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虹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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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旁听中国“运毒女”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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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外籍男性网友love，并帮他带衣服样品来到马来西亚。飞机落地后，海关人员从她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三公斤多冰毒。自此，她被关押在监狱，等待审判的到来。
记者/杨宝璐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赵虹学会了马来语，她等待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马来西亚，她这类人有另一个称呼——“毒驴”。
2018年3月26日，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报道了多名中国女性，在帮外籍人士携带服装样品进入马来西亚时，被查出行李内藏有毒品而被捕入狱的消息。（《马来西亚监狱里的中国“女毒贩”》）这其中，也包括正在等待判决的赵虹。
报道刊发后，经多方努力，深一度记者终于进入马来西亚当地监狱，与赵虹进行了直接对话，并旁听了对她的庭审。同时，也与促成赵虹携带“样品”的介绍人倩姐进行了联系，以期进一步厘清中国“女毒贩”案件背后的种种疑点。
推迟的庭审
6月1日，9点15分，距离吉隆坡车程半小时的莎亚南法院，四川姑娘赵虹的运毒案即将开庭。
因为法院和监狱在押送嫌犯的通知上出现了失误，这比原定的开庭日期推迟了一天。也导致除去律师拿兰星之外，另一名辩护人冯吉详未能及时到庭，只能由副手赵子珊律师代为出庭。
摆在赵虹面前有两条选择：要么在一名主要律师缺席的情况下开庭，要么要求延迟开庭。
赵虹犹豫了。这或许是她离自由最近的时刻。2015年8月，赵虹经朋友“倩姐”介绍，认识了外籍男性网友love，并帮他带衣服样品来到马来西亚。飞机落地后，海关人员从她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三公斤多冰毒。自此，她被关押在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监狱，等待审判的到来。
马来西亚对于旁听庭审的要求并不严苛，6月1日当天，无需申请或登记，深一度记者便进入了法庭旁听。在旁听席上，甚至有机会跟赵虹聊上几句。
这是赵虹第四次过堂，习惯了流程之后，对于开庭，她显得并不紧张。一看见记者进去，赵虹主动打了招呼。她从被铐着的手上摘下来一个红蓝塑料丝编的指环塞给记者，“这是给你的。”
“如果这次你被判无罪，回国后会去见倩姐吗？”深一度记者问。
赵虹眼神闪烁，努力控制着情绪，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之前，倩姐有来马来西亚给我作证，但那次她没有来看我。我想她大概没想好要怎么面对我，所以我不想去逼她。等她想好怎么面对我时，她自然会见我的。”
倩姐
赵虹所说的倩姐，就是当时介绍她和外籍网友love认识的老乡梁小倩（化名）。5月24日，深一度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梁小倩，她补充了赵虹与love相识的前因后果。
赵虹与梁小倩相识于一场校友会活动，但并非经常联系的朋友，“认识两三年可能就见过几次，但每次见面都聊得比较多。”梁小倩说。
2015年，赵虹跟梁小倩联系，提出借钱付房租，但梁小倩没借给她，而是告诉她一个帮人捎货的兼职，并把她介绍给了网友love。一个多礼拜之后，赵虹就答应了love，帮他带衣服样品去马来西亚。
多年之前，梁小倩也曾帮love带过货，目的地同样是马来西亚。
