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港区不大。红蚂蚁拐了几个弯，终于在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门前停好车。
聪明的蚁粉应该猜到了吧，今天轮到工人党议员被红蚂蚁咬。他就是不久前在国会上追问过淡马锡三巨头薪酬多少的后港单选区议员方荣发。
相约时间是下午2点钟。红蚂蚁准时抵达，56岁的方荣发也准时出现，亲自开门带我们进到他办公室。
办公室收拾得很整洁，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墙上的棕色横匾，写着：诚信为本。方荣发的办公桌前方墙上也挂了个小画框，里面也写着“诚信为本”四个字，遥相呼应。
刚想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方荣发讪讪地说，不如换张椅子吧，那张扶手稍有些不稳。红蚂蚁试了试，扶手确实松动了，但功能没问题，也就不那么讲究坐了下来，开始与方荣发侃侃而谈。他告诉红蚂蚁，自己华语说得不好，但会讲英语和福建话，“掺掺rojak来讲OK吗？”
当然OK啊。我们让他自由发挥，在镜头前自然地做回自己就好。让红蚂蚁深感意外的是，方荣发在镜头前从开始到结束都以流利的福建话来对答，名副其实“老Hokkien”一枚。
小时候住“坏仔区”但没长歪
方荣发小时候住在丹戎巴葛达士敦路（Duxton Road）的旧店屋。
“当时我家楼下是海南咖啡店，楼上住着一户广东人，我们住二楼，现在那个店屋好像改建成酒店，属于保留建筑。丹戎巴葛那一带以前是‘坏仔区’。坏仔就是我们常说的gangster。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士司机只敢停在外面，不敢开进来的，你得自己下车走进来。60年代比较多坏仔，到了70年代，我们就被迫搬离那区。”
“虽然是‘坏仔区’，但大家彼此认识，知道谁住这带谁不住这里，不住这里的就会倒霉，住这里就不会被骚扰。没有人敢拉我进私会党啦，因为我老爸也是有坏仔底的不好惹，谁敢拉我入党，我父亲肯定打他一顿。”
或许是说起小时候回忆的缘故，或许是用着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在叙述的关系，方荣发一谈起gangster‘坏仔’就眉飞色舞，眼里也闪烁着一种“坏坏”的光芒。
“那时经常发生私会党‘火拼’（pia chui）事件，从街头打到街尾，打完后谁赢了就坐下来喝咖啡。看到警察出现，有时候就将巴冷刀丢进你家里。以前我们家大门都没关，火拼事件结束后下楼一看，门厅内都是巴冷刀和碎了满地的玻璃。这副画面一直定格在我脑海里。”
方荣发说，一碰到火拼大家都会很害怕四处逃跑，跑到最近的一间屋子躲起来。看谁家门没关就跑进去。这种守望相助的精神也延伸至物质接济上。
“当时住在丹戎巴葛那带的人都比较穷困，月头和月中手头紧就跟左邻右舍借米借鸡蛋，月尾再归还，是很常见的事，以前大家常常这么做。有时跟隔壁借，有时跟楼上借，我们都会知道谁家中有多余的。以前的新加坡就是这样，很有人情味大家会互相帮忙。大家会想，虽然我不是很富裕，但如果有多出来的，一定会跟你公私（分享）。以前的人比较不会计较。”
家中老幺 家人都把念书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
”我家里兄弟姐妹六人，三男三女，顺序是女、男、女、男、女、男，相差一两岁左右。以前的人生孩子看起来很简单哦，现在的人一想到生孩子，总要想到脸青青了才决定生。”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所以家里人都期望我能够念书，能读就一直供我上学。哥哥姐姐读到中一中二就不再继续上学出外工作。我上学之余也要打工赚钱。以前卖饮料都使用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都得绑一根吸管，在家绑一大包只能赚5块钱，真的是很难赚的5块钱啊！
因为家里穷，东西都是哥哥姐姐用完后传下来给我用。所以我的校服有男款和女款。你们知道如何分辨男款和女款吗？通过领子的形状来分辨。女款校服上衣的领子是圆角的，男款是尖角。所以我每次都穿圆角的去上学，校裙当然就没穿啦，不然去学校肯定给人骂给人笑死。那时候很随便的，穿女款上衣我也不会感到不自在。”
不喜欢学校科目只喜欢音乐和画画
小学就读于Peck Seah（伯城小学）的方荣发，印象中母校曾经是新加坡最高的小学，有7层楼，但由于学校面积很小，里面有很多柱子，玩捉迷藏时一定会撞上柱子。
方荣发自认在学校只是一名很普通的学生，成绩一般般。
“学校教的科目我全部都不喜欢。科学、数学、生物我全部没兴趣，我喜欢音乐、画画和唱歌。但这些都是被认为没出路的兴趣，不能追求，不然就会饿肚子，也许还会被父亲打吧。你看画家不都是死后才成名，画作也是死后才卖高价的啊。自己死了，享受的是别人。”
上了中学莱佛士书院，方荣发曾一度被要求放学后留堂。他说，训育主任当时看到班上很少学生，以为学生旷课非常生气，其实他们正在校外进行水球队训练。
“我很生气忍不住跑去跟校长理论，讲到嘴干还是说不过校长。校长当时先是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我们没做错无须课后留堂。接着他又说，他刚刚请到这个新的训育主任，不好处处反驳对方的决定，让他没面子，希望我们能配合他一下。我们最终竟然被校长给说服了，放学后乖乖留堂。
不过留堂时被叫去厕所油漆，当时一肚子气，就用白色漆将整间厕所有黑色的部分全部漆成白色。那是我在莱佛士书院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
方荣发说，当时的莱佛士书院很多学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学费都是每人每月一块钱或块半而已。他还记得上学第一天穿着拖鞋去，结果被骂，隔天立即换鞋。
