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随着通商贸易的广泛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一条重要的中西国际贸易通道，而中国陶瓷器也逐渐走出国门，成为销往亚洲乃至非洲地区的重要商品。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唐代陶瓷器和其他中国物品，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现在，各方面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笔者长期关注此沉船打捞物品的相关情况，借“黑石号”文物来上海博物馆展览之际，在此对该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关问题作一些议论和探讨。
三、“黑石号”瓷器与长沙窑产品贸易
在“黑石号”打捞瓷器中，长沙窑瓷器占有很大比重，是此次行程中购买的主体商品。这里，有必要对发现的长沙窑瓷器及其对内对外贸易踪迹作一梳理。
01
国内贸易踪迹
与誉满天下的唐代越窑秘色瓷和邢窑白瓷不同，前人没有留下赞美长沙窑瓷器的绝世佳句，它不属于“阳春白雪”的高档品种，但这种瓷器在当时受到消费者很大的欢迎。所烧釉上、釉下彩绘、高温铜红釉彩和堆塑等品种，都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从销售角度看，长沙窑瓷器渠道通畅，依托湘江和长江乃至两广等地水系航运之利，往来南北，交通东西，很多地区都可看到长沙窑产品的踪迹。
在国内，有长沙窑瓷器销售印记的地方较多，除了沿海地区的一些港口城市外，内地不少地区也曾运销过长沙窑瓷器，如隋唐大运河安徽段出土了很多唐代瓷器，也有长沙窑瓷器及碎片。此外，还有合肥、巢湖、滁州、宿州、蚌埠、铜陵、马鞍山、安庆、芜湖、池州、繁昌、当涂等地也都有出土。[1] 长江沿安徽段向上，江西地区有部分长沙窑瓷器出土，如南昌丁公路及麻子山、老福山唐墓。[2] 九江和赣南的安远、信丰等地唐墓也有出土。江西往长江上游方向必经的湖北地区，长沙窑瓷器也有发现，如武汉、鄂州、枣阳等地均有少量出土。
从陕西地区看，大唐帝国首都长安城云集四方产品，但长沙窑瓷器仅见少量发现，所见有西安实际寺、东郊韩森寨唐墓等出土物，其他地区也仅见安康有出土。中原地区如洛阳北郊、三门峡、陕县有发现。河南往北，长沙窑瓷器发现很少，河北石家庄振头村唐元和七年（812年）墓出土了一件确定为长沙窑烧造的执壶。[3] 山东地区也有一些长沙窑瓷器出土，济南、青岛、乳山和蓬莱水城及南岸的胶州地区都有发现。东北地区很少发现长沙窑瓷器，不过，吉林桦甸市苏密城遗址发现有器物碎片。[4] 此地是渤海国旧址，这可能是长沙窑到达东北最远的地方了。
长沙窑瓷器标本/唐
吉林桦甸苏密城遗址出土
长沙窑瓷器的国内销售主要是在湖南本土和沿长江中下游一线。从长沙窑窑址沿湘江入洞庭湖转长江顺流而下，江苏的扬州是长沙窑瓷器最重要的国内贸易港口兼中转站。
几十年来，扬州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已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是精美的产品。事实证明，扬州不愧是唐代东方最发达的贸易港口之一,这里汇聚四方宾客、八方商贾，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一个重镇。许多国内货品经长江转入大运河北上或南下，更重要的是从这里装船启运，远涉重洋，前往遥远的异邦。临近扬州的镇江也出土了不少长沙窑瓷器标本，而徐州、南京和连云港等地仅见少量发现。[5]从镇江沿江南下，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地方较多，如无锡、苏州等地都有出土。其中，吴县的澄湖遗址就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长沙窑瓷器，不少器物发现于水井之中。
