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伍素文 李永华丨广东报道
三星电子在越南有着特殊的地位，反之亦然。
自2019年关闭所有在华的手机工厂之后，越南成为三星在海外最大的产能承接地。有数据显示，三星超50%的手机出口以及1/3的电子产品出货量，都由越南承担生产；2021年三星（越南）公司营收742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越南GDP的20%左右。
曾经，中国是三星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国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多达4000家。随着三星向越南转移，为了留住订单，不少中小供应链企业选择跟着客户走。面对供应链短缺和成本飞涨等问题，他们也在努力推动公司本地化。
与此同时，三星在中国的投资格局却悄然生变，转向并加大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领域的布局。
难以摆脱中国供应链网络依赖
即便三星将手机产能全部转移到中国以外，三星在越南的手机生产厂仍与中国供应链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彭海国、郭林海、朱涛的公司都属于三星供应链体系，三星转移时，他们先后跟着客户奔赴越南投资建厂。他们的公司分别生产不同的零部件，再由客户组装成品交付给三星。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本地的供应链短缺和成本飞涨是他们提及最多的话题。
郭林海说，他的公司在机器设备投资上总共花了300万元人民币左右，3年大概赚了一点利息钱。而且很多设备在当地不能采购，只能从国内买了再运过去。
朱涛表示，很多中高端的工业用品还得从中国进，越南本地没有或者是贵，也没有所有电子材料的代理商，还得找回国内的一些渠道来做。目前，他们公司做的是百分百出口。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溢出》一书中指出，这种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都主要在国外的“两头在外”结构在越南很典型，意味着越南在外贸进出口过程中完成的增加值有限。
此外，彭海国还提到，其位于北江省的公司离谅山省比较近，离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也比较近，大概100公里。“据说前几年谅山、北江有一部分电力还是广西给的，从国内卖过来的。”
越南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也在经历“用电荒”。过去十几年里，中越维持着电力贸易关系，从云南、广西等地输电至越南。据报道，2022年1月25日，南方电网公司与越南电力集团签署购售电协议，预计2022至2025年期间，向越南北部出口约40亿千瓦时电量。
在近几年陈江引进的项目中，不乏名企身影，比如TCL。
开始褪色的成本优势与挥之不去的阴影
许多在近年去过越南的人，都会提起越南制造对中国制造奋起直追的野心和当地人赚钱的欲望。不过，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竞争加剧，越南原本的成本优势也开始褪色。
以人工成本为例。彭海国介绍，现在整个越南有9800万人口，适龄劳动人口大概就是3500万到4000万。这些人当中还有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打工的，实际能够留在这边的也就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每年12月份，越南会制定下一年度的薪酬指导价，分4档分别设置最低工资基准。每年调整幅度在3%到8%之间，平均大概5%。去年越南因疫情影响没有调整，计划将于今年7月1日调。据越南政府2019年第90号法令，2020年越南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一类地区为442 万越南盾（约1326元人民币）；二类地区为 392 万越南盾（约1176元人民币）；三类地区为343万越南盾（约1029元人民币）；四类地区为 307万越南盾（约921元人民币）。
“大公司用人人数会比较多，所以实际的工资基准上涨幅度是比国家指导要高的。比如我们公司，所有的费用全部扣减完，他们能够拿到手的工资折算下来大概在2300到2400元人民币之间。这是今年上半年的行情。” 彭海国说。
有纺织企业介绍，越南员工的工资10年前大概是70到100美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三四百美元。东莞一家电子企业表示，2019年去的时候，大概是1800元人民币，现在最低要2200元人民币左右才能招到员工了。
朱涛也反映，前几年越南的人工成本涨得很快，每年百分之十几二十的增长，与中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他说，越南的技术工人、熟练工数量相对较少，管理也比国内更有难度。刚开始，他们可能只有中国一般效率的百分之六七十，现在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如果管理激励得好的话，甚至可以跟中国一样。”
而越南国内政治动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一些中国企业的头上。
郭林海记得，2014年，美的在胡志明市的工厂被砸了。“当时，厂长跟我说，你们最近最好少出去，如果晚上出去，尽量去好一点的酒店。去酒店消费，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人身安全第一。”
朱涛也谈到：“2014年越南从南到北闹过事，打砸华人工厂，当时的报道也很多。还好我们当时在北方，也受到政府一定的保护，但对于风险的担忧在我脑海始终挥之不去。”
致力成为本地化公司
在施展看来，数量庞大的在越“中国干部”是“链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一些台湾地区学者很早就关注到，东南亚的台资企业最欠缺中间层的行政与技术管理人员。
郭林海表示：“从国内去越南工厂的技术师傅，能拿到16000元人民币的底薪。我给那边的厂长是2万元人民币，基本上按照国内标准的1.5倍。也就说国内给1万元，去越南就要1.5万元。毕竟是背井离乡，工资肯定要高一些。”
现在，郭林海的越南工厂已经投入了接近2000万元人民币。疫情之前，他通常两三个月就会过去越南一趟，现在因为疫情原因他已经两年没过去了。
2019年刚过去时，朱涛的厂里设了两条产线，加起来百十人。目前，公司员工已经达到700人，投资也上亿元人民币了。在疫情之前，他每个季度会去越南视察厂里的情况，一待好几个月，回国探亲则待一周左右。疫情期间，他去越南的频率改为一年一次。
朱涛说，中国人其实不是特别习惯在海外长期工作，特别是家庭在国内的话，不像日本或者韩国，他们会拉家带口去国外工作生活。“所以在越南我们从国内过去的干部比较少，这方面人才相对稀缺些。”
恩凯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在宁波的纺织服装出口骨干企业，在东南亚多国经营和投资项目。该公司董事长沈功灿认为，当前，高校外语类教育资源存在不均衡的现象，而学习东南亚小语种的人实在太少，中资企业去了东南亚，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国家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学习东南亚小语种的语言，而且，这些学生毕业后很好找工作，去了东南亚，企业待遇给得高，“他们当然愿意去的了。”
