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72年，在历史上似乎是平平无奇的一年。英国伍斯特修道院的年鉴上，这一年只留下了一句备注：“今年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西南的蜀道上，一位踽踽独行的诗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身影。
这一年是宋孝宗乾道八年，浙江绍兴人陆游在南郑（今陕西汉中）抗金前线担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当时长安已被金人占据，陆游希望北攻长安，收复失地。可惜时局多变，南宋朝廷的对金政策很快保守化，王炎幕府被解散，陆游不得不离开南郑，南下成都。
位于成都崇州的陆游祠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陆游的专祠。/崇州罨画池博物馆
陆游时年48岁，按宋代士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已经是晚年。他深感报国无门，刚离开南郑时心情沉痛，回首眺望长安，“渭水函关元不远，着鞭无日涕空横”。陆游像李杜一样骑着瘦驴到达剑门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时，已是冬天，路上下起了小雨，前方便是成都。他不免感到惆怅和不甘，写下了那首留传千古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陆游没想到的是，成都会让他流连忘返，这里的风景、风物、风俗和美食，数百次写进他的诗歌里，《怀成都十韵诗卷》更是传世之作。直接写成都美食的诗歌，陆游就至少写了58篇，乃至于他最后的诗歌总集就起名《剑南诗稿》。
到蜀地去，到成都去
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召唤
入蜀以后，陆游的人生境界大开，开始重新审视官宦政治在其生命中的意义，在江湖与庙堂之间逐渐向江湖亲近。也就是在这里，陆游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放翁”。
放，是放开的放，也是放不开的放。陆游在成都放下了许多执念，却再也放不下成都。对这位爱国诗人而言，身处战乱时代，天府之国的宁静和富足，是他最渴慕的理想社会。所以离开成都以后，陆游提起成都，开口便是“我们四川”如何如何好，“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连日常吃饭时也常常忆起四川美食。
像陆游这样热爱蜀地的诗人，还大有人在。唐代的王勃、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五代至宋代的韦庄、文彦博、黄庭坚、范成大、李曾伯等，都在成都留下了诗词文章，后来才有“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历代诗人出入江南、江北、两湖、两广，同样留下了无数诗篇，却只有“入蜀”成为了中国文学地理的最独特的现象。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
到蜀地去，到成都去，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召唤。原因之一或许是，在李白、杜甫和黄庭坚的诗歌生命中，蜀地尤其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认为：“韩愈《城南联句》说‘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江西人黄庭坚入蜀以后，诗境也返璞归真，后人认为“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
蜀地和成都能够吸引诗人前赴后继地来旅居，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刘勰早在《文心雕龙》里指出，好的诗词歌赋，每每需要有“江山之助”，也就是自然风景越丰富、山川地貌越多样，诗人得到的灵感和触动便越多。蜀地恰恰是中国地貌最独特的地区之一，站在成都闹市的茶楼上，推开窗便能看见，东南边是郁郁葱葱的龙泉山脉，西北则是一排白雪皑皑的雪山，天晴时可看到日照金山的奇景，门口的锦江停泊着来自江南的船只，顺流而下能够一直抵达东吴胜地。于是才有了杜甫那句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一地理奇观，直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神往。近年来，一群摄影师在成都拍摄雪山，照片里现代化的楼宇群背后，便是直插云霄的蜀山雪山群，引起网友围观，让成都多了一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名片。很多人至此才知道，李白诗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原来不是夸张手法，而是风景写实。在中国的特大城市里，能够看到雪山的，只有成都。
有一种生活方式叫“在成都发呆，遥望雪山”。/摄影：嘉楠
通过陆游的《入蜀记》，或许更能体会成都给人的视觉震撼。在经过湖北宜昌下牢关沿长江溯流而上时，陆游只见两岸“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而一抵达成都平原，则景色豁然开朗，山明水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如入桃花源。
作为中国古代最出色的游记作家，陆游离开成都以后，始终对成都念念不忘，“心固未尝一日忘蜀地也”（陆游长子陆子虞的话）。今天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陆游无疑是最早的代言人之一。
如果要给成都味道一个定义
那就是人味儿
诗人留恋成都，大抵是因为这里宜居，在唐宋数百年间，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频繁政权更迭，成都很少卷入其中，多数时候能够独善其身，市井商业得以保持繁荣。
杜甫抵达成都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冬天，安史之乱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加上永王李璘趁乱其事，民变四起，中原地区几乎无一寸安宁之地。而杜甫到成都后却发现，这里街市太平，华屋林立，绿树成荫，人人安居乐业，仿佛盛唐时的都会：“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北宋灭后蜀时，基本上没有破坏成都的城建，成都的城市规模和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比《清明上河图》里的东京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交子——世界上最早正式发行的纸钞——诞生在成都。