离此不远的张家港黄泗浦和上海青浦的青龙镇（今白鹤镇）两个地区发现长沙窑等瓷器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这是两个交通内外的要地。青龙镇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镇，唐宋时期，这里曾向国内外输送过很多不同产地的瓷器。上海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有长沙窑及国内不少窑场烧造的唐代瓷器和标本，证明了这里也是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6] 从扬州、黄泗浦和青龙镇等地发现长沙窑等瓷器产品的情况看，在唐代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长沙窑通过长江航线，外贸和内销均十分旺盛。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卉纹碗/唐
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东南沿海一带是长沙窑瓷器输出的必经航路，如明州（今宁波）港，除了大量运销越窑青瓷等产品外，长沙窑瓷器也有不少踪迹可寻。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瓷器主要是通过明州港向外输出的。[7] 宁波的考古发现也有目共睹，“唐宋子城遗址长沙窑产品占同时期出土瓷器总量的5%，和义路长沙窑产品更达到20%。”[8] 综合几十年的出土情况看，唐代明州港确实输出了很多长沙窑瓷器。但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最丰富的还是扬州港，明州港应名列第二。
福建地区在唐代也有不少青瓷产品烧造并外销，长沙窑瓷器只是偶尔出土。[9] 这一现象说明，泉州港不是唐代长沙窑瓷器外销停留的热门之地，很多器物可能只是被装载于船上路过福建沿海海域。
两广地区有不少长沙窑瓷器贸易的踪迹，尤其是广东，相对江淮地区，这里到湖南的距离其实也并非很近，水运从广西绕行方可到达。除了国内区域交易外，广州港是主要的运销点。广州南越国宫署、德政中路唐代码头遗址、文德北路、东风西路、解放中路等遗址，均出土有长沙窑瓷器。另外，广东高州、揭西、增城等地也有出土。不过，广州地区发现长沙窑瓷器的数量，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从广东全省来看也是如此。
在广西桂林地区，发现的长沙窑瓷器较多，城内城外至少发现有五十多处。[10] 还有，广西平乐、昭平、容州、象州、鹿寨等地也出土过长沙窑瓷器。[11] 长沙窑瓷器在广西的传播，与间接连通当地到广州的水路航运有很大关系，唐代长沙窑瓷器的运输，可勾画出从湘江南下转广西兴安灵渠，经漓江过平乐、昭平、梧州入珠江水系到达广州的航运路线。
总体而言，长沙窑瓷器在国内出土量较大，多集中于水运航线周边，除运河一线外，主要是沿湘江进洞庭湖入长江至扬州港，出东海到浙江宁波一带最有销售活力。而湘江绕广西灵渠至珠江口的航线也是重要的水运路线。至于山东半岛这一带的发现，以蓬莱水城为主，这里是唐代登州港所在地，长沙窑瓷器到达山东半岛，应是唐代登州港出黄海前往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海外贸易被推动的结果。可以认为，唐代长沙窑瓷器确实有不少内销市场，主要集中于湖南本土和沿长江地带，部分在两广地区。但最主要的还是面向海外，其中江淮以下地带是长沙窑瓷器最主要的销售中转地带。
02
海外贸易踪迹
过去，了解长沙窑瓷器的外销情况，经常会提到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出土实物，还有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区外销产品等。
目前，有记录的国外发现有长沙窑瓷器的地方很多，如日本就有十几个地区。[12] 朝鲜半岛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韩国庆州地区[13]，还有朝鲜至今无人居住的龙媒岛。沿南海到东南亚西去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国家很多，如印度尼西亚（至少也有十几个地区）、菲律宾、越南、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巴林、阿联酋、约旦、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都发现有长沙窑瓷器的踪迹。
