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样本”影响力超越地域以“强政府”引领高质量发展

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南方日报记者 张梓望 摄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佛山在农村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多个领域大胆创新，释放出来的影响力和意义远远超出了地域本身。”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南方日报专访，围绕政府与市场、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话题为佛山建言献策。

郑永年认为，纵观佛山改革开放历程，佛山重点用好两大比较优势：一方面，佛山毗邻港澳，能够充分利用港澳的市场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推动佛山广泛参与世界经济，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佛山干部队伍与企业家具有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闯劲与拼搏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郑永年认为，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也应由过去的扶持资金、生产土地转为企业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体制。因此，佛山迈向高质量发展，应加快推进体制创新，营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

●南方日报记者 王芃琹

A 改革的历程

“每一个关键阶段佛山都留下深刻印记”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顺德乃至佛山在农村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进行了大胆创新，其释放出来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域本身。如果再把佛山的改革经验提升到概念或者理论层面，你会发现这些经验具有普适性。

南方日报：你曾提出，广东已形成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改革模式。在你看来，佛山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

郑永年：改革开放40年里，从国家层面来看，广东的改革开放经验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也是最全面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广东“先行一步”，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正因如此，走在前面的广东往往会最先遇到一些问题，也会最先提出解决方案，而这些解决方案正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经验所在。所以说，广东的改革开放探索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佛山同样如此。往回看，人们会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佛山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很多改革都是从这里发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顺德乃至佛山在农村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进行了大胆创新，其释放出来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域本身。如果再把佛山的改革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人们也会发现，这些经验具有普适性。

这些年来，谈及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大家总结出了很多经验与模式，例如“佛山样本”“苏南样本”“浙江样本”等。不同经验模式的背后，是各地因地制宜，探寻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对于佛山而言，其比较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佛山毗邻港澳，能够充分利用港澳的市场优势和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推动佛山广泛参与世界经济，走向国际化；另一方面是佛山干部队伍与企业家具有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闯劲与拼搏精神，这个很重要。

B 政府与市场

有效发挥政府作用迈向高质量发展

过去，大家经常用“小政府、大市场”来总结佛山改革开放历程中创新的政商关系。面向未来，我更提倡“强政府”，即政府发挥功效强，服务功能强。“大”与“小”不是政府扮演角色的关键，更要看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否有效。

南方日报：一直以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认为是佛山改革开放的一大经验。迈入新时代，你认为佛山还应延续“小政府、大市场”这种模式？

郑永年：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以佛山为代表的城市围绕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表现在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放权给市场的经济改革和赋权社会的社会改革。当然，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归根结底还是落在社会上，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从经济改革来看，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去，大家经常用“小政府、大市场”来总结佛山改革开放历程中创新的政商关系。面向未来，我更提倡“强政府”，即政府发挥功效强，服务功能强。“大”与“小”不是政府扮演角色的关键，更要看政府发挥的作用是否有效。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政府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接下来，佛山应该着力营造怎样的政商关系？

郑永年：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的服务功能会有所差异。过去，政府会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土地、扶持补贴等生产要素。如今，资本已趋于饱和，政府的服务功能更多应体现在体制构建、创新方面。比如，加大对企业产权的保护，加大对专利技术的保护等；再比如，加大行政审批的规范化、智能化建设，使审批过程更公开、更透明、更便捷，营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以此提振、坚定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当务之急。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精神的竞争，重新梳理和重建政商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和重要。

因此，佛山迈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体制创新，解决与发展不适应的体制机制障碍与法规制度束缚；另一方面要建设和维护好制度环境，将政商关系从个体层面转化为实体层面。其中，政府要做好服务与管理，让创新的动力充分涌流，市场主力活力充分展现。在此方面，佛山可多向中国香港、新加坡“取经”，当地政府在市场中的“存在感”很低，更多是运用“看不见的手”来充分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C 思想的解放

