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由于两国科技战，美国禁止向华为等中国企业出口高等级芯片，并禁止向中国集成电路代工企业出口高制程光刻机，引发国内从政府到产业一片“卡脖子”的惊呼。为打破“卡脖子”困境，从中央到地方，纷纷砸下巨资投入集成电路产业，并引发人们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角色的新一轮争论。
事实上，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历史中，芯片产业不是第一次引起政府重视，深圳政府也不是第一次纠结于在这个产业发展中的站位和介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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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深圳电子工业总公司成立，1988年改名为赛格集团。政府给其的定位，就是投资一些对产业有重大影响、投资额较大、市场主体没实力或者难以承担风险而进行投资的重大项目。
赛格集团主导了深圳所谓四大电子工程项目，除了赛格日立、赛格三星（中康）外，另两个大项目都与半导体有关，一个是1987年设立的深爱半导体有限公司，投资1349.6万美元，建立一条功率晶体管芯片生产线，由赛格集团持股74.82%，赛格（香港）有限公司持股25.18%。深爱半导体当年结束了芯片完全依靠进口的历史。该公司至今仍在运营，拥有三条4英寸和5英寸的芯片生产线。
另外一个则是与意法半导体合作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
意法半导体为全球重要的晶圆制造企业之一，现在全球拥有一个巨大的晶圆前后工序制造网络，其主要晶圆制造厂位于意大利的Agrate Brianza和Catania、法国的Crolles、Rousset和Tours、美国的Phoenix和Carrollton，以及新加坡。在中国、马来西亚、马尔它、摩洛哥和新加坡则拥有一系列高效封装测试厂。该公司是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的Thomson半导体公司于1987年合并而成。
当时刚刚完全合并的意法半导体，居然已经敢到中国大陆来冒险，实属激进。赛格集团能找到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可以说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机会。当时双方商定，在深圳建设一条封装、测试生产线，在香港建设一条前工序生产线（为规避《巴统协定》的限制）。赛格集团为此在香港大浦工业区寻购一块工业用地。
但是当时正值深圳面临换帅期，各种耽搁和不同判断。最终深圳政府认为前工序投资太大、风险大、见效慢、技术水平太高，决定放弃在香港大埔的建厂计划，而只引进后工序生产线。
1994年1月，赛意法微电子公司成立，1997年1月，其在深圳的后工序生产线投产。迄今仍是国内重要的芯片封装测试工厂之一。
要知道，国家斥巨资20多亿人民币在无锡建设的“908工程”华晶微电子，1990年决定投资，到1997年也才建成投产一条月产1.2万片、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而当时拟投资100亿的“909工程”1995年才启动，上海华虹与日本NEC共同投资12亿美元的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于1998年2月23日正式投产。也就是说，倘若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即规划的赛意法前工序生产线香港项目，倘若落实的话，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版图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可能香港的产业转型也早就因此拉开大幕、奠定一个良好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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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全球IT泡沫的破灭，事后看来并没有给中国大陆有什么坏的影响，反而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虽然互联网泡沫破灭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虚幻的网络创业热潮，但全球IT市场需求下降导致的竞争加剧，却迫使以台湾为主，包括日韩和欧美在内的全球IT制造业被迫转向中国大陆，以削减成本，重获竞争力。恰逢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放松了对外资进入的本已不多的管制，刺激了全球产业资本蜂涌进入中国大陆。
这中间就包括半导体产业。
长三角在90年代末恰逢其时的崛起，收割了这一波全球IT制造业进入中国大陆热潮的最主要红利。这其中尤其以台资IT代工产业最具代表性，虽然中国大陆的珠三角、环渤海湾地区均竭力想要吸取这部分IT投资，但最终长三角是主要赢家，大部分台资芯片代工厂选择了上海和苏州地区。虽然在2000-2001年时，表现出来的好象是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湾的均势竞争。
2000年12月20日，在某次会议上，上海官方首次将外界猜测已久的王文洋、宏力半导体投资案以及张汝京中芯国际投资案公之于众，表明上海市在国内新一轮的芯片产业竞争中占得先机。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在西山八大处举行了中国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的揭牌仪式，并在同一时间宣布“华夏半导体”和“讯创”两间芯片工厂动工。
在此之前，国家主导的半导体产业规划，大部分项目放在长三角地区。在909工程之前由国家投资的七间芯片工厂，分别就有无锡的华晶，杭州的华越、士兰，上海的贝岭、先进等。总投资12亿美元的909工程上海华虹（与日本NEC合作）项目，也是选择在浦东建厂。
