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岳西县，返乡创业的“博士妈妈”余纯通过电子商务推广销售山区农特产品，为家乡的脱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华社
“县城人才引进”相关的话题这两年逐渐升温。“人才引进进入事业单位的人才们，有多少人后悔了”这一提问，在知乎上有669万浏览量，前几条高赞留言下都有一千多条回复；另一条“县城人才引进发现是坑，要不要走”的提问，也有近90万的浏览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名校硕博生挤进县城，在名校毕业生的光环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否人尽其才、给基层带来变化?南都记者采访了多位选择到县城工作的博士和硕士，聊聊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非主流”选择
如果不是穿梭在县城的政府大楼，张卉宇和你在任何一线城市看到的都市丽人并无两样，穿着精致，行色匆匆。在海外读完国际传播硕士后，她曾一心想留在英国，并且已在伦敦获得了一家传媒公司的offer。
她告诉南都记者，自己选择回到中部县城工作生活实在是“非主流”。
同样做出非主流选择的，还有北大光华学院管理学博士姜海纳。他从一开始就选择去基层。他告诉南都记者，和自己同批毕业的博士近七成去了高校，剩下的去了中央部委、国企等大平台。
更多引领姜海纳来到乡镇工作的动因，是名校生下沉到基层的公共服务理想。他主动向南都记者提起，在北大念书时，一位老师对他影响很深，那是一位在体制内工作了多年的退休领导，来到北大当兼职教授。
“他说为什么选择来北大上课，其中一点是看到这么多人才都选择出国，或都选择去金融机构。而他很清楚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事，基层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希望在课堂上影响一批哪怕一两个人，愿意去基层服务社会。”姜海纳回忆说。
在不少采访对象看来，县城启动人才引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本地高学历人才回流，家乡、家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看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才引进招聘公告的时候，在深圳工作的肖鹏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回到家乡的一个机会。他经过了一番理性分析: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又在一线城市企业工作多年，定向选调的渠道接触不到，如果考公进入体制，从普通科员一步步做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接触到的信息面和晋升空间都很有限，这样意义不是很大，而人才引进能让他一进来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今年3月，肖鹏如愿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成为县城体制内的一员。
张卉宇也最终在家人的劝说下动心了，老家宁乡县城人才引进口碑历来不错，“民间的说法就是你会很受重视，会有一个好的平台和发展。”
未来到底去哪儿发展，越来越多人在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纠结。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汤森告诉南都记者，相比本科和硕士生，博士们看待第一份工作往往更加慎重。“我们大部分博士毕业都快30了，没有那么多冲动跳来跳去，还是想找个有前景的地方长期发展。”
而回到县城，还意味着拥抱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多位采访对象向记者展示了周围人普遍的生活状态:同龄人在和别人在一线城市合租的时候，自己很快住上县城的大房子。和父母虽然在一个小区，但又不住在一起，最好只隔一条街，忙的时候可以不开伙，直接去父母家吃，孩子有父母带。“等你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就知道和父母隔着一碗汤的距离，彼此能够相互照顾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了。”张卉宇说。
县城“第一课”
“跟老百姓交流，他讲一句宁乡话你讲一句普通话，你自己就会觉得别扭。”
硕博生来到县城，“如何落地”是很大的考验。扑面而来的县城生活，把很多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有人原本以为回到县城，就能摆脱“996”的命运。但真正来到体制内后，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基层干部总被问同一个问题，“每天这么忙，到底在忙些什么?”
