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3月我受邀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球经济发展年度高峰论坛并做了发言，从代谢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世界史上的大国力量变化，并向与会者推介了中国道路的可持续性发展特质，尝试为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与新的经济政治思维提供参考。正在学习我的跨学科思维课的同学也可以读一下这篇文章，有助于大家理解。
中国与西方:世界秩序变动的代谢特质
陈平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最初在北京大学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议上发表
2019年3月22-23日，中国北京
收录于 林毅夫主编：《中国与西方:关键经济问题的评论》
爱德华 埃尔加出版社 (即将出版)
初稿成于2018年7月18日，修订于2020年3月30日，邓林翻译。
I. 对斯密“国富论”的新理解
当前，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就国际分工失衡的缘由提出了根本性追问。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87年，第一卷第三章)中的基本矛盾。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是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命名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1951年)。这意味着，市场份额竞争才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驱动力，而并非成本和价格竞争。市场规模竞争破坏了全球市场对国际分工的协调(Chen 2014)，这是经济复杂性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挑战(Arthur 1994)。
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供给曲线不可能存在，长期均衡也不能存在。从数学上讲，斯密定理意味着福利经济学中两个基本定理的失效(Mas-Colell等，1995年)。其失败的原因有二，首先，由于环境的波动和创新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能够在不付出巨大信息成本的情况下拥有完全信息。第二，规模经济的变化意味着企业行为处于非凸的集合 （non-convex set，这是均衡解存在的条件）。当新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时，规模报酬递增，供给曲线不存在。当经济规模达到资源极限时，供给曲线趋于垂直。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中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定理的根本挑战，因为它们拒绝包含具有规模报酬变化的非凸集合 。请注意，牛顿力学与非线性和确定性混沌相容，但与新古典经济学不相容(Chen 2010)。
在工业化的历史中，紊乱的微观竞争和稳定的宏观协调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经济力量。斯密的“无形之手”机制本身并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实现自我稳定的“有效市场”。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受到保护主义和日渐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威胁(Stiglitz 2017)。
(1.1)历史上持续的贸易不平衡
科学理论应该从经验观察出发 ，而不是从信念出发。在国际分工中持续的贸易不平衡背后，存在着多种经济机制。
首先,斯密低估了双边贸易的复杂性。他所讲的“看不见的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场景，即“阿姆斯特丹商人把玉米从哥尼斯堡运到里斯本,再把水果和葡萄酒从里斯本运回到哥尼斯堡”(同一船的往返)必然具有相同的交换价值(斯密1776年第四本书,第二章)。而问题在于，去程贸易的总额可能不等于返程贸易的总额，因为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单位价值，气候和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双边贸易的不对称需求。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便是19世纪英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因为中国的气候不像英国那样潮湿阴凉，中国消费者对英国羊毛产品的需求很少，导致英国商人很难找到可出口的商品来平衡英国对中国茶叶和丝绸的需求。
其次，当汇率受到宏观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制约时，多边贸易的不平衡无法通过大宗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行调整。经济地理学中的集群效应也可能导致持续的贸易失衡(Krugman 1992)。供应链是由运输网络和地缘政治区块构成的，是对外贸易中交易成本和套利壁垒的重要来源。例如，中国对澳大利亚和巴西有巨大的贸易逆差，因为中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如铁矿石、铜和农产品。在高端的工业机械和零部件方面，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地位一直落后，中国与德国、日本和韩国也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相比之下,美国自1950年起禁止向中国转让技术。与德国、日本和韩国相比，美国技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小。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美国制定的贸易政策而并非中国的贸易壁垒。
第三，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对劳力成本的制约决定的。对于原材料生产、粮食和加工产品而言，受劳动标准和环境规制约束较小，规模经济是造成产品平均成本较低的主要因素。
