》、《扫荡报》、《中华日报》外，还有许多杂志，每天都要仔细地一一看过。为了及时掌握当地的各种情报，随营学校还在洛川城内开了个铺子，及时搜集情况。有时，韦国清亲自到铺子里来了解情况。
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后，学校组织专题学习，韦国清亲自讲课、辅导，使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战的实际得到更紧密的结合。这两篇文章的学习和研究，对韦国清后来在抗日战场上指挥作战裨益匪浅。
韦国清与学校领导研究，在全校开展一次“红五月”学习竞赛运动，促进学校的全面工作。陈明政委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此时，抗大总校教育长许光达到洛川检查工作，肯定和推动了竞赛运动。竞赛结束时，为先进学员颁发了用红蓝色油印的白布标记，挂在胸前。竞赛运动大大激发了学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全校的工作。
5月1日，洛川城内举行大会，纪念国际劳动节。随营学校与炮兵团等八路军部队参加了大会。7月7日，洛川召开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国共两党的军队、地方机关和各界群众都参加了会议，声势浩大。随营学校的歌声与阵容引起各方赞誉。在当夜举行的晚会上，随营学校演出了精彩的节目，第7队学员演的《三江好》活报剧，深得观众好评。
7月下旬，韦国清带领六个队的毕业生共六百余人，从洛川再赴延安，与抗大第四期1、2大队的学员一起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统一发给抗大第四期毕业证书。
到延安后，总校为毕业学员在文庙内广场和东门里广场，安排了十几场报告会。刘少奇讲什么是共产主义；周恩来讲武汉战局和抗战形势；陈云讲干部政策；李富春讲民运工作；罗瑞卿讲党性修养；项英讲新四军的斗争情况；程子华讲华北抗战形势；潘汉年讲国统区的抗日民族阵线形势；何思敬讲国家学说和政治、法律问题；徐懋庸讲职业革命家，等等。
毛泽东讲最后一课。他希望毕业学员到工作岗位上，既要当先生，又要当学生。要勇于实践，不要怕犯错误。他说：“不犯错误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尚在娘胎里，一种是死人，除此之外都会犯错误。错了就要纠正，改了就好了。”
接着，毛泽东讲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他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办得很，自由得很。你们学的东西，千万不要在实践中套，一套就坏事，要根据情况变化灵活运用，抗大的教育方针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希望同志们勇敢上战场，打了胜仗回来再见!”
毛泽东讲话一结束，学员们就围上来，请他签名，题字。开始写一句话，后来人越围越多，就只好写两个字，如“胜利”、“奋斗”、“努力”、“光明”等等。最后，抗大领导劝大家说：“毛主席已讲了四个多小时，需要休息。”大家才遗憾地放弃要求，毛泽东也抱歉地向大家举手告别。
学员的毕业典礼和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一起举行。
毕业学员们领到了抗大的毕业证书和证章，激动得流下热泪。大家共同唱起了毕业歌，向母校告别：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终或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钻研。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着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有些学员唱到“别了，别了”时，竞哭出声来。红军干部看到说：“这成了嫁女儿。同学们别哭了，不是前线还可再见吗?也可以回娘家来嘛!”
韦国清的勤务员何柏林回忆说：“在延安期间，韦校长一直住在总校首长住的大院子里。那时，林彪校长还在养病，罗瑞卿副校长、张际春主任、徐光达教育长等都住在这里。在此期间，韦校长活动很多，每天都是一早就出去了，常常到很晚才回来休息。毕业分配完毕后，我们就跟着韦校长坐一辆赴西安的大卡车，回到了洛川。这时大约已到8月下旬了。学校正忙着接收第五期学生的工作。”
在毕业生分配期间，韦国清就6大队(随营学校)的建设问题向中央和总校汇报并提出要求。其中提出需要两个做秘书工作的干部。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负责落实这项工作。一天，胡耀邦带着推荐对象柳夷与韦国清见面。坐下后，韦国清对柳夷说：“分配你到第6大队工作，当秘书，你有什么意见？”胡耀邦说：“能写字，能看报就行。”柳夷坦率地说：“组织决定我服从，但我不愿意当秘书。”韦国清喜欢他的直率，便说：“好商量，去了再说。”柳夷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说：“第一次见韦国清，我看他不象一般的红军老干部，象有知识的，非常谦和。我到6大队报到后，组织上分配工作，真没叫我当秘书，叫我到队里当宣传干事。韦国清见到我说：‘没叫你当秘书吧?’”