总之，从东海、南海航线到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发现长沙窑瓷器的国家很多，长沙窑产品可能是唐代西销最多的中国瓷器之一。
长沙窑瓷器在国外尤其是西亚地区广受欢迎，可能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 题材新颖、色彩丰富、多样化的纹饰尤其符合西亚等地区外国人的欣赏和使用口味。
2. 实用性强、价格低廉、当地众多窑场大批量的生产，竞争激烈，市场产品十分丰富，可谓价廉而物美。
3. 交通运输便利，依托湘江和长江等水系的优势，南下广东、东去东海，航运方面都有着自己的便利之处。
4. 唐代湖南地区茶业兴盛，茶文化发达，茶叶配以茶器，无论是销售还是使用都相得益彰。过去，我们对唐代长沙窑瓷器的外销能力及受欢迎程度的认识不足，相关资料也不够充分。新的沉船资料使我们认识到，对唐代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可能要重新予以评估。
据国外研究者介绍，除“黑石号”外，越南广义地区一艘沉船的器物也被发现，此船同样装载了唐代越窑、邢窑、广东窑口的瓷器，其中更多的是长沙窑产品。按照《皇华四达记》记载从广州的西行路线，广义沉船的航线与“黑石号”相同。另外，在泰国曼谷郊区也发现一艘与“黑石号”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缆绳缝合沉船，装载有中国“未上釉的炻器及广东窑储物大罐”和大多数中东陶器。[14]
目前已有三艘装载大量同样或不同货物的同时代沉船，可以想象当时船只沉没的概率是不低的。当然，成功抵达目的地的绝对不仅仅是几艘海船，在唐代一定历史阶段中可能较多。从“黑石号”和广义沉船瓷器的货运情况推测，国外一些贸易商和运输者是有备而来，他们没有盲目购买，而是有计划地对符合自己国家和地区民众口味的商品进行采购。
从“黑石号”打捞的长沙窑瓷器看，基本可涵盖整个唐代长沙窑的大多数品种，尤其是那些铜红釉、铜红彩等品种，这在国内考古发掘和保存物品中也十分少见。还有很多贴塑纹样的执壶等器物，都是中规中矩的产品。当然，从沉船中大量长沙窑和北方青花及白釉绿彩器等彩绘和纹样的陶瓷器情况看，阿拉伯人应是特别重视和喜爱这种有色调和彩绘的中国器物。
另外，沉船打捞的那件带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款铭的长沙窑碗，是一个重要的收获，“湖南道”出现较晚[15]，推测此碗可能是最早出现有关“湖南”区划名称的存世器物之一。“草市”在唐代很多，有记载的主要是江淮地区。[16] “石渚”是明确的长沙窑烧瓷产地，唐代李群玉曾作《石渚》诗，此碗中也有“石渚”之名。千年石渚沧桑变迁，但古名依旧，今长沙市望城区还有铜官街道石渚湖村，“有明樊家记”明确此碗是烧造作坊的题记。
长沙窑“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题记碗/唐
“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另一件写有“荼盏子”文字的长沙窑瓷碗，似乎为此次沉船打捞的数万件瓷碗注明了用途。[17] 至少，长沙窑的大量器物是作为“茶盏子”烧造的。当然，在古代中国，茶具和酒具在相当程度上是难以区分的。至于外国人购买以后的用途是酒器还是茶器，与生产地标明的用途已没有太大关系。有研究者认为，从销往西亚的情况看，可能以食器为主。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荼盏子”铭碗/唐