第四，高回报的金融业可能会促使英国和美国这类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继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
基于以上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假设零交易成本的乌托邦世界，它意味着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这在现代史中是不存在的(Irwin 1998)。成本和价格竞争可以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存在长期的均衡趋势，而在现实世界这样一个开放系统内，并不可能存在长期均衡。诸如希腊或阿根廷这样的中等国家，在全球市场频繁冲击下，更难维持市场均衡。动态复杂性动力学和静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静态框架没有时间轨迹。
回望19世纪的历史，大英帝国用了近170年的时间来平衡英中贸易。英国政府使用了强大的“有形之手”，包括发动鸦片战争、修建印度铁路(运输印度东北部新种植的茶叶)、政府补贴和移民政策等(Pomeranz 和 Topik 2006)。由此可见，改变贸易不平衡需要长期的结构调整，而不是短期的价格调整。
与大英帝国不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显著的U型转变。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二战后一度持续顺差，包括从二战到1970年代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顺差。美元在二战后被用作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大型贸易逆差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将民用工业外包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然后，美国从1982年起经常账户一直赤字；金融账户自1983年起也一直变为赤字。是里根总统的减税和星战计划增加外债，来弥补预算赤字。不幸的是，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扭转其在国际交易中的不利地位，因为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仅为其商品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左右。美国与日本和德国的贸易战并没有解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一系列金融赤字的后果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制造首先外包给亚洲四小龙，然后在90年代再将其转包给中国。美国最近几十年的国际收支的记录如表 I 所示：
从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可以看出全球化非平衡的本质(表II)，有些国家持续赤字，有些国家持续盈余超过十年。
(1.2)国家的权力和财富
当名义价格偏离实际价格时，市场权势 (market power) 源于不平等的竞争和不平等的交换(斯密 1776，第一卷，第五章)，宏观和金融政策的在国际协调中的不对称议价能力进一步强化市场权势。在国际金融中，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是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从波动的名义价格的历史数据中确定汇率的真实价值。真实价值与名义价格的偏离为衍生品市场创造了巨大的金融投机空间，衍生品市场成为支配市场劳动分工的重要因素。
亚当·斯密提出了“国富论”，但没有回答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市场交换理论没有考虑技术的兴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单靠双边交换是无法创造财富的。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不断压低平均成本、利润率和商品价格时，技术进步不一定会增加社会的金钱财富。例如，计算机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广泛地享受着计算机技术应用带来的好处和迅速降低的成本，但过时的计算机却很少有机会保持其原有的价值。相比之下，烹饪技术进步缓慢，使得餐饮业的利润率可能高于计算机行业。
亚当·斯密曾引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但有所保留；他认为“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斯密1776)。中文通常翻译英文“knowledge is power”为“知识就是力量”，我以为更确切的翻译是“知识就是权势”，因为人们可以凭借权势欺负弱者。知识和财富一样，都不是中性的力量，而可能是不公平的权势。在资源和商道的市场份额竞争中，军事力量可以加强经济实力的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空间，比如美国的中东战争就与争夺石油美元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Clark 2005)。
衡量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它的军事预算(IISS 2020)。美国2020年的军事预算是$6,846亿美元，超过了其余11个军事大国的军费总和，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英国、法国、日本、德国、韩国、巴西和意大利等。显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军事上威胁美国，只有美国可以威胁世界任何地区和国家。就美国内政而言，美国如此庞大的军费是没有经济理由的。
在国际统计中，GDP有两种计算方法。对于军事力量的研究，我们使用GDP ppp(购买力平价)来比较表III中的军事开支。对于货币市场，我们用GDP ex(官方汇率)和储备货币比率来衡量金融实力，如表IV所示。
从表III和表IV，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军事和财政实力超过了它的经济规模。然而，军事和金融力量的过度扩张可能无法维持其经济实力(肯尼迪1989, Arrighi 2010)。大国的兴衰可以从历史上本国占世界GDP比例的变化观测到(表V)。这一历史模式可以更好地理解代谢增长理论。相比索洛的外生增长理论预测收敛趋势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预测发散趋势,只有代谢增长理论可以解释旧势力的衰落和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其根本驱动力不是人口、资本和知识积累，而是旧技术的衰落和新技术、新产业的崛起(Chen 2014)。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近代历史上世界力量的变化(见表V)。