在国家原来的规划里，用意十分明显的是将长江三角洲培育成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基地，当时上海市也雄心勃勃地宣布在浦东张江园区规划建设面积达11平方公里的上海微电子产业基地，计划在“十五”期间引进100亿美元产业投资，形成10条以上芯片生产线。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则宣称北京将努力把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国内一流水平的微电子生产基地。当时上海市宣称“上海在十五末芯片制造销售额将达到80亿美元，占国内的八成份额”，而北京市则宣称要占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
他们好象都忽略了深圳。
在京沪两地都纷纷宣布自己的微电子产业发展计划时，深圳一直没能敲定一个振奋人心的大项目，这事儿让深圳市政府倍感焦急。当时深圳市长和副市长都曾对媒体透露过“深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已落在京沪后边”的口风，并表示要奋起直追。于幼军市长就公开宣称，“广东和深圳是中国IT产业的中心地区，占全国IT产业生产和消费能力的三分之一，然而广东和深圳在IC的前工序生产方面几乎为零，这与该地区已形成的IT生产加工能力极不相符”。
2000年11月7日下午，于幼军市长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市经发局、计划局就贯彻落实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业内简称“18号文”）、制定我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政策的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是整个信息产业的核心，在这两个领域发展薄弱，就不能掌握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就不能实现产业配套和升级。会议认为，我市应抓紧制定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尽快突破薄弱环节。会议决定，规划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对在其中设立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符合一定条件，原则上予以免收地价，适当收取土地配套开发费；对在我市设立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前5年免征，后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水电价格优惠，保持其基本与其它地区的政策持平，超出部分由市财政予以补贴，但应限定最高补贴额和最长补贴时间；市财政设立专项基金，以企业化方式运作和管理，对集成电路产业进行投资，以及贷款帖息。
在此之前的2000年10月30日下午，于幼军市长率政府有关部门到先科集团现场办公，研究先科集团与台商合资建设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工序生产厂有关问题，力图在2000年内完成该项目的引进工作。会议决定将原“深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工序领导小组”更名为“深圳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前工序领导小组”，由于幼军市长担任组长，李德成常务副市长、郭荣俊副市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计划局。会议认为，先科集团与台商合资兴建前工序工厂，采用6英寸0.8-0.35微米工艺技术，虽然技术水平不高，但产品在相当一段时间仍会具有较大市场需求，重点是合理确定台商技术股定价，以此为准将总投资和一期投资降下来，同时要适当提高台商的投资比例，并适度提高总投资中贷款的比重。
2000年12月1日上午，于幼军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我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引进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为了更好地把握项目引进谈判工作的政策和口径，市政府决定成立“深圳市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引进谈判小组”，刘应力秘书长任组长，计划局陈彪任副组长，规划国土局李加林、科技局李连和、外资局叶民辉和经发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参加。谈判小组一是要摸清引进项目的技术情况、生产线的价格和产品市场情况，二是要尽快落实包括深业集团在内的8-10家有投资超大项目意向，且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以便于对引进的项目进行投资组合；三是请德成同志出面，就项目贷款问题与银行进行协商，请他们给予支持，或引进风险投资基金；对引进项目的中方投入部分，可由市财政给予贷款贴息，原则上市政府不直接投资。
会议同意将台湾鑫茂和茂矽公司作为项目谈判重点，但其它拟引进的项目也不能放松。尽快制定扶持政策，明确地价、水电费和税收等方面优惠措施；将光明农场南片区（现深圳高新区光明园区）和龙岗大工业区（现深圳高新区坪山园区）两处作为项目的预选地址，首选光明南片区。
2000年12月15日下午，于幼军市长主持召开会议，就我市制定扶持集成电路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集成电路产业园区选址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对市计划局牵头草拟的《关于加快发展深圳市集成电路制造业的若干规定》进行了讨论，听取了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关于深圳市集成电路产业园区选址问题的报告，认为三个备选方案中，光明南片区最具优势，宝龙工业区作为备选方案，龙岗大工业区地段由于种种原因，暂不作为备选用地。