“我每天都从振瑞路（Chin Swee Road）走路去学校。每天穿过欧南园到大世界然后就到格兰芝路（Grange Road），走得快大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学校，那时没有校车。”
自制“吉他”苦练和弦
家里穷困没钱买吉他并不能浇灭方荣发想学吉他的热忱。
“我就找来一个Sheaffer钢笔盒，宽度跟吉他一样，上面绑上6条橡皮筋，先学和弦的手法，然后才学弹真正的吉他。我的第一个吉他是花30元买的二手吉他，当时还在上中学，存够钱就去买。”
说到这里，方荣发告诉我们，他曾经给后港区画过一幅“公园”画。
“后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大公园，绿化做得很棒。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公园画，里面藏了猫、蛇、老鼠、让大家去寻觅。”
方荣发长大后真的读了一门与音乐美术相关的科目，不过却是技术含量很高的理工科。他拥有新加坡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专业文凭、以及美国德特萨斯州大学理学士学位，主修电台／电视／电影技术编制。
“你让我去摄影棚看，不同的器材我都能修补，我们大学学的很技术性，跟我之前的理工专业文凭相差不远。我们也学用很传统的16毫米单反相机和战地相机，见过吗？就是那种转转转，测量好后拍摄的。以前我们是真的剪片，用透明胶带固定好，然后要让影像和声音同步，非常考功夫。我们学的是背后那套技术，所以能充分理解为何拍摄能够让人如此着迷。”
家境不用很富有也可以去美国念书
“我到美国念书时，去学生办公室跟他们讲，我只够钱读一个学期，请让我去打工。校方就给我办一张准证和社保卡，让我可以出去打工，一星期工作20小时。一般是暑假去打工，因为暑假很多地方都缺人，我就一边打工一边上课，这样可以早点毕业。”
“美国人虽然很热情，但打工时比较辛苦。当时我去邮局当临时工，因为是政府机构，里面的员工很多都是美国黑人，他们以为我来跟他们抢饭碗。我们华人工作会比较勤劳，每次处理信件都将一大包一大包邮件通过机器来分类。我一次可以处理掉三包甚至四包。他们通常只能处理两包。
所以他们不跟我讲话。我去上班每个看到我好像见到鬼，不跟我说话。我后来意识到不是他们懒惰而是美国劳工法规定如此，于是我慢慢减产，从四包变三包然后变两包。和他们一样后，就能做朋友了，真的是这样！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工作文化不同，凡事都是相对的，和工作特别拼命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比，我肯定不如他们勤劳。无论在本国工作或去国外工作，要懂得为人着想。”
除了邮政人员，方荣发在美国也当过侍应生、厨师和餐馆经理等。学成归国后，从事了多媒体设计与程序编制、数据广播及业务拓展等工作，后来还开始经商。
加入工人党纯属巧合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想加入工人党，只是想伸出援手帮忙反对党。当时我写信给刘程强和詹时中，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忙，因为2005年那时候只有刘程强和詹时中两名反对党议员，我看他们在国会很孤立无援。
刘程强很快就回复，叫我过去大牌310找他。我就去找他聊聊，聊完后我就加入工人党。詹时中没有回复，我也不知道为何他没回复。”
红蚂蚁问方荣发：为什么不去PAP（人民行动党）帮忙？
他答说：“PAP哪里缺人，他们人才那么多！你若真想促成民主社会，民主意味着需要几个政党来相互制衡，如果一个党那么强大，一个那么弱小，我们肯定要帮助那个弱小的。”
工人党已经在后港服务了“一代人”
方荣发于2006年加入工人党，在2012年后港区补选中当选国会议员。他也在同年获选为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副主席。虽然在后港服务了7年，他依然将后港区的治理归功于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
“1991年刘程强在后港当议员时，他真的很用心去做，他也知道身为反对党，区内很多东西他未必能做得到，他从来不给予过度承诺，所以人民相信他，认为他诚实。在后港，只要用心为居民服务，他们看得出的。用心做事还是用嘴说说，明眼人看得出。”
“工人党在后港已经服务了28年，近30年，相当于一代人，这里的居民与工人党一起成长，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联系。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会煲凉茶给我们，有时做笋粿、芋头糕等请我们吃。”
“居民看到我比较多叫我Ah Huat，也有叫Poon先生（Png在潮州话发音类似Poon）或方先生的。我是福建人，但后港是潮州区，所以我的福建话现在带有潮州腔。以前我老说：你gong simi，现在我经常讲：你 tah mi gai？”
后港区最大的挑战：人口老化
“后港是老人区，很多地方有必要做得更安全，时不时会听到有老人在区内跌倒。他们跌倒没有向我们投诉但我们还是通过不同渠道听说。跌倒有时候是因为地面不平整，有时是因为他们抄捷径。所以现在捷径也要做得安全一些。因为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有捷径就会走捷径的。所以我们尽力咯。我最怕老人跌倒，一跌到老人就很难康复。这是我最担心的。”
访谈接近尾声时，红蚂蚁问方荣发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
他答说：没有。加入反对党没有遗憾，这一路走来更没有遗憾。
“就算你让时光倒流回到过去，我也不会想改变什么，人生就是一个圆圈，即使半途改道，最后还是会回到这个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