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械”即“德式装备”，今天以《八佰》这部影片为引子，谈谈近现代以来德国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最近电影《八佰》热映，影片中“八百壮士”所属的88师是当时有名的“德械师”之一，“德械”即“德式装备”，今天以这部影片为引子，谈谈近现代以来德国对中国军事的影响。
中德两国军事合作的历史很悠久，从清末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四十年代，合作的领域也很广泛，涉及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军事制度等方方面面。
1、清末及北洋时期中德军事交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三次王朝战争，普鲁士邦国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德国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的军事强国，令世界刮目相看。当时，刚刚统一的德国还没有像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那样侵略过中国，中国对这个新兴的欧洲军事强国的印象还不错，德国军火的精良品质更是令人向往。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就是德制军事装备的“铁粉”，他曾经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写到“德国军器甚精，臣等今年购用不少……其精利无匹，在西洋各国最为著名利器。”
李鸿章访德时观看马克沁机枪演练
在李鸿章等大力推介下，德制军火大量涌入中国。根据德方资料记载，从1885至1892年，德国卖给清廷的重型军火计有克虏伯大炮432门、舰炮20门、鱼雷炮9门、鱼雷30只，其他轻武器更是数量巨大。清末海军主要学英国，但仍从德国购买了大量海军装备。从1890年至1899年，先后从德国购买了各型海军舰船36艘，同期从英国购买的仅有10艘。北洋水师舰队主力中定远（旗舰）、镇远两艘铁甲舰，经远、平远两艘巡洋舰，均购自德国。
复制的定远舰
除李鸿章外，晚清权臣张之洞、袁世凯也是“德粉”。清末按照西方标准建立了两支新式陆军，一是张之洞的自强军，一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聘请了以冯·雷岑施泰因为首的35名德国军官按照德军标准进行训练。张之洞主持建立的汉阳兵工厂模仿德国“委员会1888式”步枪，生产制造了同款步枪，即著名的“汉阳造”。
“汉阳造”步枪
袁世凯出任北洋练兵大臣之后，大规模自德国购置军火装备军队，其据以发家的北洋六镇（师）可称是中国最早的“德械师”。虽然袁世凯军队中聘用的德国顾问比自强军要少，但训练模式完全比照德国，袁世凯曾派其手下大将段祺瑞到德国留学，与德国军界、军火商建立密切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因段祺瑞、黎元洪“府院之争”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发生冲突，最后力主对德宣战的段祺瑞获胜。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在中国丧失了“治外法权”和所有势力范围，特权和利益的丧失反倒使德国在此后与中国合作中占得了先机，可谓是因祸得福。
2、战败的德国致力于中德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协约国阵营的严厉制裁，被迫签下了条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已经不再是如从前在中国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列强”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致力于实现中德关系正常化，1921年7月1日，中德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德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标志着中断了4年的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恢复。当时，正值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各地军阀、实力派为增强军力，大量从国外进口军火。此前在1919年5月，英法美日等国签署了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协议，签约国承诺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是德国、捷克、苏联等几个武器生产大国没有签署该协议，以德国为主，迅速填补了英法等国对华出口武器的空缺。德制武器，大到野战炮，小到子弹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这些武器装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瑟军用手枪，即在中国大名鼎鼎的驳壳枪、盒子炮，由于造价、尺寸等原因，这型手枪并没有成为德军制式装备，但在中国其作用却被发挥到极限，成为国人家喻户晓的传奇武器。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手持双枪，即驳壳枪
3、1928-1938，中德合作“十年蜜月”时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国民党高层中，有不少人对德国的印象很好。蒋介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到“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除蒋介石外，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都曾访问德国，对德国印象不错。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的主要牵线人是留学德国、曾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
朱家骅
从德国方面来说，1928年10月，在德国国防部推动下，魏玛内阁绕过国会同意了德国国防军的军备计划，德国军队在一战后重新开始武装，也标志着德国军事工业突破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自此之后，德国军事、军工产业迅速恢复元气，军火出口成为德国重要的收入来源。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德为师”，全面改革中国的军队体制，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全面引进了德式装备和训练技术，德国与之相关的军事重工业、生产设备制造厂、原材料供销商也纷纷来到中国开展业务，中德合作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1928-1938年被誉为中德合作的“十年蜜月期”。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主要包括武器装备、军队整训、军事顾问等方面。