随着越南工人、管理者对业务的学习和熟练，公司职员中的越南干部比例有所提高。
朱涛表示，目前，公司职员中越南干部的占比超过了80%，将来这个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干部每年都在减少，越南干部也慢慢上来了。按我们的方向，只要有越南干部能够担起这个责任，我们中国干部就可以撤了。”
“我们有很多单身的中国干部在这里成了家，跟越南女性在当地组成家庭。我觉得这是本地化最好的体现。” 朱涛说，“企业在越南，我们就要用越南的人，用越南的资源，用越南的服务，融入越南的市场，最终由越南本地人来运作工厂，成为真正本地化的企业，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
中国三星转向高端制造产业
三星在2019年撤走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后，在之后的两年又关掉了其在中国最后一家电脑工厂（三星苏州电脑工厂）、在中国唯一电视制造厂（三星天津电视机工厂）。
尽管手机业务折戟中国市场，但三星对华投资并未停下，而是加大了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推动其在华产业布局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三星在华新增投资达54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4%，其中98%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近年来，中国三星的布局包括半导体、新能源动力电池、车用陶瓷电容、OLED显示屏等高技术含量产业。
目前，三星在中国有近20家生产工厂、8个研发中心、7万名员工、4000余家供应商，疫情期间每年保持着50亿美元左右的对华投资数额。
芯片业务是当前三星电子的核心业务，其在中国苏州、西安和天津都分布有半导体生产工厂。
三星西安被寄予厚望，也被视为在华业务转型的案例之一。这是三星在韩国本土之外的唯一存储芯片厂，经历了多次追加投资和扩能。今年，西安三星半导体二期项目已完成扩建并投产。据业内估计，第二工厂将使三星在全球NAND Flash的市占率由35% 提升至40%。
在天津，三星引入了OLED显示屏生产线并于2021年2月投产，生产笔记本和平板电脑的高端显示屏幕；投建了全球领先的MLCC(多层陶瓷电容器)工厂，2021年实现新产品量产，是三星在该领域的主要生产基地。
去年 12月，三星电子成立了 “中国业务革新小组”（China Business Innovation Team），致力于从手机到半导体芯片的业务。外界认为，这是三星手机“重返”中国市场的又一信号。事实上，这个巨头从未离开。
2021年，三星电子实现营收1.48万亿元人民币，利润2725亿元。在Statista网站上，有研究者统计，约35%的销售收入来自美洲，18%来自欧洲，中国占比为16%。
三星产能转移3年后，原所在地政府补上了三星的缺口
三星将部分产能从国内转移至东南亚后，原所在地政府如何应对其离开留下的“缺口”？其实中国地方政府对此早有筹谋。
当2019年9月三星宣布关闭惠州工厂时，三星所在的惠州陈江已经做了准备。
“在三星提出要走之前，在2018年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谋划了。”陈江街道办有关负责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
陈江的全称是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陈江街道办事处，地处惠州西南，与深圳、东莞、大亚湾邻近。2013年，陈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402亿元，成为惠州市首个千亿级乡镇，在全国排名前列。2014年，陈江的GDP达到268.83亿元，占了惠州市约1/10的比重，而当时其面积仅为惠州市的千分之七。
在陈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惠州三星——当时三星电子在中国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功不可没，2013年，即陈江经济数据取得历史性突破的这一年，惠州三星在陈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贡献过半。此外，惠州三星还带动了产业链上相关企业在陈江的投资和发展。但另一方面，惠州三星占比过大，也容易形成“月朗星稀”的依附型产业生态，一旦三星衰退或撤离，陈江经济势必受到巨大影响。
“2018年，从三星关闭天津手机工厂，已经能看出一些动向，我们就开始谋划。”上述陈江街道办有关负责人说，但一般项目从引进，到动工建设，再到见成效，需要三四年时间。
因为惠州三星逐步撤离，并于2019年清零，陈江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2018年的1204.81亿元，下滑11.9%，至2019年的983.41亿元，到2020年再下滑18.9%至627亿元。
陈江所在的仲恺开发区经济增长也随之受到影响。2019年，三星离开的当年，该区GDP增长仅为2.2%；2020年增长0.1%。
“这期间，除三星之外的数字是往上的，但三星的规模确实大。” 上述陈江街道办有关负责人说，2021年投产的13个项目，产值大概是200亿元，使陈江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止跌转升，达到约900亿元。
而仲恺开发区2021年则实现了GDP大幅增长17.9%，达到808.43亿元；2022年一季度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仍继续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
“2022年和2023年还陆续有更多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这样2022年重返千亿是客观能实现的。用3年的时间，把三星撤离的空缺填补上，这个应该说是很了不起。” 上述陈江街道办有关负责人说。
在近几年陈江引进的项目中，不乏名企身影，比如TCL和赣锋锂业。其中，TCL集团模组整机一体化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主要从事华星光电高世代模组子生产线建设及TCL多媒体智能显示终端的研发及生产，计划总投资129亿元，可实现产值888亿元，已于2017年7月投产。
当地政府用“3+6”概括陈江现在的产业分布，即智能终端、新型显示、新能源等三大支柱产业，再加上激光、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医疗器械与大健康、新材料、软件与信息服务等六大新兴产业。
这和此前惠州三星“一家独大”的产业格局已经完全不同。
（应采访对象要求，彭海国、郭林海、朱涛为化名）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0期）
2022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