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夏天，利乐联合北京的乳制品企业三元，搞了一个“中国牛奶科学论坛大会”，两百多位专家齐聚一堂，讨论为什么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能比上一代高10厘米。经过几天紧锣密鼓地讨论，专家们不约而同得出结论：日本人长得高，全靠喝牛奶。
对于中国乳制品来说，这场“科学论坛大会”是一个行业里程碑事件。另一个里程碑则是十年后的三聚氰胺事件。
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乳制品行业进行了一轮大换血，河北著名品牌三鹿倒下，光明，蒙牛，伊利也一度被推向风口浪尖。飞鹤，完达山等一系列品牌迅速抢占真空地带，而在上游的牧场，国务院打响了改革第一枪：奶站只能由奶制品公司、养殖场、地方合作社开办。个体奶农、小型奶厂迅速出清，规模化的大型牧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2008年之后，大型乳制品公司纷纷控股或自建牧场，上下游紧密绑定，成为了行业上游最明显的变化。随着澳亚集团之前在港交所交表，我们才得以通过招股书一窥这个行业的秘密。
澳亚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它只经营上游的原料奶生意，剥离了一切诸如鲜奶、奶粉、乳制品这类下游业务。同时 ，相比乳制品企业5%到7%的利润率水平，澳亚牧场的利润率长期稳定在20%以上。
通过本文，我们回答三个问题：
1，中国牧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2，澳亚牧场为什么能做到20%的利润率？
3，蒙牛伊利为什么不从牧场做起？
01不是所有草地都能养牛
无论是叫牧场、还是奶厂、还是奶站，本质上就是养奶牛。这是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非常简单的生意：一看草，二看钱。
（1）不是所有的草，奶牛都喜欢吃。
从地理上看，北半球著名的草原，比如呼伦贝尔草原，欧亚草原，北美草原，那拉提草原基本分布在北纬47°左右的区域。在中国，70%的牛奶产自横跨内蒙古草原的黄金奶源带和东北地区，前者气候适合优质牧草生长，后者提供充足的土地供牧草生长与奶牛活动空间。
2019年，内蒙古牛奶产量占据全国总产量的18%，基本都是伊利和蒙牛的牧场，黑龙江第二，占据15%，其次是河北占据13%，三个省份产奶量是全国总产量一半。其他地区虽然也有草场，但只能说凑合用，比如光明的牛奶就大多产自崇明岛的牧场。
这也难怪远在广州的越秀集团要千里迢迢跨省接手辽宁的辉山乳业，还是因为广州实在不适合放牧。
（2）好的草场就这么多，只能靠收购并购了。
对下游乳制品企业来说，三聚氰胺事件后，稳定奶源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而对牧场来说，原料奶的价格周期性波动，也需要绑定下游乳制品企业才能有效抵抗。因此，行业的进场门槛迅速提高。
图源：方正证券
相比个体户也能搞定的养猪，奶牛需要露天活动空间保证充足日照，取奶也需要大量专业设备，一头最受欢迎的荷斯坦奶牛，单头成本高达3万元。无论是前期投资还是后期管理，小而散的个体户一般做不到，前期投入成本与土地决定了牧场建设倾向于规模化，大型乳企提出的“万头牧场”计划正是源自于此。
2020年，我国牧场建设新项目几乎都是大型牧场，设计存栏5000头以上牧场的存栏数占85%，万头以上牧场存栏占63%。小型分散养殖的牧场越来越少，中小型企业很难再具备养殖奶牛的能力。
这种情况，造成了牧场产业一个特殊的现象：大型牧场公司要么是隶属于某个大型乳制品品牌，要么有大品牌参股，形成绑定关系。目前我国排名第一的优然牧场，背后的大股东就是伊利集团，而排名第二的现代牧业，则流淌着蒙牛的血液。
澳亚牧场虽然看起来是独立运作，但背后其实是日本乳制品巨头明治集团。
02牧场也得看周期吃饭
澳亚牧场的经营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初看经营业绩特别好，仔细一看也许有隐患。
澳亚牧场主营养殖奶牛与肉牛，贩卖生牛乳和牛肉制品，生牛乳主要作为原材料流向乳制品企业，客户群包括蒙牛，光明，明治，君乐宝，新希望等一线奶企，占据总体营收80%以上。
而牛肉制品主要流向左庭右院这种餐饮企业，作为菜品出售，主要是不合格奶牛，后来自己也开始尝试做“澳亚牧场”牌乳制品，但都处于初创期。
所以，澳亚牧场其实和网红股牧原股份位于一个赛道，现在是一个纯粹的养殖企业，不同的是一个卖肉，一个卖奶。
