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的《姐姐》到底好不好？这篇文章告诉你

睡觉之前乱刷微博，忽然翻到了邹小樱老师的一篇微博，有关于王源刚放出来的新歌——改编版《姐姐》，以及丁太升老师对这首歌的评价，以及邹小樱自己对于这首歌和丁太升观点的评价。

看到这条微博，我知道今天早睡的企图又拜拜了。也罢，反正也睡不着，就花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吧。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

1.王源的改编版《姐姐》好还是不好？

2.丁太升的评价对还是不对？

3.邹小樱的评价对还是不对？（包含对歌曲和丁太升观点的评论）

这看起来是三个问题，其实内部有相关性，丁太升的观点是王源这首歌不好，那么认为丁太升对，自然对问题1的立场就是否定的，那么对邹小樱的评价（两者）自然也就都是否定的。

反之，如果丁太升是错的，那么对问题1和问题3的立场自然是肯定的。因此这三个问题，似乎只是1个问题。

但再细一点剖析，会发现问题也许没那么简单。因为丁太升和邹小樱都举出了自己否定/肯定这首作品的理由，虽然邹小樱否定了丁太升的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立场和角度，但是他的观点和立场是否一定是对的呢？或者这么说，有没有除了丁太升和邹小樱之外其他的观点、立场或角度？

在我看来是有的。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丁太升和邹小樱各自的观点：

丁太升认为：1.王源的新歌改了歌词，去掉了原词最有力量的部分。2.王源的唱比改的词更差。3.抛开原作在流行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地位，王源的新歌作为独立的作品也是不好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强行煽情。

邹小樱认为：1.王源和张楚是不同时代的歌手，不能强行要求这个时代的歌手唱出那个时代的情感和记忆。2.张楚的《姐姐》唱出的是九十年代初那帮人出走体制的记忆，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所以做出了这样的改编。3.而王源唱出了这个时代的姐姐，煽情不是问题，恰恰证明他传递出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

虽然邹小樱和丁太升对王源这首新歌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我觉得两人的观点其实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对话的结果，除了证明两人确实是两代人外（丁太升1977年，邹小樱1984年），基本南辕北辙。

我们先来看，原歌曲中最有力量的是否是“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浑球”？

知名网络博主和菜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母校——我的南京大学》。和菜头是南京大学气象学专业1993级学生，是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启用后的第一批学生。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的高校开始在各个城市的郊区、开发区等兴建新的校区，以做扩容（扩大招生）、合并等用。其中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就是最早的一批新建校区之一。九十年代的浦口非常荒凉，周边都是田野，只有寥寥几路班车可以进城。可以想见的是，一群刚刚脱离了高中炼狱般苦海的热血青年，被扔到这么一个荒凉的郊外校区，会有怎样的心情。

和菜头文中这样描写：

就在这种变乱纷呈和筚路褴缕的时局下，我作为浦口一期的学生，开始了在浦园的学习。到今天为止，我都不喜欢浦口。记得当时我抵达南京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校车把我们送到江北去，看着一路上黑黢黢的景致，让人怀疑是否走错了方向。等到了浦口校区，两扇大黑铁门在车后缓慢而沉重的合上的一瞬间。我的心在“呯”的一声中，沉到了底。毫无疑问的，我觉得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学校，倒不如说是一所少年犯管教所。而随后的半军事化管理，也证实了我的这种预感。

在94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大家的思乡之情达到了顶峰。我在12点左右，跑到阳台上。全校区一片漆黑，北风划过树梢，发出尖锐的啸声。我扯开喉咙唱张楚的《姐姐》。等唱道“姐姐，我要回家”一句时，几乎所有的男生宿舍里都传出一样的狼嚎般的歌声，到了最后，简直声震四野，我泪流满面，这是最值得记忆的事。

这就是我在浦口的岁月，浦口就是那么个地方，一个囚禁了无数青春和热血的田院。

这篇文章写道，“姐姐，我要回家”（应为“我想回家”）引发了最大的群体共鸣。和菜头是1975年生人，与丁太升是一代人。当然，浦口那个环境也许会最大程度激发人的思乡之情，并且一首歌的高潮部分一般都最能激发人的情感，也不能作为这句歌词是最有力量（丁太升原话为“扎人”）的证明。就像万能青年旅店的《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中，很多人喜欢那句“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有人却认为“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他说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就像我们从前那样”更有共鸣。

