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人所云清宫四大疑案，顺治出家居其首。但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有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清世祖之出家与否，之所以被冠之以四大疑案之首，后世众说纷纭。福临死于出痘说，也一直为正史所据，但清人的笔记、小说却绝不认可此论。著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先生新著《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业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考据详赅，亲赴传说顺治归老之地考察再三，其论精细透辟，宏观融通，询不失治学之一正途也。本公号经邓先生授权，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先睹为快。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三十六万多字，多数相关原始文献为首次披露、首次使用，或首次提出新解释；图版九十幅照片，大多数为相关珍稀善本书影、相关珍贵原始石刻文献照片、拓片，多数为首次正式发表或首次使用于本题目研究。
《董小宛入清宫考》之增订
本书上部《董小宛入清宫考》，所考史事时段长达十年，自清世祖顺治七年庚寅，至顺治十七年庚子（1650-1660）。
此部分原来发表于《中国文化》2015年秋季号，七万字，现增订为十三万多字，共八章。主要增订如下：
第四章第4节，调整分为第4、5两节，增加使用了一些原来没有使用的史料。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太宗文皇帝位下子孙·第五子和硕承泽裕亲王硕塞”谱文，述硕塞嫡、继、侧、庶福晋四人，例皆备述其籍贯、姓氏以及其父官爵、名字，唯独述及硕塞“又庶福晋一人”，违例隐去其籍贯、姓氏以及其父官爵、名字，讳莫如深。硕塞第二庶福晋，应当即是董小宛。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太宗文皇帝位下子孙·（硕塞）第三子辅国温僖将军鞥额布”谱文，述鞥额布“生母庶福晋”，亦违例不书其母姓氏；鞥额布出生于顺治九年六月十六日，其时间亦与顺治七年十二月九日多尔衮死后至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硕塞暴死之前，董小宛归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适相符合；故鞥额布有可能是董小宛所生。
顺治《御制（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行状》：“后尝育承泽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兹三公主，擗踊哀毁，人皆不忍闻见。”董小宛在顺治杀硕塞之后，养育硕塞女二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如亲生，原因当不仅在于小宛之仁慈，亦在于她曾为硕塞庶福晋，并有可能曾为硕塞生子。
上述《爱新觉罗宗谱》第一条相关材料、顺治《御制（端敬皇后）行状》相关材料，笔者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的《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笺证》中，已经使用。
笔者本来想不述及鞥额布情况，经过很长时间，决定还是忠于历史，予以披露。
第四章还新增加了三节：
6.吴梅村《七夕即事》其四：硕塞非死于自杀，而是被顺治所杀，并被顺治夺妻7.康熙时翰林官李天馥《古宫词》、查慎行咏《长生殿》、李孚青《忆洪昉思》：顺治夺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妻董小宛，硕塞是被其兄弟顺治所杀8.关于顺治十一年四月五日谕“命妇”是否包括亲王福金（晋）
第四章第6节所述吴梅村诗《七夕即事》其四，虽然是微言诗，并非直接证据；但是证据提供人吴梅村顺治十一年任秘书院侍讲，侍从内廷，能知悉清廷内幕情况，故所述顺治十一年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非死于自杀，而是被顺治所杀，并被顺治夺妻，叙述精准；因此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证据价值。第7节情况相似，李天馥、查慎行、李孚青三位证据提供人均为康熙时翰林官，入值内廷，知悉清廷内幕情况。
第四章第8节使用传统文献和清代官方文献，证明顺治时清廷文献所述“命妇”，包括亲王福金（晋）。
第二章、第五章之《古宫词》一节，第六章第一部分《勅赐圆照䒢溪森禅师语录》，均增补了《古宫词》和《䒢溪森禅师语录》中以前尚未被使用过的若干相关材料。
第六章新增加了一部分：
三、龚鼎孳绝笔《贺新郎》：董小宛落入顺治手中，冒辟疆不得破镜重圆
其中提出，庚戌康熙九年（1670）龚鼎孳绝笔《贺新郎·影梅庵忆语》：“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剪”，词言冒辟疆羡慕徐德言与陈氏夫妻元宵节破镜重圆，并能效法之――此暗指冒辟疆进京向清廷索还董小宛。但是，董小宛双凤钗头带――御书符，是入了清宫，落入了顺治皇帝手中，终不得归还；如崔英与王氏夫妻愿结再生缘、竟得今生破镜重圆的愿望，是被剪断了――此暗指冒辟疆曾进京向清廷索还董小宛被拒绝。
