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任光创作领唱、齐唱曲《十九路军》，佚名词，它是最早的抗日爱国歌曲之一，歌颂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英勇顽强地镇守淞沪抗战前线。7月23日，为采编音乐节目，任光代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去明月歌舞剧社审听器乐合奏节目，结识了乐队的小提琴演奏员聂耳。
1933年1月，与聂耳、吕骥等在沪参加由田汉发起组织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这是中国音乐界的一个早期进步音乐活动组织。从此时起，任光发挥了自己比较有钱、比较不易被当局注意的外商高级职员身份的有利条件，主动将私人住宅供作小组活动地点，接待聂耳、吕骥、张曙等革命同志，并将自己的小汽车供小组作交通工具，用它来掩护或转移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们。2月9日，接受田汉代表中共电影小组的动员，与聂耳一同从音乐界转入电影阵地，并和夏衍、田汉、聂耳等在沪出席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任光与夏衍、田汉、蔡楚生、聂耳等3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号召电影工作者要立即组织起来，投入“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去共同建设“新的银色世界”。12日，任光又与聂耳、吕骥、张曙、安娥等在上海发起并举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立大会，集体讨论了聂耳创作的《开矿歌》。2月上旬，作女声独唱曲《南洋歌》，由田汉作词，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母性之光》的插曲。又作故事片《母性之光》的主题歌《母性之光》（田汉词）。4月20日，聂耳携带小提琴偕同影片《母性之光》女主角陈燕燕来家，任光钢琴伴奏，聂耳小提琴助奏，由陈燕燕试唱聂耳修改后的《开矿歌》。聂耳评价任光的钢琴伴奏是“美的旋律”，称任光谓“我们的导师”。5月14日，在家举行新兴音乐研究会例会活动。会上，任光、安娥提出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方向问题。
1934年春，在田汉的领导下，任光与肖声、聂耳、张曙、吕骥、安娥、王为一等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4月1日，接受田汉关于“照顾聂耳的生活和学习”的提议，经向外商推荐，共产党员聂耳获准参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并帮助任光从事收音、抄谱、作曲和教唱等工作。表明了任光正在自觉向党靠拢，开始接受地下党对左翼运动的领导，接受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影响。
5月，作女声独唱曲《渔村之歌》（安娥词），是为蔡楚生编导的有声故事片《渔光曲》试作的主题歌。同月作女声独唱曲《渔光曲》，它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为了写好主题歌，应蔡楚生之约，任光、安娥与蔡同乘一小舢板，专程去上海吴淞口渔民区。他们目击渔民的生活，倾听渔民的呼声，由于亲身体察了贫苦渔民的真情实感，就在返回上海的当晚，任光和词作者安娥一起写下了这首《渔光曲》。《渔光曲》被作为中国左翼工作者的典型作品，它的音调源自中国民歌《孟姜女》。1935年1月6日，聂耳就《渔光曲》主题歌“轰动的影响”，以王达平为名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文中指出，此举“形成了后来的影片非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所灌的《梅花三弄》《行街四合》等国乐和广东音乐唱片销路要比西方唱片好得多，为此公司外商想自己成立一个国乐队。任光抓住外商急于求利的心理，会同聂耳及时在音乐部成立“百代国乐队”。后来这支乐队实际上成了左翼音乐工作者的一支实验乐队。通过演奏和灌制唱片，用来倡导民族音乐，抵制黄色音乐，推动和发展中国新兴音乐。由聂耳取名为“森森国乐队”。为了扩大影响，任光以队员下班回家需要练习为名，要求外商让队员将乐器带回家，然后让他们自制演出服，背着公司，曾去上海民立女中和八仙桥青年会等处，由聂耳指挥合奏了他改编的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聂耳离去后，在任光的直接指挥下，乐队还排练了任光创作的一批民族管弦乐曲。
1934年秋，创作《怕春归》《红玫瑰》（安娥词）《少年进行曲》（又名《反侵略战歌》）（安娥词）《落叶》（安娥词）《小鸟儿思亲》（安娥词）。10月5日，发表女声独唱曲《采莲歌》（安娥词），是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红楼春深》的插曲。13日，为抵制黄色音乐泛滥，倡导中国新兴音乐，与聂耳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举办“新声试唱会”。通过播放《渔光曲》和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开路先锋》《大路歌》等新唱片，向各界来宾介绍进步影剧歌曲和革命群众歌曲。
12月25日，任光发表与安娥合作的音乐论述《歌曲小讨论》，这是任光唯一的音乐论文，也是中国左翼音乐界较早的大众歌曲论文。此文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阐述关于大众歌曲的见解。30日，发表男声独（齐）唱歌曲《大地进行曲》（安娥词）、男女声对唱《凤求凰》（安娥词）、男女声对唱《抗敌歌》（安娥词）。
1935年1月1日，任光发表由安娥作词的民歌改变曲《新凤阳歌》，这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大路》中的插曲。同日，发表女声独唱曲《燕燕歌》，也是《大路》的插曲。
6月，任光发表儿童歌曲《警钟》（安娥词），是儿童唱游歌曲，作于1933年。同月，与安娥在上海创办电影音乐月刊《艺声》。安娥就电影《渔光曲》问世一年，在《艺声》发表《中国电影音乐谈》，指出该片由于主题歌的影响，中国电影已形成任何影片都必须要唱歌，任何演员都可以唱歌的“歌曲狂”。就在《渔光曲》的影响下，一年来20余部国产影片共产生了四五十支电影歌曲，使音乐贫乏的中国形成了到处传唱电影歌的好现象。
1936年1月1日，任光发表女声领唱、混唱《打长江》，此曲又名《凯歌》，由田汉编剧、作词，是上海华艺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凯歌》的主题歌。同日，发表女声独唱曲《采菱歌》，由田汉、安娥作词。
1月中下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左翼剧联社音乐小组也同时解散，但为保留和集中骨干力量，小组在解散的同时，宣布改组歌曲研究会，这是左翼音乐工作者的又一核心组织。主要活动是定期讨论音乐创作，探索革命音乐的方向与道路，任光转入该会。同旬，在沪参加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又名“歌词曲作者联盟会”）。该会是吸收上海各方面词、曲作家参加的统战团体，目的是团结各方面力量，一同创作抗日救亡歌曲，发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口号是开展“国防音乐运动”。
2月22日，任光发表女声领唱、男女声齐唱曲《父母子女》，由胡心灵作词并编导，是上海文化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父母子女》的主题歌。全曲忠告大家，目前外侮内忧，不可作乐消遣，决心要勇作匹夫，肩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
3月7日，任光发表女声齐唱曲《妇女节歌》（安娥词），是中国妇女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救亡宣传歌曲。全曲高呼“联合起来，从今不做牛马”的口号，鼓动中国被压迫妇女挣脱“三从四德”的枷锁。
同时，任光抓住《战歌》《救国进行曲》唱片已创造百代唱片公司最新销售记录的时机，抓住公司外商急于大做生意牟取暴利的心理，向公司英商推荐，聘请冼星海参加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的作曲、配音、指挥工作，目的是一方面帮助冼星海摆脱失业困境，得以施展才能，实现音乐救国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利用公司当时还不受当局限制审查，拟与冼星海合作，大量灌制进步影剧歌曲和救亡歌曲的唱片。
4月，任光发表女声独唱曲《采蚌歌》（词即《南洋歌》,田汉词），它是用民间戏曲音调谱曲的抒情歌曲，作于1935年。5月1日，发表齐唱曲《劳动节歌》，因迫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与安娥合署笔名“前发”作词，是中国工人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救亡宣传歌曲。
6月，任光发表齐唱曲《打回老家去》（安娥词），是任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倾听民族呼声而创作的大众歌曲，也是任光投身新音乐运动后，转变创作作风所写的代表作。初稿写出，任光曾将谱提交歌曲研究会讨论，再对结尾稍作修改定稿。全曲悲壮激昂，气势豪迈，唱出了东北同胞杀回老家、驱逐日寇的不屈意志，表达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共御外侮的决心。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体育场举行第三届大会唱时，应听众要求，《打回老家去》作为临时的加唱曲目，撼动了全场听众的心弦，以致几名到场的东北籍警察，也被歌声感动得低下了头，止不住流下晶莹的泪水。会后《打回老家去》不胫而走，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很快汇合在一起，成为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抗战救亡歌曲，最终被列为抗战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而载入中国现代音乐史册，为左翼音乐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8月下旬，所作《打回老家去》因有反帝抗日歌词“东北地方是我们的！”“东北同胞快起来！”“打走日本帝国主义！”被上海租界工部局查禁。1937年3月上旬，迫于中国同胞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潮，《打回老家去》经上海租界工部局禁唱半年后，在上海开禁。
1936年7月中旬，因一年来主持音乐部灌制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唱片，此月又新录制其所作的《打回老家去》、吕骥所作《自由神》、复制冼星海所作《战歌》《救国进行曲》等反帝抗日唱片，引起日方干涉，任光被公司外商无理停职两月，并销毁上述唱片底版。自己因为影片《迷途的羔羊》赶制配音，过度劳累患病吐血。
8月15日，任光发表电影音乐《迷途的羔羊》，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无声故事片，蔡楚生特约任光为全片另配音乐。任光按照编导要求，把影片的音乐分作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采用主题歌《月光光》，烘托主人公小三子孤苦伶仃、悲惨多难的画面；后部分采用插曲《新莲花落》，表现小三子迈向社会，与生活展开斗争，最后运用交叉变化的发展手法，完成全片音乐，是作曲者审慎地发掘中国旧有民歌的结果。不久，全片音乐广泛流传，成为任光继《渔光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电影音乐作品。但它随同影片送往南京国民党政府电检会审查时，认为影片在暗示老百姓起来进行反抗。据此，上海电影检查机构仅准唱片随同影片映播3天，并将影片有关画面也全部删剪。
10月20日，因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上海病逝，举行歌曲协会紧急会议。会后，与会者都分别投入了创作鲁迅悼歌的紧张战斗。21日，任光为周铜鸣作词配齐唱曲《悼念鲁迅先生》（选用《打回老家去》原曲）。这是一首为鲁迅逝世突击赶配的悼歌，歌声中唱道：“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他是新时代的号声，唤起大众来生存！”经治丧委员会审定，与张庚作词、吕骥作曲的《鲁迅先生挽歌》，任钧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鲁迅先生挽歌》，同被列为鲁迅在沪公葬日挽歌。
11月中旬，任光发表领唱、齐唱曲《狼山谣》，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狼山喋血记》中的主题歌。本片是寓言式国防影片，运用豺狼影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运用群起打豺狼暗示势不可挡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27日，任光发表器乐曲《北风》，是为百代国乐队参加全沪音乐界援绥音乐大会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曲，并在上海市商会全沪音乐界援绥音乐大会上作为开幕曲。
1936年还创作了女声齐唱曲《青年妇女进行曲》（任钧词），是妇女救亡宣传曲。
1937年 2月26日，因上海大戏院放映苏联纪录片《阿比西尼亚》（该片揭露意大利法西斯的罪行），而被意大利领事馆指使意大利暴徒捣毁。任光与周扬、夏衍等121人联名发表文章《反对意国水兵暴行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正转告意大利当局，必须赔偿损失，惩罚凶手，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3月中旬，在绥远用《苏武牧羊》曲调改编填词，作歌曲《追悼绥远卫国阵亡将士歌》。
1937年7月，因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查明《打回老家去》歌曲作者“前发”，就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准备对任光采取行动。公司法侨经理得知消息，特转告任光向公司辞职。任光辞去工作后，即由弟任冰送行，自沪乘邮轮去巴黎。
在巴黎，任光进了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理论作曲，课余时，参加当地音乐文化活动，参加法国文化协会并当选为委员。会见法国音乐学家、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探索欧洲音乐和文艺的发展历史和当前的动向。发动旅法侨胞、华人在巴黎组织华侨合唱团，定期前往组织练唱，并为中国抗战难民举办募款义演，由此开创了海外抗战救亡歌咏的先声。去中国共产党在巴黎领导出版的救国时报社，为该报华侨、华人读者定期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歌曲。
1938年2月下旬，任光在巴黎会见向欧、美、非三大洲华侨募款宣传的陶行知。3月1日，作齐唱曲《慰问中国战士歌》（又名《敬赠西班牙的中国战士》，陶行知词），这是首曲声援和慰问西班牙前线中国反侵略战士的宣传歌曲，是目前仅见的任光旅法作品。歌唱东西反侵略战场“原来是一体”，鼓励西战场中国将士英勇冲杀，告慰东战场抗战自有祖国同胞担当。
1938年春，任光会同四十二国代表在巴黎举行反法西斯侵略大会，还指挥巴黎华侨合唱团登台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战救亡歌曲，歌声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又大气磅礴，使各国代表体察到中国反侵略战争蕴藏着“无限的希望”。
4月初，任光发表对唱、齐唱曲《王老五》（安娥词），是由蔡楚生编导的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有声故事片《王老五》的主题歌。影片就以王老五家破人亡来说明，在中外反动派的侵略和压迫下劳动人民不可能做一个“像人那样的人”。主题歌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出现，全曲诙谐幽默、琅琅如话，带有民间说唱特色，配合画面以生动的情趣，诉说了王老五被旧社会折磨、嘲弄、遗弃的一生。
5月7日，巴黎华侨合唱团为救济西班牙难民在巴黎举行歌咏比赛大会，任光新作抗战歌曲《中国进行曲》列入大会曲目，任光应邀担任歌曲伴奏。当时法国报纸指出它是音乐会“最成功的曲目”，赞扬作品“表达了作曲家对祖国人民抗战的同情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1938年10月1日，任光结束一年多的欧行考察进修回国，与陶行知一道从香港乘船到达武汉。同日，接受武汉《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介绍法国音乐现状，交谈考察体会，并提出发展中国音乐的主张：（一）要借助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去发掘和整理中国的传统歌曲；（二）要从民间音乐中去取材；（三）要努力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准。11月27日，发表与记者交谈的欧行考察观感，任光指出：西洋音乐自19世纪以来，有的已开始降至资本主义文化，有的又因国际形势转变而已渐渐加上捆缚的锁链，如果中国音乐还要一味模仿西洋音乐，即会把锁链自缚其身，针对当务之急要尽快提高民众的音乐修养。任光阐明：作曲家的义务就是要教养大众，使大众逐渐提高音乐水准，因此作曲家还必须到最下层的地方去观察，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的惨痛生活，才能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
