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统一岭南后，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发展经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社会的稳定，汉王朝实行重农和“以其故俗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广西开发的措施，包括移民南居、屯兵实边、鼓励垦荒，输入铁制生产工具，推行先进的耕作技术。
经过当地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南迁汉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广西地区的经济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汉代广西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开始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种技术，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改进耕作方法，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收成。
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水利灌溉、耕作方法的改进以及优良的稻谷品种的培育与引进等，是这一时期广西社会生产力提高和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1. 铁制工具的使用。
汉代时期，随着岭南与中原的关系日趋密切，中原的各种铁器源源不断地输入岭南地区，加上各级官吏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积极从内地引进“金铁田器”。与此同时，当时广西地区的工匠也已开始制作铁器，使得铁制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前期明显增多，使用铁器的范围亦日趋扩大。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种类已较齐全，既有用于翻土的锸、铲、犁铧，也有用于松土的锄、耙；有用于砍伐树木的斧、锯、刀、锛等，还有用于收割的镰等。
出土的犁铧
关于当时广西地区使用铁制工具的种类，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概貌。在广西贵港、合浦、梧州、钟山、藤县、贺州、平乐、昭平、荔浦、兴安、灌阳、全州、柳州等地的汉代墓葬里，出土有种类和数量众多的铁制工具可资为证。
“插（锸）廿廿（四十）八具一郧锄一百廿具鈂十五具” 《东阳田器志》的木牍正面
“□具一十二□□□鈂一百一十六插（锸）五十三锄一百一十六” 《东阳田器志》的木牍背面
所谓“田器”，即田间耕作的生产工具。“田器志”，就是墓中陪葬农业生产工具的登记簿。“东阳”是古地名，在今长江下游地区。在广西地区汉代墓葬中出现《东阳田器志》，说明当时广西中原地区对引进中原地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重视。
铁制的锸和锄，是广西地区常见的一种农业生产工具。这些锸的形制与先秦时期的铁锸基本相同，平面呈“凹”字形，刃部呈弧形，两边略侈出，扁薄锋利，上部有凹形空銎，以供安装木柄。锸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于翻土、理埂，也可用于开沟、挖坑。但基本用途是起土翻地。
这种工具具有使用方便、省力和劳动效率高的特点，远非木石乃至铜器等工具所能比拟。锄的形制为直腰曲柄，也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来挖土、开沟和平整土地，也可用于松土和中耕除草。
“锄者，助也，去秽助草也。” 刘熙《释名》云
说明当时的锄主要还是用于田间管理，除去杂草，松土保墒。类似这样的锸和锄，直到现在桂南地区的壮汉民族仍在使用。铁器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使用，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并且为改进耕种方法，深耕细作，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创造了条件。
2. 牛耕的推广
牛耕的发明与推广应用，是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既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又能深耕细作，在农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开始出现牛耕。地处边陲的广西地区出现牛耕的时间较晚，大约在汉代才开始出现。西汉前期，吕后下令关闭与“南越国”贸易的边市，禁止向岭南输出“金铁、田器、马、牛、羊”，引起南越王赵佗的强烈不满，发兵攻击长沙郡边邑，以泄其愤。由此可知岭南对上述物品的急切需要，其中的马和牛，很可能是作为耕畜使用。
砖画
有考古资料可以证明，贺州莲塘东汉墓发现的两件铁铧，证实当时广西地区已使用牛犁耕作。从史籍记载来看，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年—56年），任延任九真太守时，看到当地人“俗烧草种田”“不知牛耕”的落后状况，于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推广铁器牛耕，使其地“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裕”。
3. 培育和引进优良稻谷品种
