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狄竞
中央出手，“港区国安立法”令舆论瞩目。然而，“黑暴”再现香港街头，宣泄其最后的疯狂。与此同时，美国也威胁将就港区国安法制裁中国，制裁香港。
在此背景之下，香港局势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狄竞专访时认为，香港去年发生的事，其实是深度地破坏了“一国两制”，我们要为“一国两制”提供更多的制度条件。港区国安立法，反而能保证绝大多数香港人的自由。
有声音认为，并无所谓“香港问题”，只有中美问题。对此郑永年认为，要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场景，尤其是中美关系有足够的评估。无论如何，香港特区于中央政府而言并非一个简单的管治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让它继续稳定繁荣下去。
此外，郑永年表示，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将进行调整，但这不是所谓“去中国化”。全球化不会停止，更有可能会换一种方式。比如“有限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一种解决方案。而中国要做的则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同时把自身的技术短板补上去。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香港“黑暴”势力卷土重来，从这点我们怎么来看“港区国安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我觉得香港问题到了今天就变得非常复杂，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我们考虑香港问题不仅仅是说中国内地跟香港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中国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尤其是跟美国、英国的关系。
从去年开始大家知道香港内部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暴力行为，甚至“港独”这种现象。这些都是违法的，即使在香港也是非法，违背基本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央政府是非常有必要推出这样一个国家安全法。
因为香港去年所发生的事，实际上是深度地破坏了“一国两制”，如果是不做一点事的话，“一国两制”就维持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要为“一国两制”提供更多的制度条件，而不是说去破坏它。但是这里面有许多的，对香港本地人他所享有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这些会保证。他们所失去的只是非常少数人的要搞“港独”的“自由”、 搞暴力的“自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是觉得反而能保证绝大多数香港人的自由，而不是损害绝大多数是港人的自由。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法律本身不是行动，只是行动的一个依据。通过法律本身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执行下去的时候，那就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我们不仅要考虑到香港内部的因素，也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因素，当然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英国，以及西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香港未来的这些场景要有充分的预估。
我觉得还是要意识到，搞“港独”、搞暴力的还是少数人，而不是全部香港人。那么我们就要让外界知道，北京这样做，主要不是像外面所解读的那样、要破坏“一国两制”，而恰恰是要为“一国两制”提供一个新的制度、法律条件。所以首先中央政府一定要表明，这样做就是为了继续推进“一国两制”，给“一国两制”这个制度以保障。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些领域，不会超过这些领域，香港还是会沿着它“两制”的方向发展。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方面未来一定还会围绕香港问题继续向中方发难。您认为中方应该如何应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我是觉得，对中央政府来说，实际上要达成的，它并不是说光是一个简单的管治的问题，还是另外一方面还要让它继续稳定繁荣下去。如果香港垮了，没有它往日稳定和繁荣了。那么我是觉得对谁都不利，对香港不利，对中国大陆不利，对整个世界也不利。你既要帮助特区政府，用基本法的形式，用国安法的形式来辅助特区政府，来强化它的治理能力；同时，我是觉得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这一点我是觉得不要忘了。
那么美国方面当然不得不考虑，但不乐观，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美国政府是特朗普政府，它不仅仅是一个强硬的政府，而是一个非理性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的，那样一个强硬的政府。假设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香港的特别关税区身份，如果美国取消了身份，香港就会面临很高的关税；还有一个是技术问题，香港需要很多的技术，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可以不给香港所谓的敏感技术。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做（港区国安法立法）是必须做的，也是不得不做的，对吧？但是我们要对香港未来的一些发展的场景，尤其是中美关系要有足够的评估。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外界注意到，除了香港问题，新冠疫情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您怎么看待中美经贸协议以及未来整体中美关系的走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我觉得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以前，通过两个国家的努力，终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可是不幸的是新冠疫情开始了。现在特朗普本人以及他的国务卿，他的共和党的一些国会议员，一直是推责中国。把这个责任推给中国。共和党已经将“把疫情推至中国”，成为它选举的议程。现在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和共和党的特朗普，实际上在中美关系上都在比赛，看谁比谁更狠。
那么我就说中国怎么做，我是觉得还是要真的开放，因为只要是中国的开放，那么西方就很难来孤立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市场。中国现在的市场，如果说我们说从中产阶级的人数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中产阶级的规模，从比例上来说比美国还小一些，但是我们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和超过美国了，而且还在发展。只要中国自己开放，那么任何国家的资本是很难放弃中国市场的。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您曾提到过，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将调整，但这不是所谓“去中国化”。全球化不会停止，更有可能会换一种方式。比如“有限的全球化”可能会是一种解决方案。能请您再具体讲讲吗？面对这种变化中国要怎样应对呢？是否危中有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最近大家也在担心这些产业链，美国、欧洲国家会不会迁出中国，或者迁到自己的国家，当然它们有些东西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迁出去。像这次新冠疫情所需要的医疗物资，因为整个美国和西方高度依赖于中国医疗物资的供应，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会迁一些回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够把所有的生产线都迁回去，我不认为美国能把所有的汽车生产线迁到它本土上，我不认为德国能把所有的汽车生产线迁到德国内部。更重要的是，这些外资在中国的话，它看中的是中国的市场。
那么对于开放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认识。我觉得以后的开放，主要是要创造一个对中国自己本身有利的技术条件，技术升级条件。我们现在是工业生产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什么都能制造，对中国来说，我们的瓶颈就是技术创新，我们最弱的地方就是缺少原创性的东西，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强的地方就是技术的应用，也就是西方的技术在我们国家的应用，而我们最缺少的就是原创性技术。未来在世界上能不能成为一个制造强国和工业化的大国，最关键就是看你原创性的东西有没有，如果没有原创性的，你还是要依附人家，还是要受制于人家。所以我们要抓住危机，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短板补上去，才会变成一个技术强国。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狄竞：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在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两个框架下，您认为深圳的角色未来还可在哪些方面持续优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深圳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深刻的。不仅仅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中国以及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香港问题、包括两岸问题甚至都会影响到深圳的发展。因为深圳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40年已经发展起来，那个时候总体的国际环境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当时世界整体是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但今后的世界我想在5年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说世界的主题还是稳定发展，这可能就很难说了。发生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可能性都会存在。那么这些外在条件就会对深圳产生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深圳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从80年代开始，它的发展就代表了我们国家跟外在世界的联系，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以后外在条件的变化，对深圳发展的影响，肯定要远远大于内地其他方面的发展对深圳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有非常足够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