10月3日，任光作男声独唱曲《高粱红了》（又名《青纱帐里》————献给游击队的母亲，安娥词），是抗日游击战士的抒情歌曲。全曲生动活泼、坦荡乐观、富有民族特色。4日，与陶行知出席武汉战地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并应与会者之邀，即席独唱回国后的第一首作品《高粱红了》。
10月中旬，任光作齐唱曲《三万歌》（陶行知词），这是一首叙事性的儿童表演唱。全曲活泼健壮、气势激昂，歌唱新安旅行团已从3万里行程的“看、想、玩、读、干”中受到教育，又豪情满怀返回武汉投入新的战斗。
10月19日，任光与郭沫若、田汉、安娥出席武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纪念委员会举办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周恩来、秦邦宪等。20日，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召开的座谈会，并应邀向来宾介绍欧洲音乐概况，建议报刊开辟抗战救亡歌曲栏目。
10月21日到24日，任光离开武汉，随同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转赴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应蔡楚生之约，为其电影《南海风云》收集广东渔歌、咸水歌等音乐素材。
1939年5月，因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在第三厅推行“防共反共”方针，对三厅人员进行限制干涉，任光脱离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并离开重庆转赴新加坡，客居华人区市中心中峇路公寓。任光为了了解祖国的抗战形势，曾与脱离第三厅后应聘担任《星洲日报》副编辑的郁达夫“晨夕往返”。同月，在新加坡组织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致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海外华人区开展抗战救亡歌咏运动和培养人才。铜锣合唱团是新加坡华人的革命组织，团员多是爱国青年，曾坚持活动十余年。1943年新加坡沦陷后，由原来协助任光主持该团的一位同志带领，许多团员踊跃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秋冬间，自新加坡返长沙，协同田汉、龚啸岚，对200余名湘剧艺人与原湘剧抗敌宣传一、二队成员，集中在长沙举办戏剧艺人讲习班，由徐特立和田汉进行国内外形势、戏剧与抗敌、艺人职责教育。任光负责为湘剧高腔曲牌进行记谱并订正，这是湘剧音乐的创举，它改变了湘剧长期依靠口传心授的师承习惯，同时还为全班教唱了田汉词、冼星海作曲的《长沙戏剧艺人讲习班班歌》，鼓励艺人要永远为光明唱歌！永远为自由唱歌！11月，任光应邀与郑君里等同去中山路银宫电影院出席长沙戏剧艺人讲习班结业和湘剧抗敌宣传队授旗大会。会后，各队便按预定计划分赴目的地，用音乐作武器投入了战斗。
1940年春季，在新加坡作歌剧音乐《洪波曲》，安娥编剧、作词，是继《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作词、聂耳作曲）《农村曲》（李伯钊编剧作词、向隅等作曲）《军民进行曲》（王震之等编剧作词、冼星海作曲）之后，中国新音乐运动涌现出的又一部新歌剧。本剧取材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山东的台儿庄会战。剧本由剧作者安娥深入台儿庄前线，根据实地采访而编写。以国民党池峰城师长指挥31师，英勇抗击日军，据守台儿庄作战为全剧的主线，再截取会战的几个侧面，写成五幕歌剧，剧中歌颂了台儿庄人民和军队的密切配合，英勇反击日本侵略者和保卫台儿庄的英勇业绩，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及其内部的腐朽黑暗，指明了侵略者玩火自焚的必然结局，宣告了贪生怕死和背叛祖国者无地可容的可耻下场。任光以歌剧脚本为基础采用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运用欧洲现代音乐技巧，通过独唱、齐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的形式，完成了这首民族新歌剧，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唯一歌颂台儿庄战役的大型音乐作品。
1940年4月4日，任光自新加坡取道昆明、贵阳回国，抵达重庆后，重返中国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26日，与贺绿汀、刘雪庵等在重庆出席由邵力子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会议，并与贺、刘同时当选为协会的音乐部召集人，负责向各地音乐家征集资料，汇总运送莫斯科参加由苏联政府于本年1月2日起在莫斯科文化博物馆举办的、陈列我数千年来艺术珍品的中国抗战艺术展览会。这一展览会历时一年多，观众达10余万人次。
5月到6月，任光作女声领唱、二部合唱曲《游击队之女》，是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有声故事片《东亚之光》的主题歌。主题歌歌唱一位“不爱黄金不爱郎，抛弃都市来村庄”的美貌少女，离开城市到农村参加抗日游击队。作齐唱曲《不害怕进行曲》，田汉词，这是首反对日、蒋、汪共同策划“出卖中国、联合反共”的歌曲。任光冒着重庆当局的高压政策，为抗日游击队创作了这支进行曲。全曲一呼一应，自信有力，带有民歌风味，向人们宣传中共中央的三大政治口号：只有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鼓动国统区同胞去敌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任光接受陶行知提议，转移至重庆育才学校音乐组，为抗战难童学生教授钢琴、作曲等课程。并组织教师合唱团，排练歌剧《洪波曲》选段和冼星海所作的《黄河大合唱》。
1940年7月，新四军叶挺军长到达重庆，热情邀请任光去皖南。7月中旬，经周恩来批准，任光弃教入伍，并与正在重庆儿童保育会任职的安娥告别，光荣参加新四军。7月下旬随同叶挺、袁国平，自重庆途经贵阳、桂林、上饶，抵达安徽省东南部泾县云岭中村新四军军部教导大队。不久被分配到战地文化服务处负责音乐工作，战地服务处主要是加强对外宣传，一同从事音乐工作的还有谱写《新四军军歌》的何士德、谱写《怒吼吧！长江》的章枚等人。
1940年秋，任光作齐唱曲《擦枪歌》，是为新四军作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战士们非常爱唱。在云岭中村出席新四军军部联欢会上，应邀独唱所作电影歌曲《王老五》，由于歌词幽默讽趣，兼有民歌说唱风味，在作曲家本人的解释下，歌声成功地再现了流浪汉王老五的形象，因而从这以后，任光即被战士们戏称为“王老五”。同时，向新四军军部有关同志交谈入党愿望，表示自己还有许多缺点，但愿意革命，要求多多帮助。
在新四军，叶挺十分看重任光的正气和才华，工作空余，常和任光在院子中谈心，商谈文化音乐工作的有关情况。他非常关心任光的生活，给任光提高每月的生活伙食补贴。但任光从不去享受特殊待遇，而是和战士们一起躺地板，吃大锅饭。新四军第1支队陈毅司令员看到任光到连队去体验生活，还对叶军长说：“你把大音乐家的身体搞垮了，可不得了！”会后陈司令员还常去看望任光，“希望任光能写出反映战士和军民关系的歌”。任光对陈毅的指示也铭记在心。
1940年冬，任光作齐唱曲《新四军东进曲》（又名《别了皖南》），是任光的绝笔歌曲。这首歌产生于新四军准备东进转移时刻，全曲雄伟激昂、鼓舞人心。任光吸取《打回老家去》的经验，结合新四军行动计划，有意识地采用军号式音调与口号声写成进行曲，并以军号作前奏，军鼓作呼应，就在振天的号角声中，唱出了新四军全体将士挥戈东进的勃勃雄姿，此曲很快成为全军爱唱的歌曲之一。同期与新四军教导队女战士徐韧结婚。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全军9000余人，按期自安徽泾县云岭中村向北转移，行至茂林到旌德的深山峡谷地带，遭国民党9万伏军的包围袭击。13日拂晓，叶挺军长在战地作过突围动员报告，即由任光带领全体突围战士唱起《新四军东进曲》，正当叶挺随着歌声指挥教导队掩护军部人员冲下山时，任光在山上不幸被流弹击中，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革命音乐家任光就这样牺牲了，年仅41岁。叶挺忍着悲愤安慰新婚不久的徐韧说：“任光同志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人民而光荣牺牲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永远牢记任光的这段光荣历史。”翌年6月18日，徐韧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慷慨就义。
史无前例的防空经历
宋希尚
飞机轰炸警报告急，进入防空洞避难，均为生平所未见未闻之事。但当日适为日本侵略野性，日益暴露，于是如何防空？防空洞如何设计？其地点又如何选择？均成为工务局新添出的课题，除临时规划防空壕由各机关自行筹办外，一方面呼吁市民，自建防空设备，以避免生命财产之无谓损失。
1937年8月15日下午3时，我正在南京市马市长办公室内商讨南京市防空办法与防空洞的设计时，据报敌机已由上海飞临京市上空，初次闻所未闻的警报呜呜齐鸣，哀号不已，实为南京市史无前例遭受破天荒的空袭，全市市民，自然惊惶失措，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顷刻之间，敌机多架已飞临市府上空，轧轧之声，震耳欲聋。因为附近无高射炮设防，唯有任其翱翔低飞，连机上残暴疯狂的敌人也清晰可见。在此紧要关头，我与马市长两人一时仓促，只好蹲坐办公桌下，默然相对，随又继续讨论全市防空计划，等到敌机离去时，我们的讨论也正告一段落。这不但是我此生第一次的防空避难经历，即以一市长一工务局长同屈伏在市长办公桌下作为临时防空掩体，恐亦为世界防空史上一段趣闻也。当晚市工务局动员全体员工，就市府内外院空地上赶掘防空壕，筑防空洞，修钢筋混凝土防空室，每一壕、洞、室之修建，特别注意空气的流通与地下水位的渗透（京市三四尺下即有地下水）。其他各机关陆续建兴之防空设备，大多都向市工务局索图，协助设计。时外交部部长张岳军、铁道部部长张公权两先生对防空洞的安全设计、检讨研究，最为重视。
因为敌机之大胆突然侵袭不设防的都市，大家都没有这种经验，显得仓皇失措，同时因为缺乏防空常识，防避不得其法，枉死了不少的市民，我所目睹的，一人于敌机临头投弹时，平卧沟边，得免一死，一人蹲坐路旁，举目高视，结果被弹截去半身，下半身仍兀坐不动。那时防空洞的设计尚少经验，在新街口的防空洞内，因洞口无挡墙或掩护物，炸弹爆炸时空气压力极大，迫使避难的人，夺目吐舌，割心流肠，死状之惨，不忍卒睹。每次一场轰炸以后，凡埋葬尸体、清理血迹、整理破屋、修理自来水管等等，工务局又平添了许多意外工作。
一、挹江门内的机枪阵地
关于国防方面的建设，散布要塞及南京市郊区的，大小几有数百处之多，其中以挹江门内海军部附近地下机关枪阵地的建造，最为艰巨，施工也最感棘手，我所负的责任，在所有的工程中，也最为重大。因挹江门为通下关陆交通孔道之一，车水马龙，昼夜不辍，行人往来，络绎不绝，工程的进行，无法保守机密，这是第一个困难。这一阵地的炮，必须设在路的正中，且必须瞄准挹江城门，不得稍有偏差，这是第二个困难。马路挖掘下去，三五尺有地下水涌出，愈深愈多，这是第三个困难。施工时日限期甚短，这是第四个困难。当工程开始进行，马路掘深至十余丈，工人多至数百，自然引起行人的好奇，驻足而观，猜测纷纭，同时也惊动了旅京的外侨们，尤其是日本的侨民和他们的驻华使馆特务人员，他们竟有用照相机前来擅自摄取镜头者。国民党军事当局，对工务局之未给严密防止，大为质难。这时因专心一意于施工的布置，却疏忽了保密的办法，经此责难后，立即在工地的周遭，围以木板，并标明为工务局下水道工程施工处，避免危险、禁止参观等字样，同时设置警岗，随时巡视劝阻，这样总算把来往的行人阻隔了。
基于上述的困难及局势之日趋紧张，工程的进行，必须采取愈快愈好的方式，所以在每日24小时内，日夜不停，分作3班轮流工作，尤在夜间交通清闲之时，加紧进行。我们以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筑成极其坚固的地坑，这一地下坑道，与城外山上国防阵地相通，有了这条隧道，弹药的运送，可以在瞬息之间源源而至，用以固守南京市，扫射敌人冲锋，来十死十，来百丧百，一个个送死于挹江门外。
下关一带地下水位甚高，因与扬子江水位息息相关，所以阵地掘土愈深，地下水涌现也愈多，到达六七十丈以后，地下水的汇注，一如泉涌，一夜之间可以使土坑全部淹没，真使施工上发生极大的困难。多架的高压马力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吸，终于在最短一个月时间内，在众志成城的情形下，克服了许多自然困难，达成了任务。当掩体的建筑到达地面上时，总算松了一口气，原设计负责人林教育长，以轻松与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大工不日告成，可喜可贺，全部工程设计，固由我负责；但施工部分枪口炮口有无偏差，则应由老兄担当，事关军事工程，彼此责任重大，儿戏不得！”我为小心慎重起见，每于深夜，偕同主管工程师们，亲自加以复测，私心默祷，上帝保佑，幻想到挹江门内外，遍地是日本鬼子遗骸，东倒西斜的伏地做了炮灰，惩罚他们侵略野心，残杀我同胞、乱炸我平民种种不可宽恕的罪行。
地下阵地完成后，地面上的掩体工事设计与施工，又是一桩心事，因为此项军事工程必须力求掩护与保密，在交通大道上，确是一件不易之举。最后匠心独具，在地面上设计二角警亭，平日专派交通警察照顾，兼在亭上指挥交通，警亭之下离地面三尺的六面墙壁，均为活动式掩体，可随时拆卸，炮口的上下左右，即可由此自由升降。亭的四周，密植矮树与草坪，绝对不容许车马靠近，亭的本身，涂以防空色彩，从表面看来，为市政建设中的一座精巧美观的交通指挥岗亭，实际上则为一军事重地。
阵地完全造成后某天，由林教育长陪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偕同夫人不辞劳苦，亲临视察，一面挽着夫人由狭窄的螺旋式小扶梯缓步巡视，一面听取我们各部分施工报告，甚表欣慰。此一段紧张重要工作，与1933年黄河堵口工程，今日追思，均为我一生工作中最值得回忆之事也。
二、扩建大校场飞机场
在南京正在纷纷撤退的前夕，忽闻苏联有重轰炸机若干架已抵汉口，即来协助防守南京，人心为之一振。不过，我光华门外大校场的军用机场，原有的跑道长度与基础，铺筑简陋，不足以供重轰炸机的起落，以致不能立即前来，成为临时发生的一大难题。时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为蒋夫人，承以电话见示，瞩将大校场跑道加宽加厚加长，并限三天内必须完成，不得有误。这时京畿的军事工程单位，已陆续撤向后方，民间营造包商，也都停业待变，市面上已呈一片萧条的景象，加以整建大校场此项跑道所需材料甚巨，特别是大量大块蛮石，市内缺乏，一时无法采集。我于放下电话听筒之后，以事出仓促，负担沉重，真不知如何是好？
经过一夜的踌躇思考，决定第一步，大早赴市府商请马市长，走商铁道部，请拨专车多辆，专住龙潭搬运石料，因龙潭一带产石，南京市一带石料大都均由此而来。但结果不得要领，随即报告蒋夫人，蒋夫人深明此中困难所在，十分热心，立即驱车铁道部，专访张嘉璈部长，事实上此刻因京沪线上军车拥塞，已无法调配运石专车，废然而返。我为达成保卫南京此项重要紧急使命，几经苦思，总算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办法，报明马市长，彻底拆毁自中山门起至明孝陵止全部卵石路面，移供铺垫机场跑道之用。如此石料有着，即可立时动手。马市长嘱驰报夫人，遂即在秘书长办公桌上，签呈委员长批可。至于临时工人，必须大批参加，否则亦无法完成，乃建议马市长以南京市国民兵总指挥的身份，下令召集全市国民兵。数千名分成日夜班，限于次晨黎明整队向中山门外集合，马市长站在八仙桌上慷慨陈词，力言保卫南京市，在此一举；继由我登桌大声疾呼，简单说明如何拆毁卵石路面，如何运往大校场，如何补修跑道等技术问题。并指派工务局全体同仁及所有全部车辆，分段派入负责，指导他们如何掘出卵石，装上卡车，到了大校场之后又如何听命铺设，与国民兵如何联系。以卡车数量有限，不得已以篾箩筐囊，肩挑背负，以争取时间。一时全市国民兵，振奋起国家民族的观念，大家士气高昂，努力争先，夜以继日，轮流不息，全市照明日光器具全部应征应用。至第三日夜半一时左右，工程快要完成的时候，在强烈的照明灯下，忽见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驱车巡视，亲见数万名市民，一心一德，不计报酬，贡献其劳力来保卫南京市，频频含笑挥手，表示满意。后来南京市的防守，得以延长到半个多月之久，使各机关重要物资档卷，从容撤送后方者，南京市的国民，训练有素，在这最后关头发挥了极大劳绩，在抗战历史中，是不可磨灭的。蒋夫人对此一幕，印象颇深，前在美访问芝加哥大学演讲时，也曾提到此艰苦抗敌的一段故事，博得美国朝野的赞扬与同情。
我在西安的一段经历
龚贤明
1931年夏，我经谢冠生介绍去南京找魏道明市长，任命我为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因魏兼主任委员，市政忙碌，委员会实际由我负责。翌年，魏去职，由石瑛任市长。我虽仍留任，但诸事办来终不顺手，乃于1933年辞去该职。
一·二八事变，日军军舰驶入长江，炮轰南京下关，全国上下莫不悲愤，眼看日帝步步紧迫，国亡无日，虽经十九路军在淞沪奋勇抵抗，终因孤军无援而不克。全国人民生活在悲痛激愤之中，一面不断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面举行各种反日运动。如义勇军在东北与日军抗战，人民抵制日货，文化界、知识界宣传爱国、抗日等等。我也激于义愤，奔走联络于留学欧美回国学生之间，并约集同学和友人成立了“群力社”，由我主稿，发刊了《群力》杂志，以“群策群力，御寇救亡”为宗旨，宣传抗日。
我这次来南京又得识同乡宋希尚、钱智修。宋时任水利方面工作，钱在监察院任秘书。我们经常往来，连同谢冠生家每周大小人等都轮流在各家聚会一次。1月28日日舰炮轰南京下关后，南京安全可虑，谢、宋及我3家家属一同乘汽车经京杭国道到杭州避难。旋回家乡嵊县住了些时，于同年四五月间始返南京，因家属不在身边，谢、宋两位都住我家，直至家属返回。
在南京期间留法同学张天翼曾在我家住了几个月。毛庆祥、马克强（马叙伦之子）也相继回国，常来相聚。谢承瑞时任炮兵学校教官，住我家，他一心想带兵，以军人本色报效国家，终成其愿，令人叹羡不已！
