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词的前身后世
安立志
大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了国教，在对外关系中，华夷之别、夷夏大防就成了民族藩篱。中原王朝或汉族政权，对周边与之长期并存的部族称之为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从不视为同类。因此，“内诸夏而外夷狄，内诸夏而夷狄也”（《汉书·匈奴传》卷九十四下，中华书局，1964年，页3834），也就成了当时的官方立场。先秦时称北方部族为“獯鬻”、“玁狁”，南北朝时称北方部族为“蠕蠕”，这些载进正史的名称，或加“虫”边，或带“犭”旁，不是走兽就是昆虫，反正不是人类。古代的中国人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春秋左传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46）“戎狄兽性，本非人伦，……”（《南齐书》，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页636）即使在当代，民间对周边民族也有不同的浑号，比如北方的“老毛子”，西边的“红头阿三”，东邻的“高丽棒子”等，体现了鲜明的爱憎。对日本的称呼，则从古代的“倭奴”到现代的“鬼子”，大约持续了上千年。在电视屏幕上，每天充斥着“小日本”、“小鬼子”的神剧怒骂。一些日本人蔑称我国为“支那”，当然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支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源流到底怎样，包括笔者在内，多是一知半解。近日，看到一些资料，稍作一点梳理，目的不为说服什么人，只是给感兴趣者提供一点情况而已。
“支那”最初是古印度佛经对中国的称呼
“支那”一词，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或三世纪。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称中国为“支那”的是古印度。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cina”是古梵语对“秦”的音译，有“统一、强大”之义，而在佛典中则有“文明、睿智”之解。整个印欧语系中，除了少数斯拉夫语种之外，其他各国无不是从“cina”演化而来。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印度僧人达磨笈多来华，在大兴善寺等处译经。其传记有载:“远传东域有大支那国焉，旧名真丹、振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续高僧传卷二“达磨笈多传”，页20》）这是印度僧人用“支那”音译cina较早的纪录，需要指出的是，他认为“支那”是神州的总名。
隋朝短祚，如同秦始皇的大秦，“支那”一词真正在中国流传开来，则是在唐朝初期。宋僧释普济记载:“宝掌和尚，中印度人也。……有‘行尽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称道人游’之句。时贞观十五年也（公元641年）。”（《五灯会元》卷二，中华书局，1994年，页125）文中明确记载了这个印度和尚到中国游历的时间，这说明在贞观时期印度僧人把cina译为“支那”已经司空见惯了。
古印度佛经中的“支那”系由“秦”音转译而来，在国内外学者中属主流观点，也有人提出不同证据与看法。近代著名诗僧苏曼殊，是和尚，也是学者与诗人，他通晓多种文字，特别是精通梵文。他指出，“cina”在古印度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秦代，1911年7月18日，他在一封信中说：“中夏国号曰‘支那’者，有谓为‘秦’字转音，欧洲学者皆具是想，……衲谓非然也。尝闻天竺遗老之言曰：粤昔民间耕种，惟恃血指。后见中夏人将来犁耝之属，民咸骇叹，始知效法。从此命中夏人曰‘支那’，华言巧黠也。……证的音非‘秦’转矣。……按摩诃婆罗多与罗摩延二书为长篇叙事诗，二书之作，在吾震旦商时，此土向无译本，唯华严经偶述其名。”（《南社丛选》卷三，文海出版社，民国十三年，页195-196）他的意思是说，“支那”并非“秦”的音译，殷商时期，印度诗文中就有了“支那”的称呼。台湾近代历史学家连横（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父）由此指出，“苏曼殊，奇僧也，湛深国学，曾居印度习梵文。……是在商时，天竺已言‘支那’，……则吾谓中、印交通远在西周以前，当非凿空。”（《雅堂文集》，卷一）
“支那”两汉字系隋唐僧人译自印度佛经
“支那”一词，在初唐翻译佛经时音译为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
应当指出的是，下文提到的玄奘，与《西游记》里那个人妖不分，愚昧执著的唐僧不是一回事，历史上的唐僧即玄奘法师，是著名的高僧与学者，曾对中印宗教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下面是玄奘法师与印度戒日王的一段对话：
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2007年，页436）文中的“至那”，即“支那”。
有人撰文称，玄奘所称的“前朝”不应狭义地理解为隋朝，从“支那”的发音推测，应指秦朝，戒日王所钦佩的君王，应当是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始皇。这种解释是牵强附会的。从二人对话的上下文来看，玄奘确指的“秦王天子”正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指出：“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唐太宗继位前被封为秦王，在平定隋末战乱，建立唐朝过程中展现了雄才大略。他继位后，群臣为弘扬其文治武功，专门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史书载：“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隋唐嘉话》，[唐]刘餗撰，中华书局，1979年，页18）
唐玄宗时期的佛教文献也可为证。戒日大王问云：“‘闻彼支那国，有秦王破阵乐鼓舞之曲，秦王何人？致此歌咏？’（玄）奘曰：‘即今正国之天子也。未登皇极之前封为秦王，是大圣人拨乱反正，恩沾六合，故有斯咏。”（《开元释教录》卷八下）这一说法显然系转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最早自称“支那”的是唐玄宗