增加了第八章：
顺治时称“董家女”、“董贵妃”、“后董氏”、“皇后姓董氏”、“董皇后”，是汉族姓氏的称呼
洪昇《长生殿》传奇及李天馥、查慎行、赵执信、李孚青述《长生殿》诗，皆以微言述及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因不便分开讨论，故全部放在本书下部《顺治出家考》集中讨论，仅有少数部分在上部略为述及。洪昇诸好友李天馥、查慎行、赵执信、李孚青，均为康熙时翰林官，知悉清廷情况，非等闲人也。
陈垣、邓之诚、陈寅恪、高阳诸先生，在董小宛入清宫史事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邓之诚先生、高阳先生的贡献尤为重大。笔者仅仅是在诸先生之后，做了一点继续的工作。
《翰墨石影－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藏拓片精选》影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当堂常赏”石匾第一次刻石原始拓片
《顺治出家考》：包括九种相关原始石刻文献，其中康熙御制石匾五块，已见铭文八面
本书下部《顺治出家考》，所考史事时段长达五十年，自顺治十八辛丑，至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661-1710）。分为顺治出家山西五台山、锡止河南睢州白云寺（今属河南民权）、圆寂于并安葬于睢州白云寺三篇。
此部分二十万字，十七章，除《长生殿》一章已发表于《安徽师大学报》2018年第2期外，全部是在本书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此十七章，包含十七宗（件或组）原始文献证据。
笔者喜欢傅斯年先生的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此本是司马迁、顾炎武的传统。
《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在笔者看来，此中有无穷之意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些年来，笔者所做史学田野调查，脚踏实地，上至东北，下至华南，西至山西，东至华东，中原迆东，尤为焦点。关于顺治出家，笔者所做实地考察包括：
2015年6月13至15日，赴山西五台山实地考察。2015年6月25至26日、2016年3月30日、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20日、2017年9月16至19日，五次赴河南民权白云寺实地考察。2015年6月26日、2016年3月31日、2017年8月8日、2017年9月9日，四次赴山东鄄城郭水坑村郭氏祠堂实地考察。
以及北京故宫、京西天太山慈善寺、香山北法海寺等地的实地考察。
史学田野调查的目标，是搜集现地相关资料与文献，有时主要是原始石刻文献。《顺治出家考》所使用的九种相关原始石刻文献（八种康熙时期石刻碑匾，其中康熙御制石匾五块，三块御匾已脱离原来建筑，均为两面铭文，已见铭文六面，两块御匾仍旧镶嵌贴墙，已见铭文两面；一种民国重刻清代碑），以及一种相关民国宗祠文献，分别来自于河南民权白云寺、山东鄄城郭水坑村郭氏祠堂的实地考察：
康熙三十七年（1698）《白云寺公输地租碑记》，翰林院庶吉士郡人袁锺麟撰文、翰林院庶吉士盐山赵尔孙篆额、内阁中书郡人吴学颢书丹、归德府睢州正堂胡范立石，原碑四周浮雕行龙图案，今存河南民权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1710）四月十九日兰阳（今河南兰考）彭宅统为顺治圆寂所建睢州白云寺（今属河南民权）尊胜陀罗尼心经幢；河南睢州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石匾集群，共计包括五块御匾，已见八面铭文，包括题词、上下款、配联，其共同主题是纪念安葬于此的父皇顺治：康熙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匾残匾；康熙御制“一切恭敬”匾；康熙御制“寘朲”匾；康熙御制“照泉︳朠朖”匾；康熙御制“然永︳时旼”匾；河南睢州白云寺康熙六十一年河南布政使牟钦元《白云寺佛定大和尚塔铭》；山东鄄城县郭水坑村郭氏祠堂民国八年《玉明族祖碑》，碑文系照抄清代睢州白云寺玉明和尚碑文；山东鄄城县郭水坑村郭氏祠堂民国二十年《玉明族祖像赞并序》
在史事考证中，最宝贵的证据文献，是具有原始性、确实性、充足证明力的文献。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睢州白云寺 “（先）王宔︳当堂常赏”匾，北面铭文大字题词“当堂常赏”上下题款楷书小字：“康熙四十九年 峕，钦赐奉”，“御制命，九月十九日敬心建立”，系康熙皇帝颁发给白云寺之圣旨（敕谕）。意为：皇帝钦赐（白云寺），奉献于“当堂常赏”即皇帝顺治（灵前），皇帝御制匾额，敕命白云寺敬心建立。康熙四十九年，时九月十九日。此是以康熙圣旨形式所颁发之御制匾额。该匾南面铭文大字题词“（先）王宔”，表示先帝神主、章皇神主之意，其作用相当于河北遵化清世祖孝陵隆恩殿神主；北面铭文大字题词“当堂常赏”，隐文表示“皇帝顺治”（李林忠之说）墓阙之意，其作用相当于清世祖孝陵崇楼庙号碑。建立于白云寺山门殿后门门额。