成都锦江老东门大桥外的水井坊，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历史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酿酒作坊。摄影：朱毁毁
明末的动乱曾严重摧毁四川的生产力和人口，但经过清代两百年的经营，大规模实施“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成都又重新恢复了活力。清末传教士抵达成都时，惊讶地发现中国内陆竟然还有如此繁华的都市，城中到处是繁华的商业街，一楼经商，二楼住家，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有士农工商和穿着新式服装的年轻人。当时来到这里的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认为，成都是中国“最富有、最肥沃和最多人口的地区之一”。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都能够持续不断地吸引人们来到这里旅行和生活，首要原因当然是地理条件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成都学者王笛发现，19世纪的西方旅行家曾广泛游历中国各大城市，对成都的宜居程度尤为欣羡：“成都地区气候怡人，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肥沃，精耕细作，一年可收三到四季。此地物产丰富，有难以估量的森林和矿藏，特别是最有价值的煤矿。”其次，成都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从秦国“移秦民万家入蜀”算起，从古至今共发生了七到九次大移民，到清代“湖广填四川”之后，成都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省市的“蓉漂”来到这里落地生根。所以，“开放包容”始终是成都的城市基因。
清末成都学者傅崇矩对成都社会全貌作了方方面面的调查，汇总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志书《成都通览》。据其统计，当时成都居民有25%是湖广籍，江西籍和云贵籍各占15%，陕西籍、江浙籍和广东广西籍各占10%，河南山东籍、安徽籍和福建山西甘肃籍各占5%，名副其实“来了就是成都人”。除各地移民之外，还有少数旗人、原住民以及洋人。在成都，你能看到全国各地的会馆遍布城中，很有群星荟萃的大都会气象。
今天说起成都，常常说它是一座宜居宜业的城市，有浓厚的生活味道。正如成都学者王笛说，成都的味道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它肯定不是一天形成的，与成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传统息息相关。如果要给成都味道一个定义，那就是人味儿。
成都的美食有人味儿。1995年版的《川菜烹饪事典》首次概括出川菜的24种基本味型，是中国所有菜系中味型最丰富的菜系。单是辣椒，四川的做法也比滇、黔、湘、赣等嗜辣地区要丰富，泡、炒、烧、煮、煨、炖、烤、蘸、凉拌等吃法各尽其妙，与川菜百味完美融合。英国作家扶霞到成都后，也惊讶于川菜辣味的丰富：用干海椒油炸出来的煳辣味，味道热烈的麻辣味，郫县豆瓣酱的香辣味，在各式拌菜里综合了咸、甜、麻、辣、酸、果仁味的怪辣味......辣出了层次，辣出了艺术。
成都的街巷有人味儿。今天成都的城市空间和街道格局，是有清一代全国各地移民来到成都，一点一点“住”出来的。在这样一个移民社会，成都的城市民居与中原及北方城市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没有那种累世传承的豪门大宅，普通民居多是小门小户的房子，城中大宅要么是寺庙，要么是各省的会馆。因此，成都一直是一个相当平民的城市。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街道名称里，据1992年出版的《成都城区街名通览》，成都的街道名称有四大类特别有味道：一是市场作坊类，如棉花街、染房街、打金街、糠市街等，这些都是昔日在此营业的商帮留下的名字，一条街就是一个行业；二是寺庙类，有龙王庙街、城隍庙街、喇嘛寺街等，足以说明香火之鼎盛；三是桥梁类，如金河街、青石桥街、玉带桥街灯，可见成都的水乡风情；还有便是风景类，桂花巷、梨花街、槐树街、竹林巷等，既清雅可爱，也十分具有烟火气。凡此种种，都是人们在此处好好生活过才留下来的痕迹。
一个城市能否持续保持活力，最重要的是居民能否在这里过得舒适。陆游在成都居住的五年，可能是他八十六岁的人生中最为自在的一段时间。在《蔬食戏书》《饭罢戏作》等诗歌里，他说成都最知名的是蒸鸡，新津县的韭黄天下独有，东门的彘肉（猪肉）肥美堪比胡羊酥，用桂木柴火煮出来的薏米，圆白嫩滑如珍珠，还有犀浦的芋头和新都的青菜，都是一绝。这一切物食上的满足，有赖于成都发达的商品经济，人人均可“南市沽浊醪”“东门买彘骨”。如果陆游活在今天的成都，早上去鹤鸣茶社摆龙门阵，中午上屋顶上的樱园吃新式川菜，下午逛逛人民公园，掏掏耳朵打打麻将，晚上到太古汇方所书店买本书，或者买一套奢侈的男装，是他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闲来无事摆摆龙门阵。/公众号“饭醉团伙”
这几年，成都已经不仅仅是“美食之都”“休闲之都”“时尚之都”，它还希望再作一次城市升级，推动一项绿色的城市更新运动——建设宜居宜业的“公园城市”。
公园城市不仅仅要让成都宜居
也要让成都宜业
成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园城市。坊间有句话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则是个大茶馆。今天或许可以说，公园犹如一块块绿色拼图共同组成了成都，而成都本身放在中国大地上就是最耀眼的一座主题公园。
据统计，成都全市大大小小的公园有1100多个，大者如大熊猫国家公园、西岭国家森林公园和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小的有浣花溪公园、人民公园、沙河城市公园等不计其数。这些公园点缀在城中各处，保存着成都自建城以来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资源，森林面积已超过达到864.3万亩，为4459种高等植物、700种陆生脊椎动物提供了地球上最宝贵的一片绿荫。