重振改革精神寻找可持续发展模式

过去，佛山依靠简单扩张型的发展模式如今已无法持续，数量型经济走到了顶点。接下来，佛山应追求质量型经济，这也是其必须跃过的门槛。因此，佛山迫切需要解放思想、重振改革精神，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以及未来发展路径。

南方日报：今年以来，佛山市委、市政府多次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振改革精神。在你看来，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佛山提出重振改革精神的意义与必要性是什么？

郑永年：从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产业会每十年升级一次，佛山亦如此。依靠简单扩张型的发展模式已无法持续，数量型经济走到了顶点。接下来，佛山应追求质量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更多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产业要转型升级，追求高附加值，就必须发展质量经济。质量经济是要以技术驱动、优质资本驱动、新兴管理方式驱动的。

同时，从国家层面来看，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要求佛山必须将目光放得更长远，尽快寻找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必须承认，这是佛山当下必须跃过的门槛。因此，佛山迫切需要解放思想、重振改革精神，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以及未来发展路径。

南方日报：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你认为，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接下来佛山应如何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郑永年：任何经济体的产业升级不容易，但必须要有产业升级的意识和概念，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就不会有升级，或者升级时间漫长。

包括佛山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过去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依赖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现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很高，要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对产业升级做科学的理解。产业升级至少有两种形式：一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例如今天生产鞋帽，升级后就生产电子产品；二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即增加产品的技术成分。佛山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一点永远不能放弃。我认为，佛山可以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追求同一产业链的升级，以此提升产品附加值。

D 融入大湾区“

以港为师”加速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佛山处于“以港为师”的时代，依靠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承接了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如果说过去40年佛山向香港学习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那么现在要转为学习体制层面的东西。因为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南方日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佛山如何把握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新机遇，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郑永年：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含义，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含义。所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从三个层面出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竞争国际优质资本、国家整合。从这三个层面来说的话，“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群的规划，也不仅仅是互联互通和经济整合，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回到珠三角本身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开放平台的升级版。目前，珠三角看似不缺资本，但缺优质资本，即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吸引优质资本，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也要走出去。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首先就是针对港澳地区的开放。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为佛山乃至整个珠三角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经济平台，是难得的机遇。接下来，佛山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该强化与珠三角城市以及港澳的协调合作，进一步提升发展格局与视野，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新机遇。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初期，佛山曾一度“以港为师”，引进香港技术、资本。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接下来佛山与香港应加强在哪些领域的互补与合作呢？

郑永年：改革开放之初，佛山处于“以港为师”的时代，依靠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承接了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

如果说过去40年佛山向香港学习的是物质层面的东西；那么现在要转为学习体制层面的东西。因为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事实上，佛山乃至珠三角地区，与香港的合作空间很大。目前，珠三角地区仍是以制造业为主，且拥有大量民间资本。那么珠三角的民间资本能否利用香港的金融服务与产品转化为优质资本？

当然，金融仅是两地合作的一部分。事实上，佛山的制造业与香港服务业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性也奠定了两地合作的良好基础。香港服务业在金融、会计、法律、医疗、市场推广、物流、设计、专利授权等方面都拥有专业人才，并具备丰富经验和国际视野。对佛山而言，进一步与香港加深服务业合作，对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特殊的意义。

■专家简介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级研究员，同时也担任了《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等职务，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观点摘要

一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也应由过去的扶持资金、生产土地转为企业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体制。

二

佛山迈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体制创新，解决与发展不适应的体制机制障碍与法规制度束缚；另一方面要建设和维护好制度环境，将政商关系从个体层面转化为实体层面。其中，政府要做好服务与管理，让创新的动力充分涌流，市场主力活力充分展现。

三

从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产业会每十年升级一次，佛山亦如此。过去，佛山依靠简单扩张型的发展模式如今已无法持续，数量型经济走到了顶点。接下来，佛山应追求质量型经济。

四

目前，珠三角看似不缺资本，但缺优质资本，即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资本。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吸引优质资本，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也要走出去。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首先就是针对港澳地区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