会议还讨论了谈判项目中中方投资的问题，授权谈判小组可参照北京市政府对引进项目按投资额15%的比例跟进资金的做法。
在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在12月底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于幼军近于肯定地表示，“深圳会在2001年内上马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项目”。2001年3月，深圳市终于急不可待地推出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计划，打算用10年时间建成成为“中国集成电路制造业的主要基地之一”。
于幼军显然是深圳上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的热情推动者。有人指，宣传文化口出身的于幼军，对产业虽不熟悉，但对深圳IT产业的状况和国内竞争局面认识尚算清晰，在京沪两地抢占制高点的竞争态势下，他十分迫切希望深圳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他则更为倚重刘应力，所以对IC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在战术上则犹豫于政府的角色。
时任广东省领导甚至指出：投资IC项目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要创造好的条件，尽量让外商独资，或者让外商占大股，我方占小股。同时动员华为和中兴等一些大企业参股IC项目。
无论如何，在于幼军2002年离开深圳之前，总算对自己力推的产业方向有一个初步交待：2001年10月13日在第三届高交会期间，深圳引入IC前工序项目的努力总算有了第一个成果，由深圳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台湾沃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共同投资6亿美元，兴建一条0.25微米、直径8英寸的芯片生产线，月产2万片。于幼军在项目揭牌仪式上说，去年深圳直接使用的各种IC产品市场在50亿美元以上，广东省集成电路产品进口周转量和直接消耗量分别占全国的85%和75%；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力争在“十五”期间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发展。深圳力争到2005年建成4-6条生产线，总投资100亿美元，形成一个2平方公里左右的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产业园区。
他这时所说的2平方公里左右的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产业园区，已有了特定的指示对象，那就是当时深圳市政府确定的留仙洞IC产业园区。所谓“留仙洞”，是位于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办的西部，留仙洞村的周边，在平南铁路以北、沙河西路以西、同乐检查站以东的连片未开发用地，总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最早深圳市政府曾将这一地块规划为一个可居住10万人口的超大型公屋小区“留仙村”，并请了新加坡人来进行屋村规划；后来富士康公司提出其转型计划，想要投资IC产业项目，看中了这一地块，意欲在此投资IC和软件开发项目，深圳市就修改了规划，将此处规划为深圳市4个集成电路产业园之一，并计划拿出40多亿为这个园区配套。
“留仙洞计划”后来的进展如何？最好的答案是请到留仙洞片区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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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圳，直到于幼军离开深圳五年之后的2008年，才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条8英寸前工序生产线。
根据当时的报道：“2008年6月21日上午，中芯国际深圳8英寸、12英寸集成电路制造项目在深圳大工业区（今坪山区）举行隆重奠基仪式，标志着该项目在经过半年前期筹备后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根据计划，该项目将于13个月内完成土建，18个月内正式投产，建成后将弥补深圳集成电路产业链的缺失环节，一举填补华南地区没有8英寸以上集成电路生产线的空白。时任市领导赶赴现场，与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共同挥铲为项目奠基”。
2008年1月29日，中芯国际正式宣布将在深圳设立南方总部，并建设集成电路技术开发中心和2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该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5．8亿美元，将建设包括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1条8英寸、1条12英寸芯片生产线在内的集成电路前工序研发生产基地。
但是由于中芯国际连年亏损，资金链陷入巨大困难，这个项目进展并不顺利。虽然在2009年11月，深圳媒体发布了“中芯国际芯片生产线项目12英寸厂房在深圳坪山新区顺利封顶”的消息，而另一条“8英寸生产线目前正在进行净化间的安装，将于明年开始生产设备装机工作；12英寸生产线建成后将引进IBM先进的45纳米工艺技术”；但事隔一年之后，2010年11月3日，中芯国际总裁王宁国表示，“今年10月，公司已经正式停止成都和深圳的代管业务；未来公司除了协助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2英寸厂的营运外，更要积极扩大北京12英寸厂产能”。
原来在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国际官司，导致张汝京从中芯国际离职后，中芯进入了“王宁国时代”，王宁国全面收缩战线，致力于原有生产线的减亏盈利。深圳坪山区的这家工厂，在中芯国际的内部序列中，被定义为“代管业务”：通过当地政府投资建立工厂，中芯国际予以代管，向其输送技术和人才，并收取费用，同时获得优先回购的承诺。也就是说，中芯并没有在深圳投入真金白银，在收缩战线时，自然就“优先”考虑坪山项目。
