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洲是亚洲的全称，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广袤、人口与民族最多的大陆，也是人类古老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怎样将繁丽、壮美的亚洲文明一眼览尽？如今，“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400余件组珍贵文物来自近50个国家，将由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组成的多彩多姿的亚洲文明风貌，呈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观展亮点400余件文物联袂呈现“大美亚细亚”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文化活动，本次展览汇集来自亚洲47国及希腊、埃及两个文明古国的共400余件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两河流域、恒河印度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等孕育的多个世界古老文明，其中109件文物来自中国。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这是我国首次举办、亚洲各国共同参与、通力合作的集大成亚洲文明专题展览，参展国家数量、文物数量前所未有。本次展览是国家文物局配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办的“亚洲文明联展”系列文物展的主展览。展览正式筹备仅用时约3个月，各国参与热情很高，克服了文物出入境的困难。
观展解码全国各大博物馆“国宝”组团亮相
长信宫灯 古代高效环保设计
河北省博物馆馆藏长信宫灯是一件人尽皆知的国宝，1968年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铸后组装成的。
长信宫灯
宫女的左手托住灯座，右手提着灯罩。专家介绍，当宫灯点燃后，宫女手袖可作为排烟管道，让燃烧产生的碳灰，直接吸入铜人灌满水的体内，这样就过滤了污染物，不会污染室内空气。宫灯的造型构造设计合理，许多构件可以拆卸。“这件文物可谓集科学性、实用性以及艺术性于一身”。
舞马衔杯壶 完美展现盛唐气象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是一件盛唐著名银器。1971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
扁圆形的壶身顶端一角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的壶盖，盖顶用银链与弓状提梁相连，银壶腹部两侧以模压手法各锤出一幅凸起的骏马图像，马口中衔有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
专家介绍，这件文物造型综合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携带的皮囊和马镫的形状，既便于行军、外出时携带，又适合日常生活使用，表现了唐代工匠在设计上的匠心独运。同时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明证。
“曾侯乙”铜尊盘 首批禁止出境文物
展览中，记者看到了被誉为“最美青铜器”的“曾侯乙”铜尊盘。这件战国早期文物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铜尊盘局部
尊盘由上尊下盘两件器物组成。尊敞口，呈喇叭状，上饰蟠虺镂空花纹。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四只圆雕豹形伏兽攀附其上。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腹、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层次丰富，主次分明。尊盘铸造工艺复杂，采用了陶范法、失蜡法、钎焊、铆接等多种工艺精工制作而成，全器造型优美，纹饰繁复，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之一。
各国瓷器“兄弟”共讲亚洲青花故事
青花瓷是中华传统名瓷之一，产生于唐代，兴盛于元代。你知道吗？其实，青花瓷不仅在中国被当做“人间瑰宝”，还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外贸大项，广受世界各国人民欢迎。在本次的展览中，来自各国的青花瓷器“兄弟”们就共聚一堂，一同为观众讲述青花瓷的亚洲故事。
湖北省博物馆藏的“镇馆之宝”之一——青花四爱图梅瓶 ，2006年湖北省钟祥市郢靖王墓出土。这件梅瓶通体绘青花纹饰，分三组，肩部饰凤穿牡丹纹；腹部主体纹为四个菱形开光，分别绘四爱图，即王羲之爱兰，周茂叔爱莲，林和靖爱梅鹤，陶渊明爱菊；腹下部绘一圈仰覆莲纹和忍冬纹。通体施白釉，釉面泛青，器内无釉，器体较厚重，具有元青花的典型特征。
来自日本的锅岛烧“青花雪景山水图大盘”与中国的青花瓷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日本青花雪景山水图大盘
专家介绍，日本江户时代佐贺藩的锅岛家曾将购于贸易港长崎的中国产品敬献给了德川将军家。其中就包含了中国景德镇生产的瓷器。然而，明清政权交替期出现的混乱状况使得日本无法再购入景德镇瓷器。到了1610年，九州的有田地区成功从朝鲜引进技术，烧制了首批日产瓷器。于是，锅岛府就开发了技术工艺堪与景德镇瓷器媲美的瓷器，并敬献给将军府。这就是锅岛烧。“锅岛烧基本形态为具备高圈足的圆盘，无论外形还是尺寸都严格遵守规格。同时，在设计构思方面也极尽洗练，与民窑风格大相径庭。”
展览中，另一件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沙迦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盘这次来到中国，则可算是“回国省亲”。据介绍，它是公元16世纪，从中国景德镇经由阿联酋管辖的一个海港——豪尔费坎进口而来。
阿联酋青花瓷盘
外国文物展现中外文明互鉴
新加坡粉彩盖盅 突出实用体现交融
展览中还有不少外国文物都体现着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对亚洲各国文明的涓涓濡染。据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馆长陈威仁介绍，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此次参展文物共有18件，其中一件光绪年间的粉彩盖盅就是展览的重量级展品。
新加坡粉彩盖盅
这种独特器形在当地被称为“Kamcheng”，在福建方言中是指“带盖容器”，尺寸多样，用于盛装米饭、汤和其他食物。较小的带盖容器用来装化妆品，此处这样的大型容器实属罕见，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会使用。人们在婚礼上摆出、使用颜色鲜艳的带盖容器，不富裕的家庭每逢这种场合只得向他人借用瓷器。
陈威仁说，这些实用瓷器生动体现了文化的一种交融。“首先这些是中国制作的外销瓷，材质是中国的，风格融合了葡萄牙等地的审美观，由于这些瓷器是实用餐具，又融合了当地人的用餐方式。”
日本铜铎 无声演绎文化传播历程
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而展览中一件来自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流水纹铜铎却是纯正的日本文物，它无言地演绎着文化传播交流的历程。
日本流水纹铜铎
据介绍，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中国的水稻栽种技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群岛，日本随之进入农耕社会，同时也开启了金属世纪。金属器皿也是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铜铎源头可以追溯至中国的铜铃和朝鲜半岛的小铜铎，但日本的铜铎尺寸更大，表面饰有花纹，具有鲜明的日本群岛特征。其中有一种绘画铜铎，描绘了用杵捣舂的人物以及储存谷物的仓库，可见它是与农耕仪式密切相关的祭器。“这只制造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铜铎双面均绘有图画。用于悬挂的挂纽上绘有青蛙，下缘绘有排成一列列的鱼儿，而另一侧下缘绘的则是排成一列列的小鹿。或许是由于青蛙和鱼与水稻栽种有关，鹿则与种植中的撒种和插秧有关，所以绘制了这些图案。”
斯里兰卡“三语碑” 见证千年友谊延续
一件来自斯里兰卡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409年，现藏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展览中我们能够观看到它的精美复制品。
来自斯里兰卡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专家介绍，这件《布施锡兰山佛寺碑》1911年该碑在斯南部港口城市加勒发现，是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下西洋前在南京刻好，随船队抵达锡兰国，即今斯里兰卡后，在寺院布施时所竖立。
“这件石碑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以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所以也称‘三语碑’。”其中，中文内容主要是明朝皇帝对佛祖释迦摩尼的颂扬和敬献礼单，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主要是对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安拉的颂扬。可以说，“三语碑”见证了两国延续千年的友谊。
观展提示
展期：2019年5月14日 至 8月11日
展厅：国家博物馆北2、北3展厅
来源：北京晚报
监制：栗晨 洪燕杰
记者：孙乐琪
摄影：甘南、国家博物馆官网
流程编辑：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