从表V可以看到，英国在1700年达到顶峰，但在1820年被美国超越。美国占世界GDP的比值在1950年达到27%的峰值，然后在2017年继续下降到最近的15%，而中国的GDP占比从1950年 4.6%，稳步增长到2017年的18.2%。这是近70年来的历史趋势，并非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创下的纪录。
(1.3)全球化贸易持续失衡的可能因素
让我们看一下与贸易平衡有关的可能因素，如储蓄率、工业比率(表VI)。
对比表II和表VI，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常账户持续失衡。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顺差持续存在，而美国和英国则是持续的贸易赤字。显然，发达国家的贸易地位与他们的收入和技术水平几乎没有相关性。在发达国家之间，没有证据能够支持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论点，比如政府补贴和技术窃取。在新兴国家中，印度和巴西获得西方技术和资本的地缘政治机会比中国大得多，但它们的经常账户余额为负，而中国为正。所以我们必须探索其他因素来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在微观层面的贸易平衡与宏观、中观层面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
首先，工业占GDP的比例在贸易平衡中最重要。例如，有四个国家存在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他们的工业占GDP的比例都低于25%。其中，美国的工业比例最低为19.1%，贸易逆差也最大。相比之下，德国、日本、中国等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其工业比重均在30%以上。美国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可能会对美国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Johnson 2009）。
其次，储蓄率对贸易平衡也很重要(Feldstein 2008)。当英国和美国的储蓄率低至14%和19%时，它们的贸易赤字非常大。中国和印度都有高速增长，但储蓄率和贸易地位不同，高储蓄率本身并不会导致高增长率。
第三，没有证据表明产权制度等安排能够保证贸易平衡。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在产权制度上是相似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中国和印度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率高，但中国贸易顺差大，印度贸易逆差大。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世贸组织成员，世贸组织的规则并不决定成员的贸易模式。
我们应该指出，冷战的巨大代价可能是苏联和美国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Stiglitz 和 Bilmes, 2008)。到目前为止，美国在朝鲜、越南、中东和阿富汗战争的总成本按2019年美元计算约为 $8万亿美元 (Harrington & Sunesun, 2019年，Macias 2019年)。相比之下，美国从1960年到2018年累积的贸易和服务赤字为$11万亿美元 (Lou, 2020, BEA 2020)。
我们推测，过度的军事开支和消费开支是美国这几十年持续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我们理解特朗普总统改变外交政策的一个目标，即如果美国退出世界警察的角色，中美双方都将有建设性竞争的基础，共同致力于推进新技术与和平发展。但是贸易战不可能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
(1.4) 劳动分工在规模报酬变化时的三个约束条件
复杂经济学这门新科学引入了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看似矛盾的规模经济特征(Chen 2014, 2019)。我们发展了一个新陈代谢增长的新视角来理解大国兴衰背后的动态机制。总体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技术小波，如图1所示。
图1.以逻辑小波涨落为特征的代谢增长。旧技术(蓝色虚线)在新技术(绿色虚线)出现时衰退。红色实线是所有技术输出的总和。在计算模拟中，单位是任意的。
在这里，受市场规模或资源限制的增长轨迹可以用S型逻辑斯蒂增长来描述。技术竞争导致新技术的兴起和旧技术的衰落。外包的加总曲线反映了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均衡趋势和经济的周期波动。
我们将“特殊”的斯密定理推广到“一般”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到三个约束条件的限制：市场范围(我们通常称之为“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由技术定义的自然资源数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范围经济scope economy”)，以及环境涨落 (Chen 2010, 2014)。我们发现了在生态约束下复杂系统的稳定性和复杂性之间存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此消彼长）的消长(trade-off)关系。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是基于现有知识积累的内生增长(Romer 1986)，而是随着新技术的崛起和旧技术的衰落而产生的新陈代谢式增长(Chen 2014)。
国际劳动分工的本质是非均衡的动态过程，它是大国兴衰的动力。市场权势的来源是市场份额、技术优势、资源可得性以及金融和军事力量的综合。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危机常常与战争和冲突联系在一起。科斯定理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利益冲突，不是因为交易成本高，而是因为追求财富和权势的非对称博弈往往没有均衡解(Coase 1960, Chen 2007)。
II. 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与中国的新发展模式