1938年8月，一千多名新学员陆续来洛川报到。新学员中不仅有各地的知识青年，而且有一部分从海外回国的华侨青年。11队9班十六个人，其中十名是归侨同学。他们历尽艰辛，从新加坡、泰国、印尼、安南（今越南）和法国，为寻求真理，回到祖国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
9班被安排住在放着一堆柴草，低矮、没有门窗的旧窑洞里。同学们一起动手清理柴草，修理门窗，打好通铺。归侨同学虽未参加过这种劳动，但都干得很有兴趣。把通铺铺好后，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感到集体生活新颖快乐。洛川严重缺水，到离村子一公里远的沟里去挑水。同学们下到沟底，把泥缝里渗出的水，小心地用瓢装进桶里。一位归侨同学挑着水爬到二十米高坡处，一失脚连人带桶都滚下去了，桶摔碎了，脚跌伤了。但他并未灰心，终于学会了下深沟挑水的本领。第一顿小米饭同学们吃得很香，最后老班长把锅巴也分给同学们吃了。这时归侨同学都有一种“我能吃苦了”的自豪感。没有水洗澡，许多同学生了“革命虫”。在这里，由于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化，对物质条件的追求也就不一样了。
一天，韦国清到洛川东北的胡村，听学员8队队长兼教员严光讲课。
当时，许多队领导和教员，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但他们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低，对知识青年教不好，管不住。韦国清对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很重视，从领导上、教学上、生活上都亲自抓。他到学员队蹲点，与学员同生活、同娱乐，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8队有一百一十余名青年学生。队长严光是一位作战、教学经验丰富的红军干部，但他只上过几个月的列宁小学，为了管理和教育好知识青年，他想了很多办法。严光原来是红15军团223团2营营长，作战负伤后，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军事营1连学习，并担任区队长。在干部会议上，严光听营政委韦国清讲话，不紧不慢，简明扼要，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木钵、庆阳，有了更多接触。韦国清也注意到严光是一位优秀的干部和教员。
听完课，韦国清对这位老部下的讲课露出满意的笑容。严光径直走到韦校长面前，敬礼、问好之后，开始了简短的汇报：“这些青年学生文化程度高，理解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参加革命时间短，对革命的道理还懂得不多，就连许多抗日、革命的名词和军事术语都搞不清楚，我们讲的军事、政治课，他们都感觉很新鲜。因此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法，重点问题，要讲深、讲清、讲透，启发学员们多动脑多思考，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韦国清满意地点头以示肯定。严光接着说：“这些青年学生对军事课很感兴趣，战术、射击、土工作业等课目都由我一人教，这对我这个打过仗又教了几年学的人来说，倒是轻车熟路，不费劲。我的字写得不好，就扬长避短，少写多画，精讲多练。很长一段时间，学生们都不知道我是个工农干部。学生们议论我，究竟是老红军还是知识分子？”
韦国清听后微笑着说：“你这个假知识分子装得不错嘛。”他肯定了严光的教学方法，然后接着说：“学员们反映你们这个队在教学、管理、生活、作风等方面都搞得不错，不比其他几个队差，学员们所提的问题，都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你们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把这批学员培训好。”
