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大英帝国战胜法国称霸世界的世纪，此后急于向东方扩张，目标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其时英国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向北美、非洲、印度、东南亚的殖民扩张也无法消化其新产能。中国庞大人口数量形成的巨大市场，以及广袤无边的领土和富饶的资源，自然引起这个世界霸主的垂涎。不少英国人梦想到中国成就一番事业。他们以英国强大国力做后盾，为实现各自的梦想纷纷奔赴中国，传教士和商人是来华急先锋，他们积极学习汉语，逐步形成一股潮流。鸦片战争时期，有三个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成绩骄人，声名卓著，足堪启示我们。这三个人的汉语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远超如今各类汉语比赛的选手，他们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郭士立、罗伯聃、马儒翰。
郭士立、罗伯聃、马儒翰三人同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华西人中的汉语佼佼者，笔者借用法国大仲马小说《三剑客》之名，谓之“汉语三剑客”。其中罗氏、马氏均为英国人，郭氏虽是普鲁士人，但毕生为英帝国服务，并先后与三位英国女人结婚，说他是半个英国人也不为过。三人出身各异，职业不同，却风云际会于中英鸦片战争这个历史大舞台，为英国服务，最终都葬身于中国，殊途同归。
三人中年龄最长者为郭士立，次为罗伯聃，再次为马儒翰，他们相互之间关系密切。本文拟综合论述他们三人的在华活动，举凡他们学习汉语的动机和过程，以汉语为工具所进行的经商、外交、著述、译作、办报、办学等各项“汉语活动”，以一窥19世纪中叶中英关系大背景下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面貌。
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普鲁士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其中文名又译作郭实腊、郭实猎、郭施拉、居茨拉夫等，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皮里茨镇。小时候上了5年学就当了工匠学徒，18岁时，得到国王威廉三世的资助，进入柏林一所神学院学习，期间学习了英语、荷兰语等。1823年毕业，应募前往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深造，准备前往东方荷属殖民地。在此期间，郭士立一度想去希腊，于是到巴黎学习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1825年，荷兰传道会派他去英国“伦敦传教会”学习事务，由此结识了回国休假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马氏是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的中文水平让郭士立印象深刻，从而对中国有了初步认识。
1826年，郭士立从鹿特丹神学院毕业，随即被派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1827年抵达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先协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工作。他见麦氏熟练使用当地人马来人和华人的语言，遂决定向麦都思学习马来语和汉语。1828年他去暹罗（今泰国）曼谷的华人区两个月，在麦都思和暹罗之行的影响下，郭士立决定去中国。他于1829年脱离荷兰传道会，以独立身份到新加坡活动，继而前往马六甲。1830年2月，郭士立携夫人再度前往曼谷，在华人中学习福建话、广东话和中国官话，同时归宗于来自福建的郭氏家族，取名“郭士立”。他宣称自己“已归化中华帝国，成为其国民了”（《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英文版，P.71） 。
郭士立在华非常活跃。他是1832年创刊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的五名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该刊共发表了51篇文章介绍、评论中国情况，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特别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他是译介最多的撰稿人，《红楼梦》《聊斋志异》和《三国演义》这三部中国经典小说，都是他最先介绍给西方读者的。1833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试图以事实证明西方人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未开化的“蛮夷”。这份期刊向中国人传播了西方科技文化，客观上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扇窗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也是经他倡议于1834年在广州成立的，旨在出版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1835年他与夫人在澳门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小学，免费教育贫苦儿童，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即在其中。他还与马儒翰、麦都思、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一起，对马礼逊的《圣经》中文译本修订重译，因他出力较多，该译本被称作“郭实腊译本”，曾被太平天国所采用。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充当翻译全程参与战争以及《南京条约》的起草谈判，因其汉语能力和对中国的了解，被英军委任为定海、宁波、镇江三地的“民政官”。1843年接替马儒翰任港英政府中文秘书，直至病故。
郭士立是个语言天才和多产作家。据说他会12国语言，并可用其中6种写作。他不仅懂中国官话，还通晓广东话、福建话等方言。其遗著不下85种，包括61种中文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大英国统志》（1834年），通过一位游历英国多年的中国人之口，讲述英国各种社会情况；《是非略论》（1835年，新加坡），采用话本体创作的一部小说，借英国归来的陈某之口，与好友李某辩论英国人是否为“番鬼”“夷人”；《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均1838年，新加坡），前者为欧洲国别史，后者为世界地理；《贸易通志》（1840年），第一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贸易、货币、金融制度的书籍。此外，郭士立的英文长篇论文《论中国语言》、专著《中文语法指南》都对汉语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郭士立是第一个提出应将“夷”字对译成barbarian（野蛮人）的西方人，他运用所掌握的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引经据典地予以论证，从而推翻了包括马礼逊《华英词典》在内的旧译foreigner（外国人）。这件事对鸦片战争的影响非同小可，当英国国会辩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主战派就引用了郭士立的观点，声称“夷”字等同于“野蛮人”，清政府称英国人为“英夷”，就是侮辱了英国，从而赢得了舆论，通过了开战决定。
