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领先生（右一）在研讨会上
摘要：法舫法师之于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既不完全同于玄奘，侧重于“拿来主义”，即取经求法，也不同于鉴真，侧重于“奉献主义”，即传经弘法，而是既“拿来主义”又“奉献主义”，相比而言，玄奘与鉴真面临的更多是自然灾难，而法舫则还面临着国内外的战时风险，同时，法舫更多的是拯救中国佛教于衰落和危难，同时将中国佛教尤其是大乘显宗佛法跻身于世界佛教之林，精通六国语言，研究汉、藏、南三传佛法，成为中国汉传佛法传播世界的先行者。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远远超越了玄奘和鉴真。
关键词：法舫 玄奘 鉴真
一、论题的缘起、价值与意义
1951年10月3日，法舫圆寂于斯里兰卡。从已发现的资料来看，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出版了《纪念专号》和《纪念特刊》，都给予他极高的评赞。对法舫的出生地，文始或称“井陉之阳，诞生贤哲”，或称“呜呼舫师，河北之雄”；对法舫的评价，或比“法显”，或比“玄奘”，或比“唐三藏”等等。
2011年，河北井陉法舫文化研究会会长梁建楼倾其所有，整理编辑出版《法舫文集》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予以报道，文称“古有玄奘，近有法舫”。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法舫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对法舫大师也做出了与玄奘齐名的极高评定。
2015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原主编、法舫文化研究会顾问兼特约秘书长黄夏年在《高僧法舫大师行传》中评说：法舫西游传法，人称当代玄奘。黄心川老先生曰：“古有玄奘，今有法舫”。法舫承继东晋法显之伟业，在国际佛教界影响甚深，是“世佛联的磔柱”，是中国近代僧侣在国外弘中国大乘佛法的第一人。法舫力推佛教改革，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比如众所推崇之“依据圣言量来建立人间佛教”和“六个第一”：生活第一，生死第二；入世第一，出世第二；为人第一，为己第二；认识第一，信仰第二；在家第一，出家第二；组织教团第一，建造寺庙第二。法舫慧根聪盈，善现当机，熟谙英、日、梵、巴利、藏、中六种语言，精研法相，著述甚丰，法驾所至，信徒靡归。已有传印题词明海作序梁建楼整理二百万字简体字版《法舫文集》六卷，星云作序题写书名之繁体版《法舫大师文集》六卷。古人云：“顾惟道藉人弘，理由教显，而弘道释教，莫尚高僧。”佛入中国两千年，僧分十科，以德为显，高而不名，教兴枯荣，乃依僧也。法舫大师垂现圣意，教弘海外，推陈革新，开一代大教之新风也。
这种评价是尊重历史事实、非常客观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但作为近代中国佛教高僧的法舫法师，因为他所在时代与历史的原因，也因为他后半生的贡献主要在国外，而且圆寂于国外，加上当代中国佛教文化还未复兴到中国历史曾经的辉煌程度，其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贡献的价值，使得既鲜为人知，也未得到客观评价，远未被中国佛学界和史学界所普遍了解和认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玄奘与鉴真作为有唐一代的中国历史上最为昌盛时期的知名高僧，一个西行印度取经，一个东渡日本传法，为中印和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公认的历史性贡献。
法舫与玄奘和鉴真相隔一千多年，其间究竟有何异同，又有哪些超越，都值得研究。在借鉴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创新丝绸之路，复兴中华文化，实现中国梦的今天，该论题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和以古鉴今的现实意义。
二、成就与贡献的比较
玄奘最大的贡献是取经，最大的成就是译经。他西行印度18年，从古印度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玄奘及其弟子历经19年，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他主持的译典最著名的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记录体历史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了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
由于玄奘精通佛经、律、论三藏，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俗称“唐三藏”。在印度游学期间，是当时世界佛教中心那烂陀寺精通50部经论以上的戒贤大师十大学子之一。在古印度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全印辩经大会上，玄奘无人堪比，在印度佛学界赢得了"解脱天"和"大乘天"的赞誉。玄奘翻译的佛经，占去整个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另外三大翻译家译经总数的一倍多，而且在质量上大大超越前人，成为翻译史上的杰出典范。由于其翻译佛经的巨大成就，并被誉为"正遍知"和"法门领袖"，被当时的唐朝最高统治者视为"国宝"，与前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也是其中唯一汉人。由于其开创法相宗，即唯识宗和慈恩宗，成为中国大乘佛法八大宗派之一唯识宗的开山祖师。由于其自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西行并成功原路归国，往返近五万公里，其中还不包括他在印度的行踪里程，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旅行家第二位。