在古今汉语中，“宔”字训为神主或藏神主之神龛，此外绝无二义。“（先）王宔︳当堂常赏”匾铭文，表示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顺治父皇安葬于白云寺。
在清代，皇帝的圣旨（制敕）即是法令，圣旨勒石，其法律效力等同于圣旨原件。就史料的原始性而言，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白云寺 “（先）王宔︳当堂常赏”匾铭文的史料价值高于记录性的起居注，更别谈第二手性质的实录，是一宗具备原始性、确实性、高度证明力的最宝贵的证据文献。
河南睢州白云寺（今属河南民权）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石匾集群铭文，标志顺治父皇安葬于此，表示对顺治父皇之恭敬、宗教评价、政治评价和政治报告。这是证明顺治出家为僧的一组最宝贵的证据文献。
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尊胜陀罗尼心经幢，下起第六层东北面铭文建幢题记末两枚印章铭文为“桶通”、“行派卌”。“桶通”，是用雪峰义存禅师之彻悟“如桶底脱”之古典，暗指顺治皇帝出家之彻悟，可比雪峰义存禅师之彻悟。第二印章铭文“行派卌”，是用顺治十七年顺治皇帝御书北京香山法海寺《敬佛》碑《西天东土历代佛祖之图》“三十九世雪峰义存禅师”之今典，暗指顺治可以直接继承《西天东土历代佛祖之图》第三十九世雪峰义存禅师，得为《西天东土历代佛祖之图》第四十世。“桶通”、“行派卌”，乃是确指顺治、标志经幢是为顺治所建，并对顺治舍弃皇位出家为僧作出崇高评价。
这些珍贵原始石刻文献材料，以及大量传世文献材料，证实了顺治出家是真实的史事。并呈现出了顺治出家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基本经过。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世祖假死之日，就是其真出家之时，出家为僧于山西五台山。顺治出家之后半时期，与佛定和尚有不解之缘。现有文献没有表明顺治、佛定是否为师弟子关系。如果顺治、佛定是师弟子关系，康熙二十一年（1682）佛定锡至睢州白云寺为住持之日，应即是佛定尊奉顺治锡至睢州白云寺安住之时。如果顺治、佛定本来不是师弟子关系，则可能是在康熙二十一年前后，顺治云游至白云寺安单，而与佛定相逢，佛定实际尊顺治如师。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四十五岁。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顺治圆寂于白云寺，九月十九日入塔，并建立康熙御制石匾集群于白云寺。
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生于崇德三年戊寅（明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僧俗腊（享年）七十三岁。
康熙曾经五次上五台山。前四次上五台山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初六日，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初九日，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二日，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前四次上五台山皆是为了寻父。康熙四十一年第四次上五台山，作有寻父不见诗《菩萨顶》，因为诗中表明了顺治皇帝出家，真相太明显了，因此康熙没有收进《御制诗》集、《御制文》集。或许是百密一疏，在雍正《山西通志》、乾隆《钦定四库全书》雍正《山西通志》、乾隆《直隶代州志》中，还是给保存了下来。
康熙四十二年以后，河南睢州白云寺住持、佛定之弟子玉明和尚进京取经于康熙皇帝，呈上书扇一把（应该是顺治所书字之扇），康熙始知道父皇顺治下落，康熙采取了重大行动，厚赐白云寺，其中有一项是赐“满朝銮驾”。这“满朝銮驾”，其实只有身在白云寺的顺治皇帝当得起。清朝皇帝三种卤簿仪仗，其中之銮驾卤簿，是用于巡幸皇城内之卤簿仪仗，康熙御赐白云寺皇帝巡幸于皇城内所用卤簿仪仗之銮驾卤簿，当是对在白云寺之父皇顺治表示：父皇虽然出家，但是在儿子心中仍然是皇帝，父皇虽然身在远方寺庙，但是无异巡幸皇城之内。言外之意当为，父皇无论何时回宫，即何时回归皇位。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至三月初四日，第五次上五台山，则是为了哀悼父皇顺治去世，作有哭父诗《五台有怀》。
回答几个问题，略谈文献考察方法
不止一次听到朋友说：董小宛入清宫，顺治出家，是孟森(1868-1937)、陈垣（1880-1971）写过的，难道你能超过孟森、陈垣？
本书所使用的众多的珍贵的原始文献、原始石刻文献，是在笔者这个时代才第一次出现于世的。孟森、陈垣一代学者，没有见到过这众多的珍贵的原始文献、原始石刻文献。
例如：
朝鲜王朝孝宗七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八月陈奏正使麟坪大君李渲《燕途纪行》；朝鲜王朝孝宗七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丙申十月冬至正使尹绛、副使李皙、书状官郭齐华《燕中闻见》等
