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北京，我在离家不远的购物中心广场见过一个广场舞团队，立刻被这几年不断升级的广场舞震撼到了：他们有统一的青春造型，动力十足的舞蹈设计——远远看，还以为是边上某中学的拉拉队在排练。只有在走近时，才在舞者的脸上看到年龄的印记。
中老年人的广场舞日益升级，越来越有范儿了。
可以说，广场舞，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着中国老人群体活力、健康、开心、乐群的那一面。此外，广场舞中也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很大程度上，它恐怕是广场舞的主力人群——50后、60后们青春时期集体务农、集体务工、集体跳舞的延续吧。
但你有没有想过，“广场舞”既是个文化符号，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信号？十年二十年后，当这代人随着年龄增长，慢慢跳不动时，会发生什么？还有，在巨大的城乡差异之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跳广场舞的农村老人，他们的境况会怎样？
到日本专注“老龄”问题两个多月了。来之前我有一个假设：老龄化只是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的人口特征。与其说它带来了负担，不如将其看作一个必然的社会背景。我们整个社会、产业、企业、个人都需要去适应它并从中找到机会。
现在，我不认为当初的假设需要调整。老龄化是个全球性的新现象，因为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活得这么长。这个新的变化导致过去几十年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福利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生活模式在短期内受到了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无解。
这方面，就社会整体而言，有不少国家同时做到了老龄化和社会进步。而对个体而言，活得越来越长，也是个巨大的机遇。这意味着我们能在更长的时间里规划、选择我们的人生。所以，问题总是有解决的办法。至于它是问题还是机会，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应对。
我之所以花时间写这篇中国养老现状的文章，一个原因是，我感到，过去的七八年里，虽然信息十分喧嚣，但整个社会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似乎已经失语，宏大叙事被消解，对微观问题的解决议程又未能建立。充斥我们左右的，只有一夜暴富的各类神话。很多需要大家一起参与，共同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被忽视了。
另一个原因是，即使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老龄化和社会福利这个政策议题也必须得到关注了。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已经越来越难以分割。因为，人，是生产的根本。
这是我在日本看到的，相信也是中国即将要发生的。
01 “广场舞”和“婴儿潮”
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和当前的“人口金字塔”。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婴儿潮。第一波发生在1950年~1958年。战争停止、政局稳定，带来了这几年的高出生率。1958年~1962年，因为“三年饥荒”的原因，出生率出现明显下降。尤其是1961年，当年出生的婴儿数量还不到1957年和1962年出生婴儿的一半。1962年之后，出生率开始大幅反弹，并在整个60年代持续保持高位，这可以称之为“第二波婴儿潮”。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数庞大的“第二波婴儿潮”一代进入到了生育期，所以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生育高峰，可以称之为“第三波婴儿潮”。而1990年代以来，除了前两年“二胎放开”后的短暂回潮，中国的生育率就开始持续向下了……
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过去70年的生育率，理由就是，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这是我们剖析经济社会趋势发展的“基本盘”。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的说法。关于这个理论的一个经典分析，来自于1997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两位学者对东亚几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的总结。他们根据1965年~1990年之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负担情况，得出一个结论：在经历一个生育率高峰之后，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这些东亚国家/地区形成了“中间大（劳动力人口）、两头小（老人和孩子）”的人口结构。在这个人口结构下，“抚养比”很低，也就是说，社会中的劳动人口所要负担的老人和儿童比例很低。这样的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也大大受益于人口红利。它的前提，一是1950年~1970年的婴儿潮，二是之后的生育率下降。这两个人口特征，使得中国在过去40年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又由于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受到“独生子女”政策推动的，因此人口“抚养比”更是格外低。
简单算一下，你会发现，1979年改革开放开启时，50后一代恰好21岁~29岁，属于标准意义上的壮劳力。他们之后，60后、70后、8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并继续保持着这种“低抚养比”的局面。
但是，当50后、60后跳起广场舞，这意味着什么？广场舞的喧嚣之下，暗含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主要劳动力，正在纷纷退出生产者的舞台，并由“抚养者”变成“被抚养者”。
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1975年~2005年间，中国有利的人口结构使总抚养比率（定义为儿童和老人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下降约50%。劳动年龄人口实现了翻倍，从1978年的4亿人增至2005年的8亿人，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相当于每年为GDP增长率贡献了2个百分点。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触及峰值9.4亿后一直在下降。今天，快速老龄化使已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抚养比率下滑趋势出现了逆转，而且劳动力市场短缺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削弱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围绕“人口红利”，其实一直有争议。有不少声音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被夸大了。但即使如此，广场舞的兴起也意味着，中国过去40年的人口结构优势开始消失，依赖原有人口结构的发展模式将不再奏效了。
02 养老金这笔账，算不过来了
几乎每个经历了二战的国家都出现了战后“婴儿潮”。“婴儿潮”是个美国说法，在日本，人们称之为“团块世代”——是不是很形象？
即便是在人口红利表现得不那么明显的欧美国家，婴儿潮一代的大规模退休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有媒体曾经用“银发海啸”来形容这个趋势，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称其为“海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之而来的社会福利负担。战后世界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各国福利制度的推进和社会安全网的打造。其中之一便是养老金。