4、德式武器装备的大量进口
1928年，来华担任第一任德国军事总顾问的鲍尔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事工业发展的情况以及德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蒋介石的浓厚兴趣。不久，蒋介石派遣以陈仪为首的考察团在鲍尔陪同下赴德考察，陈仪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价值100万马克的贸易合同，购买了一大批军火。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向德国大批量购买军火的开端。
克虏伯兵工厂
由于《凡尔赛条约》明确禁止德国对外出售军火，魏玛政府对这笔军火交易假装不知道，为遮人耳目，还曾在1928年4月及1930年4月两次颁布《对华武器禁售令》，其实都是做给其他国家看的。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撕毁《凡尔赛条约》，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放手发展军备，军事工业被放在最优先位置发展。德国外贸进口的重点也从生活资料为主转为军需原料，其中对钨、锑的需求尤其迫切。中国是钨、锑等矿产资源大国，正好是德国所急需的。尽管德国的魏玛政权和纳粹政权对中国并无特别好感，但因为相互的利益需求，中德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1933年7月，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访德，一次就同德方签订了价值5千万德国马克的军火购买合同。这年年底，德国军火商在南京进行了一次军火展览会，进行了火炮试射演练，在场的中国军政高官对其威力赞叹不已。
在中德两国的共同推动下，德制军火在中国军械进口占比迅速上升。1928年，德国是中国第二大军火进口国，1929年，跃升为第一位。1934年，在德国国防部、经济部、国家银行的支持、联络下，一批有对华贸易关系的德国厂商联合成立了一家“德国工业品贸易有限公司”（简称HAPRO“合步楼”公司）。此后合步楼公司逐渐成为德国军火输华的主要运营商。由于中国外汇短缺，无力支付现金，中德双方商定采取以货易货方式。1934年8月，双方签订了《中国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品易货贸易合同》，中德军火贸易纳入政府主导的正轨。从1935年至1937年，德国军火出口至中国的比例占德国整体出口比例从8.1%急速上升至28.8%和37%。也就是说到1937年，德国近4成的军火出口都到了中国。
孔祥熙访德会见希特勒
1936-1937年，中国购买德国军火进入高峰期，期间顾振、孔祥熙率中国代表团两次赴德大规模采购军火，大到飞机重炮、小到手枪子弹，从头盔到军用电话线，无所不包。这些中国急需的军事装备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绝大部分都运抵中国，有力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中国军队极度缺乏重火力。1934年4月，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建议开始筹建重炮部队。中方向德国莱茵金属公司订购了24门十五公分口径野战榴弹重炮及2万4千发炮弹。这些装备在1936年运至中国，装备了一个摩托化重榴弹炮团，该团在“八一三”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
德制150榴弹炮
除直接引进德制军械外， 南京政府还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改进提升兵工厂工艺水平，仿造生产了许多德系武器，其中最著名的是仿制德国98K式步枪的国产“中正式”步枪，该型枪械制作精度高、性能好，整体性能达到当时先进水平。
中正式步枪
中德两国之间军事合作的高潮时期正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对中德两国军事合作一直持反对态度。德日虽然后来结成了法西斯同盟，但德、日两国对待中国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日本为了全面侵华，坚决反对中德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多次向德方提出抗议，但德国出于向中国出口武器以换取急需的矿产资源的需要，对日本提出的抗议虚与委蛇、应付了事，德国的军火企业为了巨大利润也不愿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德国仍然向中国供应了一部分中国急需的武器装备，只是为了顾忌日本，德国军火来华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由丹麦等国货船先运到新加坡、香港，再转运至中国内地。1937年12月，德国先后发送两批价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辗转抵华，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
5、德国军事顾问团
与从德国进口大量军事设备相比，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协助中国整训军队，初步实现军事现代化，接近现代战争的要求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工作是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迫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废除了德国的义务兵役制，军队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大批以前待遇优厚的军官被迫退役、失业，许多军官只得以私人身份到外国军队中担任顾问。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后，为了弥补苏联军事顾问被驱逐后的空缺，开始寻找替代者。专业、严谨、军事素质高的德国军人成为南京政府军事顾问的不二选择。
1928年11月，经中德两国多次磋商，第一批德国顾问团来华，该团共25人，以军事顾问为主，也涵盖了其他领域。此后至1938年，一共有5批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工作，顾问团规模由小到大，人员层级越来越高，专业范围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