这些珍贵原始文献，是有关多尔衮死后董小宛归和硕承泽亲王硕塞，董小宛以硕塞庶福晋入侍孝庄太后，与顺治相遇，为顺治所爱，顺治杀硕塞，册立董小宛为贤妃、皇贵妃的重要文献。《燕途纪行》在韩国影印出版，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二十一世纪；传入台湾、新加坡而得到学术论著引用，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传入中国大陆，则是在二十一世纪。《燕中闻见》在韩国影印出版，是在二十一世纪，传入中国大陆，亦是在二十一世纪。
又如：
民国河南省通志馆及1949年以后河南省文史馆递藏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河南睢州白云寺“当堂常赏”石匾原始拓片；河南睢州白云寺（今属河南民权）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石匾集群；河南睢州白云寺康熙六十一年河南布政使牟钦元《白云寺佛定大和尚塔铭》；山东鄄城县郭水坑村郭氏祠堂民国八年《玉明族祖碑》、民国二十年《玉明族祖像赞并序》等
上述石刻文献等，证明顺治出家以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佛定锡至睢州白云寺为住持之日，应即是佛定尊奉顺治锡至睢州白云寺安住之时。或是在此前后，顺治云游至白云寺安单，而与佛定相逢，佛定尊顺治如师。康熙四十二年以后，白云寺住持玉明和尚进京取经于康熙皇帝，康熙始知道父皇下落；康熙四十九年正月，顺治圆寂于白云寺，同年九月十九日安葬于白云寺。
这些珍贵原始石刻文献，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才逐渐披露出来、追寻出来的。其中，河南睢州白云寺（今属河南民权）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当堂常赏”石匾，以前几乎不为学界所知。当地文史工作者陆续发表相关简略著录和介绍，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翰墨石影－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藏拓片精选》出版，其中影印康熙御匾“当堂常赏”一面铭文康熙时完整原始拓片，是在2003年，首次被完整解释，是在本书。康熙御制石匾“（先）王宔︱当堂常赏”南面铭文“（先）王宔”一面铭文的首次发表，以及白云寺康熙御制石匾集群其它众多铭文的第一次完整发表，是在本书。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尊胜陀罗尼心经幢题记包括题记末两枚印章铭文“桶通”、“行派卌”的首次发表，亦是在本书。
不必备举。
白云寺藏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第二次刻石残匾南面铭文
大量珍贵原始文献材料，是在笔者这个时代才第一次陆续出现于世，而且并非全部直接出现，而是需要去努力继续寻找、搜集，直至搜集到更多，尽可能最多。这些情况，说“难道你能超过孟森、陈垣”的朋友，未必清楚，读者诸君，也未必清楚。
明知可能存在某些珍贵原始文献材料，但是也许只能留待将来。比如河南民权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御匾集群之“一切恭敬”匾、“寘朲”匾，按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御匾集群之例，应当是有南面铭文。此二匾，自康熙四十九年至今，仍然镶嵌在白云寺清构观音殿、大雄宝殿外墙北立面砖墙拱卷形后门门额上，二匾之南面贴墙，不得而见。又比如，康熙四十九年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匾，原来建立于白云寺山门殿外墙北立面砖墙后门门额上，山门殿拆毁于文革，石匾摔落地上断为两截，一截今存白云寺，另外一截，据说被村民收藏，亦不得而见。
所谓努力搜集到尽可能最多，就是指除此以外的珍贵原始文献材料，都必须闻风而动，一追到底，百折不挠，直至获得。如果是石刻文献，还要努力取得高清照片或拓本。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一至山西五台山、五至河南民权白云寺、四至山东鄄城郭水坑村的原因。
在笔者而言，只有努力寻找、穷尽和使用这些珍贵原始文献材料，揭示历史真相。除此之外，别无二话可说，连想也不会去想。
再说，即使是传世文献材料，从前学者也未必尽都注意到了。
例如，多尔衮死后，诸亲王分取其家人，不见于《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一顺治七年十二月戊子（九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以后之记载，而见于九年之后的《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九顺治十六年冬十月乙卯所载之上谕。实际上，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也参与了此事，唯上谕讳其人，故未之及，或《实录》讳其人，故不载。此条材料，在董小宛入清宫史事的研究中，具有重大作用，而从来未曾被引用。前述《爱新觉罗宗谱》硕塞谱、鞥额布谱、顺治《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之相关重要材料，亦从来未曾被引用过。