大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天下大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盛唐之时各方面达到了极高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增长，商业繁荣昌盛，交通四通八达，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真正过了一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瘾。唐玄宗李隆基作为“开元盛世”的开创者，自信满满，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自称“支那”的中国人和中国皇帝。他的《题梵书》咏道：“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页5）这也是“支那”第一次见之于中国古代文学。
唐玄宗剧照
这让人想起鲁迅《看镜有感》中的一段名言：“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09）鲁迅的深刻，在于其思想具有历史的穿透力。鲁迅此段文字写于96年前，细心回顾周遭人群与事件，每与外界接触，仍然呈现此类心态与行为。百年以降，不绝如缕。
300年后的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文化昌盛的朝代。在宋太宗执政时期，“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宋史》第4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14104）同样在宋代，同样在佛教界，宋僧释法恭《偈四首》之一也提到“支那”二字：“五天一只蓬蒿箭，搅动支那百万兵。不得云门行正令，几乎错认定盘星。”（《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2998年，页21517）
应当指出的是，此前“支那”往往出现在佛教经典或僧人著述中，从唐玄宗到释法恭，从皇帝到僧人，从历史到文学，特别是在官方史书和文学创作中，公开使用“支那”一词，至少在唐宋之后不再那么生僻。
明清之际欧洲人士称中国为“支那”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1582年还是中国的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华传教28年，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Ptolemy)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中国）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页4）
200多年后，满清帝国封闭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同治年间，满清一些汉族官员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在外部世界的压力之下，满清政府只得向欧洲派出公使，以沟通中外事务。1891年，出使欧洲的洋务派官员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欧洲各国，英谓中国人曰‘采宜斯’，法谓中国人曰‘细纳爱’。其称中国之名，英人曰‘采衣纳’(一作恰衣纳)；法人曰‘细纳’，又曰‘兴’(一译作什依纳，又作希纳)；义（意大利——笔者注）人曰‘期纳’；德人曰‘赫依纳’；腊丁（拉丁——笔者注）之音曰‘西奈’。问其何所取义，则皆‘秦’字之译音也。‘西奈’之转音为‘支那’。日本之称中国为支那出自佛经，盖梵音又实与西音相通者。”（《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页328）
据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统计，“支那”至少见于10种语言文字，它们分别是梵文、希伯来文、粟特文、罗马拉丁文、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中国古代史书。（《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中华书局，1977年，页450-453）
维新派人士热衷使用“支那”
1900年，推动戊戌变法的前首领康有为写了一篇标题很别扭的文章《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试图从训诂的角度，来确定诸夏、诸华、中华与支那的音义一致性：
“外人或讽吾国有朝名而无国名，……诸国既以‘支那’名我，我即以古音义之‘诸华’以定国名。……考华之名，既极古雅，寻‘诸华’之音，尤为精确。则称‘诸夏’也可，不称‘诸夏’而称‘诸华’亦可。国名称‘诸华’，既为四千年之古名，又为《春秋》经之定名，与外人之音既相接，与古人之音义相接，与今人之俗称亦相接，为最宜矣。若以国既合一，不必称诸，则中、诸音相近，亦可与外音相承，或名‘中华’亦可。……‘中华’可为‘诸华’之转音，即可与‘支那’音相接。”（《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71）
梁启超既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论家与社会活动家，在其煌煌大著《饮冰室合集》里，多则标题有“支那”二字，比如，《论支那宗教改革》、《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等。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特意阐述了国名问题：“吾中国有最可怪者一事，则以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钗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汉魏晋也，曰宋齐梁陈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岂不大可骇而大悲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二册，页15）他在《中国史叙论》中又指出：“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三册，页3）梁启超说的是中国史，显然他是赞成以“中国”自命的。