第五期开课不久，政治委员陈明奉调到115师政治部工作，延安马列学院支部书记黄欧东调6大队(随营学校)任政治委员。
韦国清与黄欧东在长征时就相识了。黄欧东原是红5团政治处主任。快长征时，一位领导人找他谈话：“黄欧东，你是个小知识分子，商人成分，不能当领导干部。”把他撤了。“你只能当教员!”他被调到干部团。长征途中，黄欧东很痛苦。原来有马，有警卫员。长征啥也没有的了。自己背包袱，走了一年。有两个月光着脚板走，走得起血泡。到宿营地，他就不去吃饭了。韦国清看到了，说：“黄欧东啊，你为什么搞得这么狼狈?”韦国清在长征路上很照顾黄欧东。
随营学校举行了欢送陈明、欢迎黄欧东的会议。会上，有干部给陈明提意见，自发的。韦国清在会上说：“陈明同志调走，有更重要的任务。”处理得很好，从全局考虑，很诚恳。
黄欧东来了以后，校长政委不仅工作上配合得好，生活上也互相照顾，晚年的黄欧东回忆起他与韦国清共事的经历，激情溢于言表：“韦国清是个好同志，工作十分认真，从来没有放弃工作偷安。同志之间，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没争吵过。我到了6大队，犯病，拉痢，很厉害，韦国清关照无微不至。我已结婚，我爱人是4方面军的，文盲，韦国清反复帮助教育。对上级指示，韦国清百分之百的遵从。从没有随便乱说一句话，不轻易开玩笑。文化程度不算高，但学习很努力，很好。前年7月，他死了，我痛哭了一阵。我和很多同志一起工作过，象同韦国清这样，配合得这样好，很少，一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的死就难过。”
黄欧东到学员队去了解情况，与4队队长徐国夫等交谈，都夸韦校长工作精神好，很深入。因学员队驻地分散，韦国清常一个人下队，不分早晚，黄欧东担心他的安全，他对保卫科长陈德先说：“韦国清同志，你们关心一点。”当时学员中，有国民党派来的兰衣社，有CC派。韦国清很深入，常下去听课，所以黄欧东说：“我们部队还不是那么纯洁。”根据黄欧东的指示，韦国清到哪里，陈德先就给连队打个电话，叫派个党员，跟着保卫他。
韦国清处理上下左右内外关系，都很重视。洛川是延安到西安的必经之路。常有路过的中央领导来这里看望学员。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陈绍禹(王明)、林伯渠等，都来过学校。驻洛川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政委也多次来学校，韦国清只要有时间，都亲自接待。
1938年深秋，朱总司令到随营学校，想看看大家，韦国清就把全校连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在露天地里开会，欢迎朱总司令。韦国清讲话：“朱总司令看大家来了，大家鼓掌！”朱德没讲话。会后会餐，吃红烧肉。韦国清对大家说：“今天总司令和我们一起会餐。”别的什么也没说。吃饭中间，朱总司令讲了句话：“同志们，大家留块馒头，好吃了，吃完把碗上的油擦一擦。”大家感到很亲切。柳夷回忆起这件事说：“韦国清讲话很实在，总司令也很实在。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院子里，大家都蹲在地下，吃。我在部队工作期间，一直讲这件事，大家听了很感动。最高司令和我们见面，没有隔阂。一方面是朱总司令本身的风格。二是韦国清谈话没有虚假，没有什么‘伟大之类’的介绍。”
韦国清处理与国民党部队的关系，统一战线的政策掌握得很有分寸。既能针锋相对地制止国民党军队搞磨擦，又能搞好团结。
随营学校，是韦国清担任主官的第一个独立单位。既是学校，又有作战部队的性质。人员成分复杂，任务变换不定。既要有严密的教学组织和内部管理，又要有处理好友军、地方、群众关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韦国清接受了全面的考验和锻炼，也显示出了他善于把握全局、做好主官的才能。与他有亲身接触的人，都说他好。
金子埋在土里，安然于默默无闻。一旦被放在桌面上，就会自然发光。然而这光泽，并不刺眼。这就是韦国清的风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