又例如，顺治十八年春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诗文，是研究顺治出家问题者所必读。王熙《世祖皇帝哀诗》：“崆峒鹤驾苦难攀”、“梵宫春掩草霏霏”等，明明表示世祖已出家五台山佛寺。如果说，“崆峒鹤驾苦难攀”，用黄帝见广成子于崆峒山，“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之古典，尤其是用顺治十五年九月《世祖章皇帝谕玉林禅师敕》“朕将同访道于崆峒”之今典，并用明人诗多咏崆峒山五台峰之近典，以崆峒山暗指五台山，以黄帝隐居于崆峒山，指顺治皇帝出家于五台山，包含顺治皇帝“朕将同访道于崆峒”之预言成真之今典，尚为微言，而难索解；那么，“书殿昼闲云漠漠，梵宫春掩草霏霏”二句，诗言当年自己为世祖皇帝进讲的“讲闱”“书殿”乾清宫西配殿弘德殿，闲云漠漠，人去殿空，世祖皇帝今在何处？在远方春草霏霏所掩没的“梵宫”佛寺之中也，这“梵宫”二字，便已是明言，明是指佛寺，在此，就应该如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所说，“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岂容轻轻放过？这些材料，在顺治出家史事的研究中，具有重大作用，亦从来未曾被引用过。王熙是顺治假死真出家的见证人，以微言反映在所撰诗文中，此仅仅是其中之一端。
“微言”就是隐微其辞，是隐藏性的语言，而不是直说，因为它是有所避讳的。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的微言，往往是确有所指、指事确定之言，并非诗无达诂、模糊不定之言。其传统，历时逾千年，积累极为渊厚。其创作，其解读，皆有一定的规则。只不过历来专门研究实为不足，真正知之者甚少。
“微言”一词，源自孔子作《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史记·匈奴列传》：“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唐司马贞《索隐》：“不切论当世而微其词也。”《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唐颜师古注：“李奇曰：‘隐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微”，训为潜在、隐藏、微妙。《尔雅·释诂》“幽”：“微也。”《说文解字》卷二：“微，隐行也。”《广韵》八微：“微，妙也。”此正是微言的基本特征。中国经史子集中的微言作品，起自孔子作《春秋》，历经庄子、《史记》，而成为中国诗的一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上的微言时事诗，自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到钱谦益、吴梅村、顾炎武、傅山、阎尔梅、《同人集》，通常是诗人在恐怖统治下，为了避祸而运用微言艺术所作之诗，用以揭露被政治谎言所掩盖之现实真相。微言时事诗的客观原因是恐怖政治、无言论自由，因言获罪；主观原因是人之本性，不平则鸣。不能明言，又不能不言，故只有微言。《后汉书·仲长统传》:“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可以喻之。中国微言时事诗的主要艺术手段，是古典字面、今典实指，即以历史故事暗指现实时事，其中包括改变古典情节，以确指现实时事等多种多样之手法。优秀的微言时事诗，来自至深之兴发感动，触发自精湛之诗性智慧，能够达到指事精微（指事精确而又深藏不露）的艺术境界，由于内容比较隐蔽，因此对作者比较安全，对读者则有耐人寻味、探骊得珠之美。
冒辟疆文《影梅庵忆语》、《董氏小宛哀辞序》、陈维崧《杂诗寓水绘庵作》、《白秋海棠赋》、钱谦益诗《病榻消寒杂咏》、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同人集》杜濬、张文峙、杜绍凯、徐泰时、吴绮、周士章、谭篆、王士禄等人诗、丘石常诗《有感》、李天馥诗《古宫词一百二十首集唐并引》、《行路难》、《月》、龚鼎孳词《贺新郎·影梅庵忆语》，皆以微言述及董小宛被劫及入清宫事。吴梅村诗《七夕即事》、李天馥《古宫词》、查慎行咏《长生殿》、李孚青《忆洪昉思》诗，皆以微言述及顺治夺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妻董小宛，硕塞是被其兄弟顺治帝所杀。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洪昇《长生殿》戏曲、查慎行、赵执信咏《长生殿》诗，则皆以微言述及顺治出家。
中国微言诗的主流是揭露黑暗政治的微言时事诗，但是也可能包含并非属于揭露黑暗政治，而是由于尊重当事人而难以明言的微言诗，例如王熙《世祖皇帝哀诗》，述顺治假死真出家；甚至可能包含统治者自己表达难以明言的事情的微言诗，例如康熙御制《菩萨顶》诗，表达父皇顺治出家五台山之事情，康熙御制《五台有怀》诗，悲悼父皇之死。由此可见，微言诗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虽然主流是揭露黑暗政治，但是也可以为表达各种内容而灵活使用。当然，这并不改变中国微言诗的主流，还是揭露黑暗政治的微言时事诗。
由上所述可见，微言时事诗是了解被政治谎言所掩盖的历史真相的重要文献。