我国近代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在担任日本公使参赞期间，曾撰写一部《日本国志》，该书于1887年刊行。他在书中指出：“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上一）黄遵宪也承认中国之无国名，也承认“中国”并非居中，也承认“中国”有“自尊卑人”之嫌，虽出于强烈的护国之心，强为之辩，如中国之“中”，蛮夷之“夷”，实则十分牵强。他的意见是，国名应以“华夏”为宜。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支那编译会印行一本《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居然标示“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有意思的是，该书编译者竟然署名“支那少年”（据说这是梁启超的笔名）。该书“弁言”也写的耸人听闻：“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宠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亡，概乎弗之道也。我国士大夫嗜古若性命，我国无古之可言也。恫哉我无古之国，哀哉我嗜古之士夫。”（开明书局）正因如此，才致使“支那少年睊睊忧之”。
严复（1854—1921），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教育家。翻译了大量西方名著，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1901年，他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原富》为名译成中文。他在“部甲”“篇三”中指出：“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以致窥伺。然而是三国者，皆古盛而今衰。”（《原富》，商务印书馆，页18）他从经济分工和社会开放的角度，对埃及、印度、支那三个文明古国进行了对比。
1901年，魏易在与林纾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序言中写道：“至近年美洲驱逐华工，而我支那之人，且欲为奴而不得矣。夫奴隶可耻也，奴隶于异域尤可耻也，至求为奴隶于异域而不可得，而我使臣且出而争之，而争之又不能胜，诚不知我支那之人自居何等，而列邦待我支那之人又居何等也？”（《黑奴吁天录》，文明书局，1905年）这说明，在当时，从维新志士到知识分子，以“支那”自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仅不以为耻，而且反以为荣，人们以此行为彰显对于民族精神的张扬。
革命党以自称“支那人”而自豪
20世纪初，一大批志在反清排满的革命党流亡日本，他们的革命行动主要有两条，一是剪去象征耻辱与奴役的辫子，二是自称“支那人”，以此同满清王朝彻底决裂。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南明永历帝去世242周年，4月26日(三月十九日)是明崇祯帝自缢纪念日。章太炎等10人倡议，于当日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书》，倾诉了对清朝罪恶统冶的悲愤抗议，文中有“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滋来会，以志亡国。”（《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93）章太炎还曾以讲段子的方式谈到中、日、印三国关系，“一千年前，有印度僧与日本僧同至支那，支那僧留之宿，因言曰：吾三国其犹折扇耶？印度其纸，支那其竹格，日本其系柄之环绳耶？夫环绳虽小，而斡旋魁柄在是，今纸与竹格皆破坏独环绳日益增善，是宜有挈提之。”（同上书，第一卷，页373）他以这样通俗的比喻，揭示了近代三国之间的格局。
孙中山
晚清的革命党，以反满为宗旨，他们认为，满清入关，明朝覆亡，意味着中国的灭亡。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甚至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产，创立民国”的政治纲领。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也有多篇以支那为题的文章，如《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支那问题真解》、《支那革命实见记序》、《支那印度联合之法》。孙中山流亡日本时，还绘制过《支那现势地图》。1903年9月，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指出：“支那国制，自秦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页220）1904年8月，孙中山以英文在美国发表《支那问题真解》一文：“吾辈所谓满洲政府，盖与支那政府有别。支那今日固无政府，而两者界说实不能混，如直以满洲政府当之，则是法律上误定之名词耳。”（同上书，页244）
1905年6月，宋教仁创办了华兴会机关期刊《二十世纪之支那》。该刊在创刊号的“初言”中称：“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四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籍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享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歌舞之，将顶祝而忭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页63）
1912年初，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收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电报，立即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敦促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支那共和国”。（2012年《博览群书》第五期）“支那共和国”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引述，早稻田大学1907年度中国毕业生题名录中，有37人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未填写者23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事实上，这种混乱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支那”问题交涉的理性与逻辑