第一次带货，梁小倩记得清楚，是那种能装一二十公斤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衣服、鞋子和包。love安排了一个广州女老板帮她办签证，love本人则在吉隆坡接机。
之后梁小倩又帮忙带了两次货，但接待人员都不是love。据她说，每次去都有安排好的酒店，除去负担机票食宿外，love还会再给她三四千元报酬。
当赵虹借钱时，梁小倩便想起了这份差事，当时她很久没给love跑过腿了，便把赵虹介绍了过去。
事实上，梁小倩也曾疑惑，那些衣服，一二十公斤也未必值几千块，为什么要“人肉”带过去？但对方说，就这么一点货，走物流要报税，还不如让人带过去便宜。
梁小倩回忆，赵虹从上海出发“带货”后，某个深夜，她都已经入睡了，突然接到赵虹电话，“支支吾吾的，就问带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她迷迷糊糊地问赵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虹也没说清楚，就挂了电话。
“如果我知道是毒品，一定不会去带的，对不对？难道我带了三次毒品都没被检查出来？我的命就这么好？”梁小倩反问道。
安检仪上的“黑影”
5月28日，利用探视的机会，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在加影监狱见到了赵虹。
赵虹很瘦，但精神尚好，言语逻辑分明。对于深夜给梁小倩打电话这个细节，她自称已不记得了，“她说打过电话，那就是打过吧。”
探视过程中，赵虹还向深一度记者进一步回忆了这一趟最终让她身陷囹圄的“带货”之旅。
那趟改变她人生的旅行其实并不顺利，从上海去广州时，飞机延误了很久，一度令她想推辞掉这份差事，直到晚上她才到达广州。
“后来想，来都来了，就做完得了。”第二天，她跟在广州接洽的外籍人士一起来到商店。在第一家店铺买了一个全新的行李箱，然后又走了三家店铺，分别拿了用黑色塑料袋装起来的货物。
所谓货物，就是山寨YSL牌女包，以及鞋子和女士内衣。赵虹回忆，每到一家店铺，外籍人士好像都和店主认识，没什么寒暄，直接拿货，她在一旁目睹了买货的全过程，并看着对方打包。对方还告诉她，这些是样品，如果丢了，后面大批量订单就会受影响，所以必须找人直接带到马来西亚去。
这听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赵虹拎着这个箱子，从广州出发，经停香港，抵达吉隆坡。下飞机后，她去了趟洗手间，出来还没来得及去传送带取行李，就被海关工作人员拦下了。
“他们问我，这是不是我的箱子，我说是。他们就把箱子从安检过了一遍，我在屏幕上看到了有黑色的东西，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还反问他们，这是什么？”赵虹描述道。
海关人员把她带到办公室开箱检查，翻了半天也没翻出什么东西，又重新装箱过安检机，黑色阴影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临近天亮时，专业缉毒人员来了，一番搜查之后，他们将目光锁定在那些山寨YSL包上。用刀片沿着缝合线割开，黑色塑料袋掉出来，包裹着被压得平平整整的晶状颗粒物。
赵虹联系梁小倩未果后，拜托朋友先找了一个当地律师查理，查理告诉她，两百万马币，可以让她免于牢狱。
“我一听就绝望了，我们家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赵虹说。查理催了几次，见她没有拿钱的意思，便宣称不再负责这件事。
她一开始还瞒着父母，直到2015年9月，得知实情的父亲和叔叔才赶来马来西亚，在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找到了当地华人律师冯吉详来代理案件，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律师拿兰星。
冯吉详的助手赵子珊律师告诉深一度记者，在接手赵虹的案子后，他们就反复劝说梁小倩，希望她能来马来西亚为赵虹作证。后来，梁小倩通过律师转告赵虹的父亲，要赵虹父亲出五千块旅费，她才肯去。
“她通过律师跟我说要五千，我们家很穷，希望能一方负担一半。但她不同意，还说再逼她，她就去国外。”赵虹父亲说，最后，他还是给梁小倩账户里打了五千块。
“在不了解马来西亚法律之前，我肯定有一点担忧，换谁都会有一点担忧。”梁小倩如此解释，她强调自己问心无愧，后来，她去马来西亚作证，差旅费有结余，她又退还给赵虹父亲600块。