曹慕樊迟庵师，述所闻熊十力先生言：“经、论一字不能放过。”读书一字不能放过，虽然是就儒、释之学而言，实际是治中国儒、释、文、史之学之通义。在此，在史学，在文史之学，阅读时的一字不能放过之后，仍大有事在，包括文献考察(包括文献的逐项版本考察、关键材料的逐字训诂、逐项古典、逐项时事之考察)、实地考察（包括访问、记录）、实地石刻文献考察（包括摄影、拓印、记录），乃至石刻文献的训诂、古典、时事之考察等等，需要探赜索隐不止，直至洞烛渊微，水落石出。
又例如，《四部备要》刊古姚杭氏钞本查慎行《敬业堂文集》附《敬业堂别集·河南睢州白云寺佛定和尚语录序》，系查慎行任翰林官时所作，证明《玉明族祖碑》所载白云寺住持玉明赴京取经于康熙，御赐白云寺满朝銮驾，是信史，在顺治出家史事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亦从来未曾被引用过。
笔者敬佩孟森先生、陈垣先生。没有他们的研究开路，不会有笔者的研究上路。
还听到朋友说，你是不是还要研究清初三大案的太后下嫁？对此一问题，可以明确告诉读者，笔者不会作此项研究，对此毫无兴趣。
笔者服膺史学家梁敬錞先生所提出的治史心诀：“从头断认”。
关于以诗文证史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史事的相关程度不同的原始文献，除官修史书、宗谱、年谱、方志、禅宗文献、朝鲜文献、石刻文献等之外，还包括顺康间人的诗文、甚至戏剧，其中包括顺治、康熙御制诗文。石刻文献中的睢州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尊胜陀罗尼心经幢题记，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匾额集群，文体包括题记、题词、题款、联语，也都属于传统目录学分类的集部，今日应该归于文学作品。尊胜陀罗尼心经幢题记末具有关键意义的两枚印章铭文，属于传统目录学分类的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而作为闲章，印文之造语，则仍当归于集部、文学。此皆是宝贵史料。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御制诗《菩萨顶》，是康熙帝第四次上五台山寻父史事的组成部分。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御制《五台有怀》诗，是康熙帝第五次上五台山悲悼父皇之死史事的组成部分。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南面铭文“（先）王宔”， 相当于清世祖孝陵隆恩殿神主；北面铭文“当堂常赏”，隐文表示“皇帝顺治”墓阙之意，相当于清世祖孝陵崇楼庙号碑；建立于睢州白云寺山门殿后门门额，标志父皇顺治安葬于白云寺。康熙皇帝此一行为，相当于《清圣祖实录》卷九康熙二年六月壬寅初六日所载“恭奉世祖章皇帝、孝康皇后、端敬皇后宝宫，送至（孝陵）地宫。至戌时，安奉石床毕，掩地宫石门”，本应载入《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或前后，只是因为忌讳和保密，没有记载。不过，康熙御匾集群，包括“（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原物半截，和“当堂常赏”一面铭文康熙时完整原始拓片，则是幸存至今。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御制《菩萨顶》诗、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御制《五台有怀》诗、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铭文、白云寺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尊胜陀罗尼心经幢题记，既是诗文、集部作品，亦是最宝贵史料。
因此，在写实性的诗文、集部作品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和记录，甚至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本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狭义史料有所不足的情况下，以诗文证史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宝贵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样的诗文、集部作品排除在史料之外，也许是历史研究的画地自限。
优秀前辈史家不会如此。现代学科条块分割模式下的人，也许才会如此行事。
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是以诗文证史的史家典范。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宗教史，亦是政治史。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揭示地下复明运动，是明末清初之政治史。《明季滇黔佛教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诗文为史料。《柳如是别传》在根本上，是以诗文为史料。陈寅恪以诗文为史料建构历史，超越了以诗文证史，更上一层楼矣。
以诗文证史、文史互证、诗史互证，有严格的程序，需要艰苦的工作，但也有乐趣和欢欣。只举一例。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