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英国外交官，出生于苏格兰一个煤炭商人家庭，从小受家庭影响立志从商。他14岁便在商店工作，青年时代往南美经商，展现出商业才华，其语言天赋也初露端倪，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西班牙语。1833年英国国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鼓励了英国商人纷纷前往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罗伯聃也因此来华。1834年罗伯聃到达广州，在英商怡和洋行做高级职员。从到达中国伊始，他便抓住每一个与“天朝”人士说话的机会，两年后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1830年代，在华英国人中只有罗伯聃、马儒翰以及一直为英国效力的郭士立三人能流利地用汉语跟中国人打交道。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方急需汉语人才，罗伯聃遂弃商从政，正式担任了英军翻译。他全程参与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起草谈判，由于表现突出，在1843年被委任为英国驻宁波首任领事。在此期间，罗伯聃一直坚持汉语学习和研究，笔耕不辍，出版了四部著作：
《王娇鸾百年长恨》（1839年，广州），一本供在华外国人“看故事，学中文”的小册子，将《今古奇观》中的一个故事翻译成英文，附有大量注释和汉字，获得裨治文的好评，1846年还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意拾寓言》（1840年，澳门）将《伊索寓言》译成中文，英汉对照，汉字用南京话和广东话两种注音，因其译文精妙而受到中外人士的欢迎，还被转译成漳州方言本和潮州方言本，更在日本引起“伊索寓言热”；《华英通用杂语》（1843年，广州），一本英汉对照的词汇短语集，每个英文单词都用音近的汉字注音，但要用北京音来读这些汉字方能读出正确的英语，这表明罗氏此时已经学会北京官话，此书是为适应《南京条约》缔结后五口通商的形势而编写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教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学习与商贸有关的英语，罗氏希望这部书能及时地发挥作用，于是自费出版，向当时通商五口的各国机构、公司和侨民免费发放，此书后又传到日本，于1860年在日本再版，供日本人学习英语之用；《华英说部撮要》（1846年，宁波），一部教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是第一部教外国人北京官话的教材，而笔者认为《华英说部撮要》才是真正的第一部教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不仅教材扉页上题字表明罗伯聃将此书定位于教授北京官话以外，而且书中内容取材于《正音撮要》《红楼梦》《家宝全集》这三部用地道北京话写成的著作，此外，《华英说部撮要》把《红楼梦》第六回全部翻译成英文作为课文，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红楼梦》整回英译本。
我们从《意拾寓言》用的注音可以知道，罗伯聃起初学习的是广东话和南京官话。后来他在与中国官僚打交道中意识到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重要性，才刻苦学习北京官话，最后成为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所说的“惟一一位讲北京官话的有名望的汉学家”（ 威妥玛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鉴于当时没有教外国人的北京官话教材，罗伯聃抱病编写《华英说部撮要》，终于在1846年完成，同年病殁于任上。
由于他的建议，英国外交官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对北京官话也做了研究，并取得伟大成就。后来又是密迪乐将威妥玛引上学习和研究北京官话的正途，这就形成了一条“罗伯聃-密迪乐-威妥玛”的外国人学习研究北京官话之链，这在近代汉语标准语音转型上有着非凡意义。
此外，罗伯聃为广州出版的中英文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还在1838年被增选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英文秘书。难能可贵的是，在大部分外商受郭士立观点的影响，认为“夷”字是用来蔑称西洋人的氛围下，罗伯聃于1837年用“Sloth”的笔名在英文刊物《广州杂录》上发表文章，引用《孟子》的话，认为“夷人”并不具有贬义，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国辩护的作用。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出生于澳门，是著名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的次子，因其兄夭亡，一般人以为他是马礼逊的长子。出生次年由其母带回英国，至1820年重返澳门。翌年其母去世，被送回英国上学。1824年马礼逊回国休假两年，假期结束时携其重返澳门。
马礼逊希望儿子在中国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因此在返航途中即督导马儒翰学习中文。抵达澳门后不久，马儒翰就被父亲送往马六甲英华书院深造。经过三年多学习，马儒翰于1830年应邀到广州担任英国散商的共同中文翻译，时年16岁。1832年至1833年为美国出使暹罗使团做临时翻译期间，马儒翰根据自己的商业工作经验，编纂了《英华行名录》和《中国贸易指南》，于1832年与1834年先后出版。前者利用中国历书形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节气、风俗，同时穿插西方年节、风俗、贸易等知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商业文化；后者收录了在华贸易的种种细节，对在华外商非常有用，当时《中国丛报》曾给以高度评价：“关于外国对华贸易，我们毫不迟疑地肯定，没有任何一本相同页数的书籍能像这本作品一样，囊括如此之多的实用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现今来华从事贸易的商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Chinese Repository, 1834,vol.3,PP.386-387）
马礼逊服务于东印度公司时，在其思想意识里，公司的翻译只是兼职。马儒翰不作如是想，他首先视自己为英国公民，将祖国利益置于第一，其兴趣和志向首先也是在政治方面。他并非传教士，不以此为职业，在其父于1834年去世后，他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正式进入政界，地位相当于副领事，时年仅20岁。
