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年轻人时不时把“佛系”“躺平”挂在嘴上，但已经87岁的祝士媛，依然在只争朝夕地写书、外出讲课、参与扶贫……她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有一份光，就要发一份热。”
从15岁开始立志做新中国第一代学前教育工作者，祝士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幼教园地。从教60多年，无论是为学、为事，还是为人，祝士媛都担得起作为共产党员的忠诚。
一生为师，乐在其中
有人说，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或许，从少年时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祝士媛就已经在储备那“一桶水”了。
1950年，祝士媛初中毕业，已被保送上高中，另外又被一所市立高中录取。二者任取其一，祝士媛都会如鱼得水，但她一个都没选。因为当时中学的教导主任来自北京市师范学校，她从“新中国要培养自己的教师”的愿望出发，动员毕业生中的团员报考师范学校。祝士媛就响应号召，成了北京师范幼师科的一名学生。
幼师毕业后，祝士媛留在北京师范附属幼儿园当了两年教师，后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担任视导员。1956年，考大学时，祝士媛可以任选专业、学校，但她坚定地报考了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
得到大学学习机会后，祝士媛如饥似渴地学习。她记得，当时学校经常停电。她就在停电时赶紧睡觉，来电后又赶快到教室学习。大学四年，祝士媛每门功课都是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时，北师大教育系打算新开“儿童文学”课，祝士媛接了讲授任务，但她并没有学过“儿童文学”科目。为此，她先到北师大中文系听课，进修文艺概论和现代文学，并自学儿童文学参考资料。苦学一年，祝士媛终于写出了“儿童文学”讲义，1962年，“儿童文学”课开出来了。1988年，祝士媛编写的《儿童文学》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幼儿文学类大学教材诞生了。
1980年，祝士媛又开始讲授“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她立即着手撰写“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讲义。1982年，《幼儿语言教学法》出版，这同样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幼儿园语言教学法教材。
祝士媛对教师职业爱得深沉，上世纪80年代，先后有两个中央所属单位，都想调祝士媛去担任中层领导。那时她的职称只是讲师，如果调动，可以连升好几级，但她都婉拒了。
在祝士媛的印象里，当时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幼儿教育，说幼儿教育是“小儿科”，幼儿教师是“高级保姆”。所以，有人说她放着好机会不要是犯傻，但她却乐在其中。
“我到现在也没后悔过，让我当一辈子讲师也行，我就不愿意离开教师岗位。”祝士媛说，她从教师工作中得到的快乐，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时隔多年，祝士媛的学生对她上课时的风趣、健谈、善模仿还记忆犹新。北师大退休教师赵静记得，祝士媛会使用各地方言、童谣、谜语，经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如今，已经87岁的祝士媛，脚下生风、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依旧没有停下读书学习的脚步。她时刻谨记着恩师卢乐山先生的教诲：“活到老学到老，不学到老就没有资格活到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除了做学问，祝士媛还很长时间兼职做管理和社会工作，也毫不含糊。
1979年，祝士媛开始参与中国教育学会幼儿教育研究会的工作，她先后担任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副理事长等16年。
祝士媛记得，研究会创立之初，面临着“三无”局面，无办公地点，无编制，无经费，也不被社会所认可。她和研究会的同事到北京以外地区开会，必须有教育部办公厅的公函，才能被接待办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祝士媛在时任理事长孙岩的领导下，和全国各地的理事们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为研究会的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也为后来我国参加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成为会员国付出了许多艰辛。1992年，经民政部批准，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成为国家一级学会。
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工作的同时，1984年起，祝士媛也开始在北师大学前教研室做管理工作，先后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1年。在此期间，她与全教研室的老师们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比如学科改革与建设、开拓多元化办学模式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前教育借鉴的是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办园模式，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学前教育学科体系，一直是我国学前教育界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后，学前教研室的老师们在总结苏联教育理论经验与不足的同时，一方面学习西方当代教育理论，一方面重读中国老一辈教育家如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尝试改革课程，如新增20多门必修课和选修课，加强教材建设等。在全体教师的努力下，《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原理》《学前教育新论》等一系列有分量的教材陆续出版，北师大学前教育学科改革成效卓著。