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
清凉山，即山西五台山。“善财洞”，五台山寺庙，位于今五台山中心台怀镇黛螺顶南峰，清水河东畔，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寺分上下两院，上善财洞寺在峰顶，下善财洞寺在山麓，金碧辉煌。
今存清凉山传志通行本如唐慧祥《古清凉传》二卷、宋延一《广清凉传》三卷、张商英《续清凉传》二卷，明镇澄《清凉山志》八卷明万历刻本、清顺治时增修本、乾隆时史震林增补刻本，康熙时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十卷，皆未述及善财洞。乾隆《钦定清凉山志》二十二卷本卷十一《寺院下·护国寺》条始述及：“寺侧曰善财洞，山门一楹，佛座三楹，配庑僧房十三楹。”嘉庆时三世章嘉门人《圣地清凉山志》第二卷《一、地域灵迹》亦云：“善财洞……原寺已毁，后为三世众生怙主金刚持章嘉乳必多吉所修复。”虽述及善财洞，但均不说建于何时。侯文正主编《五台山志》卷三《景观》第一节《台怀景区·善财洞》则明白表示：“上善财洞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下善财洞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钱仲联《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笺》：“按：《清凉山志》无善财洞名。”
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诗作于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假死真出家之后，诗中明明写出了善财洞，而且写的就是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出家五台山，可是“《清凉山志》无善财洞名”，“上善财洞始建于清康熙年间”，难道说，吴梅村是无中生有？或者说，吴梅村是未来先知？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白云寺藏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第二次刻石残匾北面铭文
古建筑史家刘叙杰《脚印履痕足音·中央文物局山西古建考察纪行》二《山西古建筑考察日记》1973年8月26日《五台山佛寺中之黄庙文物》：
(4)广仁寺：亦在塔院寺东北里许营坊村。现寺为清代建筑。……(5)善财洞：在塔院寺东里许营坊村。寺中全部为明、清建筑。①正殿：面阔三间。内供奉弥勒、文殊铜像(由弥勒殿迁来)。②善财洞：为一石洞，在正殿南侧。外部砌以砖券。其前部原为弥勒殿，已毁。
刘叙杰实地考察认定，广仁寺“现寺为清代建筑”，善财洞“寺中全部为明、清建筑”，区分清楚。可知善财洞寺至迟始建于明代，清顺治时五台山早已有善财洞寺。
原来，吴梅村诗写出了善财洞，并非无中生有，更非未来先知，而是的的确确的写实。在此，吴梅村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古建考察、今日之现地实物景观，三点成一线，完全一致。
按曹植《赠白马王彪》：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
诗言任城王暴死有隐情，是指向真相的微言。其中“亡殁身自衰”，即是用反语修辞法的微言，字面谓任城王之死是身自衰亡；实际是反语：任城王不是自然死亡。
吴梅村诗“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与曹植“亡没身自衰”修辞法相同，亦是反语，是微言。诗言：善哉善财洞，终得夸迎銮－－迎来顺治出家为僧。
围绕董小宛入清宫（1650-1660）与顺治出家（1661-1710）史案，汇聚了清顺康时众多杰出的、优秀的文学家的诗词文赋戏剧，作者包括钱谦益、吴梅村、冒辟疆、龚鼎孳、陈维崧、李天馥、洪昇、查慎行、赵执信、李孚青，《同人集》诗人徐泰时、周士章、吴绮、杜濬、张文峙、杜绍凯、周士章、谭篆、王士禄，以及丘石常等。还汇聚了一系列特殊的文献，包括朝鲜文献《燕途纪行》、《燕中闻见》等，禅宗文献《勅赐圆照䒢溪森禅师语录》，石刻文献“桶通”、“行派卌”、“当堂常赏”等。这些诗词文赋戏剧、朝鲜文献、禅宗文献、石刻文献，往往具有优秀的甚至顶尖的文学成就，同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钱谦益、吴梅村皆精于史学。钱谦益著有《明史稿》（毁于火）、《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列朝诗集小传》，吴梅村著有《春秋氏族志》（佚）、《春秋地理志》、《绥寇纪略》、《复社纪闻》。钱谦益、吴梅村、陈维崧、李天馥、查慎行、赵执信、李孚青等人，皆曾历任翰林院官，翰林院官职责所在，包括入直侍班、记注起居注，纂修实录书史，亦即是受到很重要的史学训练。
《毛诗正义·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唐孔颖达《正义》：“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情性者，诗人也”，“不必要其国史所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诗存史迹，可谓之史，明确见于儒家经训。文史不分家的深刻意义，即在于此。