邹小樱认为当下的95后00后已经难以对“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浑球”、出走体制、抑或是父权产生共鸣和共情。插一句话，我并不认为父权和“对抗体制”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情感的方向和力量的象征性上这两者是很相似的。说到这儿，我不由得再一次引用90后木村拓周的那篇《80后还有下半场吗》中的文字：

许知远总是很难理解像李诞这样的 80 后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对这个体制这么顺从，为什么你们的笑容是“收缩性”的。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 70 后。

对于 60后、70 后来说，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他们的痛苦和惋惜有着必然性。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集体主义碾压掉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这代人的反思会把痛苦归结于体制，归结于个体意志的被打压。只不过有的人被打下去了，有的人像许知远这样，一直在反弹。

而更年轻的一代，比如 95 后或者 00 后，则像李诞形容池子那样，“没有包袱”。如韩寒那篇文章里说的，“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窗口期不会超过几代人”。当 00 后成长起来的时候，阶层的上升通道已经几乎关闭，打破阶层壁垒的希望会变得渺茫。这代人回首一生，可能会更多地把变量归结为出身，起跑线决定了太多东西。

所以 60 后把痛苦归结于体制，00 后把痛苦归结为出身。只有夹在中间的泛 80 后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最急速分层的阶段之后，把痛苦归结于自己的选择。

按照这段文字的观点，丁太升对《姐姐》歌词的共鸣，确实是很六七十年代的，那么邹小樱的质疑也就成立了，因为时代变了嘛，80后有80后的理解，60、70后有自己的理解，那么王源这样的95、00有自己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可呢？

不过我总还觉得有点不对。我有如下理由：一，我对《姐姐》的感受与丁太升、邹小樱都并不完全相同。二，我也完整经历过九十年代，我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与两人，甚至与《姐姐》这首歌也不尽相同。三，据说《姐姐》当年红火到在新加坡的公交车上都能听到，中国台湾音乐人张培仁正是听了《姐姐》的小样感动落泪，才签下了张楚。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文化氛围跟大陆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为何都能对《姐姐》共情？

现在听《姐姐》，我们能听到很多时代的痕迹：城乡变迁、商品经济、乡村伦理，甚至从“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中能听到校园/乡镇暴力和严打等。

张楚自己说：

张楚 ：这首歌是1990年创作的。其实我的家庭是很正常的家庭，在这首歌里，我把家庭的一些东西夸张化了，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的真情流露，但这首歌其实不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了，我想在这个比较老的文化大背景下讲，是描述当时一种年轻人的愿望。那时候在父母的眼里，你是必须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式来做选择，但事实上，往往会有很多个性的小孩，他们想要有自己的选择。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年轻人的不满，也展现了他们渴望改变的愿望。其实这首歌很理想化，但是苦于无法实现所以会有一点绝望的情绪在里头。

从张楚的话里，我们似乎能听到他对很多听众“脑补”的不满，似乎很多人是把自己“代入”了这首歌，因此以一种想象的姿态来“对抗”自己想要反抗的那个东西，而作者的本意被“越俎代庖”了。

而回到王源的这版《姐姐》，首先这是电影《我的姐姐》的一首主题曲，属于“命题作文”。那么我们似乎首先应该从这部电影出发来评论这首歌，只要这首歌的主题和情感契合影片内容，那么就是一首合格的作品。

鉴于电影还未上映，我们只能从网上现有的信息大致总结一下剧情：影片讲述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张小枫）正在准备考研，而此时她的父母忽然因为意外去世。她还有一个小她十几岁的弟弟，是她上大学时出生的，两人感情不深，见面也很少。女孩面临要抚养弟弟、撑起家庭责任还是追寻自己的生活和自由的问题。

这个题材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在八九十年代，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但那时候很多家庭还是有兄弟姐妹的。而“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也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传统。

而95后、00后很多不要说这种传统文化，连兄弟姐妹都未必有。当然这几年，因为二孩政策的放开，很多家庭里出现了成人的哥哥姐姐突然多了一个弟弟妹妹的情况。

因此，这部电影的题材是有时代性的，但从主题来说，选择个体的自由OR家庭/社会责任，与是否反抗父母意志&走自己要走的路，从精神上倒是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这个角度说，两版的《姐姐》在精神上是相容/互通的，只是在具象上（反抗对象）有一定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两版的《姐姐》似乎是殊途同归，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王源版的《姐姐》中的“姐姐 你去飞啊”是指什么，“你去飞啊”与“带我回家”在“境界”上似乎也不能显性地分出高下。