梁小倩还称，事发后，她还联系过love，劝说他为赵虹作证，但没能成功。那是她最后一次跟love联系，看love无意施救，便删除掉了他的好友。
深一度首篇报道发出后，记者发现，love的QQ昵称改为了“Desmond”，但留言板上网友对他的指控还一直存在。
“毒驴”
曾有个重要的提示在赵虹的身边闪现，但她忽略了。
在知情人向记者出示的一份证据中显示，love曾让赵虹跟一名卖电话卡的人士联系，对方隐晦地点出了“他可能是个毒贩”，赵虹犹豫了，她给梁小倩发信息，询问这个跑腿的活儿到底靠不靠谱。
梁小倩告诉她，自己也带过三次。这给她吃了一剂定心丸。
“她太聪明了，很难相信这么聪明的女孩会被人骗。”数名与该案有接触的人对记者说。赵虹去过美国，也在外企工作过，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少人觉得，“想骗过她很难。”
“我本来有点犹豫，但梁小倩说没问题，我肯定就相信她了，没想那么多。”开庭前，赵虹解释道。
赵虹承认，那时她的经济并不宽裕，她刚辞职创业，和朋友创办了一个礼仪培训的项目，负责培训“形象管理”的个人服务。计划书写好了，还没开始盈利，就到了该交房租的时候。
但她不想再跟父母要钱。“那时候我就想，挣几千块钱付一下月房租，然后就可以安心创业了。”
一直以来，她都是父母的骄傲。大学毕业后，赵虹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主要负责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业务。父亲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和赵母在天津打工，赵虹正在北京出差，还专门来了一趟天津，就为了跟父母呆上两三个小时。
“我如果出去，先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他们。”开庭前，赵虹跟记者说。她性格开朗，但一提到父母，神情就黯淡了下去。“本来以为我毕业了就能挣钱了，没想到还是给他们添负担。”
诱使他人“带毒”的犯罪形式在马来西亚并不少见，在吉隆坡街头，跟出租车司机随意聊天，提到“毒品”这个词，司机就会提醒你，不要帮别人拿行李。拿兰星律师代理过六七件同类型案件，另一位律师冯吉详，赵虹是他代理的此类案件的第五位中国女性。
拿兰星告诉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这样的人被称作“毒驴”。一般来讲，毒贩寻找“毒驴”，都会从女性下手，但印度裔“毒驴”则多为男性。
冯吉详则称，2014年中国四川籍姑娘彭某因同类型犯罪被起诉。此前，虽然此类型犯罪在其他国籍人中屡有发生，但在中国人群体中还是第一起。
冯吉详代理了这个案子。“那个姑娘有人证。”冯吉详介绍道，“由于这是第一起中国籍犯罪，法官相信了彭某，她被无罪释放。但此类案件接二连三出现，就再没有轻松被判无罪的情况了。”
作为辩护律师，除了第一起无罪释放和最近的赵虹案件，冯吉详经手的其他几件案件都从马来西亚法律中的39B改为了39A（2），即运毒改为持有毒品，刑罚也由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并接受鞭刑。
“如果罪犯是女性，可以免除鞭刑。”赵子珊说。
但这个方案在赵虹这里未能实现。检控官不同意，赵虹也不愿接受这个选择，而是要求做无罪辩护。“如果我承认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污点。”她说。
出于这点考虑，冯吉详劝赵虹不要着急。马来西亚大选之后，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赵虹的案子在废除死刑之后再进行审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一审被判无罪，想要回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加影监狱里，另一名中国姑娘两次被判无罪，但刚走下法庭，就被移民局以签证过期为由继续扣留，紧接着，检控官再次提出了对毒品案的起诉。
异国铁窗
开庭前六天，冯吉详的律所接到加影监狱发来的一份对赵虹的投诉书。投诉书称，赵虹在监狱里违反管理规定，监狱方希望律师能够劝说她服从管理。