如前所述，“支那”只是域外称呼中国的一个译名，本身并无贬义。日本人称“支那”之所以激起国人的愤慨，是因其对中国的蔑视与侮辱。如同“美国”这个词，只是一个国名无所谓好坏。但在许多国人眼里，它是霸权、强盗的象征。而另外一些人却削尖脑袋把老婆、孩子、存款、国籍迁往美国；再如“自由”这个词，也是见山见水而已。在一些人眼里，只要论述、强调这个词，就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而这并不影响别人的信仰与追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外国对我国的尊重与蔑视，并不在于我国国名为何。即使他们都改口称“中国”，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我国的尊重与敬仰。既然日本人使用“支那”是对我国的轻蔑与侮辱，中国要求日本纠正其错误行径，停止对中国的蔑视与侮辱，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在具体做法上，也应体现对应的态度和立场，至少不能奉行“你不能侮辱我，我可以侮辱你”的逻辑，一方面谴责日本人称我国为“支那”，一方面电视上又“小鬼子”、“小日本”铺天盖地。这样的现象在100年前就曾发生过。
1919年11月，留日学生王拱壁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日本称我“支那”进行了猛烈抨击，书中写道:“纵有人称我国以外号，亦当称‘摩诃至那’。今‘假扮’(Japan译音的谐音)以宗承华夏之族，吟哦汉文之种，讲诵佛经之地，不惟‘中华民国’四字、‘中国’二字为彼朝野所不齿，即‘摩诃震旦’亦靳不我称。称我‘支那’又将冠词‘摩诃’二字削去。报界及著作、讲演均仅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华民国’四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仪，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东游挥汗录》第三章，页40-41）从文中可知，一，日本人应称我国为“中华民国”或“中国”，在当时显然是正确的；二、即使称“摩诃支那”也可接受，他愤慨的是日本竟然把“摩诃”（梵语，“大”义）二字削去；三、他在谴责日本对中国“无国际敬仪”的同时，却称日本为“假扮”和“倭奴”，而且翻阅此书，此种称呼触目皆是。从字义上看，“假扮”与“倭奴”贬义明显，而“支那”则是中性词。
“支那”用语在当代的延伸
青年鲁迅
人们不曾想到，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当时也把祖国称为“支那”。鲁迅的生前挚友许寿裳在一篇序言中称，“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下车在夜里，当然要投旅店，他进去时，店主看作他是日本学生，便领到一间极平常的房间。照例要写履历，他写道:‘周树人 支那。’那时，日本称中国人曰清国人，我们却不愿自称清国，又不便称中国，因为日本也称山阳为中国，所以写作‘支那’。哪知道这么一来，店主和主妇都大起忙头了，以为有眼不识泰山，太简慢了贵客，赶紧来谢罪，请他升到大房间里去。他心里并不愿更换，只因为店主的盛意殷勤，不好意思坚却，也就同着去。那是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子，华贵的寝具都是绸的新制。”（《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峨眉出版社，民国三十六年，序言，页11）
闻一多（1899—1946），中国现代诗人、学者。1946年，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毛泽东赞扬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也不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因为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95-1496）1925年7月，闻一多发表过一首长诗《我是中国人》，其中几个段落都在公开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底血，
我是神农黄帝底遗孽。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底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闻一多全集》第一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32-235）
柳亚子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国民党左派的元老，是“南社”的领军人物，其诗词名贯一时。建国初期，因曾与毛泽东诗词酬唱而为人们所熟知。1929年，他有《存殁口号六首》其中有：“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末句有注云：孙中山、毛润之）（《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639）他在诗中把孙中山和毛泽东称为“并世支那两列宁”。
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回忆说，建国之初，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到康同璧时，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往事并不如烟》之《最后的贵族》）那是1901年，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康同璧闻迅即远涉重洋，只身探父。这一年，康同璧以一个弱质女孩千里探父，可见其胆识过人。同年10月，康同璧随父亲乘船至印度，康同璧陪同父亲登上灵鹫山，参拜佛教圣迹。灵鹫山就是唐玄奘取经到达的“西天”，康同璧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到达“西天”的女杰。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记下了康同璧的原诗：“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上>诗话》第16册，页2）建国之后，毛泽东亲口重述康同璧带有“支那”的诗句，看来毛泽东并不把“支那”二字看得多么严重。
20世纪初叶盛称“支那”的原因
孙宝瑄，晚清官吏，其父孙诒让曾任晚清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乃李鸿章之兄，其兄孙宝琦系晚清驻法、德公使，民国时曾任国务总理。孙宝瑄虽然在仕途上不显山露水，但其学问却名重一时，这从其与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人过从甚密可见一斑。