1933年，我由经亨颐先生介绍去西安找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任命我为省政府参议，意在留其身边，助其处理某些事务。适逢张继来西安组建西京筹备委员会。缘淞沪战事一起，南京不稳，政府重心移到洛阳。考虑到南京濒临沿海，一旦国家有事，将措手不及，而西安为历朝古都，地理位置适中，乃开会决定西安为陪都，定为西京，因而设立此会，由张继任委员长，一些政要为委员，因我曾在首都南京搞过建设工作，张乃商于邵力子，得邵同意，任我为西京筹备委员会主任秘书，仍兼省政府参议职务。当时西京的规划，东至河坝坝桥，南至终南山麓，西至咸阳，北至渭河，循原有四条通渠，出入西京内外。该会又与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及陕西省政府合设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以我为执行委员，该委员会又下设西京市政工程处，由我兼任处长，从事西京的市政建设，以钟楼、鼓楼等原有大建筑物为行政枢纽，加阔西安城门，以畅通城内外，并修筑了环城马路，从而分道四野，标定并修整了名胜古迹如碑林等等，为西京特色，是全国之冠。长安曾为周秦西汉唐等历朝古都，山脉尽西北之胜。乃沿途修路，旁植林荫，使古迹名胜一览无遗。东去50里骊山为秦始皇陵墓所在。在临潼华清池，唐杨贵妃洗澡的贵妃池也在这里。西京以外兰田温泉遍地，西连咸阳，修筑一路，名为“终南一览”。
西京筹备会是中央机构，张继职在中央，很少来西安，一切事务全由我主持，因此所有在西安的一切活动我都须参加，也因此熟识了在西安以及陕西的一些党政要人和地方知名人士，如于右任，虽任职中央，因是陕西人，常来西安，李仪祉、李维诚、祝绍周、张钫等，我亦得识。后杨虎城任西安绥靖主任以及他的部属孙蔚如等，我也与相识。后来张学良来西安，我也与交往，记得有一次，我还陪他一人去汉中找孙蔚如，他亲自驾驶飞机。记得又有一次，蒋介石夫妇、张学良率邵力子夫妇和我等数人去祭茂陵（汉武帝陵），张从陵脚一直跑到山顶，在山上招呼我们，下山后和我们一起照了相。
当时，欧美留学同学有多人在西安，如陇海铁路局局长洪观涛，西安中国银行经理李紫东等，我们组织了欧美同学会，定期聚会，以敦睦友谊。
1936年，蒋介石来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在王曲军校召集张、杨所部（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及各机关负责人开会，大骂张、杨“剿共”不力。会后我去见张学良，问他对蒋所说有什么意见。张生气地说，中央总不能不让我抗日，老说准备准备，要准备到什么时候！我此时已知道张对当时国事的意见了。其实东北军、西北军中，特别是前者，家乡沦陷六年有余，妻离子散，那个不想打回老家去！而中共也劝说两军将士，不要打内战，要团结一致抗日，国家才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两军将士抗日情绪激昂，内战情绪低落，如何剿得了共！同时中共派周恩来与张学良及杨虎城几次商谈，晓以救国大义，张、杨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红军签订了“抗日协定”，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拒绝了张、杨的正义要求，反部署嫡系部队来陕，企图加强进攻红军，并亲自前来西安督战，遂迫使张、杨两将军为了顺应军心民意，不得不采取行动，于12月12日清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蒋联共抗日，是为“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西安人心振奋，有的人主张组织人民公审，而南京方面的亲日派则陈兵潼关外，准备进攻陕西，轰炸西安，正如宋美龄给蒋介石捎信时所说的“戏中有戏”，意在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各种政治势力进行着紧张复杂的斗争。南京与西安和、战之机，千钧一发，战则全国大乱，和则一致抗日，而蒋介石当时还不肯接受张、杨的主张。张、杨面对这种情况无法处理，中共中央乃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来西安调停，并与蒋介石谈判，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一方面由我介绍胡公冕先生给杨虎城，派他由东北军某军军长王以哲陪同，去陕、甘边境某地，劝阻在那里的胡宗南（与胡公冕为结拜兄弟）部队东进。另一方面由陕西耆老和各方面人士组织和平代表团赴南京劝阻国民党部队西进，我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但两方面效果都不大好。当我和张学良的办公厅主任由南京同机回西安途中，俯瞰蒋军西进情况，谈到和谈时觉得时机十分紧迫。而当时红军与东北军及西北军已组成了抗日联军，以备抗击国民党的西进，形势着实可危，在此情况下，宋子文、宋美龄和蒋的顾问端纳来晤见蒋介石，晓以利害，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最后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杨虎城还亲口告诉我，蒋当时还明确表示将任张学良为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被扣留，直至长期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抗战开始后回国即被关押，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遭国民党特务枪杀。在事变前，我与杨虎城交往较多，因此在他出国前，我曾在家宴请了他，为他饯行。
胡公冕先生是我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体育老师、共产党员。北伐前在黄埔军校工作，与蒋介石住同一房间。北伐时为政治大队队长，四一二事件后与党失去联系，在浙江自立红军第13军，任军长。后与国民党部队作战被俘，关押南京。蒋介石有谋杀意，经邵力子、胡宗南于1936年保释，不久和其夫人来住我家，曾任甘肃某行政区专员，输送了不少青年去延安。后在西安和上海做国共两党联络工作。
周喦当时是第六师师长，也是蒋介石的嫡系，曾来信告诉我说要来西安，后来见过几次面，我曾劝他勿进陕西，但他还是带部队来了。
西安事变之初，有一天家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有胡须的客人来看过我和胡先生，后方知是周恩来来过了。胡住我家是邵力子告诉周的。周与胡原是在黄埔军校时的战友。我和胡即去周的住所回访。自法国相聚后，我从未与周见过面，如今见他满面胡须而依然和蔼可亲，谈吐爽利，一如当年。我们谈了阔别10余年的情况。他谈了对事变的看法，建议上述两方面的策划以求得事变的和平解决。
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曾再来西安住过一段时间，我们曾数度晤谈。记得他初次来我工作单位访我时，约定上午8时。我到单位时，他已端坐在会议室里了。这次我们谈话的时间较长，他那种殷殷争取团结的至情，使我深受感动。有一次他和叶剑英跟我还有胡公冕同游翠华山。途中谈到西北矿藏开发问题，周恩来侃侃谈来，深感其知识渊博。他们了解情况，不厌其详。当观看山景时，叶剑英还吟了诗。听他说下肢在革命战争中还留着子弹，迄未取出，他也漫不为意。当时朱德也来西安，在西安的孙蔚如也约我到西安绥靖公署去见了他，有所晤谈。
事变解决，邵力子调职中央。陕西省政府改组，我曾问任民政厅长的彭昭贤回不回来了，他告我说不回来了，乃由邵力子和张继向中央担保和推荐我任陕西省民政厅长，而中央控制的各省民政厅一向受CC控制。彭昭贤又回任了，此事便作罢论。而我鉴于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全国已趋团结，而欲任民政厅厅长必须是国民党员，因此，我同意了邵力子和张继的建议，由他两人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
在这一年中，我还担任了国民大会代表西安选举事务所的总干事。反对张学良一派的东北籍人曾向我说情，要求我不要让拥护张学良一派的人当选。我公正地处理了这件事，未为所动。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日寇为了加速对中国的进攻，又于8月13日进兵上海。中国人民忍无可忍，从北到南坚决予以抵抗。日寇并大肆用飞机轰炸各地。九月间轰炸西安时，死伤遍野，疮痍满地，瓦砾成堆，不忍卒视。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及工程处在此巨祸前，竭尽全力，会同有关方面四出抢救，救死扶伤，清除残积，整理修复，煞费心力。同时大修防空洞，遍西安城墙间隔修掘。城内外的房屋地下，深掘横伸，所幸西安土地为黄土积成，容易修掘。
当时，北京和天津的八大学院迁到西安，我与八大学院的校长、教授们共商国民外交运动拟定了向正在日内瓦开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际会议控告日寇的电文，由我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叶剑英主任接洽，转达到了日内瓦，不久仍由该办事处转来很表同情的复文。
不能坐以待敌，应积极准备御侮，我于是在西京筹备会发刊《总动员》杂志，由同事陈老先生主稿。邀集西安各机关在职同仁，从事军事训练，由驻西安军事单位发给枪支，派人训练，由西京筹备委员会差专人上终南山、大白山察勘游击地址。同时我积极参加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该会并组成前方将士慰劳团，派我为团长，率领代表团人员，运送慰劳物资，前往潼关，后至韩城，转回东去陕州，渡过黄河至孙蔚如军驻地，分别进行慰劳。我又兼任了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参议并兼陕西省汽车总队（相当于公路局）总队长，总管全省汽车交通，征集了卡车数百辆，以应运输抗日军人和军需品，随时前赴沿黄河前线抗击敌人之用。
为抗日战争持久计，我乃与在陕西的张翔初、李仪祉、刘定武、张钫诸前辈共商，成立了西北建设协会，我任总干事，规划以陕西、山西、宁夏、青海诸省的所有公地为基础，先行从事垦殖，以便大规模地建设中国西北大后方。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曾几次来西安，我们都在胡公冕家见过面，谈说内容大都是有关当前形势和两党合作团结等情况。有一次周和夫人邓颖超同志来西安，我和我的妻子到胡公冕先生家去看他们，并共进午餐。周说他们在西安火车站受到了检查，很为反感。又有一次我陪周恩来去访问孙蔚如，同坐在我的骡车上，当时我大声说话，他轻声对我说，后面有人，叫我轻声点。足见周的机智和警惕。下车时我邀他到我家吃便饭，他向后示意说，这会给你带来麻烦的，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以后通信吧！
1938年春，由于国共两党业已合作，共同派员去祭扫黄陵，我也去了。祭陵毕，亲见张国焘一人跳上国民党的汽车走了。
1941年夏秋之间，张继偕其夫人崔振华来西安，崔指使汽车司机张某向我要一辆卡车往来四川做生意，我闻之深感惊异！日寇未除，国难未已，何忍借公济私，营私舞弊，故而未允。曾以之请示张继，而张不表态。我乃维持原来意见，从而受到抱怨而遭不白诬陷，卒至提出辞职，张继接受了我的辞呈。从此我走入到为个人身家生活而奔走的处境，无所作为了。
此后数年，张在崔的压制下，到处宣称不准任何单位给我工作，虽经邵力子、陈布雷介绍，陕省主席熊斌不敢任我为陕西省设计委员。又如于右任拟让我去重庆任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让我去当秘书，后任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拟任我为陕西省地政局长等等，都遭张的反对、阻拦而未成。其间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我不得不四方奔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我的一点积蓄日复一日成为废纸）。我曾在西安西北战干团主管其所属的生产委员会，并曾让我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在重庆除会见友人寻觅工作外，并曾数次去曾家岩会见周恩来，他对我所受冤屈，深表同情，但无能为力。有一次他带我到一个空院子里谈话，谈到国民党制造事端、分裂团结，很为气愤！我也谈到两党应该精诚团结、共御日寇，一些事情到战争胜利后再说。我又谈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希望共产党帮助其改正。又有一次，我问周两党能否同走一条路，他回答说：“谈何容易！”还有一次，在邵子力寓所共进午饭，在谈到两党问题时，周那种坚持原则，严肃认真的表现，使我很受教育。抗战胜利后，我去南京，又曾去梅园新村访见过他。
抗日战争后期，有一次胡宗南派胡公冕作为他的代表去延安与中共和毛泽东主席联络，我去送行，当时灵机一动，就想跳上车去，投奔共产党，但又想到事出仓促，未给家人说过一句话，怕家人惦念，正忖计如何善后时，车开了，未去成，以致成为终生憾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了，皆大欢喜，但国内局势极度混乱，国共两党部队冲突时有所闻，民生凋敝，而国民党政府内部腐败日甚，国家前途十分暗淡。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要求安定，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认真解决国家面临的各项急务。在这种形势下，适从友人处看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我便聚集在西安的友人，组织起民社，曾聚会几次，并以毛文为兰本，草拟了《民社纲领》，以备参加政治斗争，后以友人各走西东，而未正式组成。
宋希尚西北三年抗战
朱刚整理
宋希尚(1896——1982)，字达庵，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最早拟订长江三峡水电计划者之一；亚洲第一座钢板桩码头缔造者；担任南京工务局局长、主持西北公路、发现玉门油矿等多有贡献。他学识渊博，勤奋实干，埋首著述，毕生致力于中国水利事业，被称为“今世之大禹”。宋希尚一介书生，却担任过陆军中将司令，这与抗战期间他在西北三年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这段史料。
一、全力投入建公路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时任南京工务局长的宋希尚奉命撤退。初到汉口候命，后由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借调昆明，担任云南省公路特派员，负责筹备滇缅公路。不久，调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任局长，驻地兰州，这是1938年秋季全面抗战之时。宋感到当时的铁路交通均已沦陷，抗战胜利与否对公路交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大西北是抗战大后方的基地，地位尤其重要。乃就甘肃、新疆、青海、宁夏、陕西、四川而至湖北老河口等地域，拟议开辟大西北的公路交通网计划；诸如：汉北、老白、华双等公路兴建及以兰州为中心的甘新、西兰、川陕等公路，虽在经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一一先打通联络完成。使得军事运输供应，得以源源接济，彼此呼应。在这几项重大工程中，其中有好几条公路，受到了不少困扰。
1. 兰西公路：西安至兰州的一段，原名西兰公路，为陕甘两省交通要道，在1934年即已完成。但是因当时经费关系，路基、路面等均未达到标准，一遇下雨，便泥泞不堪，不要说载重车辆无法行驶，连步行都相当困难，一时有“稀烂路”之称。这条重要而又无法利用的公路，着实让宋希尚伤透了脑筋。为供抗战军运所需，最后决定不惜牺牲，发动民工，彻底整修，并得到地方政府、有关方面的协力合作，终于如期完成，面目一新。在工程竣工后，为纠正一般人“稀烂路”的观念，将西兰两字，颠倒而称“兰西公路”，大快人意。后这条公路，在抗战运输上，承担了不少川、陕、甘三省间的重要任务。
2. 华家岭路段：华家岭为兰州到西安与天水间必经的一座山岭，是西岳华山山脉中最为峻峭的山岭之一。这段公路为西北驰名的险路，既高且陡，车辆行驶缓慢，一到冬天，积雪坚冰，道路冻结，无法行车。因此甘、陕、川三省交通，常常为之中断。宋希尚屡次想要设法将其改善，但是因工程所需款项不少，经费无着，一直深为忧虑。1939年冬，当局军事委员会为配合军事计划，重视西北公路交通，特派白崇禧将军前往巡视，恰好遇到大雪纷飞，华家岭一带积雪数尺，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30度，交通封锁，行军受阻，被困于此整整两昼夜之久。之后，白将军要求宋希尚克服困难，确保军用车辆的通行，并能十分安全。宋希尚趁此机会，把早已经拟订的华家岭改善计划，当面陈述，要求特拨经费，以便工程早日开工，白立即应诺。不久，当局拨发专款，这段公路得以改善翻修。同时在冰雪天气时，要求所有行经该路段的车辆，均随车携带铁链，必要时加装包裹车轮，以防溜滑危险。
3. 汉白公路：自汉中至老河口一段公路，即所谓汉白公路。在抗战上的重要性，不亚于西北公路中任何一段。因为湖北、陕西、四川3省的交通枢纽，即以此段公路为之联系疏散，关系重大。负责修建此段线路的机关，原为陕西省政府建设厅，而经办单位未能依照核定预算，致使工程超支而陷于瘫痪，军方限期，急如星火。而交通厅长雷宝华却在此时奉令交卸，交通部遂将工程改由西北公路局接办，并敦促尽快通车。宋希尚承担任务后，交由西北公路局汉中办事处接收，并积极完成。
4. 公路车站：经过几年的建设经营，西北公路网大致完成。沿途选择重要地点随建正式车站，以供办公、售票及照料一切运输事务之需。同时每站设司机宿舍，照料其宿食。制订并悬挂守则，严格司机作息时间，杜绝赌博、饮酒等。另派视察员巡视各站，考核驻站人员及司机成绩。使得公路纪律、养护，司机的行动，均有遵守，对运输工作，有极大的帮助。沿途车站的设计，大体相似，又根据各站需要，房舍又有多寡之别。在短短几年里，荒凉的西北公路上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宋希尚在新建车站奠基石上，还亲自书写站名、建造年月日，并注明建坪造价，以为纪念。除公路外，当时又有铁路通到新疆，交通局面，大为改观。
5. 公路标志：整个大西北，包括陕、甘、青、宁、新诸省，公路两旁一片荒凉，四无人烟。依公路法规，沿途所有险弯、上桥、下坡以及行车速度等，均应竖立标志，以策安全。宋希尚选择沿路高坡有岩石可以利用的地方，分别刻写“安全第一”“一滴汽油一滴血”“勿超速、勿超载”“小心驾驶”“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等警句，在长途行车的路上，提醒大家、引起警惕。
二、训练司机办小学