2014年末，中芯深圳的8英寸生产线才投产。但投产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19年，中芯深圳仍宣布亏损1.49亿元。而12英寸生产线则继续搁置。
直到2021年3月，中芯国际宣布在深圳投资建厂（实为其二期12英寸工厂），项目投资额约为23.5亿美元（约合152.8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旨在生产28nm及以上工艺的集成电路和提供技术服务，计划将实现最终每月4万片12英寸晶圆的产能。
该项目由中芯国际和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资，由中芯深圳进行项目发展和营运。出资完成后，中芯国际和深圳重投将分别持有中芯深圳55%和不超过23%的股份，双方还将推动其他第三方投资者完成余下出资。
最新消息是，2021年11月12日，在中芯国际财报电话会上，中芯国际联席CEO赵海军表示，依照计划，中芯国际北京、上海扩产正有序进行，深圳12寸晶圆代工厂将于明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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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前工序项目这20多年来的挫折，足以引起政府内部的一个深度讨论：在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时，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即便是作为国内最像市场经济的城市，深圳政府在产业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从来也不是香港模式的“积极不干预”。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强政府体制下，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小政府大市场”或“小政府大社会”。深圳政府从来也不是弱政府。
从赛格集团的四大项目投资来说，政府在投资关键性的产业基础设施时，从来都愿意以国资作为工具出手的。即便是从消极不干预转到“积极不干预”的港府，也几乎不可能以财政资金去注资一个产业项目。香港迪斯尼项目落地过程中的港府角色，可以说已是其能够作为的极限。
因此在2000-2002年，京沪深苏等城市疯抢台湾IC前工序工厂西迁大陆项目，深圳为什么一无所获？便不能归因于深圳政府的自由市场原则。
当时国内城市皆欲疯抢IC项目，形成激烈竞争。台资大厂对长三角有偏好，较多在上海、苏州建厂也容易理解，京津地区并不是IC制造业的理想选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IC前工序是高耗水产业，京津却是严重缺水城市），北京只是以首都地位和科技中心实力，勉强出手，也不在话下，但是以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却非全无机会（最近几年韩资和台资IC工厂又在珠三角投资好几个项目，即为证明），却为什么颗粒无收？
深圳有条件发展IC产业，就算竞争不过上海苏州，但也不应该颗粒无收。这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当时苏州等地提供的关键竞争条件，是当时的深圳政府所做不到的。
这关键条件既不是电价、水价，也不是土地免费。虽然深圳的电价、水价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当时较长三角地区贵50%以上，而IC制造业又是高耗能、高耗水产业，但深圳也能承诺以最优惠的电价、水价供应给IC产业；土地租金的补贴虽然长三角更狠一些，但深圳的财力并不弱于苏州，因此也不是大问题。深圳主要输在了两点：
一是当时台湾政府限制IC巨头们8代以上生产线西进大陆，IC巨头们的资金较难从台岛转到大陆，必须绕很多弯，需要较长时间周期，因而往往要求投资地的地方政府垫资建厂。而深圳政府绝对不肯垫资，最多答应向银行出具信任函（非担保，不具法律效力）。
事实上最接近在深圳投资建厂的联华电子，据说其条件已降低到由深圳政府垫资建设工厂的配套设施，但深圳政府仍不能答应此一条件。同时深圳政府要求曹兴诚承诺除了8英寸线之外，另外建设更高技术层级的生产线，要求给出一个时间表，而联电也不能答应。
二是在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内，苏州和苏南地区最常用的招商引资政策，就是把投资案前几年所产生税收的地方收益部分，以地方政府奖励的方式返还。这一违反中央政府要求的优惠政策在2001年前后几乎已在苏南地区普及，然而在珠三角地区，却没有城市敢于如此，至少深圳不愿意如此。
虽然深圳有最好的IT产业配套环境，但是抵不住上述优惠政策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台资企业来说。
也就是说，2000年前后深圳政府并非不愿意提供优惠政策给芯片大厂们，但是倘若要其拿上几十亿资金去投入到风险较大的产业项目上，当时奉行“不当运动员不当裁判员只当场地维护员”的深圳政府，终究下不了这个狠心。于是就错失了好几个重要机会。
然而后来的深圳政府，无论是在中芯国际项目上，还是TCL华星光电项目上，都一改原来的谨慎原则。
2009年，深圳市政府冒险支持华星光电上马。当时华星光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注册资本100亿元，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持股50%，TCL集团持股50%。这意味着深圳市政府出资50亿元来支持华星光电项目上马。后来，深超科技把华星光电5%和15%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了TCL集团和三星电子，转让给三星电子的价格为15亿元。
2013年5月，TCL公司以31.8亿元的价格回购深超科技所余30%股份，这个价格基本上可视为只计了利息，股权没有任何溢价。
