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给中医药的政策是很好的，但中西医并重远没有落实，用西医药办法管理、评价中医药至今仍是主流，中医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仍有待改善
◆ 中医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落后在技术
◆ 中医药走出去亟待解决的，是提供过硬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证明中医药疗效。如果有了，不愁打不开国际市场
◆ 中医药要敢于接受评价，而且是用现代的方法评价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
在某些关键环节 中医药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坐起来懂看病，站起来可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实验室能科研。”这是张伯礼对一流医生的期许。
张伯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在很多人眼中，张伯礼自己就懂看病、可演讲、会思考、能科研，这样的他俨然是中医药的最佳代言人。
今年1月27日，年逾七旬的张伯礼在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赶赴武汉，并因过度劳累，胆囊炎急性发作，在武汉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术后三天，张伯礼再度投入工作，摘胆不下火线。
这位把胆留在武汉的中医人并不因此委屈。他委屈的是：中医药的疗效为何一些人睁大眼睛就看不见？
张伯礼坚信：疫情肆虐，西医关注病毒，中医注重症候。我们目前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但我们有中医药的有效方案。我们必须有这点文化自信。
“公众对中医药的需求越来越大”
《瞭望》：你如何评价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
张伯礼：确切的疗效是中医药的生命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全过程、全方位深度介入，降低了新冠肺炎患者的转重率、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被誉为中国方案的亮点，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也极大提高了民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接受度。实际中医药在重大疾病、常见慢病中都有较好疗效，在养生保健、维护健康上的作用更是重要。
《瞭望》：中西医协同的确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点之一，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医对轻症患者有用，对重症救治用处不大，你怎么看？
张伯礼：在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生命支持至关重要，中西医的分工大致是西医为主、中医配合。
中医虽是配合，但在某些临床关键环节，中医药能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有的患者上了呼吸机，但人机对抗，患者腹部胀满，腹压抬高膈肌，影响氧疗效果，此时采用宣肺通腑泄热的宣白承气汤类药方，一两剂药便使大便泄通、胀满消除，氧疗效果明显提高。
再如，由于病毒诱发机体免疫功能亢进，释放大量白细胞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等炎性介质，对机体二次打击，此即炎症因子风暴，它会加重炎症反应，也是病情由轻转重的关键病理因素。临床发现，使用清热凉血的血必净注射液对控制炎症反应综合征作用明确，可尽早、足量使用。
可以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的重症患者都是中西医联合会诊，且较多患者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很好效果。
《瞭望》：我们也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国人对中医药的理解和认同。就你的体会来说，当前公众对中医药的需求是怎样的？
张伯礼：在全球健康观念及医学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中医药因为能够在疾病预防、治疗及康复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公众对其需求越来越大。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加之人们对中医药的正确认知和接受度不断增加，相信公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只会越来越旺盛。
这个判断是有数据支撑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10.7亿人次，比上年增加0.5亿人次，增长5.2%；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3584.7万人，比上年增加293.7万人，增长8.9%。
同时要看到，中医药不仅满足国内公众的健康需求，也正逐渐被世界人民所需要。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
“中医和西医并不存在根本矛盾”
《瞭望》：尽管临床实践表明中西医协同对新冠肺炎治疗颇具价值，但中西医之间仍然存在一道厚壁。在你眼中，中医药和西医药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伯礼：中医和西医是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土壤的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站在不同角度看待人体健康，哲学思想和诊疗方法完全不同。
但我认为，中医和西医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解除患者痛苦，二者各有优势，可以和合共济、优势互补。要正确看待中西医的关系，不要轻易排斥任意一方，而要将二者合理结合运用，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
《瞭望》：你如何看待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
张伯礼：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医药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统一，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强，以及医学目的调整和医学模式改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独特价值，越来越为民众所喜爱，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关注。
我国目前已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它是我国医药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中医药除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贡献力量外，在重大疫情防控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次中医药全过程、全方位深度介入新冠肺炎防控就是很好例证。可以说，中医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
▲ 湖北省中医院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治愈患者进行艾灸治疗。湖北省中医院3月初推出新冠肺炎康复门诊，医护人员根据中医理论，为新冠肺炎治愈患者恢复阶段提供治疗服务（4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中医药一直受到一些管理机构的忽视”
《瞭望》：在你看来，制约中医药独特优势发挥的因素有哪些？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
张伯礼：中医药学蕴含了中华文明深邃的哲学思想，既有独特的临床治疗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引着医学发展的方向，将会以其原创而独特的优势解决未来的医药难题。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医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因素制约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导致其难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影响中医药发挥自身作用。比如，中医药服务能力未能充分发挥，特色优势突出不够，中医药理论、技术传承不力，现行医师管理、药品监管、服务价格等制度不能完全适应中医药特点和发展需要、中药知识产权保护薄弱，中医药人才培养与评价不适应事业发展，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等等。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长久以来中西医并重的卫生政策方针在某些层面未能得到有效执行，现行卫生行政及药品监管体制未能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不能体现中医药自身特点。
《瞭望》：你如何评价国家针对中医药的政策？
张伯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并逐步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比如确立“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政策方针，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宪法，成立中医药管理部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下发《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把发展中医药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颁布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更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总之，目前我国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医药政策体系，国家给中医药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政策在具体执行层面仍存在较多问题，中医药一直受到一些管理机构的忽视，中西医并重远没有落实，用西医药办法管理、评价中医药至今仍是主流，中医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仍有待改善。可以说，很多很好的政策如何落地，仍是问题的关键。