玄奘的贡献使之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后世俗称“唐僧”。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之一，吴承恩著的《西游记》中的“唐僧”，就是以玄奘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鉴真最大的贡献是传法，最大的成就是将中华文脉延续到了日本。唐朝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受日本国和佛教界盛邀，决定东渡，直到十年之后的唐朝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开始东渡。之后连续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因天灾人阻皆未成功，第五次东渡时，62岁的鉴真又因眼疾双目失明。唐朝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第六次渡海成功，并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终于实现东渡传法宏愿，带去了大量的佛经、佛具和佛像及典籍，被日本人民誉为“过海大师”。
鉴真本身就是南山律宗传人，在日本弘法传戒十年，由此成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日本授予他“大僧都”、“大和上”封号，被誉为日本佛教南山系三祖，"律宗之祖"。他所指导修建11年才完工的寺院奈良唐招提寺，即日本律宗的祖庭，不仅是当时三大律宗道场之一，也是至今日本严持戒律的唯有的两座道场之一，还是日本国宝级建筑。
他在传播唐朝文化方面，倾囊相授，尤其是医学、建筑、雕塑上，使得唐朝先进文化在日本得以保留、传承和存续，深刻影响并极大促进了日本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被日本誉为“医药始祖”，"文化之父"。据日本史载，由于双目失明，鉴真通过耳听的方式帮助日本僧人校正了大批佛经，又用舌尝的方式为日本修正了药典。著有《戒律三部经》、《鉴上人秘方》等书。鉴真圆寂后，被日本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日本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亦即最高成就。
法舫最大的贡献是复兴中国佛教，最大的成就是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舞台。法舫是中国近代一位兼通内外学、集教学写作及改革僧伽教育于一身的杰出大德，精通中、梵、巴、英、日、藏六种语言及法相唯识，先后任教于武昌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三度主编近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期刊《海潮音》杂志，并主持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襄佐太虚大师设立世界佛学苑研究部。作为中华民国时期佛教教育第一人、“人生佛教”首倡者、中国近代佛教运动改革家太虚大师的高足，被誉为太虚大师“座下阿难”、“虚门人杰”、“四大金刚”之一。
1940年受太虚大师之托，以传教师名义被当时中华民国教育部派赴东南亚各国弘扬大乘佛法，一直到1951年圆寂，11年间，法舫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东南亚国家。
石云《送法舫法师出国》一文记载了法舫出国留学弘法这一具历史意义的时刻：“这次派赴锡兰的意义和性质上，都与向来不同，平常的单是留学而无传教，这次却传教留学，双管齐下。听说留学的达、白二师，将进锡兰最著名的智源巴利文学院研究;传教的法舫法师在半年后将作二千年后的楞伽重宣(《楞伽经》是释迦牟尼佛在锡兰岛上讲的)，狮子岛上，大小互宣，这说明中锡佛教合流了。并闻法舫法师抵锡之后，将会同锡兰佛教大会会长马拉拉博士筹组‘世界佛教联合会’，期从中锡佛教的连合，以建立起国际新的佛教。舫师贤能，必能予以有力的推进!”这是法舫法师参与创建世佛联的开始。法舫法师的学生惟贤法师，（即后来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重庆佛学院院长）当时题了四个大字：“泽被西欧”，还写了一首诗：“三秋私庆礼慈颜，二载惊闻赴锡兰。授学浑忘形色苦，传经岂惧砏岩艰。滇边晓步日轮出，缅境夜行月儿弯。大法弘通融小教，西欧泽被再东还。”该文与该诗表明，法舫以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为目的国，甚至远至西欧，同时兼有留学和传教的双重愿望、责任和使命。
在印度期间，在国际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创建的国际大学里，首任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推荐邀请法舫法师为中国学院教授。同时，还在印度摩诃菩提会任教，宣传中华文化。后又受到全锡兰佛教会会长、锡兰大学马拉拉教授邀请，教授马拉拉读中文佛经，成为马拉拉的中文教师，为他与马拉拉携手创立世佛联铺平了道路。1945年7月，锡兰摩诃菩提会创办传教师训练所，邀请法舫讲授中国大乘佛教，法舫代表中国佛教界加入该会担任了讲师。
1950年5月，29个国家的127名正式代表聚会锡兰，参加并见证了第一次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当时定名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后简称“世佛联”）的成立。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佛教组织。法舫法师是出席首次世佛联的中国唯一正式代表，被选为中央执行会议委员及福利委员，也为后来中国与斯里兰卡等佛教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做了铺垫工作。此次会上，中国被推为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之一，中国为全世界佛教徒友谊组织之“区分中心”之一。世佛联闭幕后，法舫法师受聘于锡兰大学，主讲“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大乘佛教文化”。作为第一位世佛联中国籍常务理事，作为驻锡兰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中国代表，法舫十分重视世佛联在大乘佛教流行地区建立分会，曾写信希望能够组成“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1951年4月，法舫陪同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主席马拉拉博士巡回远东访问，在马来亚、缅甸和暹罗建立了联谊会分部。
