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上午9时2分，希腊雅典
当地时间中午刚过，这架空客降落在距希腊首都以南几英里处的雅典埃利尼科国际机场。由于停留时间很短只有四十五分钟，因此仅三十八名下机乘客被允许离开飞机。他们中包括那几个退休的美国人，但令米歇尔·科若懊恼的是，那些争吵不休的孩子却不在其中。
随后新上来56名新乘客，使乘客总数达到246人，离满员不远了。大多数乘客仍然是以色列和法国公民，但也有20多名其他国籍的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希腊、日本、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罗马尼亚、西班牙和土耳其。在这些新来的人中，许多都在希腊岛屿或周围度假。
来自英国的托尼·罗素和乔治·古德是老朋友了，他们是游艇爱好者。前者已婚，55岁，是大伦敦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后者65岁，是退休的会计师和鳏夫，他们一直在爱奥尼亚海的伊萨卡和帕克索斯附近航行；法国人杰拉德·皮农和他28岁的英国妻子伊莎贝拉把18个月大的女儿交给杰拉德的父母照顾，以享受10天的乘船旅行；来自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科林和诺拉·哈迪，科林是当地《星报》的总经理；还有彼得和南希·拉比诺维茨，两位年轻的美国犹太学者，在纽约州的柯克兰学院教授文学；以及来自法国凡尔赛的克劳德·莫夫莱。
拉比诺维茨夫妇在欧洲庆祝31岁的南希最近获得了她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大她两岁的彼得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从美国抵达伦敦后，他们问是否可以买去雅典的往返机票，第二站在巴黎经停一下。当他们得知这是不可能之后，随即买了标准的往返机票，打算乘坐火车轮渡穿越英吉利海峡。
但当他们在希腊逗留两周后回到雅典机场时，航空公司告诉他们可以把雅典-伦敦的机票换成雅典-巴黎-伦敦的机票，而且不需要额外付费。由于换成另一家航空公司也是可以的，彼得选择了法航，因为他不喜欢希腊食物，并认为法国飞机上的航空餐是最好吃的。拉比诺维茨夫妇非常清楚劫机的危险性，如果他们知道139号航班是从特拉维夫起飞在雅典经停的，他们就不会上飞机了，不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问一下。
克劳德·莫夫莱从伊朗的德黑兰出差回来，他的公司在那里有一家企业。当地时间上午11时30分，他乘坐出租车从雅典原来的机场抵达埃利尼科机场的东航站楼。这是一座丑陋的单层混凝土建筑，由著名芬兰建筑师埃罗·沙里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设计建造。在法航值机柜台办理完行李托运后不久，一个年轻的希腊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在巴黎邮寄一封非常紧急的信件。在确信信封里只有纸的情况下，他把信放进了他的公文包。
莫夫莱接下来通过了护照检查和安检，后者是一系列“系统而严格”的检查。当他的手提行李通过X光机时，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屏幕上出现了他的电子计算器、录音机、照相机、胶片和闪光灯。最后一个不寻常的图像引起了值班警察的警觉，他停止了传送带，并示意莫夫莱打开他的公文包，以便他能检查这些物品的可靠性。一旦他满意了，他就把莫夫莱交给他的同事搜身。最后，他们确信这个法国人是一个无害的商人，而且屏幕上出现的圆柱形1.5伏电池是为他的录音机和计算器准备的，而不是 "一个精心设计的爆炸系统 "的一部分，于是让他通过了。
然而，139号航班的4名新乘客却没有受到同样程度的安检，因为他们是在转机途中，于早上6点45分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763号航班从巴林降落。其中两人持南美护照，一位是高大的金发秘鲁人，名叫A.加西亚，身穿整洁的棕色灯芯绒西装和绿色衬衫；另一位是年轻的厄瓜多尔妇女奥尔特加，身穿蓝色牛仔裙和上衣，留着齐肩的黑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另一对看上去是中东人，持有巴林和科威特的旅行证件，其中一人身材高大，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蓝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让人想起了嗑了药的米克·贾格尔（滚石乐队主唱）;另一人身材矮胖，留着黑发和浓密的小胡子。
尽管这四个人都带着大包，但没有人受到特别的检查，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已经在出发机场接受了扫描。但事实上“乘客走廊的金属探测器旁没有人值班，荧光屏旁边的警察也很少注意他身边的屏幕。”
下午12时15分，法航139号航班开始登机。克劳德·莫夫莱攥着他的公文包和一个装有两瓶茴香酒、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一条香烟的免税购物袋，慢慢地走向2号登机口，乘客们正陆陆续续地通过这个门登上机场摆渡车。
由于外面的温度为华氏90度（约合32摄氏度），而且摆渡车里没有空调，因此乘客们在中午12时35分到达等候的飞机时都已经汗流浃背了。莫夫莱扫了一眼车上的同行者，没有一个人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他对飞机的类型更感兴趣，并满意地注意到这是一架现代化的空客飞机，“考虑到室外的温度，这将是一次舒适、快速和凉爽的飞行”。
两名南美人买的是头等舱机票，他们坐在飞机的前排。另一对中转旅客的机票比较便宜，他们坐在前排的经济舱里，他们阿拉伯人的外貌、随身携带的大包和塞满枣的罐头引起了一些怀疑。伊兰·哈图夫正看着窗外，他的母亲悄悄告诉他，她看到两个年轻人上了飞机，他们看起来像阿拉伯人，而且带着很大的包，她很害怕。哈图夫想提醒机组人员，但由于大家都系好了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他决定先不吭声。
另一位对新来者有所警觉的是海伦·威尔，一位来自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正统犹太人，她和丈夫吉尔伯特坐在经济舱的前排。“阿拉伯人，”她向他努了努嘴，“也许我们应该搭另一个航班。”但吉尔伯特更关心的是按时接上孩子们，并告诉她不用担心。法国出生的艾玛·罗森科维奇与她的丈夫克劳德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诺姆和埃拉前往巴黎探望父母，她几乎没有注意到雅典的两名乘客是阿拉伯人，她和克劳德是和平主义者，有许多巴勒斯坦朋友。当他们提着巨大的黑色袋子在过道上挤来挤去撞到别人时，她对他们的无礼很生气。她想知道“为什么航空公司会让乘客带着这么大的行李上飞机呢？”
与此同时，克劳德·莫夫莱把他的公文包和免税品放进头顶的行李箱里，在威尔夫妇后面一排坐了下来。系好安全带后，他开始阅读报纸。吉尔伯特·威尔也是如此，他在翻阅报纸时注意到了一篇关于伊迪·阿明·达达的文章，这位乌干达古怪、无常、浮夸、无情的独裁者就在两天前刚刚被乌干达议会宣布为“终身总统”。几分钟后，当飞机即将起飞时，威尔听到他身后几排的一个小男孩问其中一个阿拉伯人他背的大包里装的是什么。“给你的枣，”阿拉伯人回答说，“还有给你父母的手榴弹。”
似乎是为了表明他的话没有恶意，这位阿拉伯人给他的邻座-48岁突尼斯出生的名叫约瑟夫·阿布吉迪尔的以色列人-一枚夹心枣，后者接过来吃了，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盒子上阿拉伯语标签上的原产地：伊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