2019年-2021年，澳亚牧场营收分别为3.52亿美元，4.05亿美元，5.22亿美元，营收整体相当不错，但从利润上看，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6756.7万美元，9584万美元，1.05亿美元，就是一个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背后的原因，还是逃不开的周期。
首先，养殖业受上下游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影响比较大。比如同为养殖业的温氏股份，受到猪周期的影响，猪肉价格跌跌不休，营收没办法覆盖成本，导致2021年亏损严重，江西的正邦股份更是亏的触目惊心，网上一度谣传要破产。
澳亚牧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在销售成本中，饲料占比相当高，2019-2021年三年占比为70.9%，73.3%，71.7%，随着饲料价格的变动，业绩翻脸可能性会持续升高，其招股书中也提及，饲料价格一旦上涨，业绩就要打折扣。
同理，在销售端也是如此，生牛乳的价格变化也较快，可能会助推企业取得更好的业绩，也可能导致企业亏损。
即使企业采取了套期保值，也并不能认为企业的业绩可以高枕无忧，上一个采用套期保值来抵抗原材料价格变动的企业是金龙鱼，套期保值致使企业产生巨额亏损——2021年，金龙鱼原材料套期保值失败给公司造成9.23亿的损失，黑天鹅事件谁也预料不到。
其次，养殖业在资产端也有问题。资产中涉及大量生物资产——也就是奶牛，而生物资产一般以公允价值计量，每次重新计量都会对资产产生影响。
澳亚牧场资产涉及大量的生物资产，而牧场行业一直有着“奶荒—加大养殖—奶剩—倒奶杀牛”的恶性循环，把资本主义卸磨杀驴的残忍演绎的淋漓尽致。随着周期变动，奶牛变肉牛就意味着公允价值的骤降。
2019-2021年，因为生物资产变动就给澳亚带来4.87亿美元，4.86亿美元，6.38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收益并非企业经营收益，而是奶周期进入上行阶段导致的收益。
虽然业绩可能有隐忧，但相比于蒙牛伊利，澳亚的盈利能力还是出众的。
澳亚牧场2019-2021年的净利率维持在20%以上，而伊利2019-2020年的净利率为7.35%，7.72%，而蒙牛更低，2019-2021净利率为6.87%，4.9%，5.87%，从盈利能力来说单做牧场是比蒙牛伊利卖成品奶更强的。
因为牧场生意主要面对B端用户，而乳制品企业面对的是C端用户，议价空间不一样，做企业的生意好过做个人的生意。
而且，中国能开牧场的地方不多，牧场现在对于乳制品企业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品，不少地方乳业苦于没有充足原材料而无法开拓全国市场，所以牧场方是行业中强势的一方，议价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自然盈利能力比乳制品企业强那么一点。
那么，我国乳制品的领头羊伊利和蒙牛，为什么一开始不做牧场？
这是个中国特色的问题。
03蒙牛伊利的牧场生意
蒙牛伊利最开始不搞牧场，原因很简单：没钱。
中国乳业的起点是1993年-1999年，伊利建立于1993年，脱胎于呼市回民奶食品加工厂，当时伊利的销售铺到全国，仅靠伊利自有的牧场中奶牛，就可以满足乳制品生产原料的需求，没必要建牧场，也没有充足的资本去开发牧场。
直到历史性的“科学论坛大会”胜利召开，经过上市与扩张的伊利实力充足之后，才提出“奶源四步走”战略，主动开发牧场。
创业初期的伊利厂房
而与伊利相比，蒙牛更惨。1999年成立时注册资本才一百万，这还是牛根生夫妇卖掉伊利股份之后的家当，办公室位于呼和浩特一栋53平方米的房子内，没有奶源，没有市场，没有工厂，全靠牛根生刷脸租厂房设备才能生产乳制品。
而此时的澳亚集团还是佳发公司的一个分部，在印尼地区开展牧场生意，根本就没有进入中国的打算。
可以说在初创期，三家公司都没有拓展牧场的能力或者说是野心。
时间转到2000年之初，据南方网报道，在2000年的呼和浩特，伊利和蒙牛曾各发放数千万元贷款，鼓励农民养牛。在《财新》的报道中，为争夺奶源势力范围，伊利、蒙牛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呼和浩特市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调停。