在今天的浣花溪公园，沿着清水河和浣花溪，白鹭、苍鹭、小鸊鷉、骨顶鸡等水鸟随处可见，岸边有迎风柳树，依然能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象。园中有连片的梅花林，花开时节，便是陆游诗中“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一次次重现。如果登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从丹景台景区看出去，成都由龙泉山脉”一山连两翼”串起中心城区与东部新区的城市格局一览无余，而杜甫入蜀时登上龙泉山，所见便是这番“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的成都气象。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摄影：嘉楠
今天人们依然能在成都看见杜甫、陆游、薛涛看过的山和水，发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感叹，甚至还能和他们品尝一样的吃食。但我们从诗歌里拾获的成都，注定只是吉光片羽，更多风景已经无缘目睹了。下一个世纪，如果全球暖化和环境污染得不到缓解，成都人能否还能在家里推开窗就能看见西岭千秋雪？
成都的解决方案是“公园城市”。2018年，成都启动“公园城市”建设，提出“以生态文明引领城市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构筑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形成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对比20世纪以来的“田园城市”“光辉城市”“梦幻城市”等宏伟规划，“公园城市”落地于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大都会，看起来体量更大，但却着眼于具体的个人，其核心在于“公”，是开放的、共享的、人民的。
在城市里打造公园系统，不算是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早在19世纪芝加哥便提出“湖滨公园”系统，通过绿树成荫的公园路、绿道连接湖滨公园，让每个市民都能够方便抵达公园。发展至今，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公园系统。成都“公园城市”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国城市此前只是将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成都将公园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用公园来串联、重构“自然—城建—产业—居民”的城市关系。换言之，公园城市不仅仅要让成都宜居，也要让成都宜业。
所谓“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其实是对成都的误解，宜居的成都从来不缺创业文化。唐代女诗人薛涛自幼随父亲移居成都，与元稹、白居易、王建、杜牧等诗人往来唱和，留下了无数风流韵事。薛涛给成都人留下了一口薛涛井、一坛薛涛酒和一张薛涛笺，后者对中国制笺业乃至中国文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今日浣花溪公园所在的地方，昔日是成都造纸业的中心，薛涛在这里用黄花溪水、木芙蓉树皮、芙蓉花汁液制作成一种红色小笺，深受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创产品。按南宋的《方舆胜览》，薛涛曾以造纸为业，将薛涛笺经营成了蜀笺的代名词。今天在成都，望江楼公园的薛涛井已经成了文物，但文人创业并引领风尚的传统依然还在，玉林西路的小酒馆、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和香积厨餐馆，都是艺术家和诗人下海所创。
过去谈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常常着眼于自然环境，而成都的城市史告诉我们，宜居总是和宜业互相促进。或许是因为这种城市基因，成都的“公园城市”理念自然而然地突破了“公园”的传统定义，不再只是指人民公园、浣花溪公园、望江楼公园等有具体范围的场所，而是一种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态。
在望江楼公园，赴一场和秋天的约会。/摄影：朱毁毁
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方案与其说是在城市建设一个个公园，不如说是将成都打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公园：这里建成了有数千公里的城市绿道，将近600公里的城市轨道，数百个夜游景点和网红打卡点，两千多条特色背街小巷，十多个大型TOD示范项目，还有规划建设200多个“公园社区”和“产业科技公园”……以正在建设的白鹭湾未来公园社区为例，这里毗邻白鹭湾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抬头可见白鹭掠过湖面廊桥，而与这片湖光山色共生的是高科技产业合作区和完善的居住服务，未来将导入深圳产业创新资源，配套完善的轨道交通、教育、医疗、娱乐、文化等设施和服务。往大了看，成都这座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建立在成都平原这座公园里的公园社区。
在城市里造公园不难，难的是在公园里保留一座城市的自然史、文学史和生活史，让市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成都在这一方面已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所有城市而言，最难的是对于“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的回答。城市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提供了许多城市赖以成功的方法，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老成都们或许听父辈回忆过，成都的第一个现代公园“少城公园”原是满蒙贵族居住地，1911年开门让市民游览参观、摆摊卖货，逐渐发展成为公园：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播及全川，公园里开设的六大茶馆常年一座难求，市民在海棠花下悠哉游哉地摆龙门阵。1950年后，少城公园改为现名“人民公园”，名正言顺把公园交给人民。
无论城市的理念如何变化，公园的规划如何推陈出新，“人”始终是其中的尺度和底色，成都能够千年宜居宜业，这是最大的秘诀。
（来源：成都日报“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