甚至我在微博上还看到一些言论，即所谓“男拳”或“女拳”们磨刀霍霍，似乎女主人公如果选择抚养弟弟就是“扶弟魔”，宣扬男拳，打压女性。而主流舆论这些年对“放弃或者少承担责任是否就是女权”也不乏争论，似乎我们又要陷入到一些老生常谈的二元对立里去。

这种状况，实在太过乏味。丁太升的时代性，邹小樱的时代性，我的时代性，都不免最终陷入到一种自媒体时代的喧嚣中去，而各自的问题却都没有解决，连发泄一下情绪都做不到。这个时代真是既充分宽容又极度吝啬。

这也是在这个时代做文艺评论的困难之处。起初我们认为，评价一类事物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不这样比较就失去了意义。后来我们发现，大家在标准这件事上本身就无法达成一致，因为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无论承认哪一方的标准，都意味着其他人“输了”。

所以王源的粉丝可能和丁太升或者邹小樱达成一致吗？是否丁太升的否定从另一个层面恰恰肯定了王源的这版《姐姐》，而邹小樱的肯定恰恰造成了对王源版本的“曲解”或者“我注六经”的效果？

我不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和稀泥或者装酷，我还是试图给这个，或这几个问题一个明确的属于自己的回答。

原版《姐姐》中最触动我的，不是“酒鬼父亲”，而是这几句：

面对我面前的人群

我得穿过而且潇洒

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 挺假

这几句歌词也保留到了新版的《姐姐》中，在我看来有这几句就够了。那些新加的歌词，虽然也是张楚写的，在我看来信息量并没有在原版基础上有什么提升。

对这几句歌词理解最到位的，是某论坛上某位疑似王源粉丝的女孩的文字。这位女孩也有一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妹妹：

我才意识到“姐姐”是妹妹小小的世界里除了父母以外最厉害的大人。拥有一个姐姐，不需要美貌，不需要优秀，不需要能干，就是一件可以炫耀好久的事情。除了亲人，没有谁这样无条件爱你了。

她会因为我随手折的小船开心好久，她会在我嘲笑她胖嘲笑她黑的时候咯咯直笑，她会期待我带回来的每一个礼物，她会坚持给错过她生日的我留下一块蛋糕……

“他们说是姐姐就应该付出和忍耐，我不明白”

“哦！姐姐，你去飞啊 放开我的手，就不会累了”

听着《姐姐》，我突然理解了亲情的交互，想要谢谢我的妹妹，因为你的出现，除了父母以外，我才拥有了二分之三的爱。

作者：木子禾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9593656/answer/1785631656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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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在九十年代初的那个环境里，为什么红火的会是《姐姐》？当然，那时代还有一首很火的歌叫《大哥你好吗》。这两首歌都有一种面对时代变迁惶恐不安、手足无措的茫然和焦虑感，而同时，亲情，尤其是手足之间的亲情又是最值得依赖的情感。

虽然亲情是亘古有之，但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张楚写作原版《姐姐》的那个时代，一切牢固的关系都在松动和变化中，亲子关系，手足关系，同学关系，男女关系，体制与社会的关系，都体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变化。

而在这种变化中，“姐姐”和“大哥”作为替我们挡在前面的、率先遭遇时代的人，必须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更多的责任与期待，当然也会承受更多的挫折和痛苦。于是，醉酒的父亲的拳头，侮辱过自己的男人，都是这种时代疼痛的缩影。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时代没有这些，只是当初的我们记忆更深刻。

而当下这个时代，社会关系的变化虽然一方面呈现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固化。这源于三十年来阶层跃升机会窗口的逐渐收窄，当野蛮生长的大幕逐渐落下，当我们学会用一些更精致的方式包裹自己的欲望，原版《姐姐》中的血与泪自然成为疏远的时代记忆。而“你去飞啊”相比“带我回家”，似乎多了独立、自信，少了依赖、牵挂，但那也可能是我们对于亲情的需求降低了。

八十年代有一部台湾电视剧，在大陆引起过不亚于后来的《渴望》的轰动效应，叫《星星知我心》。这部电视剧讲述一个家庭中父亲因为车祸不幸去世，母亲又身患绝症，不得不将五个孩子分送给不同的家庭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赚足了大陆观众的眼泪。片中五个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不仅让观众们热泪盈眶，也深度影响了之后的很多文艺作品。然而也正在那时候，独生子女家庭正成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主流。