现在，我们正面临工业化的范式转变。全球变暖是由大规模生产和以破坏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的能源消耗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与财政危机相伴而生，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使福利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劳动节约和资源消耗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就业萎缩与人口增长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暴露了其在工业现代化中的严重局限性。新问题是各国在技术变化和全球变暖方面的协调。要实现从“看不见的手”到“协调的手”的范式转变，有远见、有长远规划的政府至关重要。
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特点是双轨制改革，在地方竞争和中央政府协调的驱动下，采取分散实验的方法。能源、交通、粮食、基础材料等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使中国成为制造业的竞争力量; 产品种类繁多的范围经济为数百万小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出口市场。由于投资负担重、营销风险大，规模化生产的利润率普遍较低，而范围经济发展的是竞争对手较少、利润率较高的利基市场。规模经济是资本密集型经济，而范围经济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在宏观经济中，范围经济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社会负担;以集体所有土地为基础的低成本福利为在城市工业中寻找机会的农民提供了社会安全保障。混合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用于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私营企业(用于快速创新)、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用于创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和经济特区的自由贸易；所有这些市场力量结合在一起，带来了快速增长、技术创新、管理进步和建设性竞争。政府在产业政策和环境规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方向有三个:自下而上的实验(从经济特区和技术经济特区开始)、自上而下的定向(五年计划和产业政策)、横向的协调(地方竞争区域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绿色经济、城乡发展新一体化等方面都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中国发展的上述特点，体现了市场“看不见的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以及公民社会“有思想的头脑”之间的合作而非对抗的新互动方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除了英美模式外，中国还可以从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他市场模式中吸取经验教训。例如，德国和日本可以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斯堪的纳维亚、新加坡和以色列在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创新可以在中国、亚洲和拉丁美洲找到更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能在国际事务中把中国视为建设性伙伴而不是战略竞争对手，也将拥有更安全的国际环境，从而减轻财政负担。在美国医疗行业引入私人和公共组织的竞争将大大降低美国的医疗成本。中西医结合也可以增进我们的医学知识，提高公共卫生效率。
(2.1)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与新经济思维
从代谢增长的角度来看，新兴的知识密集型IT技术更迭迅猛，新产业工作岗位创造的速度往往赶不上旧产业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当前的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就业机会短缺的状况。我们注意到，在加州和美国主要城市的高科技中心附近，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当竞争力较弱的国家缺乏发展其竞争性产业的动力时，欧盟增加中央集权的政策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更危险的趋势是发达地区的快速老龄化，无法维持其在劳动力和技术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企图用军事联盟来解决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年轻一代失业增加所造成的区域冲突，这是不可能的。
均衡思维总是在构筑对立的情境:善良与邪恶，白与黑；两元对抗是没有解的。复杂性思维意味着多样性的演化，如“三意味着混沌（three implies chaos）”和“混沌产生有序（order out of chaos）”(Prigogine 1984)。在美国历史上，旧主导力量的崩溃带来了大萧条的严重威胁。我们将在第3节中再讨论这个问题。
(2.2)技术生命周期与国际贸易中合作和竞争的新视角
技术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参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为什么政府在技术小波的不同阶段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Chen 2014)。
在第一阶段，研发的竞争与合作应该有利于所有国家，以减少不确定性(Chang 2002)。大多数基础研究都是向公众开放的，没有太多的商业动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婴儿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青年(成长)阶段II，市场竞争是技术应用和扩散的驱动力。但是，竞争并不排除国际分工不同层次的合作。例如，汽车和手机可以是美国研发、欧盟设计、中国制造的一体化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对于很多产品来说都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因为美国可能在研发上领先，欧盟在艺术设计上有很强的实力，而中国有市场规模的优势，供应链有地理上产业群聚的集中优势，同时还有中国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苹果和大众，他们在美国或欧洲的研究和设计，由东亚国家供应零部件，在中国组装生产。