1951年10月3日，法舫法师因病在锡兰(斯里兰卡)智严东方学院示寂，世寿四十八，法腊三十一。《海潮音》杂志纪念专刊评价说，“法师之死，迥不同于损失了私人之眷属朋友，而是中国及世界佛教损失了一位法坛的五星上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会刊》的纪念文章称，法舫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磔柱。” “这样伟大的人逝世，不仅是佛教徒如丧考妣般地悲哀，就是世界上也感到文化界少了一颗灿星。”锡兰世界佛教友谊大会的秘书的信里曾说：“法舫法师的逝世，给锡兰人们的悲哀，正如1500年前法显法师逝世时候一样”。
法舫著述甚丰，有《唯识史观及其哲学》、《佛学对于人生之看法》、《一个学佛者的程序》、《真理之光》、《金刚经演讲词》、《印度之文化人》等著作，并译有《阿毗达摩摄义论》、《吉祥经》等。2011年1月，法舫的出生地河北井陉县原县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梁建楼先生，将法舫的全部遗作整理编辑出版了200万字的《法舫文集》，为其一生所作出的贡献提供了文字上的全面见证，也不妨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由上述分析比较可知，法舫既不同于玄奘侧重于留学取经译典，也不同于鉴真侧重于出国传戒弘法及中国文化，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佛教推向了世界佛教之林，奠定了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学术文化地位。
三、身世与背景的比较
玄奘是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陈寔被誉为“一代廉吏”，颍川四长之一，与其二子并称“三君”，以德行高广名垂史册。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河南洛阳）。父亲陈惠，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景仰，曾做江陵县官，后来隋朝衰亡，隐居乡间。陈惠共生四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于隋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出生。
玄奘幼年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玄奘时年11岁，大理寺卿郑善果感其大愿，破格开许其于东都洛阳净土寺随其兄长长捷法师出家。后广闻博学，游学大江南北，在玄奘西行取经求法之前，已经是当时著名的经师、论师和法师，但困于当时佛学主流之法相学形成了北方地论学、南方摄论学的分歧，加上之前很多经典翻译不一，义理含混，注疏差异，偶闻来长安弘法的中印度天竺僧波罗颇迦罗密多罗（简称“波颇”）提到，印度戒贤大师于当时的世界佛教中心那烂陀寺讲授《瑜加论》总摄三乘之说，于是发愿西行求法，直探原典，重新翻译，以求统一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27岁的玄奘，上表唐太宗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就是违法冒险偷渡出国。
由此可知，玄奘西行，是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即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的贞观年间。那时大唐江山已定，盛世开显，也就是唐朝初期最兴盛的“贞观之治”期间。据史载，贞观二年判死刑的只有29人，足见当时国家正值太平盛世。
鉴真，唐睿宗李旦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实际为武则天控制) 生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当时的经济大都市，相当于今日之上海)，唐代宗李豫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圆寂于日本唐招提寺 。鉴真幼时家境清贫，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明寺(今法净寺)出家，后遍访明师，游学两都，不拘门派，广览群书，遂成一代律宗大师即律师。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回扬州大明寺任住持。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成为大明寺方丈，当地佛教领袖，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遣唐僧荣睿、普照来唐发出赴日传戒邀请。但直到十年之后的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鉴真55岁时，才开始东渡。又直到十年之后的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66岁才得以最后实现宏愿。
在长达一纪年的六次东渡期间，按当时的唐律，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将受到法律制裁。鉴真当时深知航海的危险，朝廷律令的威严，也预知朝廷不可能允许其出国，但他深思熟虑后，即便在众僧"默然无应"的情况下，态度依然非常坚决：“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
鉴真一行从受请到到达日本都城奈良，前后历时22年，先后有36人死于船祸和伤病，200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唯有鉴真始终如一，笃志不移，百折不挠。
由此可知，鉴真一生，基本在唐朝中期，尤其东渡期间是在唐朝开元盛世。类似于玄奘，也是冒险违法偷渡日本。第一次和第四次皆因人为告密官府失败，第二次、第三次和第五次，皆因天灾而失败。最后一次，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一方面已六十六岁，双目失明，一方面最亲近得力的弟子祥彦和最初邀请的遣唐僧荣睿去世，普照放弃，一方面也曾犹疑是否要西行印度而非日本，还有就是在启程开始又经历了官府查检，所幸躲过，就是在这种种考验下，才得以成功。