在当时，获取奶源的主流方式是向奶农散户收购，而非自建奶场榨奶。
从质量的角度来说，规模化的自建奶厂是最有保障的，但它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在企业快速扩张时期，最具性价比的办法肯定的培养一个个“加盟商”，因此两大乳业巨头不约而同地选择“自己不养牛，只从农户手上收奶”的原则。某种角度说，这也为三聚氰胺事件埋下了伏笔。
到了2004年，蒙牛找到了“牧场专家”澳亚，开始联手建设牧场，两家企业巨头直接将牧场规模做上了10000头，是当时最大的、也是首个万头牧场。
结果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国产乳制品的信任度降至冰点，澳亚选择与蒙牛做切割，退出了合资企业，开始自己在山东建设牧场，杀入当时冷门的乳制品上游市场。在这个抄底过程中，澳亚离不开两个幕后股东的支持，一个是日本明治集团，一个是印尼的老股东佳发集团。
日本明治乳业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之一，2019年营业额为759.7亿，和国内伊利差不多，而明治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是2013年，但中国区域经营似乎没什么起色，后期又退出奶粉市场，收缩业务版图。但2020年4月，明治斥2.544亿美元巨资拿下澳亚牧场的股权，可能随时会重回大陆。
明治乳业产品
而佳发集团更是印尼国内第一大畜牧养殖集团，早在1989年就成功上市，2021年集团营收已经达到了46亿美元，澳亚牧场则是该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自然可以拿到大量资源予以支持。
而且2008年之后，乳业集团收购牧场就成了一股风潮，光明买辉山，优然收购赛科星，飞鹤收购原生态，而蒙牛旗下的现代牧业更是四处并购。毕竟大家都深知，中国乳业经不起第二次质量问题了，此时澳亚牧场这种无主的高品质牧场公司，瞬间成了价值投资。
但无论如何，从牧场到餐桌这个链条中，粗制农产品始终不会成为利润的大头，利润最终会富集到精加工的环节中，纵使利润率好看，但澳亚的营收，不过是蒙牛伊利的一个零头罢了。
04
尾声
三聚氰胺事件对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影响，也许比当时人们的预期更加深远。
2008年之前，善于交际的中国企业牢牢地把控着乳制品的销售渠道，技术要求较高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基本都交给外资集团打理，比如三鹿背后的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以及本文的主角澳亚牧场。
三聚氰胺和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所谓奶粉出了问题，奶粉企业说问题在奶站，奶站说责任在奶农，奶农说根源在草。外资牧场们纷纷选择保全全球市场形象，澳亚牧场解除与蒙牛的合作，恒天然疯狂抛售中国资产，归根结底，奶粉罐子上贴着的毕竟是中国企业的牌子。
一次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塑造了乳制品行业迄今最彻底的一次供给侧改革。而它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国奶粉彻底失去了中国家长的信任。
2013年，香港出台奶粉限购令，买两罐以上的奶粉可能就得去牢里蹲两年。澳大利亚也有超市用英文写着限购四罐、中文却写着限购两罐的“歧视”禁令。2007年，外资品牌在中国奶粉市场占据40%的份额，随后几年，这个比例迅速提高到60%。2019年，外国奶粉在一线城市的市场份额仍有近80%。
另一方面，“奶粉越贵越好”的概念深入人心，国内奶粉龙头公司毛利率大多接近70%。而从定价看，国内奶粉比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发达国家都高出一截。
无论质量究竟如何，如今的中国孩子都在喝全世界最贵的奶粉。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1] 澳亚集团招股书
[2] 伊利蒙牛各期业绩公告
[3] 中国牧场十年记 新浪财经
[4] 伊利发展历程 伊利集团
[5] 蒙牛乳业：万事俱备东风再起，乳业龙头扬帆起航 东方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