训练西北司机，在抗战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措施。司机操纵军事车辆，责任重大，对驾驶技术力求熟练外，必须灌输抗战国策与服务道德等，方可同心协力，共负抗战使命。1939年秋，宋希尚在兰州西郊十里店成立西北公路运输局司机训练所，分批调训在职司机。受经费、房屋、编制等限制，数百名司机，只好分批调训，每批三四十人，期限3个月。受训期间，一律采取军事化管理，司机接受道德、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培训。
抗战初期，油荒比较严重，黑市汽油以黄金论价，盗卖汽油现象时有发生，存在一定弊端。公路局对司机用油按规定加以控制，制订余油归公奖励办法，鼓励司机在规定用油量内，如有节余，可以缴纳给予奖励，使得汽油资源得到节约和保护。
为解决路局员工子女读书问题，于1940年春，设法倡办西北公路局员工子弟小学（后改为扶轮小学），另辟园地，添建教室，编列预算，以交通部有关单位为限，一切免费。秋季开学时，学生多达二百余人。培养出不少人才。
三、蒙古秘密移灵柩
1939年，抗战正酣，西北公路上，军事运输，日趋紧张，整个公路局员工眠食无常，紧张万分。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某日，宋希尚奉第八战区密令，要求派专车数辆会同政工人员前往蒙古某地，运移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灵柩。
事情的起因原是这样：日本侵占华北后，欲进一步占有蒙古，想利用蒙奸，把元朝开国始祖成吉思汗的灵柩抢往日本，作为他们的侵略资本，扶植另一个傀儡政权。在获得这一情报后，当局即令第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将军派西北公路局，抢先移灵柩运往兰州。当时蒙古大部分地区已在敌伪掌握之中，任务艰巨。宋希尚奉命后，即与有关方面秘密洽商，派干员选择最有经验且能自动修理的模范司机数名，带上配件轮胎和油料，于月夜向荒野中的陌生目的地进发，路途既非公路，也没有完整的桥梁可以通行，一路上必须架桥筑路，披荆斩棘，闯了不少的难关，才算安全达到墓地。后在忠贞蒙胞的协助下，暗暗启灵登车，疾驰而返。等到敌伪闻讯，已安然进入我方安全区域。移灵工作，顺利完成。后来，成吉思汗银棺被安放于兰州兴隆山中。
四、国共合作护干部
抗战初期，宋希尚调任西北公路局时，东南半壁，已被席卷，海口统已封锁，铁路全遭沦陷，大西北区域成为后方交通枢纽，成为国际军事运输的唯一干线，关系抗战前途。时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决定在兰州设立陕甘线区司令部，负责甘、宁、青、陕区域内军运。推荐宋希尚以局长身份兼任中将司令，宋推辞不得而就任，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为朱绍良将军。在宋希尚任上逢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际，有一批在苏联受训中共干部，从新疆取道西北公路返回延安。当局密令第八战区司令妥洽公路局办理。奉上级指示，宋希尚决定由西北路局出面招待食宿并负责转送西安，战区方面负责戒备。晚上大队人马达到后，即指定郊区十里店公路局司机训练所，作为临时膳宿之处，同时选派优良司机接运，并多带汽车配件等，叮嘱小心驾驶，必须于次日黎明时分出发，绕道城外，直奔华家岭，而去西安。转送期间，未发生翻车、抛锚等事故，平安完成任务。
五、长沙会战运大炮
长沙大会战前夕，当局订购波兰大炮200门，从俄国运送至兰州，再由西北公路局名义接运南下，送往湖南。不料被敌方侦知，在与俄方领车队长到达公路局相互握手交接时，突然出现日军派出的大批轰炸机，俄国车队长惊慌失措，挥手而去。宋希尚沉着指挥，立令早经选派好的司机，上车接运，立即全部倒退至永登（距离兰州百余里）待命。这个倒退规避的手法，出乎敌军预料，费尽心思搜索这批车队3个昼夜之久，结果一无所得，只得盲无目的地乱轰乱炸一通。最后为谋截断南北交通，日军决定用大量炸弹炸毁黄河铁桥。铁桥被轰炸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在敌人离开兰州市区的间隙，军区密令又到，要求将这两百门大炮，限期南运。由于黄河铁桥受损严重，重载通行必出问题，命令中特别要求由司令亲自率领，以策安全，不得有误。宋一面下令全城灯火管制，随时戒严，所有交通要道，不许人员往来；另一面在黄河铁桥的两端，装置临时红绿灯，作为深夜桥上行车的信号，规定车在桥上行驶时为红灯，抵达彼岸时改为绿灯。同时严格要求：“桥只准一车通行，不准另一车尾随其后；每车在桥上行驶越慢越好，时间不得少于十分钟。”为执行命令、领导群众起见，宋与司机坐第一辆炮车，于深夜以极慢的速度，由桥的北端驶往南端。在桥上行驶两分钟时，桥梁铁架吱吱作响，桥身摇动不已，大有即将倾倒的感觉，宋立即命令暂时停止前行，再令司机偏向左侧，以极其缓慢、得寸进尺的方式，似爬似移的形态徐徐的终于抵达对岸。离奇的是，铁桥经过这次重压，支体似乎受到均衡的镇压，居然增加了它的抗强力，自动调整、暗暗配合。花一夜时间从兰州铁桥运输过去的近两百门大炮，不久后如期送达目的地。长沙会战得以胜利，自然因素甚多，而这些大炮的威力，远超出敌人的想象，亦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六、打通线路访新疆
当局为策划长期抗战的实力，在军运方面，设法打通国际线路，沟通苏联海口，将美国援助物资输入，经由新疆再输送前方。这项重大的任务，落在西北公路局肩上。首先需要与新疆、河西走廊等地方长官配合联系。为此，宋希尚于1938年冬季刚到任不久，便偕同甘肃省政府建设厅人员，专程前往新疆访晤盛世才督办，联络感情、协商筹办国际运输工作事宜。
1939年，国际运输的筹办，已具端倪，为了与新疆方面作进一步的配合，宋又单独入疆至迪化，得到盛世才的协助。宋提出的商借汽油、零件等要求也都得到了满足，圆满达成了任务。同年夏，宋希尚正视察西兰公路，并在西安召开业务会议。忽接到兰州长途电话，要求赶赴苏联执行公务，宋即由公路赶往哈密，然后乘坐苏军轰炸机飞往迪化。其间经历了高空冻僵等磨难，终于达到迪化机场，被人抬下飞机，送至盛世才督办公署住宿。次日凌晨由此再乘原飞机赶赴苏联霍尔可司，至苏联境内后转坐火车直奔莫斯科。从苏联返回国内时，再度过迪化时，又作停留，与新疆方面顺利洽商双方接运、招待等种种手续。之后，宋沿途视察国际军运招待所，自迪化返回兰州，取道公路，是年中秋夜始返抵兰州。三度新疆之行，宋氏印象深刻，对于新疆的开发，后常挂念于心。
七、玉门油矿搞开发
由于抗战期间油料紧缺，有求于外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随时都有断绝接济的可能。1939年中秋前夕，宋希尚自苏联公干回国，从迪化（乌鲁木齐）取道公路，分日按站东归。宋氏坐在车上一路思考油源保障问题，并为此焦虑。就在车行至甘肃玉门老君庙时，车辆打滑难以前行，下车发现公路上都是黑漆漆的油质液体，发现竟是玉门山脉流淌下来的天然原油。宋希尚遂决定改变原定行程，舍车步行，实地考察油矿资源。在当地土人的引导下，宋一面征询当地人可能知道的资料，一面披荆斩棘，直奔玉门，经过两小时长途跋涉，终于发现了蕴藏丰富的原油矿，并带回油胶化验。第二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后方运输会议上，宋趁机报告阐述了发现玉门油矿的经过和开发价值，当局批准速办。宋克服困难，安排车队，运输笨重的开矿仪器、体积庞大的锅炉等，从贵阳运抵玉门，历时一年半。资源委员会于是在玉门成立油矿筹备处，并派化工工程师金开英主持工作。玉门油矿的陆续产出应用，缓解了油荒，在抗战后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西北工作的三年，正是全面抗战之际。宋希尚在西北公路局局长任上，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军事保障任务，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谢冠生对战时司法的贡献
燕 诒
1937年，先生41岁。7月9日，奉委员长蒋介石召赴牯岭，出席庐山谈话会，以“应战不求战”为谈话结论。12日，蒋公邀商改组司法部事。8月9日，府令特任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前任王太蕤（用宾）方典试滇贵未归，即事受阻，迁延至次年1月，始就任司法行政部长于渝都（次长洪陆东、夏勤）。时当敌焰方张，军事倥偬，先生统筹法务，不以环境艰困而忽其改进，计划既定，虽遭险阻，必多方设法以达其成。揆诸史乘，各国司法于战争时最难有所建树，唯我国司法，于抗日八年中，成绩特著。
首先，各地司法人员每随军事转进而流离，必须绸缪妥筹安顿之法，即于接到撤退报告后，迅予分发附近法院办事，并酌给津贴，暂维生活，嗣依所定轮补办法，在后方各法院逢缺补实。遇新设法院，则就是项办事人员中优先派用。如是则续优资深忠贞干练之士，既无颠沛失所之苦；而后方各省市分批增设法院之时，亦无人才短绌之憾。其次，敌之所控制者惟点惟线，而战区广大幅员，仍为我有效行政范围，一方面慎选战地司法人员，使能配合军政之机动；一方面创立巡回审判制度，俾以法官就当事人。故战区司法体制，得始终保持完整。
复次，全国分3期普设法院，乃抗战军兴前之原定计划，即由兼理司法之县政府改设县司法处，由县司法处之基础，成立法院。战时人力物力均多困难，而后方各省仍能按原定计划，循序进行，迨战争结束，县司法处多改设完成，而各地增设法院，数达四百余处之多。
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向以司法独立悬为重大之目标，而最初司法独立含义甚广，包括司法经费应有独立之预算在内。过去司法经费向由地方政府负担，省自为政，流弊滋生。其对司法业务苟非漠不关心，即为积极干涉；且各省经费待遇，丰啬悬殊，以致司法工作之推进，不能齐一。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若干次重要会议，对于司法经费应由中央支出一事，虽有决议，但因格于环境，迟未见诸实施。直至先生主政，多方筹维，始自1940年度起，司法经费部分归由国库负担；1941年起，全部归由国库负担。于是司法经费之统一，乃告完成，数十年来求之不得之理想，至是实现。
其致力于简化诉讼程序方面，则于1942年、1944年，先后在璧山、重庆，成立实验法院，颇着成效。并将实验结果，拟具方案，呈请政府交立法院据以修正民、刑诉讼法。他如推行公证制度，保障人身自由，建立公设辩护人，实施监犯移垦，处置战争罪犯等，其功绩规模，皆足垂之久远。先生于1941年、1946年、1947年，三度担任司法官考试典试委员长。1942年，与教育部商定中央、武汉等11大学添设司法组，以造就储备司法人员。
尤须一述者，为先生黾勉从事于取消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使司法权独立完整。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分别在华盛顿、重庆签字，取消外人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百年桎梏，解于一旦，中华法学会定是日为司法节。夫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父孙先生领导革命学生奋斗之目标，国府成立后，外交作业，即朝此目标推进，顾间一提出交涉，外人辄以吾国司法腐败，监所简陋为辞，拒不承应。二次世界大战既起，吾国朝野英勇抗日表现，终使盟邦刮目相看，使不平者终归于平。然不有先生在司法上悉心策划，奠定良好基础，则难免贻人口实，断乎不易早观厥成。
联名通电全国抗日的钱伦体
党史室
钱伦体（1891——1979），长乐镇五村人，字公强、铁佛。曾就读阳山书院，后去杭州读高小、中学，曾回乡任小学教员。辛亥革命后参加中华学生军，不久考入武昌陆军第2预备军官学校，后分配到第二师炮兵团。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分配至浙江陆军第一师炮兵团任见习官。以后，相继参加讨袁、护法和北伐战争，在军中逐阶上升。1931年，任警卫第2师第4旅（后改名为88师264旅）少将旅长。
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87、88师组成第五军支援淞沪抗战，于2月13日集结于上海近郊。264旅布阵于江湾至庙行镇一带。为表示抗战决心，钱伦体与18名抗战将领一起联名通电全国，电文大意如下：“……值此国家存亡关头，爰本中央团结御侮之旨，请命杀敌。现已全部开抵上海，听命于蒋总指挥。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语。”
2月22日凌晨5时，日第9师团主力万余猛攻庙行镇，企图从正面突破。时钱伦体任职88师264旅旅长，当天他率528团2个连增援督战，经多次冲杀，激战2个多小时，被日军击中胸部左侧锁骨，仍坚持不下火线。嗣后，转入杭州医院治疗，经年才痊愈。
1932年8月任87师副师长。10月31日，国民政府以淞沪抗战攘御外侮著有功绩嘉奖参战将领，授予12人青天白日勋章，钱伦体位列其中。
1932年起，钱伦体历任南京江宁要塞中将司令、徐海师管区中将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九补充兵训练处中将处长、国民政府军政部中将部附、国防部中将高参等职。
周碞创办75军干训班
吴铁屏
周碞，字奉璋，浙江省嵊州市金庭镇华堂村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一生历任军政要职，以国军第六师师长，渊源最深，乡谊也最重。他以浙东子弟兵为荣，军中官兵尤以嵊州籍最多数。因战功晋升国军第75军军长、第26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淞沪战役、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宜枣战役等。
回念七七事变，激发起了国人救亡图存意识，人人皆抱持国难当头的觉悟，尤其是年轻人投笔从戎，共赴前线者风起云涌，举国都在跃动。奉璋先生出自爱乡精神，于1938年冬，在鄂西军次，特指派吴振华将军，远赴浙东未沦陷地区，分三处以“75军干训班”名义招收志愿从军报国知识青年和中学生，报考甄选录取者，竟然多达千人。旋即集中金华，循浙赣铁路，越江西，抵长沙，沿沅陵、益阳、芷江等地，跨过湘境，徒步行军千里，抵达鄂省宜都原定的训练所在地。在行军路上正逢冬末春初季节，阴雨连绵，泥泞难行，苦不堪言，但表请中央，准办全体入党手续，于1939年10月1日，集体宣誓，参加中国国民党。
迄1939年末，原定训练期将告结束前，奉璋先生又决定两件有意义的事，其一是报请中央准许选考转学陆军官校17期学生200余人次，扩大军中干部深造机会。其二是决定延训3月，并不因为各军师干部缺急，而忽视充实训练效果。全期教育，迄1940年2月，始圆满完成。
干部班学员到长沙时，奉璋先生亲自奉迎，并颁有训词，要义是：不当过伙伕，就不能当特务长；不当过兵，就不能当排长。因此他也决定了大伙从长沙开始，要徒步行军到宜都。
到达宜都后，住进营房，接受训练。不久因避免日机空袭，干训班迁至曹家山。借住民房，设备简陋，装备贫乏，士兵足蹬草鞋，雪中晨操；夜对长灯，课余缝袜；疥疮瘧疾，更是通病，“消治龙”是唯一消炎药，名贵之至。当年国家财力、物质条件，就是如此。但是训练要求，却极为严格。所有队职、教官，均选自军中精英，大多数陆军各校出身，品学兼优，足为人师表。故训练成就很大。并在训练中期，再次甄选编队，再作重点要求训练，以精进效果。
军训完成后，学员被分配到各部任排级军官，分赴各地抗日。嵊县、新昌人以参加75军最多。驻守鄂西兴山、秭归、川东等长江三峡要口，截堵日寇西进，保卫陪都重庆，在残酷的战斗中，许多弟兄壮烈牺牲。
回忆周总司令奉璋公
马之德
作为老军长奉璋公（周碞）之部属学生的我，爰自1940年服务75军第6师、军直属部队第16旅等单位，对奉璋公之抗日丰功伟绩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毕竟时隔至久无法评叙其万一，尤以笔者才疏学浅，拙于文字写作，就其荦荦大者草拟如左，务祈《嵊讯》编者诸君，惠予斧銊。
忆民国二十七年（1938）冬，陆军第6师招生委员会来吾浙招生，计金华总会暨嵊县、临海、丽水等3个分会。
嵊县分会负责人系舍亲黄志陶先生，他官职是中校副团长，余禀于家严，得赴县城报名应试，分别在嵊中体检、笔试，蒙榜示录取。次年随队经东阳义乌至金华总会集合，乘浙赣线火车经江西至长沙。长沙至鄂西宜都，全系徒步，途中遇大风大雨行军，大伙走了多少天，跌了多少跤，已记不清了，现在想想，真是要得。录取军官学生人数近800人左右，较原定名额多多，遂改制为75军干训队，依二十九年（1940）毕业所发通讯录，主要队职有相片者如下：
队长军长周碞中将，副队长3个由师长兼任，第6师中将师长张珙，浙江嵊县人，第13师少将师长方靖，上海市人，第4预备师中将师长傅正模，湖南人，大队主任吴振华少将，浙江省人，保定军校毕业，曾任第6师17旅旅长，当时军职为师少将指挥官，派驻75A干训队，负责训练全般事宜。
1939年春，在浙所招新生队伍进驻长沙市，长沙大火后仅剩唯一完整之洋房————何键官邸。周军长轻车简从由祁阳来长沙视察，我等集合中山公园聆听军长训话。一要防日机空袭，二又无扩音设备，说实话站在后面的听不清，看不到，不过奉璋公慈祥的脸型，肥胖的身材，爱护部队，重视子弟兵，一颗诚挚的爱心是获得肯定的。大陆幅员很大，要想见到一位中将军长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一群不大不小的孩子能见到老乡军长，个个都很高兴，以抗日战争言，在浙江筹谋人力资源储为国用，对国家、对部队、对当时敌我态势言，奉璋公之高瞻远瞩勿使青年学子流失是一莫大贡献，使热血沸腾爱国青年投入救亡图存之民族圣战，对日长期抗战。我们曹家山毕业诸同学确实也尽了心和力以至生命全部。
1938年，75军军长周碞率所辖各步兵师列第二十方面军战斗序列，归孙连仲司令指挥，参加鲁南台儿庄会战，由于全军官兵在周军长沉着指挥视死如归之革命精神英勇杀敌，获得大捷，提升抗战士气，此役后军长升31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75军军长。
1940年5月上旬，军及所属由鄂中襄河以西潜江之线，增防当阳、宜昌以东之防线，继因宜城、随县枣阳作战地区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75军全部星夜驰援接敌于樊城以东吕堰驿南北线，激战近周，日军败退，我军奋战随县、枣阳外围，经唐河新野，收复南漳远安两县，追击日军时，友军第4预备师第十团团长蓝廷上校，遭敌军掩护部队阻击阵亡。随枣会战后宜昌失守，中央军事委员会对第五、六、九各战区部队重作部署，第六战区成立第26集团军总部，晋任周碞军长为总司令，驻节鄂西兴山，下辖75军（军长施北衡中将）及32军（军长宋肯堂）戍守长江以北、宜昌以西、远安东西之线，拱卫陪都重庆门户，待机反攻。迄卅四年八月抗战胜利，其间策应第九战区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湘北常德会战，曾反攻宜昌，深入当阳、荆门敌后，破坏交通电讯阻敌军增援，战果辉煌。日虽屡图西进，均遭我军围歼，伤亡及被俘甚众，未能越雷池一步，26集团军总部及所部官兵厥功至伟，尤以军民合作无间值得后人师法。
周碞将军抗日事绩
王希刚