四、“黑石号”陶瓷器与扬州港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统治的不少地区，经济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但江淮一带战乱较少，地方政治结构也没有受到严重破坏,经济秩序恢复得较快。从地理上看，有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直达长安和洛阳,因此,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远强于其他地区。而扬州地处江淮内河航运及出海要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对内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是江淮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8]
关于“黑石号”航船的踪迹，以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研究，多数研究者认为航船是从扬州港起航，也有的认为是直接从广州出发，抵达印度尼西亚，所购主要商品系从长沙到广西兴安转运至广州而来。还有的认为是在印尼苏门达腊的巨港直接装运中国货物后起航的。
从实际情况看，“黑石号”沉船装载的广东窑场瓷器有数百件，其中梅县水车窑的青瓷产品有一百多件，还有一部分未知窑场产品，包括部分青釉大罐。这些，确实给后世研究者带来了一个难题。既然有广东窑场陶瓷器，就可以是直接从广州出南海航行的，船上装载最多的瓷器来自湖南的长沙，从广州来回是最为简便的，装完货即可经南海前往东南亚。但如果北上沿南海往东海抵达扬州，就显得十分遥远了。广州买得到的东西，何必舍近求远去扬州一带采购呢？这看起来大可不必。
但真正深入探索的话，就能感觉到，情况实际上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从货物产地看，“黑石号”装载品种丰富，瓷器占绝大多数，南方各地窑场所在地包含了湖南、浙江和广东，这三地相隔已足够遥远。而北方的产地，包括河南和河北。这些南北窑场产地之间，可说相隔千山万水。
当然，船上还有金银器、铜镜等其他物品，产地也只是推测相对可能较为集中。“黑石号”这些物品的途径不外乎两种，自行采购或进奉获得的回赠。总之，船上的各种物品证明，它们来自五湖四海。因此，阿拉伯商船在中国的最终目的地是无法明确肯定的。
不过，扬州应是“黑石号”物品的主要来源地，也可能是主要采购点和返航出发地。这从沉船打捞物品中可得到启示。扬州有着庞大的交易市场，而瓷器（尤其是长沙窑瓷器）在扬州同样有着广阔的市场，以当时扬州这种巨大的市场消化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外国商贾的要求。
至于船上所见外国物品，只有少量波斯陶器和玻璃瓶等物品，因此可以说，“黑石号”从第三国直接转运的证据十分有限。不过，既然可以推测“黑石号”在广州装货入海，同样也可以推断中国航船到达室利佛逝后，货物转载至“黑石号”的可能性。在船上的长沙窑瓷器是一个巨大的整体，而中国货品基本上包含了整船物资，在东南亚国家集中转运来自中国的货品而几乎不见夹杂其他国家货品，这是值得深思的。
当然，如果是一对一航船整体驳运，还是可能保持其基本的纯粹性，可能性也更大。不过，这中间还有少量比较贵重（甚至是私密）的金银器、铜镜和陶瓷器，似乎不太可能是整体转让的物品。这些是“黑石号”航船（或船东）的核心财物，有的很可能是直接来自于唐朝宫廷或地方官府机构。而且，来源区域的指向性较为明确，可能来自江淮一带。而岭南地区产品除了陶瓷器，没有其他风物或名贵臻品出现。这几乎可以说，此船在沉没以前，装载货物保持着这种纯粹性，也保持着航船中国之行的整体连贯性。
笔者认为，“黑石号”上的货物绝大多数来自扬州，这包括大多数陶瓷器和其他物品。现在存在的三种可能，都有各自的理由，其中从扬州返回的可能性最大。不过，最让人困惑的是船上装载的诸多广东青釉大罐该作如何解释？因此，从室利佛逝或广州直接出发的解释，也都有比较合理的理由，因为其间不会出现两次装船的情况。据研究者介绍，“黑石号”那些装载小件瓷器的青釉大罐产地就在广东，有的甚至直指是新会官冲窑产品。
从“黑石号”这些大罐装满了小件瓷器和杂物的情况看，这似乎是其基本用途。但笔者觉得似乎还可以推测，这些大罐一定程度上是用来放生活用品的。如有的大罐下部近足处还有注口，这是储水器，海洋航行需要大量淡水和饮品。另外，长久航行还需要很多储物用具，在潮湿的航船存放粮食等必需品及地方土产，瓷罐是理想器具。“黑石号”到达中国后，也许需要补给此类大型储存器，以防中途淡水和物资缺乏造成危机，而陈放瓷器不一定是其绝对的初衷。
青釉带注大罐/唐
