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由温州廊桥文化协会等捐建的泰顺廊桥在台湾南投县举行廊桥圆桥仪式，泰顺廊桥落户台湾，这对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同胞民族情感具有积极意义。这不禁让人想起一水之隔的台湾也有很多“泰顺元素”，比如，台湾不仅有泰顺廊桥，还有“泰顺街”以及诸多的台湾泰顺籍名人。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位居住在台湾的泰顺籍国际知名学者翁同文先生。翁同文先生，1914年生于泰顺县翁山外垟一书香门第，曾祖翁鹤鸣、祖父翁寿祺均是前清监生。先生出生时恰逢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与战国孟尝君田文生日相同，故其父为其取名为“同文”。他自幼好学，长期在国外留学、执教，学贯中西，是一位曾在我国和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的许多著名大学任职，在许多方面有杰出成就的著名史学家。泰顺人才有限，历史人才尤其如此，像翁同文先生这样的国际型历史人才，更是寥寥，值得泰顺人骄傲和代代学习。
翁同文家乡行
国内外大学执教生涯
翁同文先生
先生少即聪敏好学，颖悟过人。先在泰顺县立小学读完初小，后到温州读高小与初中，再到嘉兴秀州中学读高中，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1939年大学毕业，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助教。又曾在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云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执教。
1948年，先生自费赴英国留学，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国外生活。先生最初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后到法国巴黎游学。1955年被法国汉学界领袖、巴黎大学高级研究院的中国史学家白乐日聘请为助理，襄助“宋史研究计划”，并受命编纂《宋代人物生卒及第年录》。1965年，“宋史研究计划”结束，先生应邀前往波恩市鲁尔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66年，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任东方语言系教授。1968年到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教授。1977年，应台湾东吴大学端木愷校长多次邀请，先生赴台湾，任该校历史系教授，主讲唐宋史。1986年退休后，仍被东吴大学继续聘用。先生虽年事已高，但研究工作不停辍，每年均有著作问世。由于先生长年伏案疾书，劳累过度，1999年3月5日病逝于台湾。
台湾东吴大学旧影
学贯中西，精研艺术史
先生少承庭训，熟读经史。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师从陈寅恪、吴宓、钱穆、金岳霖、俞平伯、雷海宗、冯友兰、闻一多等学界大师，博览群书，在中国历史和文学诸多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留学以后，又长期在国外一流的汉学家身边工作和学习，精通英文和法文，熟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先生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开阔的眼界，在研究方法上能博取中外史学之所长，融会贯通，故其研究领域极为广阔，且多有创见。
在游学欧美期间，先生遍游各大博物馆及画廊，对中国艺术特别是绘画史深有研究。自唐代以来很多画家生卒不明，或事迹可疑。先生便对画史考证产生兴趣，先后撰成《画人生卒年考》、《郭畀非郭祐之考》、《所谓唐张萱明皇合乐图当是宋画》等论文多篇。例如，自明代以来一直认为元代著名画家郭畀，字天锡，号思退，又字祐之，号北山。先生凭着种种原始材料，证明郭畀与郭祐之是两个人，前者是画家，后者是收藏家，从而恢复了历史的真面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合乐图》，向来作为张萱所画的唐代名画展出。先生从画风的区别、画中景物之一即作为坐具的瓷墩，以及收藏印记等方面，论证可能是北宋人仿绘的图画，与张萱无关。这些有关艺术史的部分论文，后收入先生的《艺林丛考》，1977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80年该书获得台湾国画学会最优理论“金爵奖”。
翁同文在巴黎先贤祠前与丁则良合影
印刷术起源研究深受赞赏
在南洋大学与东吴大学期间，先生主要讲授唐宋史，课余深入社会文化史领域的探研，对印刷术起源和椅子起源的研究尤为精到。在其著作《中国坐椅习俗》序言中，先生指出：“政治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相关史料丰富，所以趋之者众；社会文化史，由于史料稀疏晦涩，荆棘满途，难以入门，以致于若干领域无人问津，如同荒原。”
