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微信公号“智谷趋势”（微信ID：zgtrend）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画卷。
横亘在中国老百姓脚下的坚冰，慢慢融解；而那些新生力量，从初生、草莽，到成为主流、蓬勃发展，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40年长途，有的人，在历史进程的惊涛骇浪中翻船泯灭；也有的人，举着改革先锋的火把破浪前进，为后人照亮方向。
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来自“智谷趋势”的文章，《改革开放40年的三个隐秘故事》。每一段过去，都是我们的探索历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继续前行的宝贵财富。
海南
80年代末，深圳经济特区搞了七八年后，邓小平认为，中国是时候搞一个比深圳更大的特区了。
天大的机遇来到海南面前。这颗南海明珠，其地理、面积、资源等条件与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差不多，如果能把海南搞上去，不就可以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然而，彼时的海南却还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破岛”。工农业总产值5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过4亿元，空空如也的钱袋子，压根没法支撑起它的野心。那时中央财政也没钱，只能向外找法子。
恰好，海南建省筹备组有两个重要的主力。一个是从广东调任过来的许士杰，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元老梁湘，两人誓要让海南成为另一个神话。 他们不是复制深圳模式，而是准备向新加坡学习，“引进外资，成片承包”。
1988年5月的一天，许士杰来到资本满天飞的香港，找到最大的建筑商熊谷组，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海南以每亩地2000元的价格，把洋浦交给熊谷组成片开发，租期70年。洋浦战略位置优渥，靠近东南亚，又有深水港和丰富石油资源，只要把这个棋子搞好，海南整个盘子可能就活了。
洋浦战略位置
当年6月，海南省政府出台扶持政策，框定了即使现在看来仍很大胆的三个“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境外人员进出自由；货物进出基本自由。 这个独一无二的大红包，让这片3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特区还特”。
蓝图画好了，资金来源也基本解决了，然而，事情的后续发展远远超出了许士杰的想象。他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土地租借方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其股权构成部分为：于元平17%、李嘉诚17%、日本熊谷组37%。
37%的“日本血统”成为了众矢之的！
1989年3月，一位北京来的高级官员，在海南实地考察整整12天后，连夜撰写了一份发言报告，痛批海南的“割地行为”，在他眼里，中国本土又将出现相当于旧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面积的外国租界地，洋浦有引狼入室，开门揖盗之嫌；随后，两百多位政协委员也联名递交提案反对，似乎一旦租借，洋浦就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些学生还上街抗议，大声呼喊“声讨海南卖国”、“还我海南”的口号。
尽管邓小平批示认同这一模式，但是以土地换资金的举措触发了大众痛点，洋浦的开发不可避免地被拖延。直至三年后，中国结束左右之争，洋浦经济开发区才真正落地。
这一拖，就让洋浦模式彻底失去了先发优势。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东新区。浦东一跃而起，而海南却错失了历史机遇。
在大国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始终是我们处理与外界关系的底色。这种隐秘心理，有时候会像一个楔子般打入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朝关系，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走向。
中国与外部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来第一个核心命题。 正如当下中美之间发生的故事，也依然在延续这一命题。
而今天，中国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做使命，这也决定了下一个四十年中国与外部世界承转启合的方向。
天津
天津大邱庄，曾经是一片盐碱地。
70年代，这里靠天吃饭，穷得连附近的女娃都不敢嫁进来。 短短十数年后，这里就成了老百姓顶礼膜拜的“首富村”，三千多个村民，每个人的年收入均超过高级干部。
大邱庄神话的缔造者，叫禹作敏，一个身材瘦削的农民。他本人的座驾是国内罕见的奔驰600，当时全国只有两台。而这个4400人的村落，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整个村子“富得流油”，每家都建起了别墅洋房。
1977年，禹作敏当选为大队书记。望着当时那片不毛之地，他明白即使分产到户，每个人也只能分到一亩盐泽地，依然穷得响叮当。只有搞工厂，才会有出路。
此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年。中国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禹作敏就突破禁锢，大胆奉行“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把一个农业社会的村子，硬生生撺成了工业社会。十年间，大邱庄办起了二百五十六个小工厂，每年千万的利润，滚滚而来。
禹作敏很会钻空子，也“敢于”蔑视规则。他给一些国家干部塞“信息费”，以获取市场信息；他给驻地大邱庄的工商部门、公安人员、法院人员开工资，换取免税优惠和保护伞……
在八、九十年代，“指标即一切”的体制才刚刚塌了一个角，“出路”未明，很多法律建设尚未完善，胆子大的狂人反而更容易闯出一片天地。他们在灰色地带游走，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而获取“能人”光环。而那些还没弄明白时代是怎么回事儿、急于脱贫致富的农民，一看有了带头人，纷纷归顺，一呼百应。
两者相互交织，在后来的大邱庄迸发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强人政治。