1835年至1839年，亦即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中英贸易纠纷、冲突次第发生，至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交涉渐趋繁剧，这一阶段的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翻译。他经手的相关公文有几百件，与中国各级官员见面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从中积累了日后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必不可少的经验，其汉语也更臻熟练。这一时期，马儒翰对其父的《华英词典》作了研究，建议抛弃其父的汉字注音系统，并在《中国丛报》上提出了他的注音方案大纲。
鸦片战争爆发后，马儒翰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军和英国全权代表的首席翻译，全程参加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起草谈判工作， 竭尽所能出谋划策，为英国谋取最大利益。《中国丛报》云：“这场冲突从开始到结束，马儒翰都一直担任着为英国服务的重要职责，兢兢业业，尽忠职守。”（Chinese Repository,1834,vol.12,P.460 ）鸦片战争后，马儒翰被任命为港英政府中文秘书兼翻译。
除了上述商业和外交活动外，马儒翰还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一是参与修订马礼逊的《圣经》中文译本。1835年，由马儒翰主持，与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圣经》中文译本进行重译修订。此项工作在1840年完成。
二是印刷出版活动。马礼逊是将西方现代石印技术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而具体的技术则由马儒翰向中国印工传授。“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这里有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谭树林《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之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2期）。马儒翰还于1833年开始铸造中文铅字，尽管不到一年被迫停顿，但他毕竟是在中国铸造铅字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有其地位。
三是著述活动。马儒翰除了著有前述两本商贸专书外，还翻译、撰写了大量单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广州、澳门出版的中外文报刊上。据统计，仅在《中国丛报》上，他就发表了84篇译作和文章，内容覆盖中国地理、政治、语言、中英关系、商业贸易等，为西方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他在香港创办的英文报纸《香港公报》后成为港英政府官方周刊。
四是发起创办协会。鸦片战争前，广州的外国侨民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会、中华医务传道会，马儒翰都是发起组织者和负责人之一。这三个协会分别在出版介绍西方科技书籍和知识，创办西式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引进西医、开办西式医院这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有所贡献，马儒翰在这三个协会上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
1843年8月29日，正当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马儒翰在澳门患急性疟疾而突然去世，终年29岁。
从学习汉语的动机和过程来说，三人各不相同。郭士立有教会背景，自学为主；罗伯聃始为经商，后为从政，亦是自学成才；马儒翰是三人中唯一科班出身，受过英华书院正规汉语教育，但却是遵从父命才走上学习汉语之路的。从三人行迹来看，笔者推测他们都是先学方言，然后再学南京官话。因为其时北京官话尚未在全国通行，华南一带通行的是方言和南京官话，这从马礼逊《华英词典》及罗伯聃《意拾喻言》的汉字注音便可知道。郭士立在1831年至1833年连续进行了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事后又出版了《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据顾长声言，郭士立第一次在广州附近沿海航行时还不会说北方话，也可作为佐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P.52）。 三人中只有罗伯聃后来学会了北京官话，郭、马二人始终不会说北京官话，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中有言“惟一一位讲北京官话的有名望的汉学家是罗伯特·托姆先生（即罗伯聃）”，可为证明。三人在《南京条约》的谈判翻译中，郭士立和罗伯聃负责口译，马儒翰负责条约文本的起草与核对 ，这种分工大概也可说明三人各自的汉语水平和特点吧。
三人在中文或有关中国的著述方面各有成就。郭士立的兴趣比较广博，侧重于宗教、历史、文学和社会现状；罗伯聃侧重于编写汉语教科书，商贸汉语是其特色；马儒翰侧重于对中国政治动态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外学者对郭士立的著述有不同评价，比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批评郭士立的专著《开放的中国》创作草率，修订粗糙，其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不实报道，还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抄袭”，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则说：“郭士立的书当然是粗制滥造的，他几乎没法不粗制滥造。从1834年至1839年间，在艰难的条件下，他用中文出版了至少三十四部著作，其中许多是大部头的”（韩南《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言下之意短时间内产量颇丰但质量低劣；而中国学者吴义雄评论郭氏《开放的中国》时认为郭氏“比写作《中国简史》准备得更为充分”，“不致流于空泛，或重复他人的成果”，“这样全面而清楚地展示清代中国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在当时的西方是比较少见的”（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P.507）。
综观三人的汉语活动，笔者认为，罗伯聃、马儒翰二人重在实务，而郭士立不仅干实务，还提出了许多战略和策略，郭氏是中西关系史上最早建议订立通商条约的人士之一。罗伯聃最大的成就是将《伊索寓言》这部世界名著引进中国，编著了首部外国人的北京官话教材《华英说部撮要》；马儒翰的最大贡献是建议彻底修改马礼逊《华英词典》的汉字注音系统，较早提出了一个汉字注音方案大纲，是近现代汉字注音研究的先驱之一；郭士立的最大影响是向西方人展示了19世纪的中国社会面貌，在颠覆16世纪以来由耶稣会士带给西方的“中国观”，重塑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方面是个重量级人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任教授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