中国写实性的诗文、集部作品，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和记录，甚至是历史人物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本身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既有“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之言，亦有“王道缺而诗作”（《淮南子·泛论训》）之语。中国正史之中，尤其前四史之中，往往录有不少诗文。唐代李白、杜甫、元结诗，均有揭示被正史之谎言所掩盖的玄宗、肃宗之际的政治变局之重大历史真相。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一《万履安先生诗序》：“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是未读《钱注杜诗》之言，或虽读过而偶忘。
《毛诗正义》之《序》、《传》、《笺》、《疏》，是诗史互证的中国诗学原始典范。例如《毛诗·邶风·燕燕》，《小序》：“《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用了九个字解释春秋时期卫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即此诗本事。《郑笺》：“庄姜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用了46个字解释这一史事。《孔疏》更进一步用了445个字，依据《燕燕》经文，采用《左传》隐公三年、《春秋》隐公四年、《史记·卫康叔世家》等直接相关史料，以及《春秋》文公十八年、《左传》文公十八年、成公八年、《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等间接相关史料，引出同一史事记述有所不同之史料原文，辨析史文异同，得出是非判断，对《序》、《笺》所述这一史事作出了翔实解释，从而证实了《燕燕》经文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中国史学考证方法之开山祖师，其中颇以诗文证史。例如《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四年，徙封雍丘王”一节，裴注引《魏氏春秋》“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曰”，援引曹植《赠白马王彪》全诗，长达390字，对于了解魏文帝曹丕迫害曹彰、曹植兄弟之史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史学，注重以史料考证史事、注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注重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其中就包括以诗文证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卓有见地。如上所述，陈垣、尤其陈寅恪，以诗文证史，褴褛筚路，遂成大邦。
附录：关于前贤发现、研究相关原始石刻文献之功劳，书中叙述举例
本书下部《顺治出家考·绪论》：“笔者获知白云寺“当堂常赏”御匾和郭水坑《玉明族祖碑》，来自陈敏编导《走遍中国古刹迷踪》纪录片，详见相关各章。”（第154-155页）
本书下部第十三章《<玉明族祖碑>载康熙御赐白云寺“满朝銮驾”，意在向顺治表示父皇仍然是皇帝；可见顺治就在白云寺》：“笔者获知山东省鄄城县郭水坑村郭氏祠堂《玉明族祖碑》之信息，来自2009年中央电视台陈敏编导《走遍中国 古刹迷踪》纪录片的现场报导；此碑系河南民权县县志办潘宇先生听闻香客说及与白云寺有关而前往发现；谨此一并志谢。见陈敏编导《走遍中国古刹迷踪》，央视网视频 走遍中国，
http://tv.cntv.cn/video/C10352/8fec9301d3a349b44b7cbb9bc2e4c183；2009年摄制，2010年播放。”（第270页）
本书下部第十六章《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御制睢州白云寺匾额“（先）王宔”：先帝神主、章皇神主；确证顺治去世于并安葬于白云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康熙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匾额，几乎不为学界所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当地文史工作者陆续发表的著录和介绍（注释略），特别是由于2009年中央电视台陈敏编导《走遍中国 古刹迷踪》纪录片的现场报导，‘康熙御碑’‘当堂常赏’一面铭文始逐渐广为人知，但尚未在主流学界引起讨论。”（第307页）
“2016年3月，笔者重赴白云禅寺考察，在潘宇先生协助下，目验康熙御制‘（先）王宔︱当堂常赏’石匾两面铭文，并拍摄照片。”（第307页）
“近年康熙御制‘当堂常赏’石匾广为传播以来，解释者见仁见智。其中潘宇之解释（2009年），符合‘当堂常赏’字面之意，并包含隐藏之意；李林忠之解释（2012年），则揭示出‘当堂常赏’之隐藏文字。（下略）”（第307-326页）
玆不备举。
《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