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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制实施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得到广泛关注，垃圾分类相关举措也势在必行。从上海执行机构披露的信息来看，目前对于垃圾分类的执行主要采取定点检查、随机抽查、告诫和罚款等实际措施，未来还可能将处罚纪录引入个人信用系统。严查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唤醒公众的意识并转换为实际行动，实际上“花园城市”新加坡就是采用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来推进城市清洁运动，极大改变了民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冲厕所等不文明不卫生的个人习惯的。直到现在，新加坡公共场所也都还可以看到包括“乱扔垃圾罚款1000新元”在内的各种警示标识，新加坡因此获得“罚都”（the fine city）称号。
然而，严查重罚的措施常常意味着高昂的行政执法成本。即使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相关政府人员也表示，监督和罚款都需要较大的经费和人员投入，特别是依照法律，罚款必须在一名政府人员在场或至少一人作证的情况下才可执行。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行政成本就更加高昂了。
此外，这种强制措施的有效性主要依赖外力，在外力或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则可能不再有效。数据表明，新加坡乱扔垃圾的现象就有逐年增长的趋势，也因此2014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环境公共卫生（修正）法案》，将乱扔垃圾的罚款额度调高。新法案规定，初犯最高罚款额从1000新元调至2000新元，再犯最高罚款额从2000新元调至4000新元，第三次最高罚款额则从5000新元调至1万新元。此外，行为严重者还必须接受公示“劳改”（corrective work order）的处罚，要穿上颜色醒目并印有“我是垃圾虫”（I’m a litter bug）字样的背心，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
新加坡对于乱扔垃圾的惩罚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就在2018年相关部门还是发出约3.9万张罚单，创下9年来的新高。这样看来，新加坡今天的洁净美丽，或许更主要是大量环卫工人（注册的大概有5.6万人）的辛勤劳动，而不完全是普通居民自觉自愿的环保习惯。
行为科学家早已发现，尽管很多人能够理解环保的重要性，但能够实际采取行动的人却非常少。即使是面对严厉惩罚时也很难快速改变已有的行为习惯，为何会如此呢？对此，他们的解释是，人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够进行全面的信息搜集、理性思考并做出最优选择，而是受本能、情感和经验的影响常常产生偏见并做出错误决策的“社会人”。比如，人们的“现状偏好”（指基于还没有完全破解的原因和机制，人们总是强烈倾向于迁就现状）会造成极大惰性，拒绝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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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行为科学家也指出，利用“社会人”的特性，即人们特定心理效应产生的偏见，来适当改变选择体系，可以让人们过得更好，也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使人们更容易地实现转变、达成目标。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的《助推》（Nudge）便是在揭示各种心理效应的基础上，给出具体实验案例，证实了在不剥夺人们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适当的设计来影响人们做决策的过程，从而做出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两位作者将这些具体设计称为“温柔的助推”或“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尽管针对的问题不同、情景不同，助推方案可以千差万别，但作用的原理主要就是两个：一是减少人们选择预期选项的阻力，二是增加人们选择预期选项的动力。
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前后，讨论和抱怨最多的是垃圾分类的命名，特别集中在干、湿垃圾两类。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各种调侃段子，对没喝完的奶茶和厨余小龙虾进行分类投放的段子较极端地反映了类别名称带来的认知混淆。杨庭轩在文章《垃圾干湿分类具有误导性》中分析指出，湿垃圾正确的命名应该是“有机质垃圾”，干垃圾则是“不可回收的非有机质、非有害垃圾”。也有媒体认为，“干”“湿”垃圾的命名对于文化素质较低、对“有机物”概念不熟悉的民众来说更简单直接，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命名认知总会有个过程。
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结合政策目标来看，要在较短时间内引导人们准确地做好垃圾分类，还是应该让命名既简单易懂又能准确传达分类信息。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有机物”稍显复杂，“干”和“湿”则误导人们只从所含水分来做判断，都是不太适合的命名。从人们认知习惯和后端处理方式来考虑，或许“厨余垃圾（包括菜场的废弃蔬菜）”和“其他可燃垃圾”更为清晰明确。