各国养老金制度的模式各不相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实行的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金制度。其基本理念，是通过跨代的收入转移，实现收入的代际分配。换句话说，就是用目前工作的一代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
可惜，这个制度在面对老龄化时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危机。养老金这笔账，眼看着都算不过来了。我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涉及了日本的养老金。文章发布后，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评论说：“如你文中提及的，各国养老金的精算调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前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好预期寿命、市场利率、抚养比等近几十年的大变动。”
关于养老金，有一份连续发布了11年的指数——Melbourne Mercer Global Pension Index (MMGPI 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 值得关注。这个指数每年都对全球许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进行评级。很遗憾，在2019年的最新一期中，中国和日本都被评了“D级”。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中国的分数比2018年提高了一点点。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养老保险覆盖面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的社会养老金制度以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起点。但“文革”10年，这个制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1993年，新型养老保险制度逐渐推行，当时主要覆盖的是城市职工人群。2009年，我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开展试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尽管中国当前的养老金制度很年轻，但因为它在退休年龄的界定上延续了1950年代的标准，所以同样面临着上文提及的养老金精算和代际分配无法持续的问题。
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将退休年龄延长不一样，由于规定男性60，女性55（女工50）即可退休，再加上“鼓励内退”的制度，中国人的退休时间特别早。清华大学的杨燕绥老师等作者在其《老年社会的就业与养老》一文中提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数据，目前中国企业女职工领取年龄不足50岁，男女实际领取养老金年龄加总平均只有54岁”。
早早退休，就意味着早早开始消耗养老金的资金池。这显然无法保证养老金的可持续，并且已经危及当前的资金平衡。前文提到的《老年社会的就业与养老金》一文中写道：
2013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总收入为 24733亿元，减去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后的征缴收入为19270亿元，同年基金支出为19819亿元，当年资金缺口549亿元，2014年超过1500亿元。其中，有19个省的养老保险资金不能收支平衡，需要财政补贴才能满足养老金支付需求；少数劳动力流入的省市略有结余。
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也做了测算：
“2019年~2050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当期结余将于2028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并在2035年耗尽。”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心头一惊？其实也没必要过于紧张。从全球范围看，养老金这笔账并不是第一次算不过来。比如，美国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养老保险基金也曾连年赤字。只不过后来通过逐渐把“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筹措方式改为“部分积累制”，以此化解了当时的危机。
西方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间早，因此也就更早遭遇到养老金的问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很多西方国家都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调整。制度本身的调整各不相同，但有些手段是共通的：增加养老金缴费年限、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扩大中老年就业。按照《老年社会的就业与养老金》的说法，“多数发达国家能够按照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倒计时地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和延迟领取年龄。”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场舞”的兴起还有一层含义——中国的50后、60后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太早了。但等到正在工作的70后、80后、90后们进入老年，大概率是没有机会跳广场舞的。
03 脆弱的“农村老奶奶”们
事实上，广场舞人群并不能代表所有的50后、60后。在广大的农村，跳广场舞的比例比城市里低得多。而城市和乡村两个人群，在面对老龄化的资源储备上，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
因为“新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开，中国的养老金覆盖面在过去10年迅速扩大。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上文提及的MMGPI也因此给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加了分。但是，如果把当前三种养老保险对比着看，其中的差距着实惊人：2013年，我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主要养老保险养老金额度是31700元，企业职工是22200元，而新农保只有700元。到了2015年，这三个数字分别是39600元、27600元和800元。
养老金的差异，也带来了工作方面的明显差异。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发现，从55岁~59岁开始，非农业户口的男性和女性就业率都出现大幅下降；而农业户口的男性和女性，直到80岁以上，仍然有约 10%的女性和20%的男性不得不继续劳作。基于该调查撰写的《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说，“通过跟其他国家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非农业户口人群就业情况与发达国家类似，而农业户口人群的就业情况与发展中国家类似”。
在同一份报告中，还有一组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组合。它们看起来十分扎眼。报告在分析老年人健康状况时频频提到了这个组合：
……
高龄、女性、农业户口、低教育水平的人群更易自报疼痛。
高龄、女性、农业户口、低教育水平者认知较差。
高龄、女性、农业户口、低教育水平人群抑郁风险较高。