与此同时，祝士媛还带着全教研室的老师们，编写了一线教师可以自学的函授教材。在北师大教授冯晓霞的印象里，当时全国适合成人系统学习的学前教育教材很少，而这套教材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非常难得。
为满足社会需求，快速提升幼儿教师业务水平，北师大学前教研室还开设了夜大学、证书班、刊授班等，多年下来，累计培训教师竟有两万多人。当然，这背后是教研室的老师们不舍昼夜的辛苦。祝士媛记得，当时很多老师多年都没休过寒暑假。
做好对内工作的同时，祝士媛也积极放眼世界，帮助北师大与世界学前教育接轨。
在祝士媛的推动下，1995年北师大开始与新加坡幼儿教育机构联合办学。20多年来，北师大已为该校培养了近500名幼儿园华文教师。
在冯晓霞看来，在当时，北师大能系统地为另一个国家培养幼儿教师，是很了不起的。
1999年，祝士媛退休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可是，她没想到，一扇崭新的大门才刚刚打开。
6月退休，7月祝士媛就被邀请去日本做访问学者。此外，她还写书，担任《教育大辞典·幼儿教育卷》《幼儿教育百科全书·学科教育卷》的主编，并撰写条目。每一项工作都是繁重的，但她从来不抱怨。
“她就是这样，一直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北师大教授霍力岩说。
2013年，已经78岁的祝士媛，又参与了“中国教育下一代基金会”的扶贫项目“关爱启蒙者——流动课堂”，并担任讲师团团长。8年间，祝士媛和她的团队深入全国19个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培训园长及骨干幼儿教师近万人。这个项目，于2019年获得民政部“第十届慈善奖”。
“一经专业选学前，护蕊呵芽六十年。”这是祝士媛从事学前教育工作60年时，她的先生为她作的诗句。其实，到今天，祝士媛为学前教育奉献已远超60个年头。
“有时我也会觉得疲惫，但从来没有倦怠过。”祝士媛还在潜心做事。
温情脉脉，生性达观
祝士媛很有幽默细胞。
“让孩子们报数，结果孩子们都去‘抱树’了。”
“那天，楼下那家人出门办事，他把孩子暂时‘寄存’在了我家。”
…………
祝士媛说话明快爽朗、干脆利落，只言片语间，对生活的热情就流淌了出来。
随着聊天的深入，记者发现，祝士媛的整个人，都是充满温情的。
她的微信里有一个群，里面的人都70多岁了，他们都是祝士媛在幼儿园当教师时教过的孩子。“我也是小孩儿”，祝士媛乐呵呵地向记者展示这群活跃的“老孩子”。她说，自己心态比较年轻，很容易跟学生相处。当然，她也格外喜欢学生。因此，在处理学生的事，特别是涉及学生命运的事时，她会格外谨慎。
祝士媛记得，一次监考，快交卷了，她发现有个学生左顾右盼，有点儿坐不稳了。她没有犹豫，快步走到那个学生身边，“梆梆梆”，在桌子上敲了三下，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那个学生就使劲冲祝士媛点头。
祝士媛回忆，当时学校对考试作弊的处理很严厉，谁作弊就开除学籍，但她想的是“绝不能让学生背着处分出大学”，她深知，任何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都不容易。
“只要当过祝老师的学生，大都吃过她做的饭。”在学生何建闽的记忆里，祝士媛是做饭的一把好手。每逢节假日，大家就被祝士媛带到家里“改善伙食”，有时还住在她家里。
如果只是关心学生的生活，或许还算不得好老师。对学生的前途事业，祝士媛也是循循善诱，耐心引导。
“学前教育是有前景、有意义的朝阳行业。”祝士媛的学生郭春彦记得，当时自己对学前教育并没有太深入的理解与认识，对学前教育工作也有些迷茫，祝士媛除了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她，还引导她看大局、立长远。直到今天，她从事学前教育相关工作已20余年。
其实，很多学生都受到了祝士媛的感染，在学前教育领域潜心耕耘、笃行不怠。
除了对学生好，祝士媛对朋友、同事，也都是“长情”的。
卢乐山先生既是祝士媛的恩师，更是她共事几十年的同事、朋友。据她的学生回忆，卢乐山先生晚年，祝士媛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卢乐山先生去世前，祝士媛几乎天天在医院陪着她。
卢乐山先生有一个好朋友俞锡玑，每年卢乐山都给她过生日。后来卢乐山年岁大了，祝士媛就“接棒”继续为俞锡玑过生日，直到她去世。现在，北师大很多老教授岁数都大了，祝士媛就天天张罗着去帮助这个，看望那个。
“她完全就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了。”祝士媛的学生都说。
祝士媛的善良、热情后面，藏着她豁达的人生态度。
1992年，按照条件，祝士媛已经可以评教授了，但她并没有报名。因为很多人都还没评，她不想跟别人争。后来还是系主任找到她说“你帮我个忙，报个名，别浪费了系里的名额”，祝士媛这才填了教授评审表。
不管是评职称，还是涨工资，祝士媛都主动把机会让给别人。
“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太爱计较，提工资、提干我都不太在意，我就愿意做事。”祝士媛说。
在祝士媛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感，她做的所有选择，似乎都跟这有关。记者很好奇，这种信念感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直到祝士媛给记者讲了她年少时的经历，谜底终于揭开了。
1935年，祝士媛在北京出生，她的年少岁月，是在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度过的。北京解放时，祝士媛刚上初二。解放前后社会的变化，在祝士媛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1949年，祝士媛又有幸参加开国大典。宏大的历史现场，彻底点燃了少女涌动的青春热情，祝士媛立志：长大了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就有了她后来积极响应“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教师，决心一辈子跟党走”。
从此，一诺即终生。
《中国教育报》2022年01月23日第1版
作者：本报记者 赵彩侠 纪秀君 见习记者 田玉 通讯员 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