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美国在全球创新领域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创新引擎”动力减弱。在美国彭博社发布的2020年彭博创新指数排行榜上，美国居第9位，落后于德国、新加坡、瑞士、瑞典等国，较2013年第一次排名下降9位。有分析人士提出，这部分源于美国的创新和科研政策缺陷。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创新优势减退
美国智库阿斯彭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创新挑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消费者需求、国际竞争力、联邦政府强有力的领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在创新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了风险容忍度高、积极竞争、不断追求突破的创新文化。大量创新成果不仅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也增进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福祉。然而，近年来，这种结构性优势大部分已经消失或减退。例如，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都在大力投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而美国的实体基础设施正在老化，许多已无法正常运转。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2017年发布的《基础设施报告卡片》显示，美国的基础设施评级仅为D+级。现在起至2025年底，美国需投入4.59万亿美元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相比之下，美国的数字基础设施更先进，但亦称不上数一数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018年发布的《国际宽带数据报告》显示，美国的宽带网络下载速度在发达国家中仅排第10位。科研人员和科技创业人士需要高速、稳定的网络来发挥云计算、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的巨大潜力，而在美国，这样的网络服务价格昂贵且集中于特定地区。
英国企业家、前英国政府科学与创新大臣大卫·塞恩斯伯里（David Sainsbury）谈到，在许多战略性创新领域，如软件工程、生物科学、社交媒体、计算机芯片等，美国仍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机器人学、平板显示器、锂电池、核能、高速铁路、记忆芯片等领域，美国已经落伍。欧洲和亚洲国家已经在很多领域与美国齐头并进。在美国，创新优势衰退的表现之一是过去几十年里先进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一直在下降，并在2002年转为逆差。另外，自1990年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美国就业岗位净增长2730万个，但其中97.8%都在低附加值的服务业或不可贸易部门。同一时期，制造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或可贸易部门就业增长总和基本没有变化。
美国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战略研究教授沙伦·贝伦宗（Sharon Belenzon）对本报记者说，二战后全球大部分重要的新技术源自美国，美国在创新领域有许多优势。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日益专业化，从大企业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转向高校专攻研究、企业专攻开发。创新活动劳动分工显著细化的一个表现是许多大企业的研究分支机构萎缩。诞生于高校、由风险资本资助的创业企业正在填补这一空白，但其作用目前基本局限于少数领域。
更加专业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利有弊。一方面，它以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无法实现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和技术会被风险投资人快速清算，这种“自然选择”使资本分配更加高效。风险投资人通常广撒网，并给予接受资金的企业较大的自主性，这促进了科研多样性，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实验精神。另一方面，大企业倾向聚焦于与其已有业务相适应的创新项目，且会受到其内部办公室政治的较大影响，有时难以从失败的项目上撤资。因此，许多企业认为在内部开展大量创新活动对盈利无益。
在格外重视效率和商业价值的创新环境下，收益不确定性较强、风险较高的创新活动更难获得支持。在今天的美国，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系统性创新减少，创新更多地发生在易于转化为经济利益或具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的领域。
支撑创新的条件不足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全球创新政策副主席史蒂芬·伊泽尔（Stephen Ezell）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美国的创新政策是成功的，但仍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私人部门为美国各行业创新提供了主要驱动力，但有效创新的能力依赖明智、有效的政府政策，包括投资于早期研发、保证高技术劳动力供应、建设强健的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成为最尖端技术的早期获得者、建立恰当的监管政策环境、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以确保先进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蓬勃发展。简言之，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支持下，由私人部门引领创新，最有利于美国创新体系运转。如果忽视了成功创新的多方面因素，美国就会在国际创新竞争中失去优势。
当前，美国创新体系面临的风险包括：财政预算赤字持续增长削弱了科技研发投资能力；政治观点极化导致公私部门无法有效合作；教育体系未培养出能够在未来产业中具有足够竞争力的劳动力；一些人认为美国可以脱离其他国家在全世界“独大”。其中，最大的挑战是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降至195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若想重振美国的创新实力，联邦政府需要每年增加至少1000亿美元投资，以支持研发和创新项目。美国在劳动者培训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用于劳动者再培训的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较30年前减少了50%以上，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在塞恩斯伯里看来，美国创新优势流失主要源于三个体系的问题：教育和培训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企业融资和治理体系。首先，美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正在被其他国家赶超。在经合组织主持的2018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项目测试中，15岁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三个科目的分数排名均未进入全球前10位。20世纪下半叶，美国吸收了大量欧洲和亚洲国家学生，以充实本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储备。而今，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国家研究型大学数量增加，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减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美国高校的外国学生入学率降低，外国学生毕业后返回自己国家的比例升高，而达到同等教育水平的美国公民数量不足以满足人才需求。
对美国来说，创新能力减弱不仅源于联邦政府研发支出缩减，还源于美国企业的离岸研发经费增加。由于其他国家的技术能力上升，美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研发支出增速比母公司快50%以上，这么做的目的是吸收当地的技术知识。这一现象表明海外研发环境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增强，同时在美国国内招聘到满足资质要求的员工的难度增大。
金融机构的短视倾向也在侵蚀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不得不聚焦于短期利润和金融工具，盈利被用于支付红利和回购股份，而非用于投资。以制造业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企业的红利支付仅为资本设备投资的20%，到90年代初这一数值升至40%—50%，到21世纪前10年进一步升至60%左右。
公共部门的扶持至关重要
贝伦宗表示，随着研发创新的“主场地”从企业转向高校，美国创新政策应聚焦于在科学研究与应用之间架起桥梁。相较于企业研究，高校研究更少由具体使命驱动，其规模更小、学科性更强。高校的科研成果通常需要经过进一步开发和整合，才能成为可商业化的发明，这一转化过程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困难。对于涉及自然科学研究、前景良好的创业企业，可由公共部门提供资金，以缓解市场失灵并推动技术目标的达成。随后，这些企业可在私人资本支持下，应对商业挑战。
塞恩斯伯里提醒，历史表明，如果政府理解其职能是帮助企业发展创新能力而非指挥企业制定战略，那么政府干预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创新经济学研究也显示，为促进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设计得当的创新扶持政策非常必要。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弗农·W.拉坦（Vernon W. Ruttan）等创新经济学学者的研究表明，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新技术大部分是在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下面世的。当然，精准定位政府角色是一个难点。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D. 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等人在合著的《创新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连续体”概念，提议将主导权交给市场，政府在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给予必要的创新投入，以支持发展关键产业和技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王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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