在成人(成熟)第三阶段，商品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害的。稳定国际商品市场需要一部国际反垄断法。通过金融工程可以实现进出口国之间的长期互惠合同，如主要商品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存在利益风险共担的领子期权，它的定价可以采取在资源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分利模式，例如过去5年的移动平均价格，作为下一年的成交价格。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将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控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区间内，例如浮动的合理幅度为20%。如石油价格涨幅超过20%时，获得超额利润的出口国返还超额利润的一半给进口国；反之，石油价格跌幅超过20%时，获得超额利润的进口国应当返还超额利润的一半给出口国。这样就可以变进出口国之间的恶性价格战，变为长期合作的贸易伙伴。这对稳定中国和能源出口国之间的平等贸易关系特别重要。
老龄化(衰老)的第四阶段，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于旧产业向新技术的转型至关重要。节能生活方式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根本。游戏规则的改革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广告和法律制度方面。当前赢家通吃的规则应该转变为创新者、投资者、管理者、工人和整个社会的共享经济。
从图2，我们可以理解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借鉴美国的土地赠与大学和捐赠基金，整合公共资源和私人激励。我建议将中国的国有资产分为三组:三分之一用于社会福利，三分之一用于安全和基础设施，三分之一用于大学捐赠基金，这样可以将研究、生产、营销和当地社区整合成一个有机组织。合作竞争而不是排他性竞争，是分散风险和刺激创新的关键。
(2.3)数字经济的机遇与风险
数字经济的主要优势是基于买方订单的生产，减少了生产过剩的风险。它的主要危险是由虚拟经济和网络货币因为没有适当的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监管而造成的不确定性。
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我们的研究表明，布莱克-舒尔斯(Black-S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模型中的期权定价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它的基本模型是布朗运动，这种运动在本质上是爆炸性的。金融模型更好的选择是生灭过程(Chen 2010,Tang & Chen 2014, 2015)。这个问题对于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至关重要。美国衍生品市场规模约为美国真实GDP的30-50倍、世界真实GDP的8-10倍。它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大规模杀伤性的金融武器。究其原因，衍生品市场是建立在短期投机的基础上的，而产业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只针对中等商业周期。小国或大国的弱政府无力控制巨额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而引发周期性危机，包括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储蓄贷款危机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金融战，再加上放松金融监管，将为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和新的金融危机铺平道路。如果没有大国之间的协调，“看不见的手”能否维持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平衡，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
(2.4)改变世界秩序的历史教训
根据Toffler(1980)的研究，在18到20世纪，煤铁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的资源集中创造了英美两国的集中权力。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带来的区域多元化，将形成一个以技术竞争为中心的开放经济。自冷战结束以来，这种新的信息技术迅速改变了力量平衡，大大分散了世界的权力结构。
在这次会议上，劳伦斯·萨默斯从历史的角度发表了非常发人深省的看法。他指出，二战后，美国的领导地位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个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第二个是日本在80年代对美国说不。中国的崛起可能是近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美国成功地应对了前两个挑战。他的问题是第三次挑战的结果会如何? 我想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冷战不是一个对称的两方博弈，这在博弈论中很常见，而是一个具有时间演化的非对称多玩家博弈。来自苏联人造卫星的第一个挑战导致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即使美国声称自己是政治赢家，苏联和美国依然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冷战时期真正的经济赢家。