“其实没想到政府机关也可以这么累。”初到县城几个月，肖鹏正处于和体制内的磨合期。在此之前，他在大城市过着一种高效且自律的生活。因为一进来就被单位委以重任，他这些天几乎都要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过去雷打不动的健身习惯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对内蒙古人张凤超来说，方言是他来到县城工作的一道坎。宁乡话被网友誉为“湖南最搞笑的方言”，听懂需要颇费一番功夫。2008年人才引进到这里后，这位中南大学高材生被派到街道和乡镇，先后负责过政法、征地拆迁、城建城管多项工作，“跟老百姓交流，他讲一句宁乡话你讲一句普通话，你自己就会觉得别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通过人才引进到县城之前，冯杰曾在北京金融机构工作过三年。第一站来到乡镇党政办后，他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很多村民直接冲到办公室，来了以后就一句话，“我要找你们书记和镇长!”哪怕仅仅是两口子吵架这种小事。他告诉南都记者，村民有个朴素的理念，反正有事就找政府，不会考虑职能分工。
他清楚地记得，有位老人家来到办公室找到他，说郎崽子(湖南方言中的女婿)对自己不好，一定要郎崽子给他写一封道歉信。冯杰一边安抚，一边联系村干部一起上门协调。事情解决了，眼看着老人把身上皮带取下来，里面有个拉链。“他居然把折在皮带缝里的钱要拿出来给我，我当然没有要，但我觉得他们很朴实。”
顶着名校光环，姜海纳融入县城的速度很快。来到县城后，几乎所有人介绍他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前缀“北大博士”，如果不够，那就再加上几个字“光华学院的”。
姜海纳笑称，融入环境的秘诀就是“首先你要忘记自己北大博士的这个身份。老想着这个事儿，你很难跟别人融合到一起去。所以别人说你是博士怎样怎样的时候，我都会开玩笑含糊过去。”就像他在社交媒体上给自己取的网名——“姜还是老的纳”，一下子把“海纳百川”的意境瞬间拉到地面。
工作成就感
“基层的事情琐碎、工作压力大，但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能实实在在做成事。”
从作为宁乡首批引进人才到现在，外地人张凤超在这个县城已经扎根14年之久。在金洲镇镇长办公室初次见到张凤超时，他一口纯熟的宁乡话让本地人都深感惊讶。每次看到别人露出这种表情，他都颇为得意地说:“我现在普通话说得不太好了，不过宁乡话讲得非常好。”
来到县城前，肖鹏已经是央企高管。在他看来，当博士们来到县城政府机关，既要能落地，适应环境，但也要保留自己独有的想法。“一个人如果完全随大流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就没有价值，也偏离了政府招博士的初衷。”
因为深知大城市在前沿信息的获取方面的优势不可比拟，即使来到了县城，肖鹏也提醒自己保持清醒，与时俱进。试着摘下北大博士标签的姜海纳也发现，要在基层真正推动一件事，关键时刻还需要捡起博士这个身份。
之所以经历这个过程，主要源于他对基层的观察。“从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在全国，省、市甚至到县域，区域发展需要依靠经济学的指导，但到了乡镇这个层面，免不了学好‘政治经济学’，基层指战员需要整合相应的资源，这个地方才会有发展。”他说。
他所在的镇老龄化高达40%，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这也是很多临近大都市圈的小县城近年来的普遍现象，“人口的虹吸太明显了。”在姜海纳的带领下，镇上新建了敬老院，今年还把全省唯一具有国资背景的专业化养老服务公司引入了这里。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告诉南都，基层的事情琐碎、工作压力大，但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能实实在在做成事，工作成就感也更强。
“博士是在越小的领域知道越多的人。”湖南师大法学博士杨志仁告诉南都记者，来到基层后他发现，很多事情都需要灵活处理，如果什么都按书本上的条文来很可能寸步难行，这是博士硕士来到县城后需要习得的政治智慧。
在所有选择来县城的人中，杨志仁算得上是一个特例。他曾在市纪委工作，后来主动来到乡镇，现在在湖南省长沙县路口镇担任党委书记。
杨志仁告诉南都记者，基层干事创业的氛围很好，想做的事情还能做成。“我现在感觉比原来的成就感要更多一些。”
心理落差
“身边的人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关心省内的事，聊的话题出不了这个县城。”
在北方某县城工作的周伟注意到，这几年，来到家乡工作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不乏人大、厦大等名校硕士。和很多北方小城市一样，他的家乡也正处在转型的迷茫期，面对新来到县城高学历人才的踌躇满志，周伟则给出善意的忠告，“小心被‘画饼’。”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体制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事业编就决定了他们的晋升之路困难重重。不少县城都会在招聘公告中称“表现优秀者有机会调任公务员”。但实际上，从事业编制转到公务员条件很复杂，在县城很多人在排队还排不上，对于外地人来说更加困难。
“地方小，资源少，择偶很受限制。”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告诉南都记者，不少硕士博士因此有想逃离县城的冲动。