抗日军兴，1937年周将军参加上海八一三战役，官兵前仆后继，死伤累累。经3个月淞沪战役结束之后才整训，此时陆军第75军番号，正式赋予。民1938年5月参加台儿庄战役，获得全胜，其功不可没。下半年又参加武汉保卫战役，后移驻湖南祁阳，陆军第75军正式成立，军直属部队陆续募兵，当时仅第六师。于1938年底，由湖南行军至湖北宜都、沙市、潜江、长阳、五峰一带，此时湖南部队之预4师（师长傅正模）及湖北部队之第13师（师长方靖），原第六师（师长张珙）等组成75军，周将军为首任军长，并升任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75军军长。1940年初参加鄂中双沟、枣阳抗日会战。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宜昌失守进驻兴山，并升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下辖32、75两个军，民国三十年底参加鄂西会战，反攻宜昌，任务达成后返防。抗日战争结束后，先移防宜昌，后赴鄂中武汉、应城一带接收日军及装备。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周碞奉命宜昌受降，接收鄂西地区日军。8月30日，我军接收船队驶抵宜昌江域时，汽笛大鸣，沿岸百姓，挥舞国旗，欢声雷动，场面感人，日军少将旅团长米宫，率仪队迎接于江干。翌日上午10时，在总部大礼堂举行受降，日军代表进场后向周碞鞠躬致敬，呈册点交，历时20分钟典礼完毕，日军按操典动作退出，并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摄成记录，随即率领全体官兵及各界代表在广场举行升旗。中午招待中外记者，盛况空前。
民国1938年在家乡华堂，召集新嵊两县地方自治干部，实施军训，由竺秋任教育长，保卫乡土，对抗日寇。
1939年曾在湖北宜都曹家山，创办75军干训队，受训1年，当时毕业的有752人，后转军校17期2总队及2分校、8分校有数百人。
嵊州人浴血奋战枣宜会战
陈唐飞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它是抗日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也是一次悲壮的防御战。参加战斗的大部分官兵是浙江子弟，其中很多是嵊州人。
周碞：亲临前线的军长
周碞，金庭镇华堂村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开始任职于军界。1924年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师长、75军军长。枣宜会战战斗打响的前夕，时任75军军长的周嵒到前沿阵地做检查，发现日军修筑了大量的工事，明碉暗堡密布，铁丝网拉满山头，企图步步推进占据四川。周嵒马上决定将阵地前移，并对兵力作了适当的调整。命令预4师担负小溪地区的防守，师部迁到南边村。之后他一直坚守在师部指挥所里。
最惨烈的战役是1941年冬的血战沙坝店子。一日凌晨，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夜袭沙坝店子日军据点的命令。约2点，主攻团进入预定区域，在离敌军阵地约300米的山地潜伏。当工兵剪第三道铁丝网时，触动了敌人的警报。一时敌军军犬狂叫，照明弹立即升空，我部1000余人暴露无遗。团长立即下令冲锋，我军一无掩体，二无战壕，一排排被日军火力扫倒，冲一批倒一批，3营营长冒着弹雨，带领50多人从侧面迂回，接近敌阵，连炸碉堡2个，接着与300多名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王奉阳：浴血奋战的连长
75军的3个师都到嵊县、新昌、绍兴等地征过兵。在华堂村招了王双水、王国强、王奉阳，还有金庭镇别的村共十来人。又到甘霖、长乐、谷来等地招来数百人，补充自己的队伍。被招来的这些兵，都出身贫苦，是穷人家的孩子，他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能吃饱饭就行了。加上又是到嵊县老乡周碞军长的部队去，因此去的时候都很高兴。
这数百名从嵊县新招来的兵，被分配到75军的三个师里，分到预四师的最多。他们作战勇敢，与日军浴血奋战了两年。后来日军对中国军队使用毒气弹，中国军队的官兵一是缺乏防范知识，二是缺少防护设备，损失惨重，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牺牲最多的1个团1000余人仅剩下13人，其中3个重伤、5个轻伤。
华堂村的王国强、王奉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村里继续务农。王奉阳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升任连长。老人活到90多岁，前两年离开了我们。生前他经常会在村子里讲当年会战的情况：“嗖————嗖————”子弹从耳边飞过，“哒哒哒哒”机关枪像锅里煮粥一样响个不停。他讲得绘声绘色，很吸引人。
王祖永：野战医院的卫生兵
生于1913年、22岁参军到75军当卫生兵的王祖永，也参加过枣宜会战。王祖永的祖籍是嵊州谷来镇。幼年时，他跟着父亲到下三府的临安县定居。
浙江历史上有上八府和下三府之分。下三府靠近杭州、上海，生产生活条件好一些。上八府的人到下三府来，和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一样，是出来谋生的。王祖永22岁那年刚结婚就参军了。因他的岳父董专熙当年是北伐军的营长，跟时任团长的周嵒很熟，就把女婿介绍到周嵒任军长的75军。由于有了周碞这层关系，王祖永没有直接扛枪打仗，而是到第6师的野战医院当了一名卫生兵。
枣宜会战时，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医院，排长为了掩护伤员被炸死了，王祖永任代理排长。
背负失土之责的邢震南
金向银
邢震南（1892——1942）将军，谱名传燊，字霆如，长乐镇坎流村人，浙江陆军小学堂、南京陆军学堂、保定军官学校2期步科毕业，入浙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北伐军兴，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团长、63师师长、第6师副师长、17军副军长，转辗大江南北，战功卓著。
1933年春，日军进攻山海关，17军奉命北上，与红军联合参加古北口、冀东、察哈尔抗日战争。回南京后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议。1936年1月25日被授陆军中将衔。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任京沪警备司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太湖警备司令，后随参谋本部西迁，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8分校（湖北均县草店）副主任。
1938年7月，应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之邀，任浙江省第七区（台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下车伊始便视察海防，侦知有敌特和汉奸勾结图谋起事，迅即将奸贼多名抓获，粉碎其暴动计划，并下令构筑街垒，训练巷战阻击，进行疏散演习，积极实施防范。为加强海防和海运，打击走私，新置三门县。创办专署宣传抗日刊物《力行》，自任社长，以秘书李洁天（甘霖东王村人）为主编，吸收林尧、叶斐然等共产党人参加编务，并组织力行歌舞队、力行剧团到各地宣传演出，抗日救亡宣传的群众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排除中统CC派的干扰，力挺专署和各县政工队的工作，坚持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政策，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黄岩、乐清边区游击队。创办台州女子手工业指导人员养成所（简称麻帽养成所），自任主任，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在台州工作两年半，坚持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方针政策，获得广泛好评。
1941年1月16日调任浙江省三区（绍兴）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秘书张士楷（长乐雅张人）。到任即巡视海防，叹惜军队供应匮乏，士兵生活困苦，体力不振，纪律松弛。浙东战役发生，绍城守军仅国军1个营兵力，地方武装不多，4月17日被日军偷袭攻占。专署撤至绍兴县平水镇王化村后，组织两次反攻绍城，并于6月4日与日军战于上虞上浦、何家溇，毙伤日伪30余人。6月14日，蒋介石以“失土之责”将邢震南拘押于上饶第三战区军监处。1942年6月上旬日军即将进攻上饶时，蒋密电顾祝同将其处决。
裘时杰将军在抗日战争中
裘侠心
裘时杰，嵊县崇仁人，是义门裘氏第二十五世裔孙，属于裘氏清泉公祠（又称新祠堂），家族开设“咸泰酒坊”出名，一般喊他们是咸泰家的人。时杰将军是咸泰家三房，他是独子，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是崇仁裘家在民国时代仕途上最为显达的人。
时杰将军出生在小康富裕的家庭，听说他的父亲是位“拔贡”，属于书香人家。他在22岁考进了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崇仁上段江十三公祠（俗称上二房）有裘育德，亦是同期同学。裘育德与白崇禧同班，而裘时杰则与黄绍竑同班（裘育德于1931在镇江警察局长任内买了航空奖券中了头奖，拿了奖金五万银圆，就辞官归里。直到抗战胜利，去南京见到阔别多年的白崇禧，白即委育德为国防部少将参议。育德在军中只有中校经历，而白崇禧竟提升他为陆军少将，也够同学之情了）。裘时杰自保定军校毕业，被派在北方部队工作，1931左右且转任陇海铁路警务段段长，并不得意。所以他去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进修3年，结业后去东北部队任高级参谋。抗日战争开始，任黄绍竑高参，与八路军联合参加著名的忻口、娘子关等战役，后担任国府派驻八路军的代表，负联络之责，与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高级将领共策抗日军之计。黄绍竑出任浙江省主席一年后，邀请时杰将军回浙服务，离乡20余年的游子，带着战火硝烟回到了故乡。先任浙江省政府干训团教育长，培养浙江抗日的军政干部。1940年被任命为浙江保安第二纵队司令。后来，绍兴行政督察专员刑震南去职，黄主席即报请中央任命裘时杰接替邢震南所遗专员之职。抗战胜利前夕兼任陆军33师师长，胜利时进驻温州。直至1947年辞职卸任回崇仁隐居。1948年应周亚卫之邀，移居杭州，夫妻二人租屋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靠祖产度日，过着清贫的小市民生活。
时杰将军在故乡浙江绍兴任行政督察专员，又任纵队司令、师长等重要军政职务多年，可算是一位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物。按世俗常理确可荣宗耀祖显赫一番，但时杰将军出于义门忠厚家风，未把国家给他的权力据为私产，他秉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钱”的古训，信守不渝。在崇仁危难之际，崇仁联乡总队以图自卫，他从未在武器库中拿出一颗子弹来帮助。他的堂兄振德对他说：“你拔根毫毛也可武装两个连。”得到的回答：“忠孝不能两全，我怎可把国家交给的武器私行补给家族呢？”古人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他卸任后在老家既未新建洋房，亦未购良田一亩，仍只那些祖产而已，财产无分文增加，真正做到“文官不要钱。”
时杰将军最恶张扬自己，更不会作秀，甘愿于默默无闻。但有一事却不能使旧属为他保密：1944年，在丽水山区与日寇周旋，为日寇逼近其司令部，他站在一处悬崖上，向卫士队宣布：“现在情况危急，各人分散突围，我是堂堂中国国军的将军，既不能临阵逃命，也不肯做日寇的俘虏，萼初弟，一切后事拜托你了。”说罢，即拔枪对准太阳穴。幸被金萼初、裘振勋、裘伯申等提前发觉，夺下手枪。“砰”的一声，子弹出膛，幸未击中。不久支援部队到达而解危。这段事迹，留传于家乡宗亲，是时杰将军一生中光辉的一章，证明他已做到“武官不怕死”。
裘轸将军的抗战经历
裘亚卫
裘轸将军是浙江嵊县崇仁镇人，崇仁义门裘氏第二十七世裔孙，于1909年1月25日生于三板桥路五号祖宅老家。祖父问潮公是秀才，设塾授徒，可维一家生活。父蕙芗公务农，亦做谷行经纪人，并开设水碓，代农家舂米磨麦，收入不错，家境渐裕，乃有资力供裘轸到沪杭求学。他13岁，已读了5年私塾，才进崇仁公学读高小，同班同学有张秀民、裘学潮等。16岁去杭州考入私立安定中学，读了二年转学上海南洋中学，国文根底很好，备受汤济沧老师的赞赏。后入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革命军。抗战前任第六师政训处长。第六师不仅是浙军，可说是嵊县人的部队。其发展成75军后，周碞升军长，张珙升第六师长，后升副军长，由丁友松升师长。十年间，嵊县人接连4人当了第6师长，2人因而升了军长。
八一三淞沪战役，第六师防守南翔、真茹之线，与日寇死战，伤亡惨重，撤出到芜湖重行整补。裘轸第六师扩编为75军时，周碞要裘轸出任副官处长，并将直属部队四个独立营（特务、通信、工兵、辎重）受副官处长指挥。75军在武汉外围整补仅三月，即奉命参加台儿庄会战，担任台枣支线铁路正面的防务，归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因仰攻天柱山受日寇优势火力制压，前进受阻，伤亡逾半。且受李宗仁指责，军长周碞被记两大过，第六师长张珙撤职留任。75军在鲁南被日军阻击，无法突围，周碞决心殉职，告诉属下说：“如有人回到国军防地，应将我殉职事报告中央。”裘轸上前收下周碞的自卫手枪之后说：“报告军长，大家没有死绝以前，军长不可先成仁，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有好办法，也许可以不死。”周碞在无可奈何中，勉予同意，当众宣布：“裘处长有突围办法，我信任他，从此刻起，全军归他指挥，便宜行事。”
于是75军在裘轸指挥下，改变行军路线，东行至五河县，乃在郑家集附近渡过淮河，未遇日军，因而绕道蚌埠以南，在临淮关附近越过铁道，脱出日军之包围，安然返至正阳关。75军在前线伤亡过半，经在沿途收容各军散兵，仍有一万余人，最高统帅据报75军整队而归，为鲁南大军突围最成功之部队，饬知军政部予75军优先整补。指挥75军从鲁南突围成功，裘轸认为特务营长吴作实（吴绍起博士之父）中校之功劳最大，建议周碞予吴作实升任团长。
裘轸离开了75军，即为陈诚派为陆军18军政治部主任，且升了少将。1940年3月日寇进犯襄河，在宜城战役中，张自忠殉国成仁。18军奉命固守宜昌，但因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敌情判断错误，以为敌必绕道与山，迂回宜昌，乃将18军置于秭归待命迎击，及知敌直攻宜昌，又将18军从秭归转运宜昌，但为时已晚，宜昌仍为日寇占领。是役陈诚奉命以政治部长身份亲临18军指挥，与军长彭善、政治部主任裘轸在一起。陈诚在这次战役中，身临前线，亲冒弹雨，使战局在失败中稳定下来，军长彭善后被撤职，由185师师长方天升任。
1943年，裘轸调到长官部做陈诚的秘书。后来陈诚去云南任远征军总司令，裘轸未随前去，承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赏识，调到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任少将秘书代理书记长职务。因为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的军方名额分配问题，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发生争执，愤而离职。此时正是俞济时回到重庆，出任侍卫长，想起当58师师长时的政治部主任张晓崧与裘轸，两人早年在力行社工作，曾主管过特务处的监督考核，对特工业务熟悉，且与戴笠很有交情，两人的文笔又好，足堪做俞济时的左右手，就邀请张晓崧、裘轸两人到侍从室第一处任参事，专门协助侍卫长审阅军统局送来的情报文件。俞济时受命为36集团军总司令，裘轸任俞总部驻陕办事处处长，为俞筹编成立36集团军总部，尚未编成抗战胜利了，局面大变，白忙了半年，落得一事无成，使他对官场文化感到心灰意冷，卸官归去。
悲壮殉国的楼迪善
沈国本
楼迪善(1906——1941)，今嵊州市人，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后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抗战爆发，即被派往炮兵部队服役。因治军有方，战功卓著，职至野战重炮兵第2旅少将旅长兼任七战区炮兵司令。1941年7月，因黄河河防吃紧，在驻大荔炮兵指挥所时患阑尾炎，重病仍坚持指挥，致误医殉国。
一、孜孜求学路
1906年出生于三界镇大岙村。父楼祥兴，母陈氏在其9岁时已逝。从小随舅父陈茂照生活。陈茂照系教师职业，所以舅父入何校教书，楼就在何校念书，14岁那年他考入公立芝山小学读书。3年后毕业，考入杭州府中学，两年后入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附设甲科工业部电气机械科学习，4年毕业。时为1926年的中国，军阀割据，社会动荡。21岁的楼迪善空有一身学识却报国无门。于是，他投入了革命洪流，毅然赴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1月起，经军委会通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南京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规定在1926年7月后于广州入伍的，均为第6期迁并南京，楼迪善系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炮兵科，于1928年4月入校，1929年毕业，同期毕业的嵊县同乡有邢文雄、过则改、陈索夫、陈公侠、郭定远、黄文烈、张松翰、钱立、王伯兆、陈祖舜、任振雄、陈雨田、夏能校、周琦等人，三界章消尤为中校战术教官。毕业后，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校方新组织的留学生预备班，一年后奉派赴德深造。留学德国期间，楼迪善因天赋过人，自己又十分勤奋，所以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德时戒绝游宴，常自励道：“国家派我远来，是要我辈学其所长，归国实用。”1934年以全优成绩毕业，成为我国最早掌握大口径榴弹炮理论的军事专家之一。学成回国后，经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面试，对答如流，成绩优异，破格分派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团任少校团附，1936年调任该总队炮兵营中校营长。在部队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与官兵苦练军事本领，时刻准备报效国家。