法舫法师俗家姓王，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生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南峪镇台头村。 自幼父母早亡，家庭贫困。八九岁时，以避旱灾随亲族逃难到北京，由乡人介绍，进入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即现在的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所在的总部寺院）设立的义学读书。旱灾过后，又随亲族回到井陉故乡，曾读过两年县立初级中学。中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法舫17岁时，依姚家井观音寺剃度出家，后又到北京法源寺受具足戒。中华民国十一年 (公元1922年)，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开学，法舫为第一期学生，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追随了太虚大师一生。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公元1940年)，太虚大师率团访问印度、锡兰各东南亚佛教国家，感于对这些佛教国家有进一步联络的必要，归国之后，征得当时中华民国教育部同意，派遣法舫以传教师名义，赴东南亚各国传教。中华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激战时期，法舫从重庆出发出国，经西南入缅甸。时值缅甸雨季，又逢日军疯狂南进，滇越路全面中断，滇缅公路成为当时唯一援华通道，也可以说是抗战的生命线。法舫法师不得不在缅甸停留了一年零五个月弘法传教，并呼吁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及建立一个世界性佛教据点的倡议。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法舫只好从缅甸徒步，终于在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到达印度加尔各答不远的小镇圣迪尼克坦，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任教，从此开启传教弘法印度和锡兰的人生旅程。
1947年，太虚大师圆寂后，法舫为感念师恩，于1948年回国料理后事。本欲继承师业，但又逢国内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只好于1949年初再次从香港，经东南亚，入锡兰和印度传教弘法，一直到其1951年突发脑溢血圆寂于锡兰，再没有回来。
由此可知，法舫从出生到国内游学，再到出国传教弘法，历经近代中国的三个历史时期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创，是国力衰微、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也是佛教法运颓败、高扬佛教改革大旗、“人生佛教”滥觞时期。但就是在这样的“刀兵劫”和“饥馑劫”横行的严厉对境下，加上自己身患高血压，法舫不顾身命，毅然南下西行，随缘弘法，还能不仅使得中国在世界佛教组织体系中没有缺位，而且使得中国佛教占有重要地位，而备受尊重，将大乘佛法和中华文化弘于世界佛教之林。
以上比较可知：从家庭身世上，玄奘身世背景相对优厚，几代达官贵族和书香世家；鉴真与法舫相对出身贫寒，尤其是法舫父母早亡，实际上是孤儿。从发心缘起上，玄奘西行完全出自自己的意愿和志向，鉴真是受到日本遣唐僧的邀请后出于传戒弘法的使命感召，法舫则是在恩师的引领推荐和政府支持下，完成传教弘法的使命和志向。从时代背景上，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都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王朝的最兴盛的时期，一个是贞观之治时期，一个是开元盛世时期。他们面临的风险，一是主要来自于国内的严禁偷渡出国的法律；一是主要来自旅行途中的自然灾害，玄奘西行主要是沙漠戈壁、雪崩、野兽等灾害，鉴真主要是海上风浪、触礁等灾害。法舫南传却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衰弱的清末民国时期，面临的风险主要不再是交通和自然灾害及国内法律，而是战乱。从最后归宿上，玄奘成功回国，完成志愿；鉴真与法舫都圆寂并安葬于所传法的国度，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锡兰。
四、结论
玄奘、鉴真和法舫客观而言，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文明的代表，中华文化的使者，都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前赴后继和继往开来的圣贤。只是从个人身世条件和时代背景上来考量其对当时文化的贡献而言，法舫相对更不容易，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孤儿，几乎从零开始，在国破家亡、战乱不止，佛教衰微、僧才奇缺的时代法运背景下，竟然做出了将中华文化和中国佛教推向国际文化和世界佛教之林的重要贡献，为今天的中国仍能保持一个佛教大国并在世界佛教中具有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做好了历史性的铺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因为法舫的贡献主要在国外，又主要发生于新中国诞生前的中华民国时期，加上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文化大革命”的摧毁，乃至今天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所以不仅对法舫的认知非常匮乏，而且对其贡献的历史地位还远未客观公正，有待引起史家和学界高度重视和客观评价。这对于链接中国内地与港澳台佛教、东南亚佛教乃至于世界佛教，贯通南传、汉传和藏传三大佛教体系，都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也必将因此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并传播中国国际好形象。
研讨会全体合影
（作者：马世领，男，1972年生。 河北省法舫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传播学硕士、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产业融合委员会执行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员。（香港）《梵音》杂志总编辑。本文是他2018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孟加拉文学与文化研究” 暨“从泰戈尔、谭云山家族到法舫” 学术研讨会/“法舫研究”圆桌讨论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法舫文集》：释法舫，金城出版社，2011年。
《法海宝舟》：梁建楼主编，团结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