日本工业扩张带来的第二个挑战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日本本质上是一个依赖经济的国家。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没能创造出亚元，因为美国不许亚元诞生，尤其不愿欧元之后再出现另一个货币竞争对手。日本没有能力像欧盟那样在亚洲形成地缘政治联盟，因此日本的技术实力无法转化为金融实力。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在政治经济上比日本强大的原因。在全球化的权力博弈中，经济的规模和金融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萨默斯曾对美中金融强权的“恐怖平衡”发出警告，他认为中国持有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美中两国能在经济上互相摧毁，犹如当年美苏之间的核武器的“恐怖平衡”(Fallows 2008)。我们曾对美元在全球市场的可持续性产生过类似的怀疑。中国没有取代美国作为全球化世界警察的动力，因为它的财政负担远大于经济收益。这是冷战之后我们从苏联和美国的衰落中得到的重要教训。当然，中国确实从开放贸易体制中受益，发展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我们要建设一个国际合作和网络的新世界。无论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如何，多中心，相互协调的国际分工是解决气候变暖、生态危机、金融稳定、贫困等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因为毕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独处理所有这些全球危机。
3. 变化中的全球化之未来:危险与机遇
从全球角度来看，20世纪的人口激增是对世界经济最重大的挑战，因为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无法应对全球化(Rostow 1998)。
如果发达国家拒绝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当非洲和拉丁美洲无法在其国内为年轻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时，西方的保护主义就无法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浪潮。从长远来看，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会让美国经济变得更糟，因为美国人的老龄化增加了对低成本拉美移民劳动力的需求，这些劳动力需要在农业、建筑和护理服务业中辛勤工作。例如，美国农业严重依赖墨西哥的季节性劳工，美国医院严重缺乏护士，菲律宾移民填补了供应缺口。即使在贸易战最激烈的时期，美国仍在继续向印度外包服务岗位，包括通信行业的技术支持、会计和法律数据录入。
美国持续外包工作的驱动力是企业对利润的贪婪，而不是社会责任，这是私营企业和中国国有 企业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诉求在医疗和教育改革中的兴起成为这次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的主要议题，这一政治变化比70年代的民权运动更为深刻。
更危险的趋势是利用军事同盟来解决地区冲突。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年轻一代大规模失业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而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无法在劳动力和技术市场上保持与新兴国家的竞争力。
有一个历史教训值得重视，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缺乏新的国际协作(Kindleberger 1986)。一次大战使以英国为首的全球化崩溃后，英国、美国和法国，这老的三巨头(Big Three) 没能协调去避免一战后的贸易战，最终导致大萧条，以二战告终。今天，新的三巨头(美国、中国和欧洲）如果可以协调处理好全球问题，我们将大大减少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的不确定性。
考虑最坏的情况，即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升级到一个全面的规模，就像最近的新冠病毒 ( covid-19)大流行，中国将更有韧性的面对外部冲击，因为它具有在外部入侵下维持国家统一的悠久历史。
据我的观察，受英国退欧事件的影响，美国有可能因为贸易战凸显的经济问题而出现分裂，一些地区因素将可能导致德克萨斯以及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南部各州在经济政策上独立出去。毕竟，在面对来自俄罗斯和欧佩克国家的激烈竞争时，他们需要一个像中国一样庞大而稳定的出口市场。加州和西海岸的高科技产业也需要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来恢复它们在研发上的巨额投资。如果失去中国市场，高科技产业将在全球竞争中失去市场份额，利润将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也无法维持下去，因为中国是他们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
据我的观察，贸易战争对美国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对地区多样性的中国产生的影响，因为中国沿海地区出口的衰退会刺激内陆地区的发展。我不支持贸易战，但我对中国经济在贸易战威胁下可能出现的结果感到乐观。西方的“危机(crisis)”一词，中文是两个汉字的组合：“危（险）”加上“机（遇）”。
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减少海外军事负担，节省军费用于国内建设，他可能会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如果特朗普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反复无常的威胁和单边要求来主导新的世界秩序，他只会再次让美国人失望。
此次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对于理解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新角色具有积极意义。从中引出的另一个主题，即各国需要为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进行协调，而这种协调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思维，用以改变当前以西方价值和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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