身为中国人而自称“支那”，这一盛况从晚清持续到民国。晚清的维新派与革命党为何把祖国称为“支那”而且情有独钟，孙宝瑄的一段话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其社会原因与文化心理。1902年，孙宝瑄在读过梁启超《中国魂》后在日记中写道：
“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我人民素知地球之上，更有他洲他国，如此之多，自谓天之下，惟有我所居一统之世界，外此皆蛮夷耳，故自称天下。……本无所谓国，何必立名？今忽知天下非仅我一种人民，其他种人民在海外各分疆域，各异其国名者，不可胜计，且皆文明富盛，非蛮夷者比，而我人民于是不得不别成为一国矣。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如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554-555)
孙宝瑄这段论述，对维新人士与革命党对祖国热衷以“支那”自称，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与我国没有贯彻始终的国名有关，历来的统治者沿袭的是将家族统治的朝代称为国号；二是因为“中国”二字有盲目自大之嫌，以“中央王国”自居，睥睨周边夷狄。考虑当时的国际处境，这种称呼显然不合于世界文明的趋势。以上两点，无论作为著名学者的梁启超，还是作为外交官的黄遵宪，都有共同看法。三是满清王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既不能代表历史上汉族为主流的传统中国，其在近代以来的腐败无能也已成为革命对象，这也是革命党不愿自称“清国人”的基本原因。四是直接因袭“支那”之称，认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也显得比较文明。
近代日本热衷以“支那”称呼中国
隋唐之际，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连续多年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由于日本对佛教经典的引进，“支那”这个名称也于千年前引进日本。日本有一本名为《广辞苑》的辞书，据一些学者引证，“支那”条是这样解释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源于‘秦’的转讹），初出现于印度佛典。”
在日本江户末期，称中国为“支那”的日本人多起来。学者冯天瑜在《“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的文章题头，引用了日本藩士高杉晋作的一首诗。1862年，高杉随“千岁丸”到大清国访问，他在诗中直抒胸臆：“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清史研究》2000年第八期）这首诗不仅没有蔑视中国之意，反而对中国充满敬意，意欲学中国之长补己之短。
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成为一种潮流，大约从明治时期（1868-1912）开始，这个时期日本被美国黑船打开国门后，吸取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改变崇拜中华文化的方针，开始向欧洲大量派遣留学生，并积极引进欧美的文化与制度。许多日本学者开始采用西方对中国的称呼——“China”，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称述中国事物。日本兰学家新井白石将拉丁语Sinae(罗马帝国对中国的称呼)译为“支那”，另外一些学者效法荷兰等欧洲国家，使用“支那”(荷兰语：China)来称呼中国，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杉山玄白称：“腐儒庸医，从支那之书，以其国为中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居焉，所居皆中也，何国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以是观之，则衣冠文物，明尊卑之分，不必以支那为是，以从风土之宜为是也。”（支那·维基百科）
福泽谕吉
这期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思想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一篇不长的《脱亚论》，“支那”就出现了多次。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指出，这个时期，虽然一些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涉及面不大，在字面上也没有贬义，转折点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向被日本敬畏的古老中国被日本打败了，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一些日本人欢呼，“日本胜了，支那败了”，从此，对中国由敬畏变为蔑视，日本口中的“支那”开始带有明显的轻蔑与贬义。
实藤惠秀（1896-1985），原早稻田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曾出版多部中日文化交流论著。据他分析，对中国广泛地、恶意地使用“支那”这个称呼，始于大正时期（1912-1925）。他指出，“日本的国策是侵略中国，随着其程度的加深，日本一般人民蔑视中国的倾向也一天比一天厉害，从这种轻侮的心理出发，称中国、中国人为“支那”、“支那人”，理所当然地会刺戟对方，使他们产生不愉快感觉的。”（《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实藤分析，一些日本人坚持称中国为“支那”，理由有四条：
1、“中国”这个名词，是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言的，是一个傲慢而自大的名词。
2、作为历史的通称而论，中国没有贯穿全部历史的国名，除了用“支那”这个名词以外，没有其他名词可用。
3、“支那”是China的译音，而China是世界上对中国的通称；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对西洋人称他们China有过非难和不满，惟独对日本人称他们“支那”（China的译音）表示反感和非难，这是不公平的。
4、在日本也有叫“中国”的地方，如果用“中国”这名词，就容易相混淆。（同上）
国民政府就“支那”问题与日本的交涉