1936年春，楼迪善与何轶云女士在南京结婚，证婚人为张治中将军，男方主婚人为其父楼祥兴，女方主婚人是桂永清总队长。
二、治军有方略
楼迪善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炮兵营少校营长时，营部房屋尚未修竣，团部房屋尚无人居住。有人劝他迁入暂住，他说：“上级既有规定，我岂可贪一时之安逸而乱上级之规定！”每遇上级与他谈话时，他必立正恭对，以全仪守纪律。他在营时，无论早操日课，从来没有迟到或早退一分钟。对部下严，律己尤严。所以当时炮营的军事成绩极佳，这都是楼的心血铸成。1936年冬，炮营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上下火车时间之迅速，打破了炮兵的记录，被奉令嘉奖。又以马骡饲养得法为全国之冠，被再次奉令嘉奖。为使全营官兵尽快掌握先进武器之操作，楼不辞辛劳，自编教材，亲自示范，做到军械未到，训练先行，为重炮兵部队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当时常有部队派员来该营参观学习。楼以治军有方，开始在炮兵界崭露头角。
三、抗战屡建功
1937年，七七战起，8月13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被编入战斗序列，楼迪善奉命率炮营到淞沪某阵地。他冒着日寇的炮火和日机的轰炸，亲赴各连观测所指挥，对敌兵力集中地、火炮阵地、舰艇锚位集中射击，因屡挫敌锋被友军称为“神炮”。在蕰藻浜战役中立功尤显，由此而调任炮校干训班主任，令赴京筹备。楼以作战事大，未见发表替人，虽经当时指挥者允其指人代理，亦未离去，其勇敢不图苟安如此。炮营交卸时，不但余钱未动分文，每月积存之公款四百余元，亦交与新任，其廉洁又如此。
1937年11月，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楼率部设防于富贵山地区；12月7日，日军进攻南京外围，次日突破一线，向南京城进逼，楼指挥炮兵，精准射击，炮弹击中敌营，打破了敌军速战速决的美梦。旋后，楼奉命至河南开封，经充实调整后转至湖南
1938年在武昌成立德式机械化榴弹炮11团，楼奉命任上校团长。即将非战斗人员及眷属集中于衡阳管理处。全团官兵奋力督练，不到半年便分别配属各战区参战，炮团驻湖北鄂城，10月25日，在大群日机的掩护下，日舰多艘沿江西犯，在石灰窑附近楼团长亲临第5连阵地，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沉着指挥，击沉敌舰1艘，重伤2艘，战果辉煌。奉令犒赏1000银圆。那时，敌舰20余艘溯江上冲，空中敌机俯冲轰炸扫射，当时炮连官兵面有惧色，楼团长厉声而喊：“好男儿报国此正其时，本团长能死于此，诸君不能牺牲乎！”全连振奋，勇挫敌锋。
1939年，在防守黄河老河口时，楼迪善因指挥田家镇战役有功，受到当时中央军政委员会通报表彰并升任炮兵总队少将总队长，未到任，即转调重庆中央训练团少将队长。
四、悲壮殉国
1940年7月，楼迪善调任陆军野战重炮兵第2旅少将旅长并兼七战区炮兵司令。即赴西安开始整训旅属编队，他早起晚睡，无时不以部队臻于上乘为职责。1941年起，受命西北炮兵统归督训，益矢勤矢慎，以符众望。是年夏，驻守山西中条山、王屋山之我军遭受日寇疯狂扫荡，敌我双方均投入了数十万兵力，战事异常惨烈，是役我第39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阵亡。为防敌西犯长安，河防吃紧。楼旅长奉命组织指挥炮兵防御，指挥所驻大荔就近指挥，抗敌渡河，并保护陇海铁路潼关段之“闯关车”畅通，责重事繁。非因公，不肯出指挥所一步。始患疟疾，有人劝其去西安医治，他笑道：“如此小病，何须大惊小怪，即使大病，我也不愿离开，免有陨越。”旋愈，后又患阑尾炎，虽经医劝须去西安医治，但楼将军以职责关系西北安危，不肯离去，致病情危急仍不愿离职就医。胡宗南亲自来楼处，督促卫士强拉他上车去西安广仁医院就医，终因病情恶化，来不及施行手术便与世长辞。时为1941年。在病危时楼旅长猛力以拳击腹喊：“国难未酬，我身已亡，咳！”终年36岁。遗妻何轶云时年28岁，儿子楼一中3岁，女儿楼秦羊半岁。无积蓄，无房产。后在代旅长王观洲支持下，将楼旅长遗体安葬于西安翠花山烈士陵园。其时，楼旅长的父亲楼祥兴已去世，二姐早出嫁，长兄迪龙务农，二、三、四诸兄都已逝，遗侄三人都由楼旅长资助在重庆初中肄业。
楼将军于民族危亡之时投身疆场，征战南北，亲历抗日四大会战，身先士卒舍命抗敌，直至以身殉职。其虽非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却比战场血刃之死更为壮烈。究其因，枪林弹雨生死难卜，而染疾不治必绝无疑，迪善将军舍命而取国家民族之大义，更显壮烈！伟哉！
沈炎炽先生抗日经历
吕 钧
沈炎炽先生甘霖镇雅沈村人，字可庆，生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黄埔军校7期炮科毕业，服务于野战部队，1933年入防空学校高射炮队，已是上尉排长，不久升连长，笔者即在此时入校，先后追随沈先生9年，他由排长升任至团长，我也从最基层由沈先生一手提拔升至中尉。
抗战开始不久，沈先生以防空学校少校级连长奉命担任津浦、陇海、平汉等铁路线各处桥梁对空掩护任务，官职不大，所负任务重要。当时高炮部队，小口径机关炮均系排为单位，分布地区辽阔，作战指挥仍以连长为中心。当时连部驻蚌埠，部队分散，我高射机枪排远驻河北石家庄以北滹沱河，英造高射机枪四挺，由连附刘文史率领。七七事变后，敌军沿平汉铁路向南追。1937年9月下旬保定失守。10月5日，担任石家庄北守护滹沱河铁桥的机枪连附刘文史接到沈先生从蚌埠来信，大意如下：
保定失守，正定、石家庄形势危急，请兄注意下列3点：（1）前方战况随时向郑州防空司令严武将军报告，并与当地最高指挥官密切联系。（2）配置桥北武器移南岸，因高射枪炮是重型武器，无法参加野战。（3）必要时只好毅然决然牺牲。
刘文史接到沈先生的指示，当日就派员分头接洽联络，同日夜晚，石家庄火车站送到滹沱河桥头空车厢五节，并接获郑州严指挥官命令，即刻将人员武器撤至河南漳河桥布防。第三日到漳河，阅报载，10月6日拂晓敌军强迫渡河，同时飞机猛烈轰炸滹沱河两岸，国军死伤甚多，假定不是沈先生指示，我们全排约60名士兵，恐怕早已牺牲或成了俘虏。
1938年5月徐州陷敌，我有两门炮不及撤退，人员有部分损失牺牲，当年参加此一战役者，有上尉连附石某人负责，士兵中有嵊县周忠国老师参加。沈先生以连长职责所在，写出一份“徐州战役的得失检讨”，呈请防空学校黄镇球教育长校阅，黄教育长极重视沈先生的这份检讨报告，印发各部队参考。
1938年8月，沈先生调营长。同年10月间，武汉失陷。沈先生将华北的高射武器，由河南信阳绕道襄阳、樊城转移到湖南常德，防空学校又命令沈先生为湘西区指挥官，驻沅陵、辰谿、芷江等地的防空部队统归沈先生指挥。
1939年秋，防校已移贵阳，同年组织一校阅团，由某团长为主任委员，委员即由防空学校中上校级军官组成，到各战区代表黄教育长视察防空部队，包括作战、训练、行政及其他等。沈先生在视察期间，操守廉洁，服务认真，平时对外没有不必要的应酬，每次敌机来袭，总是在火炮阵地与士兵共同生活。
他在连长任内，将洗擦枪炮节余的费用均发给士兵购买日用品。又1938年连部驻河南漯河，他将节余粮食，向大众宣布，每天早晚送四大行军锅饭到车站，给平汉路由黄河北南下的难民食用，他的仁慈心肠由此可见。他是受到士兵爱戴的优秀军官，可湘西区校阅，沈先生被校阅官员评为成绩劣等，沈先生仍以坦然态度回贵阳向黄教育长自请处分。此时黄教育长心里有数，念沈先生不会应酬，但对防空学校有贡献，以及沈先生在排连长时曾参加峨眉、西广、庐山最高长官亲自主持的训练机构，高炮实弹射击和防空演习均获好评，是一个专业技术军官，忠于职守，对沈先生并不责难，继续让他职掌营长的职务。
1941年调柳州。半年后，沈先生升任高炮47团上校副团长。参加湘桂、黔桂战役，我军损失惨重，团长王镇宇负重伤，由沈先生代行职权。黔桂战役于1944年底结束后，收容伤患，部队整训，统由沈先生负责。1945年8月胜利后，年底沈先生退伍还乡。
周先礼参加南京保卫战记
吕 钧
周先礼，1915年出生，嵊县西乡雅璜村人，1936年3月间与我同时进南京防空学校充任高射炮兵，是由雅沈沈炎炽先生推荐进入的。1939年，入中央军校17期炮科，毕业后回防空学校甲种高射炮学员队第6期受专科教育，后分发到各高炮团，由排、连长至副营长、人事室主任等。
先礼兄是学习德国制七五口径卜德斯高射炮，50多年前算是精良的对空武器，以电动指挥仪操纵四门大炮同时发射，命中率非常正确，犹如目前的飞弹部队，在南京经常参加军校、炮校联合演习，每次以数十辆军车浩浩荡荡载着人员拖着武器向京杭国道出发前进，假定敌军由杭州湾登陆，我高射炮掩护野战炮，野战掩护我步兵主力教导总队阻止敌军前进。每次演习时间3天或1周。当时新式装备，上级要求极严，演习逼真。
七七抗战爆发，防空学校各班即参加各战区战斗序列，分布全国各地负责实际的防空任务。周先礼属防空学校练习队第一连，奉命担任首都南京的防空任务。自八一三那天日军全面向上海进攻，首都上空也日以继夜不断对我空袭。每次来袭，经我迎头痛击后，敌机仓惶投弹后逸去。同年9月——，敌轰炸机一架当场被我第一连击落，残骸落在下关电厂，当年京沪各大报均有刊载，周先礼个人也有一份荣誉在内。东战场我军奋勇抵抗至11月中旬，上海战事渐渐逆转，敌军急速向南京迫进。12月12日上午，日军大部入南京城，第一连防地在南京五台山，同日下午，城内发生巷战，秩序大乱，数十万军民纷纷向挹江门方向转进撤退，周先礼于夜间零时左右与同伴萧秀俊、傅正亚等3人同方向转进，中途敌军机枪猛烈扫射，大批人潮显得荒乱，同伴中的傅正亚途中被敌机枪击中当场死亡，萧秀俊被人潮拥挤践踏倒地不起后失去联络，周先礼则幸运深夜1时以后到达挹江门口，因当时我守军防守时堆有沙包堵塞门口，进入不易，出去也难，只有一两人可出入，大批军民争先恐后，秩序大乱，死伤之众，战争史上所罕见。每一巨弹堕地，火光并裂，烟焰弥漫，其被轰击者断臂折腿，惨不忍睹。
周先礼出挹江门后，以快速到达下关，天未明，找到一块木板，决心横渡长江。在这严寒的冬天，岸上又有敌军机枪不断地向江中扫射，12月13日天未明即平安到达长江北岸浦口。上岸后，步行至蚌埠第二连集中后归队，到武汉转长沙。1938年3月接收俄式七、六二高射炮，训练完成后，驻防柳州机场。1939年调贵阳后，周先礼考取了中央军校17期炮科，其自修用功智力之高令人敬佩。
抗日游击英雄阮清源
阮海洲
阮清源字亚承，浙江嵊县双江溪村砩头人，生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从小在艰苦环境生长，十余岁就到孙传芳部队当兵，入金陵军官学校。北伐战争时，投入国民革命军46军炮兵团任排、连长，后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第1期，曾任吴兴县公安局局长。
1933年，奉戴笠命，参加庐山集训，嗣派军委会别动队工作。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继起，奉派上海特区工作。上海被日军占领后，所有秘密组织大部分随国军撤退，阮氏仍奉命留沪工作。当时一般投降分子利欲熏心，均纷纷利用关系落水当汉奸，阮清源奉命密谋制裁，以振奋士气民心，如刺杀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派同乡部属相强伟暗杀袁世凯时代之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一时人心大快，汉奸们闻风丧胆，出门时要日伪宪警严密保护。
上海租界律师陈则民和敌酋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是同学，他依靠这层关系，决定落水做汉奸，先为苏州维持会会长，继任伪江苏省省长。伪省府设在苏州，而他接洽公务来上海，住在沧州饭店219室。阮清源想铲除这个大汉奸，不让他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在沧州饭店219室隔壁217室，也开了一间房间，准备行刺。而在当晚，被助手刘某出卖，向巡捕房告密，1938年1月21日，即农历十二月二十日，阮清源被捕了。
因为他的被捕，可能牵连整个上海的军统地下组织，上海的情势顿然紧张起来，真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阮清源在巡捕房除了审讯时受刑外，巡捕房的许多人都因为他是爱国志士，非常尊敬他。有一天夜深人静时，有一名探长走进来，自称是杜月笙的人，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阮清源要求给他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了10个字“粉身碎骨，决不牵连组织”。这张纸条拜托带出去，交给同志刘芳雄，地下工作者方放下心来。
巡捕房审讯，用电刑来逼供，阮清源咬紧牙关，什么话也不说，电流刺激神经，比用针刺还痛苦十百倍。
戴笠知道阮清源被捕，立即命令上海的组织，不论花多少钱都要把他营救出来。因为他是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因为除奸被捕的，蒋介石也令司法行政部密令江苏高等法院转令上海特区法院，早日设法开脱。因为阮清源在上海活动用的是化名“方新”，并不是阮清源本名，特区法院查遍档案文卷，找不到阮清源，也只好无能为力。
捕房起诉他3种罪名：私藏军械，杀人未遂，公共危险。阮清源读过警官学校，干过公安局局长，有充分的法律常识，在法院慷慨陈词。他说杀人要有犯意，行为，主体，客体。我与陈则民无冤无仇，不但没有行动，连犯意也没有。既说我杀人，起码也要把被杀的人传来对质呀！陈则民已经在苏州做了伪省长，当然不会来的。最后他还暗示庭上法官，犯罪要研究犯罪的动机，是杀人越货，或为父报仇，还是杀危害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些同样是杀人，犯罪意念绝不相同。当时旁听的爱国民众，均鼓掌欢呼，久久不息，法官连呼“肃静，肃静”，也无办法。
审讯结果，杀人罪名没有成立，只判了最轻的公共危险罪，两个月徒刑，移送虹口提篮桥监狱执行。在上海1月天气最冷，只有1条薄毯，阮清源气昂昂地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正气凛然，他觉得除奸不成，这一个案子已闹得满城风雨，达到警告汉奸的目的了。
淞沪战争期间，苏浙行动委员会收编江苏的朱寿华为第五支队，常熟的杨行方为第6支队，后来改编为忠义救国军，阮清源刑满获释，戴笠派他以军事特派员身份到江阴地区督导，化名袁亚承。阮清源亲自集结了10个机警勇敢的干部，只有8支枪，又收容淞沪战役遣散的国军10余人，带在身边，形成一股力量，非常团结，计划好同敌人打一次硬仗，给老百姓看看。
1938年6月间，无锡敌军广野部队的1个中队100多人下乡扫荡，折腾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乘船回无锡，已筋疲力尽，躺在船上，戒备松懈。阮清源认为这是最好的下手机会，于是把他的几十个人埋伏在祝塘的艾家桥附近，准备痛歼敌人。
日军的船只经过艾家桥，阮清源率领他的几十位干部，将手榴弹一齐扔在船上。敌人措手不及，无法还击。所有的船都被炸得天翻地覆，大部分的敌人被炸死，活着的掉在河里，手扶船椽，活着逃回去的，只剩下28个人。
艾家桥一役，阮清源一举成名，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获得全胜，成了游击英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阮清源立刻成了真正的抗日英雄，传遍江阴、无锡、常熟地区，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从此苏嘉兴沪三角地区成了阮清源的坚固游击根据地，军民合作，为忠义救国军打下良好的基础。
游击部队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在战力上总不够理想，故于1939年冬，奉命开到孝丰整训。秣马厉兵严格训练了一年以后，已是兵强马壮，军力大振了。1942年1月，整训后的忠义救国军分成三路向敌区挺进，阮清源为淞沪区指挥官，率第一路苏嘉沪区挺进纵队，挺进到上海附近，声势日益壮大，建立了坚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内，设立有忠义小学、正气中学，正气日报社，并积极抢救沦陷区和游击区青年学生到大后方去。阮清源自兼苏嘉沪地区党政军联合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为便于阮清源统一指挥，特令江苏省政府任命他兼任江苏省第三区（上海）行政督察专员，辖川沙、南汇、上海、奉贤、金山、宝山、青浦、松江8县，后来连崇明县也划归他管辖。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戴笠亲电阮清源，请在农历新年来一次上海大行动，以寒敌胆。但阮清源以为新年大家都在家里过年，街上冷冷清清，活动困难，不如大年除夕。因为除夕夜大过预备过年的一切，买东买西，讨账的正在加紧讨账，熙熙攘攘，这个时候行动方便，效力最大。戴笠同意他的主张，农历的除夕来一次上海市大暴动。阮清源的计划分4方面进行：
（一）组织纵火队：由50人组成，从沪西潜入租界（此时租界已被日军占领），各人携带两瓶汽油，伪装成酒瓶，好像过年送礼，分散上海各角落，选定目标，于晚上9点钟，同时举火，使上海市总共48辆救火车，穷于应付，且救火车满街奔驰，警笛长鸣，也造成恐怖的作用。
（二）组织爆破队：也在晚上9点钟，在真茹和南翔间，炸断京沪铁路；在梅家街和莘庄间，爆炸沪杭铁路，多埋炸药，炸毁路基，使爆炸声，震吓全市。
（三）组织惊扰队：以100人组成，分散上海各地，每人携带手榴弹，在各重要地点爆炸，使上海笼罩在一片爆炸声中，敌人又摸不清方向，无法控制，造成全市骚动。
（四）组织袭击队：选择勇敢善战队员，袭击敌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炮是骡马拖的，骡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火光，就会惊惶嘶鸣，四处奔跑，造成很大死伤，敌人保护不了自己的炮兵部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次大规模的行动，事先严格部署，把握时间，不能早，也不能迟，必须是9点整。因为是大除夕行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上海到处是火灾，到处是爆炸声，铁路也炸了，部队也被袭击了，炮兵队的骡马负伤四处奔跑，日本人吓得都躲进了碉堡里，是一次空前成功有效的扰敌行动。