还有一点应予注意，“黑石号”沉船舱底发现的中国货物中，有超过13吨的铅锭和大量石灰。据介绍，西亚有铅矿，因此应不属阿拉伯人稀罕的物品，只是旅途中用来交换物品。[19] 这些铅锭，是在中国时交易得来的。这种载重量很大的唐朝低档金属物和建筑原材料，似乎不应是在东南亚转运时才放入的压舱物。1975年，扬州郊区窖藏也曾出土过铅锭。因此，除了广州，“黑石号”铅锭来自于扬州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总之，各种解释，各有各的理由。看起来，真相是复杂的。
铅锭/唐
近期，笔者请教了早期曾参与整理“黑石号”出水文物的专家。据介绍，“黑石号”出水瓷器中，只有一部分是安放于大罐之中，包括长沙窑、白釉绿彩器和其他物品，大量的出水瓷器是露置的。笔者同意这种说法，最初上船的器物可能是按照产地的软包装排列陈放的，在海底千余年后，包装腐烂消失，成为完全裸露的物品。广东大罐解决的只是一部分物品的储存问题，此类器物相对体量较大，但并非庞然大物，搬运存在一定困难，但也不是绝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考虑：1.“黑石号”到达广州后，阿拉伯货品被卸，船体大大减轻，于是购买了这批广东大罐，装上航船用以压舱和储水储物，然后北上前往扬州。2.从扬州到广东的中国内海航行途中，受到风浪颠簸，造成了器物损失。回到广东后，重新采取保护措施，购置了这些大罐，安放精细的小件器物，置于稳定性较好的舱底。3.这些大罐购买于扬州。唐代的扬州和广州的内海交通频繁，货物运输航船南来北往，外国人到中国贸易，实际利益第一，未必会考虑这些大罐来自中国哪一地区。在扬州，曾出土过与“黑石号”大罐风格近似的广东青釉大罐。假如在扬州购买广东货物，也并非绝对不可能。
青釉大罐/唐
1965年扬州北门街道附近出土
扬州博物馆藏
扬州是唐代一个带有国际化意味的港口城市。在扬州，有着许多中外商贾，其中有很多波斯和大食等国客商，经营着所谓的“胡店”和“波斯店”。[20] 中唐时期，大批大食、波斯商贾活跃于扬州。[21] 中晚唐时，还有很多商贾在此活动，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在诏书中有保护“南海蕃舶”与“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的规定。大和八年晚于宝历二年仅仅八年，这一时间段确实有很多波斯、大食商贾在这里从事中西各取所需的国际商品交易，“黑石号”只是其中的一艘运输航船。
2004年，扬州市凯运天地出土一方“唐故李府君墓志”，记述了“身居西域”的“贯波斯国人”的摩呼禄，“云水舟航”来到扬州，于大和九年（835年）终老于扬州江阳县[22]。他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在扬州生活的波斯人，再次证明这一时段是扬州的波斯等国商贾云集颇多之时，推测其应是经商而定居于此。从时间推算，“黑石号”沉没时，他很可能仍然在世。
在过去几十年中，扬州地区出土了很多瓷器及标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唐青花资料，还有大量长沙窑瓷器。另外还发现了各地窑场的许多瓷器及标本，如白地绿彩吸杯、盘、贴花龙纹碗等器物，与“黑石号”同款制品风格相似。还有那些与江淮风格接近的出水金银器、铜镜也可作间接参考。至于标有纪年文字的江心镜，更是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它清楚标明就是扬州生产的。[23]
长沙窑与扬州城注定有着不解之缘，扬州出土许多长沙窑瓷器及标本的情况可以证明，唐代长沙窑瓷器曾在这里落户，也曾有无数器物源源不断地从长江航道经扬州再出洋或转入大运河北上，销往北方各地。而国外发现的许多唐代瓷器与扬州出土的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
不过，南海是“黑石号”航船的必经之路，因此广州也应是其必然停靠的港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广东梅县水车窑和可能属于珠江口甚至西江流域窑场的器物提示了其最大的可能性。
