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最后结局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东条英机）

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武藤章等7人处以绞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绞死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死刑架上。

枪决：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也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

自杀：一类是战败时自杀的，像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一等。另一类自杀就是像杉山元等人，在被宣布为

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谷寿夫被执行死刑

甲级战犯嫌疑人以后自杀，这种就纯粹是“畏罪”的逃避行为。

病死：东京审判被告最初是28人，但前外交大臣松冈洋右和前海军大将永野修身病死。

结局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16人处以无期徒刑（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鸟加山旁）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对2人处以有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结局三：“无罪”、被赦免

日本战犯斋藤美夫等三人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

由于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中国军事法庭对很多战犯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罪责。

制造“济南惨案”的主犯并在中国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49年1月被南京法庭宣判“无罪”而释放回国。

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因此，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和大批释放。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同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予以公布。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在抚顺和太原关押的335名（其中抚顺在押者295名）职务低、罪行轻、认罪表现较好的次要战犯免予起诉，立即释放。

1956年6月21日，第一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5名； 1956年7月15日，第二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归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296名； 1956年8月21日，第三批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羁押的日本战犯共计306名。

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结局四：“东山再起”

岸信介于1957年2月担任首相

由于美国在战略政策上出现转变，盟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的所谓“战犯假释”的指令，岸信介等甲级战犯因此被释放和减刑，之后又撤销了各种“褫夺公职”的法令，这些战犯和曾经被清洗的人再次担任了公职。

岸信介（Nobusuke Kishi） 1896年11月13日生，日本山口县人。前首相佐藤荣作胞兄。1936年后历任伪满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等职，被称为操纵伪满的五大头目之一。1939年调回日本，历任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近卫文磨内阁等的商工省政务次官。1942年4月在“大政翼赞会”支持下首次当选为众议员，同年10月任东条内阁商工大臣。1943年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监狱，1948年获释。1952年解除“整肃”，同年组织“ 日本再建同盟”。

1953年当选为众议员，同年加入自由党。1954年又与鸠山一郎等组成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后，仍任干事长。1956年任石桥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任首相。任首相期间，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

在岸信介担任内阁首相的时候，他的内阁成员“由大臣到长官，曾经被清洗的人数达到了一半左右”。在回忆录中，岸信介得意地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 由他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是多么猖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