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进入租界，把英美侨民都关入集中营。美国花旗银行经理霍更斯、英国开滦矿务局大老板华刺及怡和洋行买办等人，因为家里自己有电台，事先得到消息，天刚刚亮，就从上海逃到青浦阮清源的游击区，阮清源将他们换穿中国棉袄裤，化装后，安全送到重庆。这些外国人安全回到他们本国，以他们亲自的经历，亲眼所见阮清源军民组织的完密和游击力量的庞大，告诉往访新闻记者，使得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只占领了上海几个大据点，以外就毫无办法，暴露了日本人虚有其表的弱点。再加上上海除夕的大行动，使日军恼羞成怒，愤慨到了极点，于是对忠义救国军展开了一次军力强大的扫荡战。
日敌以植田大将，进驻苏嘉沪中心的吴江，指挥驻苏州的广野13师团，驻杭州的土桥21师团，和淞沪警备旅长谷川所部，及驻闵行的海军陆战队，海陆空配合，由三方面发动强力围攻。这时天上有飞机盘旋、扫射，太湖和河流里到处是汽艇巡弋，陆上都是日本军队一面搜索一面缩小包围圈，见人就杀，见屋就烧，非抓到阮清源不可。这次敌人疯狂的扫荡，延续达一个月之久，杀死和杀伤我军民1万多人，吴江老百姓至今尚称是第二次“南京大屠杀”。阮清源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始终像海底游龙，日军还是抓他不到。
阮清源脱险了，戴笠认为不可思议，如不是阮清源军民关系做得好，组织严密，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于是命他兼代忠义救国军总指挥。
1943年，阮清源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主管全国之情报业务，并兼华东实验区区长。华东区辖区为东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省之军统局业务，诸凡警察局、稽查处、税警团、缉私处、邮电检查、水陆统一检查，均为其职掌业务。后又奉命到贵州遵义步校将官班受训。
胜利越接近，上海的工作越重要，为策应美军在长江湾和杭州湾三角地带登陆作战，于是阮清源在将官班受训完毕，蒋介石就命他返回上海重建基地，仍旧派他为淞沪指挥官，临行前并由戴笠陪同晋谒。蒋介石接见阮清源，垂询以后，立即亲笔写好两封信，交阮清源带到上海去交给蒋伯诚与吴绍澍，要蒋、吴2人在上海与阮清源密切联系（蒋伯诚为委员长蒋介石军事特派员，吴绍澍为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
阮清源只带了两个团到上海，人数是单薄了些，但凭他在游击区响亮的招牌，爱国的青年，纷纷投奔做他的部下，成千上万的伪军也均反正归来，很快建立了坚强的武力。政府仍命他任淞沪指挥官兼江苏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日本投降，阮清源是率领国民党军进驻上海的第一人。
嵊县人首先进入上海
应 萍
抗战爆发，我义愤填膺，爱国心加报国志，决意投笔从戎，考入中央军校武岗分校14期步科受训，该期嵊籍同学3人，马浙潮，董伯起和我。
我于抗战胜利前一年（1944年）调忠义救国军，初任浙沪区指挥部中校作战科长、代理参谋长职，指挥官为同乡革命前辈阮清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特务大队（营）与第一团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嵊县人，是嵊县的子弟兵。根据军委会的意图，这个部队的任务是进入敌后策应盟军在沿海登陆，共同抗击日军，争取最后胜利，故装备皆为美式，加上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1945年春，部队进入萧（山）绍（兴）公路北敌占区，待机渡钱塘江进入淞沪地区。同年6月，我部转移时，于拂晓遭遇日军某师团（番号已忘），立即发生战斗，我即令特务大队一部占领有利地形，掩护指挥部官兵通过。是役日军为我击毙27人（其尸体分三辆卡车装走），伤数十人，我担任掩护的战士12名壮烈殉国，上饶《前线日报》曾作报道。在沦陷区能取得如此战果，实是非易，这个嵊县人创造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后方人民的抗战必胜之心。这里附带提一提汪伪军的情况。当时在我部右方山间，驻有萧山伪军1个班，其阵地前面的大路是我们必经之处，路左是一个湖泊，如果伪军截击，我军伤亡必大，但我细察伪军的枪声虽密如炒豆，却都是朝天上和湖面射击的，结果除4名士兵因路途不熟悉误入敌人阵地被俘外，其余全师通过。次日，伪军来人要我军派要员去萧山谈判，他们可立刻送还全部人、枪。我奉阮命前去，方知萧山伪军的司令与中队长均是嵊县人，后来更知道他俩均是我母舅任汉璋在绍兴任保安团团长时的部属，我问到为什么不向我们开枪时，那个中队长答得好：“我能向自己的兄弟开枪吗？”听了使我非常激动。是的，炎黄子孙，谊如手足，怎可手足相残呢？另外，绍兴有一个叫蔡廉的伪军司令，一贯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有时甚至偷袭我军岗哨，蔡廉的作为辜负了他的好名字，为惩凶顽，阮指挥官决意敲掉他的“牙齿”，要我命令第一团派部分兵力出击。这次惩顽战斗，只用了一发火箭炮弹，就掀翻了蔡廉据以为守的碉堡，且毙伤十余人。蔡廉第二天就亲笔写信向阮指挥官请罪，信上自称“儿子”，说什么“儿有眼不识泰山……”等话，表示悔改，并要求收编，但被我部严词拒绝。胜利消息传到了沦陷后的嵊县，嵊县父老非常兴奋，由县商会出面，联名至函阮指挥官，要求派武装收复县城，但由于这不是我部任务范围，婉言谢绝。
日寇无条件投降的电讯传到我指挥部，全军上下，歌声嘹亮，舞步婆娑，载歌载舞，高兴极了。当时阮指挥官正去安徽宁国参加军事会议，指挥部军务由参谋长和我负责，突如其来的胜利消息，使我们举棋不定，因为当时有蒋介石“各部队原地待命，违者军法处置”的手令。巧得很，阮指挥官由宁国回来了。宁国至我军驻地有160里，他只走了一天一夜，真可说是飞毛腿。他说军委会已有电令，要我军进驻沪上，立即决定全军集结钱塘江边，待涨潮时渡江北上。他又命我带了翻译、联络参谋与警卫等一行7人，去海宁车站要车皮。但因驻站日军坚要蒋介石手令才拨车皮，军事紧急，岂容蹉跎时日，阮指挥官当机立断，强行军进上海。整整3天3夜，全军于1945年8月18日晨到达漕河泾。上海市民闻国军到达，兴奋异常，当即派来8辆卡车和1辆卧车，要我军作“入城式”，阮指挥官对此没有同意。他是一个典型军人，服从上级是军人天职，没有上级命令，他绝不轻举妄动。但上海市民要求恳切，为使沦陷于铁蹄下8年的上海父老不致失望，同意卡车装辎重，三方团坐16名士兵押车，象征性地进城，大部队则由市郊步行去南洋中学一带驻地。阮指挥官并命我与第1团第1营程营长坐卧车为前导。车辆由漕河泾沿南京西路前行，立即引动了大批市民，鞭炮声，锣鼓声，“国军来了”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车到南京路时，路上水泄不通，车子如蜗牛爬行，到处是人，送茶水，送水果，送吃食，络绎不绝，我和程营长从车窗中伸出双手，和市民们频频握手，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话不成声，这场面真使我永恒难忘。
第1团官兵全是嵊县人，所以抗战胜利时，首先进入上海的有我们嵊县人的部队。嵊县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忠贞爱国的无私精神应该颂扬，应该名标青史。
缅怀抗日阵亡的先父宋世安先生
全 华
先父宋世安，字之谦，小名焕老，1903年4月22日辰时诞生于嵊县甘霖镇甲秀畈村。家境清贫，养母培植，先毕业于支鑑路的开智小学，后由溪西村姐夫黄承章引荐进杭州丝织工艺职业学校，赘入溪西村黄标弟家，娶妻黄菊凤，即我母亲。
先父在杭州时受民主进步思想影响，毅然放弃教职，投笔从戎，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从任见习官起，由排长提升为连长。1932年入将校研究班后调到迫击炮连任少校连长，又调升第6师（师长是周碞）18旅（旅长是翁国军）36团（团长是李生润）任3营营长，军衔是中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突然由上海天通庵路及横滨桥方面跨越淞沪铁路冲入宝山路口，向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用机枪步枪射击，闸北的前哨战开始。先父奉命随部调防上海，车到苏州站，一批批民众都手提肩挑慰问品，争先恐后前来慰问。翁旅长一面向民众致谢，一面控诉敌人的罪行，鼓励大家英勇杀敌，誓死报国。士兵们眼见民众如此热情，耳闻敌人的暴行，义愤填膺，纷纷举枪宣誓，恨不得立刻赶赴前线杀敌。车到南翔，本应下车休息，但大家都不肯下车，要求继续前进，一直开赴大场、蕴藻滨、浏河等处设防。
8月24日，浏河、罗店、狮子林、蕴藻滨、张华滨等口岸，都已有日军登陆同时作战。我方爱国官兵，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跑步前进20多里，赶到蕴藻滨阵地，对入侵之敌迎头痛击。经几次交锋，在一深夜发起攻击，猛扑敌阵，展开肉搏战。这一夜打得很英勇，杀伤大量日寇，还活捉了13个敌人。先父每战必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深得军心。可是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后日军主力部队又在石洞口及川沙口登陆，袭击罗店、蕴藻滨一带，敌飞机大炮协助步兵进攻，危及我方防线。在敌众我寡，生死存亡关头，家父临危授命，在血火喷洒的阵地上指挥部队奋起冲杀，激励士兵官佐誓死守卫阵地，奋勇杀敌，保卫祖国。
有当时参加这一战役的宋洪仁回忆说：“在浴血奋战了几日几夜后，一次宋世安带领战士渡江出击，冲向敌阵，去时江上有浮桥可通，深入敌阵后，日寇增兵反扑，以密集排炮射向我方。这时宋世安手臂受伤，他回头看见浮桥已被击毁，便大声疾呼，鼓励士兵击退日寇后可再行泅水强渡，一同奋勇冲击，不幸被日寇炮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4岁。”
又在翁旅部任职的宋洪诚（又名宋樟城，甲秀坂村人）回忆说：“我当时管后勤，离前线极近，可以清楚看到敌人在吴淞口的舰队，敌人的炮弹在我们阵地上爆炸，炸得泥土铺天盖地压下来，不能睁眼见人，我送饭去前线，在工事里一停，四周就被泥土堆满，用枪杆掀开才能出来。宋世安是在猛烈的炮火中牺牲的，所以尸首都无着落。如今故里埋下的是用纸札缚成人形代替放在棺材里下葬的。由于宋世安平日治军严，待人厚，常以国家独立民族自强激励士兵，并能济困扶危，爱护战士，这次战役中更是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深得军心，噩耗传来，无不伤心落泪。”宋洪诚还说：“宋世安与翁旅长是情同手足，翁旅长曾多次要调他到旅部工作，而宋世安以民族危亡为己任，宁负艰辛要上前线杀敌。”
王文熊先生抗战事略
启 愚
王文熊，嵊县谷来一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王公颂年先生系清光绪年间举人，是嵊县有名望的耆绅。生有五子，长文熙，次文煦，三文照，四文烈，均曾任军政要职，文熊最小排行老五。他生于1907年，在绍兴中学毕业后，考入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后入江苏省陆军干部训练团，学术两科成绩优等，从此步入军旅。
抗战爆发时，王文熊在江苏省松江专署保安司令部任上尉连长。日寇侵陷松江时，在敌狂轰滥炸下的保卫战中，率领全连战士，身先士卒，冲入敌阵，白刃搏斗，终因敌众我寡，战士伤亡殆尽，他带伤跳河脱身，然已找不到自己部队了，幸得爱国民众救援，辗转到杭州治伤。不久杭州沦陷，不得已回故里。
1938年上半年，闻悉绍兴专署保安司令部谢副司令就是原松江保安司令，王文熊赴绍晋谒，二人见面，惊喜交集，当由谢副司令引见专员贺扬灵，被委任为浙江省第三专区国民抗敌自卫总队上尉独立中队长，派赴百官就职。第二年奉命率部进驻绍兴城，晋升为少校大队长，以治军有方，文武双全，深得贺扬灵器重，上报省府兼任绍兴军警稽查处处长。任职期内，统率军警，纪律严明，荣受省主席黄绍竑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金汉鼎上将来绍视察检阅部队后接见和传令嘉奖。
王文熊在绍任职期间还做了一件改恶为良造福乡梓深受百姓称赞的好事：当时在绍兴、嵊县、诸暨3县交界的会稽山区，聚集着多股土匪，其中最著名的土匪头目名黄阿宝，经常抢劫绑架商旅富户，还袭击各地乡公所掳劫枪支弹药，闹得3县地方人心惶惶，民不安生。当地政府以抗日军兴，无暇顾及，如嵊县也曾派赵雪珍率部进驻谷来征剿，曾捕杀过少许匪类，但所杀者不过是为匪作耳目的小喽啰，而对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出没无常的大帮匪徒无法进剿，只得草草收兵，无功而返。
黄阿宝是嵊县北山区下东山人，幼时与王文熊同一所小学读书，是同窗好友，因其家贫，无力继续上学，从师学木匠，还常与王文熊相聚，饮酒交谈，相当亲谊，后王文熊外出求学，二人从此就未会面。此间王文熊得悉黄阿宝上山为盗，反复寻思，何不将其招抚，引上正道，于国于民两都有利。遂向贺扬灵报告，介绍黄阿宝人才魁梧，心地爽直，枪击百发百中，如予招抚，量材录用，一定能使其心感铭德，改恶从善，并愿亲往招抚。贺扬灵听后欣然允准。王文熊在请示前已经物色到一个深知黄阿宝确切隐没地点的人，先派他与黄阿宝联系，告以大义及今后出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黄阿宝与部下商议后，一致愿意投诚，并约定会晤日期地点。至期，王文熊率领一个排兵力前往。黄阿宝早已带领亲信五人在等候了。经过恳谈，黄阿宝把其余匪众发资遣散，吩咐他们再不为盗，回家生产。王文熊随即带回黄阿宝等六人回到绍兴晋见专员，贺扬灵深加奖励，并委派黄阿宝为绍兴侦缉队长，其余五人为队员，自此黄阿宝等果然尽心尽力把绍兴城内外的小偷、娼妓等非法分子治理得安安分分。
1939年下半年，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第五支队驻防萧山衙前、坎山一带，支队司令郑器光以该部参谋主任离职，尚无人选，到绍兴与贺扬灵商量，委调王文熊为中校参谋主任。赴任后适逢日寇乘雪渡江，王文熊协助郑器光与友军配合奋战于萧绍两县，切断绍萧公路，狙敌前进，迫使敌寇退回杭州。而王文熊因积劳成疾，患了胃病和肝炎。1940年春，部队奉命整编，王文熊因病辞去参谋主任职务到绍兴医病休养。1941年4月16日，日寇再度夜袭绍兴，当时绍兴城防空虚，城内只有一个县自卫中队，日寇派汉奸化装潜入城内，凌晨占据昌安门要道，控制电话局，敌军大队随后分路进城，专员邢震南猝不及防，又无兵力可使，只得带领专署人员撤出稽山门，于中午到达离城60里的王化村暂住。其时王文熊携眷也在绍兴，拂晓前闻变冒险突围出城，与专员邢震南相逢在王化。二人都是嵊县人，邢与文熊的大哥文熙是保定军校同学，早已相识。此次事变，绍兴县县长郑讱生死不明，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也失散多人，中校参谋主任不明下落，有说于突围时牺牲。邢震南就要求文熊暂时担任参谋主任一职。在王化不到3天，就遭到敌机轰炸，这是汉奸密报敌方所致。幸得敌机错认目标，弹落在离王化三里外的小村，专署、县府各机关安然无恙，人员无一伤亡。王化是个山区小村，容纳不下各机关人员办公和住宿，且目标泄露，不宜久驻，文熊建议迁驻王坛镇，该地房屋宽敞，还有集市，且空屋甚多，四傍都是田野丘陵，敌机来袭，极易疏散，邢震南同意搬迁。在王坛襄助策划应变方案，虽然军警力量单薄，还得在临敌前方各处分布哨所，警惕敌人突然袭击，每天步行巡视，很少在署办公。直至邢震南因失守绍兴被捕，新专员杜伟继任，才卸职回谷来老家，辗转到上海租界居住。
黄阿宝自绍兴沦陷也逃至王坛。邢震南被捕后，他带领侦缉队人员到孙端一带组织游击队，巧遇潘文驹带领数十人也在招兵买马，二人合伙自立番号为浙东自卫大队，潘为大队长，黄阿宝为副，不数月招募了散兵游勇数百人，大队部设在孙端镇。事为绍兴敌寇所悉，派汉奸向潘黄游说，威胁利诱，允许扩充部队，划绍兴北部自马山镇至沥海一带为其辖区，劝二人投降。潘黄二人竟丧尽天良，公开投敌，沦为汉奸。二人在辖区设捐勒税，索粮派款，实力不断增强。时有原国军89团团长张俊生率领的2000余人自浙东沦陷后，脱离建制，自由行动于上虞松厦、章家埠、嵊县北山、诸暨枫桥一带，因敌寇追击，流窜至孙瑞附近，进退无路，为保存实力，免遭覆灭，竟投靠黄阿宝部下。其时浙东自卫大队已改称浙东自卫总队，人称驹邦部队，黄阿宝名义是副司令，实际上凡军中主要决策皆由他主裁，潘文驹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自89团投靠黄阿宝后，黄部已有四五千人马，声势大振，靠辖区几个乡镇财源收入，已无法应付军需支出，乃向绍兴日寇报告，由他们打通绍嵊路线，以扩大地域，增加财源收入。日寇正感兵力不足，无力扫清会稽山游击区，所请正中其怀，指令黄阿宝率部进军嵊县富润、石璜，贯通绍兴至嵊县路线。
王文熊在上海闻悉潘黄二人投敌，非常气愤，又得知将侵扰嵊县，决定不顾危险，单身亲赴孙端策反潘黄。黄阿宝得知文熊到来，欣喜异常，亲至轮埠迎接。他深知文熊雄才大略，正愁自己不懂军事，对张俊生无奈来投，明知难以驾驭，后患堪虞，无法应付之时，文熊的到来正可请教应付之策。经过交谈，王文熊已初步掌握潘黄内部情况，脑海中形成一套策反方案：（1）黄、张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利用二人矛盾————不能紧密合作，须设法使张俊生脱离黄部，以削弱黄部力量。（2）进军嵊县，势难挽回，献计黄阿宝命张部为先遣部队，由其开路，遇到游击部队袭击，损伤在张部于黄部无损，抵达嵊县后，命张部驻扎石璜。因石璜地处嵊县西乡，民力勇悍好斗，痛恨日寇汪伪汉奸，且有自卫武装组织，必定仇视张部，联合附近崇仁、长乐二区联乡队攻击骚扰，使张部日夜不安，势必要求黄早日撤退，复而打破联线计划。（3）秘密联系爱国人士，打入黄部内部掌握军机情况，随机应变，共同策反。后来这套方案一一实施。黄阿宝部撤离嵊县退返孙端。接着张俊生率部他去，削弱了黄部主要力量。绍城日寇见黄不可靠，命令撤出孙端开往萧山夏履桥。黄部许多被胁逼且有爱国心的大、中队长纷纷先后率部反正。如黄阿宝族弟支队长黄承荣部是黄的嫡系部队，因不满黄阿宝认贼作父，倒行逆施，为虎作伥，到夏履桥后，不久就率领全部向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反正等等。最后迫使黄阿宝单身逃杭。显赫一时的汪伪30旅（驹邦部队）从此土崩瓦解。王文熊的策反工作完全实现。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他肝炎复发，经赴沪动了大手术才告痊愈。
指挥镇海反登陆作战的郭持平
党史室
郭持平（1894——1980），又名孝琪，字若衡，长乐镇石砩村人。1920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炮兵科。1926年9月，在绍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浙江第1师前敌指挥部中校参谋，投身北伐。1929年2月参加蒋桂战争，后在长沙任国民革命军四路总指挥部少将参谋处长。1936年任第28军副军长。