印刷术、造纸、火药和指南针合称为我国四大发明，具有世界意义，但很少有人指出造纸和印刷术存有因果关系。先生自1986年起发表《溯源于殖蚕产丝术的三种连锁性发明》等四篇论文，对印刷术起源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并分析了养蚕、造纸、雕刻印刷术和活字印刷等四项重大发明的因果关系。此前，由于韩国发现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唐开元时期)，一度有韩国专家认为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先生的这项研究，有力地驳正这种误说。受到台湾、韩国学者的赞赏，台湾学者孙方铎称先生：“能将人所共知中国四大发明予以联贯而阐述之，诚属论前人所未论，发前人所未发。”
翁同文(左二)参加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左一为泰顺籍学者吴松弟
《红楼梦》研究之枢纽
在《红楼梦》与“天地会”起源等研究上，先生独辟蹊径，研究甚为深入与精到。在德国鲁尔大学任教时，先生开设《红学导论》课，开始研究《红楼梦》，发表《补论脂砚斋为曹颙遗腹子说》一文。到新加坡后，先生发现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一文虽然主张该书为曹雪芹隐去真事的自叙，但胡适没有发现书中有利于“自传说”的一对隐语。先生于是撰写《红楼梦研究与文物鉴别》等系列文章，认为“怡红院”之“怡红”二字，点出曹雪芹年轻时其家族之富贵得意；“悼红轩”之“悼红”二字，则暗示曹雪芹晚年潦倒时对往日荣华之悼惜，此实为《红楼梦》研究之枢纽。
此外《红楼梦》第一回出现的甄士隐与贾雨村两位角色，乃“真事隐”和“假语存”的谐音。先生称其为“甄贾藏西复语”，与“怡悼缀红双词”，合称为《红楼梦》中的“两对超级隐语”，认为全面深入破解此两对隐语乃是红学的基本工程。研究《红楼梦》岑佳卓教授认为：“先生从曹雪芹本身的史料及《红楼梦》的作法，证实《红楼梦》为曹雪芹的生命史，比较周汝昌等以人物琐事一一比对之写法，更为入情入理，更具说服力。”
翁同文红学研究手稿
破解“天地会”起源研究难题
天地会是清初反清复明的秘密社会组织，有关研究论著颇多，不过天地会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由谁创立，因何创立，至今聚讼纷纷，并无信史。先生曾撰写一系列探讨天地会起源的文章，其中以1975年发表《康熙甲寅“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考》最著名。文章抽丝剥茧，破解了往日的误说，考明了天地会起源的真相，肯定“天地会是康熙十三年，万五达宗与万姓集团及其它余党在福建云霄建立的，他们“以‘万’为姓，结‘万’为记”。先生的研究为中日学界广泛接受，认为破解了天地会研究最为困难的问题。研究天地会的温州学者胡珠生说：“非功底如先生者，鲜克有成。”又说，“无论‘万五达宗’创始之说，抑或‘木立斗世’等之确解，均石破天惊，震动海内外。”
翁同文手稿
在文化史、旧体诗方面颇多建树
除了上述方面，先生治学几十年中，在宋史、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四库提要考订、科学技术、古文献考证等方面，均有不斐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艺林丛考》、《四库提要拾补》等6部，论文200篇，待出版遗著6部。先生晚年对中西文明的异同颇有思考与研究。他说自己往年不同题材的专题论文都属微观史学，而中西文明属宏观史学，1995年，他曾对泰顺籍复旦大学教授吴松弟先生说：“我若能再活数年，自信必能将已经酝酿成熟之宏观史学写出。”先生在论学为文之余，亦擅长旧体诗与楹联的创作，先生虽流转中外，但治学授业之余，不废吟咏。所作如《乙亥八十自述》“星马交游多逸兴，台员治学垦新田”、《吊茶花女墓》“仲马遗文译万邦，茶娘姓氏播殊方”，又如《有感中印两大文明无独有偶类似神话》而作楹联：“精卫为东土溺海冤禽，恨海汹祸水，衔石填海(出自《山海经？北山经》)；鹦鹉乃西域住山灵鸟，悲山燎劫火，濡水烧山(见于多种佛经)”等，均可见先生诗学造诣之精。
翁同文部分学术论著书影
心系家乡教育
除丰硕的治学成果外，教书育人是先生对社会的另一重大贡献。先生平日，教学相长，诲人不倦，讲解精辟。从国内到国外，受先生教育影响而在各学科卓有建树的学生很多。在东吴大学任教的学生黄兆强称赞先生：“老师总是知无不尽、知无不言地以其宏亮而清晰的声调来讲课”，“老师把著作摆放在办公室，藉以相互交流。”先生未育有哲嗣，视学生如同孩子，常以钱财周济学生。卒前两日，且以电话嘱咐学生，以藏书捐献东吴大学图书馆。
先生热爱家乡，情系桑梓。1991年清明节前，先生返乡探亲祭祖时，虽年近八旬，银发苍苍，但乡音未改，步履稳健。当他回到阔别六十多年的故乡时，看到家乡的经济社会比较落后，深有感触地说：“家乡还比较贫穷，而首先穷在教育上。”1989年，他和胞弟翁同伦先生(1917年生于翁山，后住在台湾，2011年病逝)等出资创办“翁氏昆仲爱家乡育才基金”，奖励翁山优秀学子、教师，至2018年共有1300多人(次)获奖，奖励金额达45多万元。
在翁山翁氏宗祠有一幅楹联高度概括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爱乡情谊，谨录于下，以为本文的结语：“翁公史学成家，才名扬四海；昆仲基金助教，功德泽千秋。”
1991年秋翁同文在翁氏祠堂前与坑底小学师生合影
翁同文给翁山老人发敬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