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护士南丁格尔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率领众护士救治了大量伤员，并创办护士学校，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她的诞辰日也因此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无独有偶，近代广东也出现了一位类似的杰出女性——张竹君。
“穗城奇女
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但张竹君的年少经历，对于她后来的人生抉择倒很是起了些作用。她是广东省番禺县（今广州市）人，光绪五年（1879）前后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有兄弟姊妹多人，排行第五。据说她小时候患有严重的“脑气筋病”，竟至半身麻木。无论是私人医馆，还是游医郎中都束手无策。她的家人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国人在广州创办的博济医院住院诊治，后来竟“慢慢地好了”。
博济医院创建于1835年11月4日。它是广东巨商伍秉鉴捐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医师创办的“亚洲最早之西医院”，也是如今的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有会到了医学的重要性，张竹君发愿学医，并如愿进入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求学。这在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化，妇女因而被各行各业排斥在外的晚清时期，当然是很不寻常的做法。
1900年，张竹君从南华医学堂毕业，开始了自己悬壶济世的医师生涯。自毕业一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她先后创办了位于荔湾的提福医院和位于珠江南岸的南福诊所，并亲任院长，在广州开创了由中国人自办医院和女子任院长的先河。
当然，在医院救死扶伤，不是张竹君一人独力所能办到的事情，还需要医生与护士。光绪二十八年（1902），她毅然把南福诊所改为育贤女学，招收女学生十余人，这是广东最早由中国人办的女子学校。张竹君既当校长又当教师，既教授医学，还传授一些浅近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天文、地理、格致等，终日忙碌不停。张竹君的母亲也是一位开明而有文化的妇女，也被她请到学校来任教，成为学校仅有的两名教师之一。母女同心合力办校，一时传为佳话。
这位“穗城奇女”的名声不胫而走。1902年，同盟会社会活动家马君武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为张竹君立传（《女士张竹君传》），称赞她，“竹君者，诚中国之女豪杰，不可不记录其言论行事，以唤起中国二万万睡死腐败妇女之柔魂也”。这一大作被天津《大公报》等陆续转载，张竹君也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
霍乱克星
1902年初，广州爆发霍乱。按照当时《海关医报》的记载：“在中国人中1月份即开始出现霍乱，突然袭击外国人是在2月26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英国年轻人，24小时内即死亡。”当时的广州已是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英国传教士施美夫曾这样描述道：新到达的外国人听说广州人口逾百万，自然会流露出惊讶或不信的表情。然而，一旦见到密密麻麻的街道，稠密的居民，匆忙的行人，拥挤在1.5米至2.7米宽的胡同里，不由他不信广州的确有那么多人。”
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暴发，对于老百姓的威胁自不待言。为了阻止来势凶猛的疫情迅速蔓延，广州的爱育善堂、广仁善堂、崇正善堂、述善善堂、明德善堂、润身善堂、惠行善院、广济医院、方便医院等九大慈善福利机构与番禺、南海两县的官绅开会共商控制和急救办法，并特邀当时已颇有名气的提福医院院长张竹君参加。
张竹君依据自身所掌握的预防医学知识，在会上指出：疫情传播皆由患者吐泻秽物，污染江河水源所引起，须劝止市民汲食污染的河水、井水。”这的确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处。当时广州供水条件非常恶劣，居民生活给水主要取自江河或井水。水源若被污染，自然极易成为散播病菌的媒介，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后来两广总督岑春煊在上书朝廷的奏议里也承认，“虽致疫不止一端，而大端由于饮水之不洁”。