“中医学虽然古老，但其理念并不落后”
《瞭望》：中医药为什么会被忽视？
张伯礼：这里面有文化自信的问题。比如认为中医不科学，甚至存在有组织的不断抹黑、污蔑中医药的现象，或者以西律中，用西医西药的标准管理、评价中医药，这在药品评审、价格标准、人才评价上都很明显。故我特别建议对中医药法开展执法检查，加大中医药法贯彻实施力度的监督和指导。
《瞭望》：关于文化自信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医理论的晦涩妨碍了国人对中医药的认知，因不了解而不自信，你怎么看？
张伯礼：大家觉得中医理论比较晦涩，这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困境。
自19世纪末部分国人主张“全盘西化”以“强国”时，中医的困境就开始了。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一些知识分子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文化视为腐朽没落文化的代表，不加区分地踏在脚下、不遗余力地批判，导致后来一代代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多，对传统文化反而日渐陌生。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文言文阅读能力不断弱化甚至缺乏，使得以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古文为载体的中医理论，对多数民众无异于“天书”，也就晦涩难懂了。
再加上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地对“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中，西医药学掌握绝对话语权，使部分国人对中医药产生怀疑甚至抵触，甚至一些中医药工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中医药，不相信中医药能治病、能治好病，导致中医药人才的流失及西化。
在我看来，中医理论有着悠久历史，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是人民生产生活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与西医西药的理论更多来源于实验室相比，中医药的大部分内容可能更贴近生活，更易让人理解。当然中医药自身也要加强研究，注重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医治病原理，同时加大普及推广力度，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
总之，中华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届时中医药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中医理论晦涩的问题也将被“西学中”热潮、“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的新时代风潮替代。
《瞭望》：你谈到“一些中医药工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中医药”，这是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困难吗？
张伯礼：当前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一些困难，比如适应中医学教育特殊规律的管理体制机制仍待改革完善，比如优秀的中医基础学科教师队伍数量不足，比如多学科内在交叉的医学教育模式有待建立等。
中西医两门都精通比较难，先学好一门很重要。取得一定临床经验后再学习另一门知识，在临床实践中学习、在解决问题中理解，逐渐融会贯通，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
当然更直接的方式是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使中国临床医学生对两种医学体系的优势和局限有更多理解，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不拘囿于一种医学体系，在今后的临床救治中能为患者选择最有效的治疗方案，两手都强自然本事就大，更受患者欢迎。
《瞭望》：国家对中医药提出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要求。你认为当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张伯礼：主要是在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
传承的主要问题在人才培养和中药品质方面。具体而言，需要改革和完善适应中医学教育特殊规律的管理体制机制，积极推动“院校+师承教育”为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中药材是中医药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必须采取措施开展资源保护和质量提升，大力推进无公害中药材，开展公司+农户规范化种植。
创新方面，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合是中医药的主要创新发展方向，中医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落后在技术，将中医药的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就能创造出原创性成果。中医药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中医药临床循证评价是中医药创新的切入点。
当然，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需要坚守以中医思维、中医理念为指导，用现代科技为中医药服务，促进出现更多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证据，促进健康产业和健康产品发展，促进用现代语言诠释、阐明中医药治病的机理机制。
“中医药要敢于接受评价”
《瞭望》：你为何认为“中医药临床循证评价是中医药创新的切入点”？这是否会被认为在用西方医学的标准评价中医药？
张伯礼：当前中医药走向国际存在很多困难，一方面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药品准入标准的不同，另一方面也面临西方国际医药巨头的打压和遏制。
在我看来，如果想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更稳健，就需要中医药人重视国际公认标准的建立，以标准引领发展。
另外，中医药走出去关键要有疗效的证据支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世界要以开放的头脑接受传统医药，而传统医药要被世界广泛接受，有赖于对疗效的肯定，且关键在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需要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评价中医药疗效。不能仅仅说中医药有五千年的历史就是证据，中医药走出去亟待解决的，是提供过硬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证明中医药疗效。如果有了，不愁打不开国际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敢于接受评价，而且是用现代的方法评价。为此，我们需要加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循证研究，提供高级别的临床证据，特别是要发展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研究设计、实施和质量控制体系。
《瞭望》：除了中医药临床疗效的循证研究，当前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还面临哪些瓶颈？需如何突破？
张伯礼：当前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在中医理论创新、药材质量、临床证据、中西医结合等方面还面临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未来需要从以下五方面着力，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第一，要在实践中传承并升华中医药理论。以《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为例，它首次系统总结了近70年中医药基础理论和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展现了一条清晰的中医药理论传承发展的成功之路，未来需要更多此类研究。
第二，要积极推动中医药学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使中医药诊疗关键技术和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切实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使中医药临床服务能力和水平与时俱进。
第三，药材是中医药发展的物质基础，要采取措施开展中药资源保护和中药品质提升。
第四，中西医并重是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要注重两种医学优势互补，提高临床疗效。
第五，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的平台建设和能力提升。可加大国家中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区域中心建设，统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中医药重大专项研究。
我相信，只要保障中医药健康、持续地守正创新发展，并跨界融合创新，中医药就能迸发出巨大活力。
《瞭望》：你对振兴中医药有信心吗？当前的时机和条件如何？
张伯礼：我对振兴中医药信心充足，我坚信中医药事业将随着中华民族复兴而腾飞。
目前国内疫情平稳可控，国际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且尚无特效药和疫苗，但中医药方案在国内实践证明有效。我相信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和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在我看来，当前中医药发展内外部条件均较为有利，中医药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振兴时机。
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医药发展还是要依靠科技。科技是中医药腾飞的翅膀，翅膀越硬，就能飞得越远、飞得越高。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