在《条例》的初期执行中，民众还反映一些其他问题，包括“破袋”要求、垃圾投放点减少、投放时间不便等。由于大部分民众仍然保持用塑料垃圾袋盛装厨余垃圾，但垃圾袋（可降解的垃圾袋也多数不接受）不是湿垃圾，必须要“破袋”，也就是将袋子与垃圾分离后分别投放，这样一来很容易弄脏手，耽搁时间又影响情绪。还有就是“撤桶并点”，在几乎所有的居民区减少了可投放垃圾的地点，不但小区居民需要走更远的路程去投放垃圾，而且只能在规定的时间（通常早晚一次）投放，引起各种麻烦，包括投放时间与上班时间错位、夏天长时间存放垃圾臭气熏天、桶小垃圾多垃圾满溢污染小区环境等。同以上分类命名的问题类似，这些问题实际上对于人们建立垃圾分类的新习惯增加了阻力，不利于他们积极做出改变。
相应地，或许通过政府采购、向住户家庭免费分发“厨余垃圾桶”（比塑料饭盒容量大，专门盛放厨余垃圾，投放时将里面的厨余倒出，回家清洗后可反复使用），可以解除“破袋”的麻烦，且家里使用不同垃圾桶的模式会逐渐固定下来，形成“默认设置”，便于分类习惯的养成和保持。另外，应通过交流沟通搜集居民意见，了解居民的生活工作习惯，适当增加垃圾投放点和调整投放时间，使其与居民长期的习惯不会发生太大冲突，以减少实施中的阻力。
相对于居民区的情况来说，街道、公园等公共区域的垃圾分类投放情况更加不乐观。这主要是因为公共地区游客等流动人口居多，对当地垃圾分类不熟悉也不愿意投入时间学习了解，同时公共区域也缺乏监督人员。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参考瑞典的做法，将街头的垃圾箱的投掷口根据不同的类别设计为不同的形状，如用于收集饮料瓶的垃圾桶投掷口设计为圆孔形的，用于收集纸盒及其他纸质印刷品的投掷口做成细长的长方形，类似信箱投掷口。这样的垃圾箱设计就是设置了不同类别的垃圾“默认项”，让人们无须花费时间思考便极大地减少错投垃圾的概率，并且以最小的成本帮助游客和居民熟悉本地的垃圾分类情况，并在一定的时间后养成分类的习惯。
图1 瑞典入口形状有别的分类垃圾箱（图源：网络）
除了尽量将目标行为设置为“默认选项”，减少由“现状偏好”产生的阻力之外，行为科学家还建议利用人们的其他社会心理机制来引导目标行为。《助推》中就提到得克萨斯州利用青少年的偶像崇拜心理改变他们在高速公路上乱扔垃圾的习惯的案例。得州曾耗费巨资号召人们停止在高速公路上乱扔东西的行为，但收效甚微。后来调查发现垃圾倾倒者多为18—24岁的男性青年，是最不愿意自己行为受到政府干预的群体。于是，州政府请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队员拍摄了一则广告，在广告中，他们弯腰捡起垃圾，徒手压扁啤酒易拉罐，并大声埋怨：“是谁在给得克萨斯抹黑？”广告播出后，高速公路上乱扔垃圾的现象就快速减少了29%，随后的6年里此类现象减少超过七成。城市政府可以参考此案例，选择不同群体认可的代表任务，通过他们对垃圾分类的示范鼓励带动普通民众的积极行动。此外，在瑞典、德国等欧洲国家，在超市里购买瓶装饮料（无论是易拉罐、塑料瓶还是玻璃瓶包装）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押金，除非饮料瓶被归还至超市的自动回收机，押金才会被退回。尽管押金数额不高，但人们基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心理会对这份押金“耿耿于怀”，也就不会忘记把饮料瓶收集起来下次到超市的时候归还并收回押金。
与此相对，中国近两年出现的“小黄狗”、“搭把手”等智能环保回收机采用有偿奖励的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如图2所示）。用户通过微信小程序或APP扫码打开环保回收机的柜门，将分好类的垃圾放入相应格口，机器称重后根据物品种类价格（如塑料瓶0.04元／个、纸类0.7元／千克）计算出应付金额，转入用户的账户。现金奖励的数额很小，但即便是对金钱不是特别敏感的人群，也可能因为与此相关的“科技潮人”、“环保人士”等符合社会潮流的身份而愿意积极参与。
图2 广西南宁市居民小区的“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图源：网络）
图3为“搭把手”智能环保回收机显示的小区一周内回收的可再利用物资，这样的信息发布“可视化”了人们行为的结果，一定是有利于正向促进他们的分类行为的。如果能把这些回收到的物资与最终的循环制造产品联系起来（如图4的例举），让人们看到自己对于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的直接贡献，他们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和行动都会进一步强化。
图3 宁波某小区“搭把手”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一周数据统计（图源：网络）
图4 垃圾循环利用实例（图源：公众号“秋叶PPT”）
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实施的新阶段，但众多的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仅仅依靠严查重罚未必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且一旦监督惩戒的外力减弱或消失，旧有的习惯将死灰复燃甚至变得更加顽固，以后要改变也更加不容易。然而，如果借鉴行为科学的理论，顺着人们的偏好或“人性的弱点”通过巧妙的设计轻轻助推，在不引起人们反感的情况下，润物无声引导着他们建立起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会最终实现有利于他们个体、有利于社会整体的长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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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作者：孟羽，新加坡亚太水规划协会博士。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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