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尼古拉斯·沃尔顿曾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现供职于欧洲外交关系协会。他所著的《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尝试解读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地域狭小、各种资源高度匮乏、难以保障自我安全甚至不被马来西亚联邦接纳而被迫建国的小小岛国，抓住历史机遇，发展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甚至世界瞩目的发达经济体。
不仅如此，新加坡建国以来社会总体稳定，犯罪率极低，民生福利指数很高，公共部门的清廉指数也很高，新加坡模式因此深深的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改革发展。这本书也力图打破欧美传媒、学界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有的一贯偏见，发掘新加坡模式的秘密。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也直指新加坡近年来因出生率滑坡、人口老龄化、引进的海外人才对新加坡认同度很低，隐藏的社会发展危机，以及看似风平浪静但实际上相当紧张的种族关系和政治改革等问题。这些危机、问题完全可能导致新加坡迎来衰落。
新加坡为什么能快速崛起？
新加坡独立之初（20世纪60年代），还“充斥着杂乱无章、疾病蔓延的贫民窟”。而这个国家凭借对自身脆弱性的把握，善用其两种重要资源——“地理和人口，创造出一个袖珍的奇迹”。
新加坡的正式建立，源自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的拓殖。托马斯·斯坦福·莱福士意识到新加坡的重要潜力，那就是借助其地理优势，抓住自由贸易的机遇，改造为深水港，并建设为重要的中转站、补给站。这之后，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吸引力大量的华人以及马来人、印度人劳动力，开始建立起今天的自由港雏形。有意思的是，来到新加坡务工、经商的还有亚美尼亚人，新加坡最著名的莱佛士酒店和《海峡时报》也都是亚美尼亚人创立的。
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起飞，则是抓住了欧美国家和日本向海外转移制造业生产线的机遇，并通过承接这些转移产能来提高本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地域狭小的新加坡为了扩展发展空间，大量从海外进口沙子来填海造陆。近年来，新加坡不仅鼓励金融业向金融科技领域扩张，而且还积极接纳诸如自动驾驶在内的新产业。
借助加工贸易和港口服务获得“第一桶金”的同时，新加坡开始在社会建设上发力，推出了HDB组屋，鼓励本地居民获得这类公共保障住房而不是购置高昂的商品房。《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书中也指出，组屋协同的成功帮助新加坡社会建立起稳定和信任。但这种稳定和信任也并非没有代价。书中强调认为，新加坡建国、创业阶段，民众因为生存需要紧密合作，齐心协力应对各种挑战，基于社区、家族的团结非常紧密。而组屋公寓致力于让各类种族的居民混杂居住，其本意当然是促进种族团结，却不可避免拆散了原有社区，“群体价值逐渐转向个人财富和自身利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的国际知名高校，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基础教育水平优良，2015年举行的对72个国家的15岁所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测试中，新加坡全部排名榜首。良好的教育不仅使得新加坡可以不断培养本地优秀人才，满足本地产业结构从过去的加工贸易向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金融业企业和总部经济的转型，而且也有利于新加坡吸引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报读新加坡高校，并增加新加坡的人才储备。《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书中也提到，新加坡的优质教育也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孩子的课业负担，造就了繁荣的“补习班经济”。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不仅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而且效率很高。在类似于教育、医疗以及扶助残障人士这样的社会政策方面，新加坡均采用技术官僚通过政策实验的方式来一步步完善。书中还指出，新加坡建国以来，极力改善岛内生态，修建了绿地中心以及多个水库，还提高了森林覆盖率，成功的构建出花园城市的概念。
新加坡模式的隐忧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书中指出，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围绕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构建：带空调的地下捷运网、朴实简陋的小贩中心、高高耸立的HDB组屋，这可以确保生活的三个基本层面——交通、食品和住房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但随着新加坡产业结构在上世纪晚期转向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收入差距表现得更加明显。许多平民对于在交通、食品、住房三方面“玻璃天花板”的存在也表达出不同意见。
新加坡捷运发达且低廉，但要购置私家车就必须缴纳远超欧美国家数倍的价格，更关键的是，新加坡规定车辆、汽车驾驶执照使用时间只有10年，拥车证从2009年的200新元已上涨到了57000多新元。拥车证制度限制了新加坡人拥有私家车的数量（11%居民拥有私家车），从而使得新加坡很少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挫败感。
新加坡的食物物价价格很贵，所以大多数人只能选择鲜货市场和小贩中心。HDB组屋与商品房小区并存的情况下，两者居住质量的巨大差别也让民众感到很强的不平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加坡的学生甘愿承受着相当繁重的课业负担，因为只有学业成绩优异，才可能在精英主义的人才选拔中跻身精英，从而把握极其有限的机会，从组屋阶层跻身精英阶层。
外籍劳工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3.2%，提升到2010年的34.7%。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加坡公民人口数只保持在1%的增幅。外籍劳工无论分属哪个社会阶层，都会发现新加坡的发展政策聚焦于保障本地人才的脱颖而出，外来劳工很难获得许多发展机会。新加坡发展高端产业，显然离不开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欧美等国家的优秀人才，但地域狭小、资源匮乏的现实又使得新加坡不能敞开国门来引进和归化外来人才。毫无疑问，新加坡官方正努力在引进务工人才和保障公民发展机会方面保持一种平衡，但维系起来实在困难。
更棘手的是，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的兴起，甚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城市都在仿效新加坡建立花园城市，改善宜居环境，尽可能的保持法治清明，这些城市都成为新加坡引进国际资本和人才的强有力竞争对手，“他们正在蚕食某些属于新加坡的独特卖点”。而中国香港一贯是新加坡在金融领域的最强劲竞争对手。澳大利亚还在规划在西部沿海地区建造一座类似于新加坡的自由港。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还注意到，新加坡民众相比过去显得更为自满。当然，新加坡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快速建设成为花园城市，将自由港的机遇应用到了极致，社会稳定，民生福利水平很高，这些确实是值得自豪的理由。但这个城邦国家如同过去的热那亚、威尼斯一样，本身建基于脆弱性之上，只有不断正视到这一点，保持足够的谦逊和灵敏，才能确保新加坡像过去那样躲过可能带来重大挫败的问题，才能使之发挥来之不易的优势。（本文首发头条号“渝川读书”）
所评图书：
书名：《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英）尼古拉斯·沃尔顿
译者：焦静姝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文化
出版日期：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