但是，当时广州还没有自来水（1908年，增埗自来水厂才开始向广州供水）。为此，张竹君建议广州地方当局用船从省城郊外的石门运送洁净的清水供市民饮用，并禁止贩卖腐烂瓜菜，向病人家属宣传不应将吐泻秽物倾倒在江河里，而应予以焚毁，同时向广大民众宣传卫生知识，提倡饭前便后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张竹君的建议为南海、番禺两县县令采纳，两广总督下令官府派出四条兵舰，拖载40条水船从石门运水供市民饮用。数周之内，广州的疫情就得到了控制，霍乱不再传播。这也在我国的预防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也是在这一年（1902），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学习国外新的医疗技术，张竹君先后到新加坡、英国两地考察。在新加坡医院考察时，张竹君受聘任新加坡中国医院院长助理。当她目睹新加坡鼠疫流行、死者无数的悲惨情景后，更大大加深了对预防医学的认识。之后，张竹君又转赴英国医院考察，以吸收国外办医院的先进经验。这些经验，在20多年后，又在上海派上了用场。
与广州相比，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号称“远东大都市”，其人口更加密集，传染病所造成的威胁自然更大——霍乱几乎每年都发生。1926年7月，因闸北水厂水源受污染，引发霍乱大流行，波及全市，死亡300多人。8月7日，《申报》报道载：“……大吉路方斜路一带之棺木店都已将存货售毕，星夜赶制新棺者比比皆是，足见近来死亡之众多。”当时的张竹君早已辞去上海医院的院监职务，而专注于自己在1917年创办的健华颐疾园。为解决门诊病人暴增和传染患者住院等诸多问题，她采用了与在广州控制霍乱的同样办法，强调做好对吐泻秽物的处理，同时将健华颐疾园改设为临时“沪西时疫医院”，扩大门诊，每天收诊霍乱病人达数百人，需要住院者尽量收治，有效遏制了疫情传播。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卫生处官员也对她采取的办法甚为赞许。
“南丁格尔之再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惊慌失措的清廷迅速调集包括精锐的北洋军在内的水陆大军开赴湖北，妄图将这场起义扼杀于襁褓之中。革命军渡江前往汉口，在刘家庙阻击北洋军集结反攻。10月18日，惊天动地的阳夏保卫战爆发，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场长达41天的鏖战中。
听闻武汉一带伏尸遍地、江水为赤的惨状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张竹君便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发起中国赤十字会广告》，表示自己“愿率同学数十人先赴鄂、次赴蜀”，以尽天职。赤十字会标榜着“本人道主义，救护因战受伤之人，不论何方面人，视同一体”的信条，很快在上海滩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参加者都是义务奉献，没有薪水，还要自行筹资购药和负担其它费用，但仅经过几天的动员，10月24日晚，由会长张竹君领队，新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会员男女100余人就登上了英商怡和公司“瑞和”号轮船，溯长江而上，前往武汉。
10月28日下午5时，“瑞和”号安全到达武昌码头。革命军为此特制一面“黄兴到”的大旗，先于武昌城头巡游，又往前线奔走，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至于张竹君，她还未安顿就被革命军军政分府急急请去治伤。生于官宦之家的张竹君平日出门习惯乘车坐轿，但此时，她却不顾劳累，二话不说，提起药箱就走。沿途伤员遍地，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张竹君边走边为伤员包扎治疗，到达五里之外的目的地时，已治伤员30多人。在军政分府诊治结束后，张竹君马不停蹄，即刻返回驻地，此时已有50多名伤员在等候着她的治疗。武汉战事之酷烈，由此可见一斑。
张竹君从上海出发时就公开表示：“鄙人此行，生死不可知。”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她在武昌时曾两次遇袭。11月10日，张竹君和往常一样，在汉口一偏僻码头登船去武昌，清军却突然涌现，向她开枪，幸亏小船疾驰而去，一连七枪都被她躲过了。同月15日，张竹君率队去汉阳做救护工作，她因劳累过度，无法步行，只得由轿子抬着前行。队员们都佩戴着赤十字臂章，队列前后又都打着赤十字会旗，可就在他们通过汉江浮桥时，北洋军士兵竟毫无人道地悍然开枪，再朝刚登岸的轿子开炮。幸好轿旁的温医生听到炮弹的呼啸声，猛然将张竹君连人带轿推倒在地，她才幸免于难。
既便如此，在武汉的两个多月中，张竹君仍率领中国赤十字会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于枪林弹雨中，救疗受伤士兵1300余人。战斗激烈的那几天，张竹君白天在汉阳分院，晚上返回汉口总部抢救重伤员和布置全队工作，乃至“食不知味，寝不交睫”。她的这种救死扶伤、为社会大众服务的精神，不能不受到广大群众推崇和赞誉。当时上海五洲药房经理项松在《致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女士书》里，就将其称赞为“南丁格尔之再见（现）”。（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同舟共进》 作者|郭晔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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