而几十年后，社会再一次走到变化的关口上，宅文化和小确幸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流，反而同龄人、同辈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不再是支撑我们情感体系的支柱，这时候唱起《姐姐》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呢？

由此不由得想起当下火热的《你好，李焕英》。虽然这是贾玲纪念母亲的作品，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现实中的贾玲也有个姐姐，而她姐姐在她成长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网络的文章知道，贾玲的姐姐不仅为了妹妹的前途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还在母亲离世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收入供养贾玲上学。在贾玲毕业后一度生活困窘的情况下，还帮她在家乡寻找工作，直到得到了贾玲恩师冯巩的承诺，才放心让贾玲在北京闯荡。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传统的“长姐如母”，更能看到传统家庭培养孩子的策略，即“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以及“一个追求稳定，一个追求梦想”等。

而在独生子女、四二一家庭成为主流的情况下，一方面，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希望和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能够给他/她更大的物质助力和期许，以达到更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孩子所承受的压力和责任又空前地大。这不仅造成了当下社会竞争剧烈、996内卷、年轻人负担重等问题，据北大戴锦华教授的观察，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女权意识的增长（望子成龙与望女成凤性质等同）。

而“姐姐扶弟”、年龄差距将近一代人的“同辈人”，虽然是过去年代并不鲜见的现象，却是大部分95后、00后缺乏的社会经验。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不能强迫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原版的《姐姐》共情，同样也不能让独生子女一代承受超出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和压力，因为独享了父母家庭的资源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丁太升也许耿耿于怀于年轻时无法对抗他的“老爹”，从而对《姐姐》的表达产生了执念，而邹小樱一向对年轻歌手翻唱经典这事表示宽容（参见他对时代少年团翻唱《一无所有》的评论），却也许是怕“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但这都无助于解决问题。时代并不能成为阻隔共识的理由，这不仅仅关乎于共情能力和审美能力，更重要的在于，如果没有穿越时代体会不同代际人的理解能力，也同样没有理解同一时代人的能力，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可能有相同的际遇，而同一时代的人也许境遇天差地别。

就像当下这个时代，阶层固化导致的“悲欢并不相通”，并不仅仅属于这个时代，可以说人类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但现在缺少的却是同龄人、同辈人之间的共情、共鸣能力，因为成长中我们缺少这样的经验。我们习惯于把同龄人当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者，因为生命中没有一个姐姐，或哥哥给我们遮风挡雨。

并且，当下的时代更缺少那种对于不同结果境遇人的宽容能力和竞争退出机制，在九十年代哪怕两千年初都不是如此。正像竞争成功了的如贾玲拍了《你好，李焕英》；失败的张楚留下了《姐姐》，至今仍被铭记。而当下则只有成功者才能留下名字。

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试图穿越时代去理解不同年代的人，因为他们都曾拥有一样东西，叫做“青春”。而这样东西，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珍惜，却一去不复返。正像和菜头那篇文章里写的一样：

在母校的四年里，一直在抱怨。抱怨伙食太差，抱怨宿舍条件太烂，抱怨校图书馆的书太少，抱怨漂亮的女生都被人先一步掐了。那时候，做梦都想尽快毕业，逃回我四季如春的家乡。毕业看似遥遥无期，但是我现在居然已经毕业四年了。听说大学同学里，生了孩子的都有了。真的到了社会上，虽然混得人模狗样的，夜夜笙歌，却总找不到大学时代的那种美好的感觉。现在的我，比当穷学生的时代日子好过多了，再不抽廉价的大桥香烟，再不喝简装的洋河大曲了。面对着金装红塔山2000，激光防伪的五粮液，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所以现在再来回答那几个问题：

1.王源的改编版《姐姐》好还是不好？

不够好，但态度真诚。我认为这版歌曲从词到编曲到唱都有些稚嫩（是的，即便是张楚亲自操刀也是如此，也许为了贴合王源自身的质感而潜移默化成了这样），有进步的空间。另歌曲的demo感强了一些，这是制作问题。

2.丁太升的评价对还是不对？

最有力量的部分各执己见，但我部分认同对于经典作品需要有统一的认知，哪怕角度不同。

3.邹小樱的评价对还是不对？（包含对歌曲和丁太升观点的评论）

王源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断面，因此他还没法代表这个时代。至于“无法与过去共情”，我并不十分赞同，一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超越过去那个时代，甚至没有脱离；二是，重要的是“试图靠近”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靠近是为了体验那份灼热，尽管最终的结果都是烤熟。这也是煽情，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