遥远的旅途和原始的交通工具存在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比如说，航船装载物是否一定都是从扬州港进的货物？以前曾有赞同“黑石号”从扬州港起航的专家认为，船上的越窑瓷器也有可能是从明州港补充的。有的甚至怀疑“黑石号”长沙窑瓷器等货物可能就是从宁波装船起航的。
那么，现在也可以思考回程可能停靠的港口水域，例如，广东陶瓷器是否一定都是从广州港上船？如从扬州沿东海海岸线往南，潮汕地区也是必经之路，途径潮州也许可以购买梅县窑的瓷器。[24] 潮州距广州400多公里，离梅县很近，仅约134公里，那里存在贸易瓷销售点的可能性。有研究者认为，唐代梅县窑青瓷的输出，主要是沿梅江顺流而下：由梅江至韩江再至潮州港。
不过，有当地研究者认为，“黑石号”梅县窑青瓷可能是利用东江通道：逆梅江而上，经兴宁市宁江河和五华县五华河到龙川县（水陆转运）至东江到广州港。[25] 虽然这两种路线均可反映唐代梅县窑的贸易途径，但潮州港显然更为便利，那里应是一个唐代梅县窑瓷器的重要外销点。因此笔者认为，梅县窑青瓷在途径潮州港时购买，应该也存在可能。此外，1978年，扬州地区曾出土有与“黑石号”出水风格基本一致的唐代广东青瓷罐。[26]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器物产地在汕头一带。[27] 这或许也可作为“黑石号”停靠潮州港购买瓷器的参考数据。
青釉短流四系罐/唐
青釉短流四系罐/唐
1997年扬州汶河路出土
扬州博物馆藏
有研究者认为，“黑石号”沉船的“陶瓷货物总量和船舱规模之间有一定出入,船似乎没有满载”。[28] 这似乎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已在第三国出售部分中国物品，船体负担略有减轻；第二种可能，船上曾载有大量阿拉伯人需要的轻软物品（如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或需要在室利佛逝巨港装运的东南亚特产）。
近期有广东专家通过调查，了解到西江流域的云浮市郁南、德庆甚至肇庆市封开等县的窑场，都烧造过与“黑石号”出水黑陶罐相似的器物。[29] 笔者认为，这一情况使“黑石号”那些广东陶瓷器又有了新的研究点。当然，也可设想，其间是否还有来自广西地区的其他器物存在？这几个地区均距离广西很近，封开到梧州仅约120公里。不过，这种制作粗糙的器物，应是用以储物的生活用品，不是特意购置的东方特产。另外，“黑石号”陶瓷器分别来自粤东、粤西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并不一定表明航船都去过这些地方，采购地点可能还是相对集中的。
黑陶罐/唐
“黑石号”沉船出水
湖南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所藏
综上所述，这艘阿拉伯航船来到中国后，可能在广州停留，然后前往江淮地区，那里也有他们自己的贸易落脚点和货物集结点。几乎可以认为，“黑石号”进入理想目的地，清空了所有本土货物以后，开始大量采购中国物品，而这个采购地点就是扬州。从沉船打捞情况来看，长沙窑瓷器是最主要的购买目标之一。当然，其他无法在海底存在的易腐烂货物早已荡然无存，航船沉没，陶瓷器最终成为后人所见最丰富的见证物。
沉船被发现，加深了我们对古代航海史的了解和认识，而瓷器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古代沉船出水或出土最多的物品。当绝大多数沉船货品已经腐烂甚至消失以后，瓷器产品在海底长久保存。这是窑火的作用，火的艺术造就的物质永久不灭，这就是瓷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陶瓷器及其他文物，是对中华文明礼赞和对历史文化艺术讴歌的重要实物证据，唐代陶瓷匠师的聪明才智，在这里有深刻的体现。透过这些文物，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中国灿烂文化的遗韵和光彩。
作者丨陆明华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本文摘自上海博物馆特展图录《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有删节）
特展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