禹作敏在村口盖起一座牌坊，命令所有访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车，换乘大邱庄的迎宾车，俨然是古代皇宫门前的“下马碑”；他还在村里修筑了九龙壁和九龙饭店，追随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踪影；有人说，大邱庄没有法律，禹作敏就是王法，一条条办公室内发出的指示好像是御令圣旨。
大邱庄村口的牌坊
不过，生也权力死也权力。这个作风专横的乡村能人，最终还是栽在他自己身上。1992年12月，当全国各地都在被“南方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时候，地处北方的大邱庄一片萧萧寒意。
一位外来人被怀疑贪污公款，禹作敏私设“公堂”，命令下属将其关起来审讯，毒打7小时致死。事后老爷子还包庇罪犯，把前来办案的警方关了起来。后来，400名武警开赴大邱村，禹作敏一声令下，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集体大罢工，上万名农民拿起棍棒钢管镇守村庄……
1993年4月，禹作敏被逮捕，而后服安眠药自杀。自此，大邱庄陷入了沉寂。
人虽然走了，但禹作敏现象并未消失。对能人的迷信，对规则的漠视，今天仍给我们的社会运作造成一丝龃龉。敢于闯雷区的能人，或许能够凝聚力量、打破发展枷锁，创造出一个个亮眼的奇迹。但建立在蔑视规则上的成绩，终究只是“眼见他起高楼”的一时兴衰。
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曾说过， “改革之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开辟出来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无法无天才能真正地成熟”。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第二个核心命题。 而下一个四十年，该是制度代替枭雄的时代了。
从道路的命名“百亿道”就可看出大邱庄的野心
深圳
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复兴，从蛇口开始。
1979年，蛇口工业区批准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重要实践，由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完成。他叫袁庚，一位土生土长的深圳人。
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被无端关押在秦城监狱5年半的袁庚终于出狱。随后，他担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长，多次陪同领导出国考察，走过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他深感中国其时之落后。
在深圳，袁庚站在一江之隔的滩涂上，遥望对岸灯火通明的香港，被两地的落差震惊得久久不能平息。这边，是频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大逃港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那边，是东方明珠，亚洲的骄傲。
搞情报出身的袁庚，嗅觉灵敏，消息灵通。自他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这片36平方公里的土地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便始终萦于脑际。
袁庚担任蛇口工业区总指挥期间，蛇口推出了多项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改革举措，比如超产奖励、工程招标、人才招聘、住房改革、按劳分配、社保制度等。 如今看来平常的动作，那时在全国却有破冰意义。蛇口真正成为了中国改革的风向标。
1979年，蛇口工业区在码头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超产奖励制度；1980年，蛇口工业区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在全国率先实行工程招标，打破了以往“以领导意志为转移”的分配传统；1982年7月，袁庚率先引入外资，成立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山开发……
有些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回去放声痛哭，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改革，是一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但袁庚说“大不了再回秦城”，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创造了24个全国第一。
除了经济方面，蛇口改革最为人称道的是在配套制度改革上极具前瞻性——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第一个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
在蛇口这个“实验室”中，袁庚冲破了当时的两大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实操第一人。
他要求《蛇口通讯报》刊登批评领导人甚至批评自己的文章，让权力受到监督制约；他废除传统的干部任用方式，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蛇口管委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经过“直选”产生的地区领导机构。每一举措，都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声春雷，石破天惊。
40年过去了，如今的蛇口早已不是滩涂，但袁庚创造的“蛇口模式”中所蕴含的改革先锋精神，仍在改变着中国。而他也成为了改革开放40年表彰的杰出贡献人物。
改革与旧利益格局的关系，是改革开放40年第三个核心命题。 改革的勇气，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贵而稀缺的，即使是今天。
袁庚
洋浦风波背后反映的中国与外部的关系，大邱庄现象反映的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蛇口改革反映的改革与旧利益格局的关系，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路上依然是关键问题。
正如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所言，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伟大进程“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