2013年6月，TCl公司公告，根据深圳市政府项目优惠政策及公司与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共同投资建设第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的合作协议》，深超公司为华星光电项目建设提供不超过54.1亿元的委托贷款。在项目二期量产后连续3个月达到月投入玻璃基板9万片时，经专业机构对实际产能进行评估后，由深超公司报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对该笔委托贷款形成的债务予以豁免。
到2021年，TCL华星光电已成为与京东方匹敌的全球第二大面板厂商。
此外在中芯国际项目上，深圳市政府最终改变了于幼军时代的政府不投资模式，接受了所谓的“成芯模式”。
所谓“成芯模式”指中芯国际与成都市政府在成都成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项目上的合作模式。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由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工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与中芯国际合作对项目进行建设和营运管理。成芯由此可以宣称公司拥有中国中西部第一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成芯公司成立后，股东委托中芯国际对成芯进行管理。虽然从产权关系上看，成芯属于成都市政府投资企业，与中芯国际并无关联，但在业内人士眼中，成芯俨然是中芯国际的工厂。中芯国际除了向该工厂输送技术、人才、设备，还承诺在工厂建成后的若干年内优先对公司股权进行回购。这种“托管模式”在当时赢得了赞誉。
“成芯模式”的要点在于，它并非之前苏州模式——IC大厂的直接投资，政府只提供优惠政策——而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建厂，IC巨头们只需投入技术和管理，即可获得产能规模，提高市占率。而风险基本上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
现在看来深圳政府在中芯国际项目上的政策有了180度的大转弯，由原来的不能接受“苏州模式”，改为接受了政府更“积极”介入的“成芯模式”。
当然现在看来似乎是，一期工程建成后，双方改为了合资公司模式。而在二期项目中，双方延续了合资公司模式。深圳重投集团代表深圳政府持有股份了中芯深圳的股份。
深圳政府成立重投集团，意味着对这种模式的制度固化。
深圳重投成立于2019年5月，是深圳市重大产业的市场化导入和投资管理平台，由深圳市国资委全资持有。深圳重投集团对外宣称，“肩负聚焦湾区战新产业发展、导入全球尖端科技资源、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担当”使命担当，着力发挥国有产业投资平台功能作用，以“谋一事干一事成一事”的决心积极推动深圳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以入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二期基金为契机和关键切入点，围绕深圳重大引领性产业项目强链补链及国家重点产业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短板发力，以发展第三代半导体产业链项目等一系列集成电路领域项目为突破点，精准解决补链强链的痛点和难点，着力打造比肩上海、北京的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第三极”。
可以看出，深圳政府早已不再纠结。倘若时间可以倒流到2000年，深圳绝不会再在芯片项目大战上颗粒无收。
也许深圳会有人批评这种政府投资模式，但是倘若成都、武汉、西安等这些城市政府不给予诸多优惠政策，甚至不下血本注资，此类项目的竞争中，产业项目方根本不会选择这些内地城市，那么它们可能永远也发展不起来半导体产业链。而正是由于政府注入巨额资本，加上特别的优惠政策，可以说付出巨大成本之后，吸引了这些项目进入，并因而导致了相关配套产业纷纷进入，总算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生态环境。
可能以现在的20年时间，我们还无法定论这些地方政府模式的成败，或者无法准确估算这些城市的投资回报率——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许多失败项目都是捂着掖着。但就截止到现在的产业生态来说，地方政府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不少是值得的。虽然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比如武汉弘芯项目。郑州市为吸引富士康Iphone工厂进入，也可以说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到现在为止，可以说郑州赚到了。深圳政府巨资支持华星光电，从投资回报率来说，应该也是划得来的。合肥市吸引京东方、长鑫、蔚来，据说是最新的成功案例。
这些案例往往让反对者们无语。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过去30年里瓷国最显著的一个浪潮，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除非中国进行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不再是地方主力税种。而且据说这是全世界的潮流，欧美国家政府也在向企业学习管理。
尤其是，在所谓“地方锦标赛”模式下，城市政府之间激烈竞争到内卷的程度，你不这样做，别人这样做，别人就有效果。就好象，你深圳不给企业用地，愿意给你的企业大块用地的城市一大把。于是乎，在这样的竞争氛围下，深圳一步步地滑向了全能型有为政府。
可能，要内卷到一定程度，才会达到一个临界点，整个国家从这种地区竞争中所获得的好处，远远小于整体付出的成本的时候，才会迫使中央政府下决心改变这种恶性竞争模式吧。
这个临界点，可能至少需要一次全面性的经济大萧条。才能让我们出清许多负资产，到那时，我们才有条件算总帐，看看各城市政府的投资回报率究竟为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