“感觉落差挺大的，”陈明告诉南都记者，现在想来，她曾经一度陷入过对体制的“盲目迷恋”。她说，周围人都在考编制，研究生毕业后自己感觉没有着落，很焦虑，于是“天南海北地去考试”，最后选择了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县城，“当时想的就是先随便选个单位先进去，‘曲线救国’，没想到一进去就很难出来。”
陈明感觉，自毕业后到了县城，自己似乎在无形中被束缚。一方面，观念慢慢被同化，自己的世界似乎越来越狭隘；另一方面，工资到手4000块，“钱又限制了你的活动半径”，导致整个人越来越封闭。
当然，还有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青年最苦恼的婚恋问题。“找对象很难，相亲了很多次，没有合适的，身边不少女孩顶不住催婚压力就嫁了。”她说。
县城的生活同样让周伟感到苦闷。比如，他发现，当时自己班里学习比较差的几位同学回县里当老师了，一想到未来自己的孩子可能交给他们教育，这让他难以忍受。
让他不能忍受的还有县城文化生活的匮乏。小县城没有图书馆，没有展览，没有夜生活。小县城老龄化严重，“你走在路上，碰到的年轻人很少，还基本都是在体制内工作。”
有段时间，周伟下班后没别的事，就和同事们吃饭喝酒聊天打发时间。他发现，身边的人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关心省内的事，“聊的话题出不了这个县城。”周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沉默。
还在单位同事的热情推荐下，周伟也参加了多次相亲，发现未婚男女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人。遇到心动女嘉宾，一想到这意味着可能要彻底留下来，他退却了。
当初回到县城，周伟本来是为了和家人更近，但他发现，“我的爸妈、姐姐，几乎所有人都想在我的婚姻上做一下主，我感觉我的人生被控制住了。”周伟说。
留下还是离开
“建议想要回到县城的年轻人，认真审视自己的决定，对即将面临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有所准备和规划。”
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县城，多名硕博生都对南都记者表达了同一个想法:追寻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来到县城短短几个月时间，肖鹏每天会思考很多。“我的家乡产业结构还是以重工业为主，高端的服务业还很缺少，大家很辛苦赚不到可观的收入。”
肖鹏对市场的变化敏感，此前及早从房地产撤身离开，也是因为提前看到行业风向的变化。在他看来，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解决很多企业的融资问题，企业就代表着就业；比如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是当地倚重的工程机械还是汽车零部件，周期性都太强，需要提早想好下一步依靠什么发展，怎样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告诉南都记者。
回到县城之前，肖鹏已经是企业高管，曾有人羡慕他在大城市从事金融工作，但他并不留恋这些。
“那些高高在上的甲级写字楼，后面是很好的海景，这些就是你想要的全部东西吗?实际上你在里面就知道上楼要挤很久的电梯，也不透气，这些都是给外面的人看的。人要追寻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在很光鲜的地方。”肖鹏说。
姜海纳告诉南都，他很清楚，对于博士来到基层这件事，太多人会对他说:“小伙子不错，有胆量有魄力!”但这是否真的是对自己的认可?不一定。但对此姜海纳觉得无所谓，“我从来不避讳在任何情况提及自己是一名乡镇干部。”他称。
谈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名校生来到基层，姜海纳觉得，“高学历劳动力大量增加，从人才供给角度，我觉得不是内卷，而是外溢，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也符合发展的整体需要。”
姜海纳参加工作后发现，这些年来，无论是县城还是农村，都和过去的脏乱差的形象有了很大不同，这一批回到基层的人已经站在了前面发展的基础上。过去农村地区支撑了城市的发展，接下来乡村振兴或者城乡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县城、农村地区需要一波变化，也需要一批人才涌入。
眼看着越来越多年轻高学历人才下沉到县城，周伟也觉得，回县城不一定是件坏事，到县城体制内工作，心理上没有什么压力。不过他还是建议想要回到县城的年轻人，认真审视自己的决定，对即将面临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有所准备和规划。
陈明告诉南都记者，工作几年后，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准备或已经“跑路”。而她自己也准备遴选考试，如果遴选不成功，她想辞职离开体制内。
周伟开始了一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抗争”:他决定卖掉在县城的房子，每天逼着自己下班看书，憧憬向南方的一个二线城市出发。“这样我才有种接下来人生能由自己来掌控的感觉。”他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汤森、肖鹏、陈明、周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