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一直拖延对华承认。1913年春，美国数度表示将承认中国新政府，这使日本倍感压力，也打算择机承认中华民国。然而，一些日本政客却顾虑重重，一旦承认中国新政府，再称“清国”显然不合适，称“中华民国”又极不情愿。首先，按照夷夏大防的中华文化，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边“夷狄”受其册封的“华夷秩序”，经甲午一战已彻底崩溃，而“中华”和“中国”都有相对于“四夷”的世界中心的含义，因而日本极其讨厌这种称呼。其次，日本当局也害怕“民国”之称呼会危及日本的天皇帝制。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国内一些人认为“清国新设之共和政体会与我帝国之国是——皇室中心主义发生冲突”，而“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日本陆军也深恐由此产生“日本帝国将为民主国欤？抑为君主国欤”的问题。第三，中国改变政体还加深了日本对中国有意疏远日本、靠向美欧之怀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三期）虽经多番交涉，鉴于当时的中日关系，成效并不明显。
1930年5月6日，在北伐战争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同上）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日本政府的公文总算不再称中国“支那”了。但日本国内，民间一般书面语和口语，仍旧无所顾忌地沿用“支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故意称中国为“支那”，含有不承认国民政府之义，“支那”遂成为日本人蔑视和侮辱中国的贬义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国民政府作为战胜国向日本派出代表团，命令日本政府不得称中国为“支那”。当月，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用‘支那’这样的名词来称呼中国，在过去是件普通的事，但在以后必须改用中国等字样。‘支那’这两字，在中华民国是极为嫌恶的，因此在战争结束后，该国代表团曾一再正式或非正式的提出不能再使用该项字样的要求。鉴于目前情况，你们应懂得这一点，今后务请不再使用对方所嫌恶的称谓。”（《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其后在公文、教科书、媒体上，“支那”一词逐渐消失，以至于在现今日本的词典中都这样写着：“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日本投降
改革开放初期彻底解决了“支那”问题
1978年8月《中日友好条约》签订，10月邓小平正式访问日本，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日本学者实藤在我官方刊物发表文章，标题是《对中国的称谓——中日关系史中的微妙问题》。他指出：“‘支那’这个词，从文字意义上看，的确不含任何恶意；就在音声中，也没有什么坏的意思。问题在于日本人用轻蔑中国人的情绪和态度来说，当然会让对方产生嫌恶感觉的。”（同上）此前他曾不断呼吁：“‘日本人呀！别再轻侮中国。中国人呀！告诉日本人，别再轻视我们。’”他无奈地承认：“虽然我们是做了些工作，但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并没有改变日本人用‘支那’来称中国的风气。”（同上）
他认为，在民间，许多日本人真正放弃对中国“支那”的称呼，还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之后，他指出，“1949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次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战火延及中国边境的时候，中国派出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打败了装备优良的美国军队。同时，……中国开始了国内建设，一年比一年进步、有成绩，过去连圣人也办不了的大治水工程完成了，钢铁、食粮的増产乃至文字改革等等都一项一项地实现了。这些事实使日本人，无论其对中国是抱好感或恶感的，都面临了一个必需改变对中国看法的时候了，过去蔑视的，今天也不得不刮目以视了。”（同上）他在附在文章后面的“余谈”中说：“以我这样年逾八十的老龄，竟然还能见到‘支那’这个名词在日本语中消失，真是意想不到的，我的高兴也是望外的。”（同上）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也有个别军国主义分子偶尔使用“支那”二字，但在正式的日语交流中，“支那”已成为一个“死词”。
1965年，印尼政府发动大规模反华、排华行动，并对华侨实施了“九三○大屠杀”。“苏哈多（即苏哈托——笔者注）内阁主席团，竟于1967年6月28日发布第六号‘传阅书’，通知官方及民间机构和报章，全部改用‘支那’，不再使用‘中国/中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3月24日）导致两国于1967年10月31日断交（直到22年后的1990年两国才复交）。这是“二战”后邻国就“支那”问题对我国挑起的最大国际争端。我国政府曾对印尼提出强烈交涉与抗议，由于我国当时正陷入“十年动乱”之中，事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海南有多处华侨农场，都是安置当年逃回母国的印尼华侨的临时措施。“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突然在（2014年）3月12日发布总统第12号决定书，废除已经沿用将近47年的官方用词“支那”，恢复“中国”与“中华”的称谓。”（同上）
其实，建国后我国并未完全拒绝“支那”二字的使用。比如，对“印度支那半岛”的名称与提法，就从未提出过异议。“印度支那”即印度和中国。当时的欧洲人认为，亚洲只有这两个国家，介于“印度”与“支那”之间的半岛，就称“印度支那半岛”。半岛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通常称为“印度支那三国”。抗战时期，鉴于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与蹂躏，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在《大公报》撰文，呼吁把含有贬义的“印度支那半岛”改名为“中南半岛”（因该半岛位于中国境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在抗美援越期间，我国政府的文件、报刊、广播甚至在毛泽东著名的“五二○声明”中，多次出现“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提法，反而，于右任倡议的“中南半岛”，只在小学课本里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