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南巡结束“姓‘社’姓‘资’”之争后，时隔两年，一场特区“不能再‘特’”与“还要更‘特’”之争又起风波。
（1994年深圳世界之窗正式开园）
1.“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
1994年3月14日，胡鞍钢的一份报告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对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
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将矛头指向东南沿海经济特区。
胡鞍钢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后，1993年被中国科学院破格聘任为研究员，其撰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曾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并采纳相关建议。
（1996年深圳TCL王牌电子成立）
这一年6月，胡鞍钢在中央党校给“省长班”讲课，其“特区不能再‘特’”论，不仅得到欠发达地区认同，沿海省份也有领导说，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
10月，胡鞍钢又到上海作报告，说上海GDP由1978年全国第一降到1992年第九，因为税制不同，中央在税制上对广东优惠，所以广东超过上海，对上海“抽血过多，取之过量。”
而特区呢，全国替经济特区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他们却坐享其成。
2.“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
深圳保持沉默，坚持“不争论。”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2000年深圳莲花山矗立起邓小平塑像）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站出来了，1994年10月在《光明日报》刊文说，不光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要更“特”。胡鞍钢看到后，准备“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第二年7月在厦门，胡鞍钢在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特区还能再“特”吗》。
双方针锋相对。
深圳官方回应是一次偶然，1995年8月黑龙江媒体组团来采访，问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怎么看取消特区论。厉有为说：“我没和胡鞍钢见过面，我是东北汉子，说话很直。胡鞍钢说我们特区是‘寻租寻来的’，‘政治寻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是在给我们抹黑，用东北话说，这是埋汰人。”
（2006年深圳图书馆新馆开馆）
香港媒体报道后，胡鞍钢又开始在新加坡、香港报纸上连续发文反击。《深圳特区报》也组织回应，连发《办特区是搞特权吗》《浅议学者与学棍》《棍子向谁打来》3篇评论，辩论轰动一时。
1995年10月，深圳要求所有传媒停止刊登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
论战休止。
3.特区之“特”在“体制”不在“税制”
表面看，中央给予特区的是特殊的税费优惠政策，特在“税制”。
本质上，沿海特区特别是深圳，是当时中国仍处在计划经济管制下，有别于整体经济体制的一个对外开放窗口，特在“体制”。只要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彻底根除，特区之“特”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示范性。
（2015年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北塔封顶，再次刷新深圳新高度）
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给予特区本身，而是给予外资，实际上是借特区的地盘与特殊机制来吸引外资进来。
有的省份认为，深圳不受计划经济约束，那我上海与其它地方也应该不受约束，也应该“特”。但当时历史条件下，体制变革不能一下子完全办到，一、二十年内实现经济体制完全转型也是任务吃重。
另一个角度看，特区看似吃“偏饭”，但贡献更大。特区发展完全是增量发展，尽管国家给予其特殊政策，前期有投入，但特区带来的是投资的数倍和数十倍回报。
1995年，厉有为算了四笔账。中央拨付1.5亿元成立深圳特区，1988年后开始上缴财政收入。①深圳已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②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③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已经在获益；④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210万，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3000元，每年最少寄出60亿元到全国各地。
（2018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
不仅如此，特区之“特”更深层意义在于，在世界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观望和犹豫时，特区以“徙木立信”“千金买马骨”效应，极大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成为引领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的重要“桥头堡”，历史功绩不可没。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改革从来多挑战，但不会停止、不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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