高龄、女性、农业户口、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更容易有困难或需要帮助。
高龄、女性、农业户口、低教育水平的人群肺功能或握力较差。
……
我们俗称的“农村老奶奶”们，是老年人中最为脆弱的人群。
在我之前的一篇相关文章发表后，有位在地级市人民医院工作的朋友在文后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可能在基层医院工作的原因，看了太多农村老人老无所依，病无所医。现在社会力量大多关注的都是城市老人，无非是用他们手中的退休金换取相应的服务，然而数量庞大的农村老人无人关注，大多在凄凉与孤独中老去。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带上他们。”
04 谁来照料他们？这是个大问题
我有4个姑姑，跳广场舞最多的，是我的四姑。不久前，四姑得了两个奖，分别来自当地两级政府。她被嘉奖为“十佳孝顺儿媳”。过去多年里，四姑一直在照看自己90多岁的卧床不起的婆婆。而在更早之前的10年，我的4个姑姑和姑父们，叔叔婶婶以及我的父母，一起轮流照顾了患有认知症10年的奶奶。
对于当前已经真正步入高龄的30后、40后们，他们的子女——多兄弟姐妹的“广场舞一代”，是照顾他们的主力人群。很难想象，要是没有他们的照顾，家中的老人们会怎样。
除了照顾父母，“广场舞一代”也在帮忙照顾孙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数据显示，在45岁~64岁的中国人中，有58％的人只为年幼的孙子提供护理，有23％的人仅为父母/岳父母提供服务，而15％的人同时为两代人提供抚养服务。
这项连续的追踪调查还显示，女性承受着更大的照料负担。以2015年的数字为例：在 65岁前，女性对孙子女以及父母或至少一方的照料率都高于相应年龄段的男性。非农业户口女性对父母照料率尤其高，最高达到了30%。对于父母和孙子女至少一方照料率来说，非农业户口女性最大照料率为60%，农业户口女性最大照料率为55%，非农业户口男性最大为 52%，农业户口男性最大仅为44%。
很多研究表明，照顾孙子女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来说，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祖父母照顾孙子女有助于提高成年子女的劳动收入，降低正式的儿童照顾支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一文提到，美国老年人为儿童提供的照料服务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保守估计达390亿美元; 英国的1400万祖父母每年提供价值39亿英镑的幼托服务。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迅速而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老年人的这种“照料者”角色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场舞一代”在早早退出正式的劳动生产后，虽然不再是“生产者”，但却成为十分重要的“照料者”。他们以这个新的角色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这同样可以归属于“人口红利”积极因素的一种。
问题是，当“广场舞一代”跳不动广场舞后，当他们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领取养老金的“被抚养者”，还是生理意义上的“被照料者”时，谁来照料他们？前面已经推演过，根据当前的养老金精算，目前的主力劳动力的退休年龄一定会比当前大大延长。更何况，70后、80后一代，多为独生子女家庭，那种兄弟姐妹轮流照顾老人的局面，到时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而在家庭之外，社会化的照护机构与照护体系的设计，专业照料人员的培育与培训，照护与医疗的结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已经开始发展，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这个领域还基本处于空白。
所以，广场舞跳不动之后，是否将意味着“人口红利”在生产和照料这两个功能上的双重消失？
05 我们凭什么那么乐观
尽管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并未显示出差距。
2015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我国中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比率很高，总体比例高达91.5%。有6.5%的人对生活感到极其满意；34.9%的中老年人对生活非常满意；对生活比较满意的中老年人达到了50.1%。而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的人群比例很低，共计8.5%。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对健康、婚姻、子女关系和医疗服务也感到满意。
自2016年起，清华经管学院和同方全球人寿每年都会共同发布《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最新报告显示，连续4年来，在对退休生活的愿景中，排在前列的都是“休闲”“自由”“享受”等积极性关键词。在对退休生活进行刻画时，受访者最期盼的退休后生活是“旅行”，其次为“和家人朋友更多相处”，“培养新兴趣”，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继续工作”和“创业”。
在对退休后的生活方面，绝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极其/非常/有些自信”，只有17%的人表明缺乏自信。但相比前2018年的12%，缺乏自信的受访者比例还是有了不小的上升。
不久前，在日本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时，我的分享中也包括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当我提到大家的乐观心态时，有位年轻老师非常不解，她在会后与我交流：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会那么乐观？我说，那恐怕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40年一直是持续向好的，现在的年轻人，自出生后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坏事。乐观当然有很多好处。
但就全社会的老龄规划而言，千万不能盲目乐观。我们说起中国的老龄化，常常说的一个词，是“未富先老”。这个“未富先老”不仅仅体现为空洞的人均GDP数字的比较。现行养老金制度的不可持续，城乡养老金之间的差距,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之困，巨大的照护和医疗缺口……所有这些，对于仍然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都是切切实实的挑战，是必须承受之重。
更大的挑战是，在很多国家，老龄化的到来常常伴随着经济衰退。要想跳出“人口红利”的陷阱，向高科技产业的产业转型，注重包括中老年群体在内的劳动力升级，充分发掘中老年人的劳动潜力，加快建立一个互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真的是迫在眉睫。而作为个体，我们要做的，除了要以大家庭为单位好好谋划至少两代人的养老，做好财务规划和照料规划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调整好一直向上的预期。
所以，年轻人们，好好工作、努力生活、锻炼身体，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戴 廉
日本东京大学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客座研究员。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瑞典林雪平大学“健康与福利”双硕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在读）。
历任新华社记者、医药证券分析师、移动医疗创业者、医疗集团高管。
编辑：魏婉笛 管仲瑶
审核：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