“这对她量刑非常不利。”冯吉详有点生气。他执业28年，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
6月1号开庭前，赵虹向赵子珊律师说明了投诉书的缘由。
在加影监狱，被起诉至高级法院的外国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层。八人合用9平米左右的房间，没有床，狱友们都铺一层塑料泡沫板，睡在地上。
“平时早上起来，看守人员会要求本国罪犯把塑料泡沫板拿出去，外国人以前是不用的，但现在要求我们也拿出去。”赵虹解释道。
和国内监狱不同，在加影监狱并非所有的在押犯人会被要求外出做工，赵虹和她的狱友整天呆在九平米的房间里，或坐或卧，生活只剩看书、聊天或无所事事。
“长期在地上躺着，有塑料泡沫板对风湿会好一点。”赵虹称，此事并非她一人抗议，很多狱友都向各自的大使馆探望人员抱怨了撤走塑料泡沫的事情，大家的律师都收到投诉信。
6月1日庭审那天，赵虹抬头央求赵子珊，稍等一会儿，“我难得出来，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赵虹告诉记者，在监狱里，她们每个月只有一次去小花园放风的机会，但这要取决于看守人员的心情，有时候三四个月也出去不了一次。
在换到高庭牢房之前，条件更加恶劣。赵虹曾经的狱友秦雪（化名）告诉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2月份，她曾因吸食摇头丸被捕，后因签证过期，被判刑三周，短暂和赵虹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三十来个人睡在地上，蚂蚁、蟑螂从身上爬过，白天就坐着，什么事都不做。”
进去第一天，秦雪什么都吃不下。秦雪不懂马来语，时常被欺负。拖鞋被人穿走，她就得挨管教人员的骂。“那些人看你不会讲马来话，还会抢你的吃的。”
那时赵虹刚经历一次过堂，被暂时收监在大牢房里。牢房睡觉分两边，“一边二十来人，一边七八个人。”赵虹在七八个人那一边。她看了一眼刚进去的秦雪，招呼她睡在稍微宽裕的一边。
在监狱里，上佛教课是赵虹为数不多的寄托。她信了佛，开始吃斋，把饭菜里的肉都让给了秦雪。
“她算很坚强的了，要是我呆那么久，肯定坚持不下来。”秦雪说。在监狱里，赵虹努力对抗着无所事事的消磨，她学习、拜佛，也跟人聊天，还唱歌。
三周后，秦雪从监狱里出来，跟赵虹的父亲取得了联系：“她在这边的事情我负责了。”
根据规定，秦雪出狱半年之内不能再回到监狱，她就找人每周去探监赵虹。书是唯一可以从监狱外递进去的东西，赵虹经常让她送小说进去。秦雪提过几次想要给赵虹买贵一点的“监狱套餐”，赵虹拒绝了。
等待庭上发言
根据马来西亚的审判程序，先是由控方举证，之后是辩方律师进行质询和反驳。当所有的控方证人过完堂，法官会凭现有证据对案件作出裁决：如果证据成立，必须让嫌疑人出庭进行解释。
6月1日，到场的拿兰星和赵子珊商量后决定，先让控方过完最后两个证人，具体律师质询则延期到7月。
上午十点，控方最后两名证人坐在了证人席上，旁边还放着赵虹入关时的箱子。被发现藏有毒品的，则是十五个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手包，商标都还没有摘掉——对于赵虹来讲，这是个微弱的优势。冯吉详和拿兰星均指出，对于她的辩护策略，只能从当事人不知情这点下手。
控方的其中一位证人是机场执法办公室的官员，他在回答法官提问时表示，是在早上5、6点钟从赵虹的行李里搜到了毒品，当时在场的还有五名属下。
在法官要求下，这名证人当场指认了赵虹所携带的山寨YSL手包。他表示，在每一个包的夹层中，都搜出了晶状毒品。
最后，检控官向法院呈上赵虹来马来西亚时乘坐的机票、控方与赵虹在国内经过的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的书信往来。并提交了新的证据——赵虹与love、梁小倩的聊天记录。
庭审结束后，赵虹顺从地让警官给自己戴上手铐。她有一点担忧，控方称，打开她和love的聊天记录，只剩下一声打招呼似的“Hi”。
但赵虹暂时还没有得到辩解的机会。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已经学会了马来语，但也许要等到之后的庭审中，她才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命运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