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中将。1938年10月，调任宁波防守司令部中将司令兼宁绍台温戒严司令。1940年7月17日，日军第五舰队海陆军战队第3联队出动军舰数十艘，自镇海侧翼登陆，在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宁波，激战两天后镇海沦陷。郭调集所属第16师、194师和守备团的兵力，全力反攻，激战5昼夜，击溃日军，克复镇海要塞，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首次反登陆作战，并取得了胜利。郭持平在指挥作战中腿部负伤。日军登陆部队指挥官，原台湾驻屯军参谋长大津和郎少将因此战失败而切腹自尽。
郭持平在取得镇海保卫战胜利之后，事业处于顶峰之际，他却对人生有了别样的感悟，毅然放弃一切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据说，蒋介石曾经在他途经的要站派员挽留，要委以重任，都被他谢绝了。1940年8月，郭辞职返乡，从此拒绝出任军职重返军界，定居甘霖镇下沙地村。1942年12月，曾参与谋划家乡地方武装联合攻打盘踞在石璜的伪军驹邦部队。1943年，郭被推举为私立阳山中学董事会董事长，先后捐资合稻谷4万斤，赠送《中学生文库》等图书数千册。
缅怀吴公作宾先生
王昌水
吴作宾长我十余年，是忘年交。论职位，吴公是团长（温处师管区补充第2团上校团长），我是幕僚，由于我办事着实，深受器重。抗战期间承蒙多次提携，惓惓难忘，回思往事，记之成文，以敬酌吴公。
1937年秋起，我在苍岩石璧小学任教，校里俞昌兴、张浩先生与我三五人，虑及若日寇侵嵊，如何应变，曾由苍岩经殿前、石地道（张浩先生家）、毫岭，翻山越岭，直至西乡名镇长乐（俞昌兴先生岳家），走了3天，终无所得。1938年张浩先生应吴公之邀（张与吴公是棠头溪东明小学同窗，相交甚密），去云和任副官。同年秋俞昌兴先生亦去2团任职，由此石壁小学经费枯竭，势将停办。翌年我回白泥墩化雨小学任教。是年冬我们3人相聚于苍岩俞昌兴先生家，张浩先生告知，已得吴公函介，将去湖北参加抗日。待学期结束，已是1940年初，我们一行14人，由张浩先生领队，持吴公之信，走向抗日前线，跋涉58天，到达湖北枣阳第1卫生大队。大队长吴公宗宾是作宾公的哥哥。吴公宗宾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是位刚直的老军官。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他是卢永祥的炮兵营营长，孙传芳攻克杭州，宗宾公率炮兵营死守杭州城隍山，孙派人劝他归降，宗宾公宁丢官不仕，直到抗日时期，还是位上校大队长。
1940年5月初，随枣会战觉起，敌兵迫近枣阳，指挥单位早已他去，宗宾公为伤病官兵的安全，不肯离去。及至入暮，伤病官兵送出后，始率队北撤，在日寇烧房子的火光中，冲出重围。隔日凌晨，在河南新野渡口，天空三架敌机轮番轰炸，地面敌兵隔河机枪扫射，匆忙奔逸，公私物件，丢失殆尽。
随枣会战后，在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老河口南13里的令家集，收集失散官兵。同行14人中的担架2连排长马颂南，在河南湖阳镇边的交通沟里，被敌兵机枪射死。全大队兵员锐减，一面派员去河南接新兵补充。干部缺员，五战区兵站总监部卫生处命令第1卫生大队组办“卫生干部训练班”，由大队附范雄宾主其事，下设担架组两班、看护组一班，抽调卫生大队冲散回归的士兵中遴选。我被派为干训班的唱歌识字教官。干训班结业后，我被任为二等佐军需。
1942年第1卫生大队部移驻南漳县萧家堰，负责从巡检司至萧家堰，转葛公河，再送南漳县兵站医院的运输医疗任务。是年吴公作宾辞去二团团长，奔赴抗日前线，经鄂西兴山县第26集团军总司令部，暂无适当职位，专程来萧家堰兄弟会晤。宗宾公谈及我的工作踏实可靠，作宾公调查核实，将我提升为一等佐军需，负责全大队主管军需事务。
1944年吴公宗宾因年老力衰，辞去大队长之职。我因思乡心切，欲回家乡继续任教，也告辞东归。途经鄂西香溪，吴公作宾在香溪任军警稽查处处长，一见到我，劝我在战乱中，不要回去，未经答言，当即拿起电话筒与第26兵站分监部少将分监马公公亮（嵊县人）通话。在谈话中，作宾公坚持说：他在第1卫生大队是一等佐军需，工作踏实，成绩斐然，到分监部来，一定要晋级三等正。马公以作宾公的旧情乡谊，慨然允诺。而我回乡心切，未去新枝就职，搭民彝轮去重庆。及至重庆，战事剧变，长沙失守后，衡阳、桂林相继沦陷，金城江岌岌可危，东归路断，只有返回香溪。作宾公闻知，差钱君士贤（第1卫生大队同事，同行14人之一）来邀，嘱去分监部经理科粮秣股任三等军需正科员。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分监部由香溪移驻宜昌普济医院，西临长江，远眺群山，景色宜人。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宜昌专员公署（专员钱公法铭嵊县人，幼年就读于剡山小学，乡谊情厚）先后进驻宜昌，吴公作宾随二十六总部也到宜昌，借住江滨路边的旧二层洋房。不久吴夫人也从嵊县到达宜昌。我于公暇，常去叙谈。吴公精读史书，左传通鉴，知之甚详，遇事常以古人之言喻之，深得部属信服。有时吴夫人也来谈谈，但她一边谈天，一边做针黹，有一本夹红绿线和鞋样的书本，我仔细一看，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算术》，此书过去我曾学过，见到此书，好像“他乡遇故知”，爱不释手，吴夫人见状，慷慨相赠。时隔40余年，此书我尚妥善保存着，未知吴夫人尚能记忆否？
血洒祝塘的商纪连
党史室
商纪连（1917——941），又名商健民，1917年1月18日出生于甘霖镇上沙地村。商纪连少年时，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读完私塾就辍学帮助操持家务。
1932年，商纪连刚满16岁，他去上海美亚绸厂总厂当学徒。由邢子陶介绍，参加共青团组织。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10月，组织决定商纪连脱产专做革命工作，参加共青团法南（法租界和上海南市）区委。1935年受组织派遣从沪回嵊，建立共青团嵊县委员会，是嵊县共青团的创建人。
1939年3月，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商纪连在闸北难民收容所搞义务救亡工作。几个月后，出任淞沪游击队青浦支队政治指导员，从此投入戎马生涯。
1940年5月，商纪连去苏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改名商健民。8月，商纪连从教导队毕业，被分配到“江南抗日义勇军”1支队第3支队任指导员。1941年5月，他第二次进教导大队学习。6月，被分配到新四军6师18旅53团1营任教导员。商纪连在苏（州）常（州）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先后参加了1940年5月的站坝战斗、1941年2月的环云战斗、1941年4月的恬庄战斗、1941年7月的鸷山战斗和1941年8月的祝塘战斗。
1941年7月，日伪军发动了对苏常太地区新四军的第一次“清乡”。8月3日，教导员商纪连率部抢占祝塘镇北山头村，多次击退日伪军的进攻。在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不幸牺牲。
朱敬之与十五勇士
党史室
朱敬之（1914——1943），原名支樟樵，1914年5月出生于崇仁镇支鑑路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母亲早亡，姐弟三人由父亲拉扯大。幼年的支樟樵生性机灵，聪明好学，非常渴望读书。父亲虽是个目不识丁的纯朴农民，还是省吃俭用给他读书，但只念到高小毕业，终因家境艰难而辍学。
1929年他到上海后，通过嵊县老乡的帮助，先进了宝华绸厂，以后又到裕春绸厂做徒工。
1935年，由商纪连介绍，支樟樵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为中共党员。1939年，党组织派支樟樵到浦东开办学校。
1942年夏，党组织决定将打入奉贤伪军内部的支樟樵调浙东工作。到浙东后，支樟樵改名为朱敬之，他担任余（姚）上（虞）县办事处便衣队的队长，经常率领便衣战士，神出鬼没地深入日伪据点的边缘地区侦察敌情，配合县大队和主力部队作战，深得部队领导的赞颂和信赖。1943年，朱敬之任马渚区委书记。
1943年12月22日，余上县大队第2中队由县委军事部长、县大队副政委张浪率领，在马渚区夏王宅村西半山上一座庵里宿营。县委书记张光、秘书肖贻、警卫员熊长沅等住在山脚下的一庄屋里。午后，朱敬之与区委宣传委员钱索先后在夏王宅南面的滑家桥发现100多个日伪军，立即赶到部队营地报告。张浪同志当即决定：朱敬之熟悉地形，留在部队一起行动，以便于应付种种复杂情况；钱索同志的退路已被日伪军切断，也随队行动。
敌情发展很快，日伪军迅速地从滑家桥进犯夏王宅村，又从夏王宅向县大队宿营地袭来。为了掩护县大队撤退，朱敬之带了15名战士向正面日伪军迎上去。面对几倍于我的强敌，他与战友们利用地势作掩护，将火力全部吸引到他们那边去。县大队顺利突围，安全撤退到临山区汪家岙湖里，但朱敬之等15位勇士却被围困在一个四周开阔的难以隐蔽的小山包上，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八路军女英杰左克
党史室
左克（1919——1941），女，原名裘振先，雅璜乡雅璜村人。1919年7月16日，在母亲尹维峻遇刺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刻出生。她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其父母是革命先辈裘绍和尹维峻。在少年时代，左克听到、看到许多关于父母的革命事迹，于是立志要像父母那样投身革命。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当时她正在南京的学校里念书。她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示威。1937年10月，左克冲破重重封锁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将原名改为左克，意思是左派布尔什维克。
1938年3月，左克从陕北公学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编入女生队。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多次要求上前线直接与日军作战。11月，毕业于抗大第四期区队长训练班，分配到连队，与同学维克、钟华分别担任一、二、三区队的区队长。同年年底，她奉调来到陕甘宁边区富县的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担任护士队队长。为了支援前线，1939年6月，中央军委卫生学校的三四百名师生，奉令前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左克带领一大队一同前往，于10月到达晋察冀根据地，编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为抢救伤员感染病逝。1940年1月5日，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白求恩追悼大会上宣布将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卫校。左克先后担任学校校部副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等职。
1941年8月，日军集结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白求恩学校（即卫生学校）分散到各个战地。由政委喻忠良率领的部分，于9月中旬，连续遭到日军袭击。9月底，在河北易县狼牙山的道士观一带，又遭到日军包围，情况十分紧急。此时，仅有的掩护部队是校部警卫排，王尔鸣和左克以正副指导员的身份，主动指挥部队，当即下令，占领道士观东边山头，向对面山上的日军猛烈射击，阻止他们向东南方向继续行动。这是为了掩护我方军民沿山沟向东南下游方向突围。白求恩学校掩护部队的机枪“嘎嘎”一响，对面山上的日军把旗一摇，马上卧倒，停止前进。这时，集结在山沟里的白求恩学校人员和其他后勤单位的人员才能迅速突出谷口，否则，日军把沟口一封锁，更不知要牺牲多少人。
警卫排的奋战，保证了我方人员的安全转移。但是，在该排完成了掩护任务以后，日军却从背面袭来。王尔鸣命令部队向东北高山撤退，却已经来不及整队成行，只好各自为战。左克原本心力衰弱，当天上午，爬山越岭，又没有吃饭，就昏厥过去，好容易才醒过来。紧接着下午又率领部队打阻击战，在且战且撤之际又昏倒了。醒来时，日军已经逼近。这位革命意志坚如钢的女青年，就壮烈牺牲在这群野兽的刺刀下。
在余姚壮烈牺牲的竺曾撰
党史室
竺曾撰（1916——1943），又名意诚，1916年出生在鹿山街道下燕窝村。15岁考入萧山湘湖师范。毕业后回嵊县剡山小学任教。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嵊县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时任剡山小学教师的竺曾撰，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调任城区区委书记。同年10月，调任中共嵊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此间，创办了星峰剧团，进行抗日宣传。中共嵊县县委为了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把他安插在嵊县各界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担任秘书职务。他以这个公开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指导和参加抗日团体所发起的募集捐款、慰劳伤兵、推广台门教育、扫除文盲、发展剧团等方面的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年底，化名周乃德，在诸暨大东区霞朗桥和泌湖区大宣的小学任教。
1942年5月，诸暨沦陷。因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竺曾撰奉命调去四明山，任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一中队（连）的政治指导员。在中队里，他与战士促膝谈心，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处处以身作则，为整个中队树立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榜样，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获模范政治工作者称号。
1943年7月25日晚，部队准备袭击驻余姚的日军。竺曾撰奉命率部执行破坏余姚至马渚间的铁路。他带领小分队，奔向目的地，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任务。在即将撤离时，突然被日军的冷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新四军女英雄竺莲芬
党史室
竺莲芬（1924～1945），女，又名巧英、肖英，1924年1月27日出生于鹿山街道下燕窝村人。1936年，就读于嵊县县立初级中学，时常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与同学上街宣传、募捐、举办夜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7月毕业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受党组织的指派，进入嵊县战时政治工作队。1941年夏考入缙云助产学校。1942年春，回嵊县城区工作，任区委妇女委员。1943年3月，到四明山参加中共浙东区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后留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工作，从此改名竺莲芬。同年冬，被派到慈姚县（慈溪、余姚部分地区）古窑乡一带做民运工作，担负征粮、发展党员、组织游击小组锄奸等任务，常为群众排忧解难。1944年春，发动利济塘村青年疏浚河道，解决群众吃水困难，又便利交通。同年秋，竺组织民兵锄奸组，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相配合，抵制汪伪税警队压价收购棉花。
1945年5月9日，竺去古窑浦参加会议，途经诸界庵时，遇伪军短枪班，被捕押到观海卫。在狱中，汪伪军软硬兼施，竺坚贞不屈。同月26日（一说6月15日）深夜被押到浒山，活活刺死在北门外，年仅22岁。
陆军中将陈孔达接收台湾
嵊 讯
陈孔达讳孔达，字光复，世居浙江嵊县，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9月16日。陈氏为嵊县望族，世代书香。公幼承庭训，及长入杭州安定中学。时清政不纲，民生凋困，公奋勉向学，励志青云，旋进青年会专校并与同邑谢冠生赵雪泉两先生组勤学社习时代新知。民国肇建，慨军阀割据，愤国事日艰，毅然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入八期步科学习现代军事。
1922年秋卒业，深感孙文学识为唯一之救国实典，乃加入中国国民党，从事革命。1926年春，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之召，入粤任大本营参谋。同年5月随军北伐，调任东路军团长。公骁勇善战，身先士卒与孙传芳部队激战于浙江龙游、兰溪，克之，随大军进攻苏、皖，直取淞沪。克复南京后再挥军渡江取扬州。1928年北伐统一，公入陆军大学深造。1930年调升陆军第15师少将参谋长，1934年迁该师第43旅旅长。1937年抗日军兴，第15师参加淞沪保卫作战，与日军争夺于秦家塘、广福一带，浴血兼旬。是年冬公调升陆军第73军副军长兼第77师师长，驻守湘江。
1938年9月奉调任陆军第87军副军长，晋升中将，时方42岁。翌年调兼中央训练团训练委员会军事组组长，3年后迁调办公厅主任。时抗战方殷，中央训练团召集全国重要高级文武干部在委员长蒋公亲自指导下研讨抗战建国大方针，公之调中训练团兼识，相见统帅对公倚俾之重。
1941年秋，公升调驻守福建之陆军第70军军长，军辖李良荣之第80师、黄国华之第107师、胡琏之预备第9师，皆当时名将精锐，旋预九师裁撤，第80师驻闽北，第107师驻闽南。福建海岸线长约300余公里，面对日本侵略东南亚之军事大本营台湾，以海岸监视与海上突击致日军亦未侵入福建，安定如平日。人皆称公为福将，殊不知公日夜筹谋适时调度之所致也。
1945年秋，日军投降，第70军奉命赴浙东接收先宁波次杭州。接收完后，突奉命渡海登陆台湾，全军振奋。八年抗战全国军民牺牲之大无法估计，最后虽一无补偿，即收复失地50余年之台湾，第70军乃代表全国军民接受此一失土，此为公一生最大之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