广西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西汉时期，广西地区的各大江河流域的河谷平原地带，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普遍种植了水稻，而且已懂得培育、选择和引进适合于本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标志着广西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保证种植稻谷的优质高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6年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有稻粒和书写有稻谷品种名称的木牍，其中一块木简上写有“仓种”，另两块木牍上分别写有“客籼一石”和“客籼”等字。
“仓种”是一种经过选择预留下来的种子。“籼”是一种早熟的稻种，它具有分蘖性强、耐热耐强光的特点，适合于南方炎热的气候。
“籼稻其粒细长而白，味甘香，九月而熟，是谓稻之上品。” 《农政全书》
在“籼”字前冠以“客”字，表明它不是本地稻种，而是从外地引进的一种优良品种。由此可知，当时广西地区除了栽培本地的稻谷品种之外，还有从外地引进的良种。良种的选择，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种植环境，可以增加复种指数或单位面积产量。
4. 种植方法的进步
水稻的栽培，经历了点播、撒播到育秧移栽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栽培技术的进步。从考古发现来看，大约到了东汉时期，广西地区已经采用了育秧移栽技术。
与广西毗邻的广东佛山东汉墓出土一件陶制水田模型，其中有一方田里的秧苗似箅子，一组一排，整齐有序，表现了当时的插秧场面，说明岭南越人在汉代已掌握移栽技术。
广西与广东同属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东汉时期的广东已采用育秧移植技术，联系到苍梧南朝墓出土的耙田模型，当时广西也应采用了育秧移栽技术。通过集中育秧，进行早期管理，然后分秧移栽，可以促进单株分蘖，提高产量。这种育秧移栽技术，对后世稻作农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广西各地仍然采用这种方法。
另外，广西地区人们还根据当地温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充分利用地力，种植两熟或三熟稻。
“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
“名白田，种白谷，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 东晋俞益期《与韩伯康书》
汉代以来，广西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粟豆、薏、竽以及各种蔬菜瓜果等旱地作物的格局。所有这些农作物的遗迹，在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发现。
5. 粮食产量的提高及储存方法。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后期在今广西境内有户籍的人口大约是40多万人，未上户籍的山区居民和南征留戍的军队人数还不知其数，按照西汉末年成书的《汜胜之书》记载的数据来折算，当时平均每人年消费粮食大约480市斤。
也就是说，要耕种三四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如果考虑到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通常要比中原的小麦亩产略高的话，那么要供给这块土地上的几十万人口的粮食就要种植二三百万亩。可见当时广西地区开垦的土地面积已很大，现今桂林、梧州、玉林一带的大部分，柳州、南宁、百色及河池一带的河谷肥沃之地，都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开发。
水稻及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对自然气候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旱和涝都会直接影响收成的好坏，严重的还会造成颗粒无收。好年防荒年，人们为了妥善储藏收成后的粮食，并且留存第二年播种的谷种，以保证正常的生活与生产的需要，特别重视对粮食的储藏。在广西地区的贵港、合浦、梧州、钟山、兴安等地的汉墓中，出土了许多陶、铜或滑石制作的仓囷模型。
这些仓囷虽然形制不同，但同属干栏式建筑，下有立柱，底层架空，上层或呈圆形，或呈长方形，四面密封，只在前面开设一小门，悬山顶。干栏式建筑是当地居民流行的一种实用建筑形式的真实反映。
在广西出土的铜制的仓囷模型
这类建筑是广西地区古代居民为适应当地炎热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而创造的一种具有鲜明地方民族风格的建筑形式。他们从干栏式居住建筑的经验出发，将储藏粮食的仓囷也建成干栏式，以桩柱将仓体托离地面，这种做法显然是为适应岭南多雨潮湿的气候条件，防止储存的粮食受潮和水的侵蚀而霉变。
由于仓体离地悬空，且用木板构成，具有干燥通风的特点，有利于粮食长久保存。此外，人们将仓体构成密封式，同样是为了有效地储藏粮食，防止鼠、蚁对粮食的损害。
广西地区出土的仓囷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独特，工艺精致，功能优良，说明当时的粮食储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广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和商业及手工业的全面发展。
二、货币的流通与商业的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广西发现的秦半两钱极少，其原因很可能是秦统一中原、建立秦朝后，开始统一币制，铸造半两钱。而秦始皇统一中原三年后才发动对岭南的战争，而且此战役一打就是4年。
秦朝从公元前221年建立至公元前206年灭亡，前后只有短短的15年时间。因此，秦朝还来不及对岭南进一步经略就灭亡了，所以其铸造的秦半两很少在岭南地区流通。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国“、统一岭南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在西汉到东汉的400多年里，广西一直在汉王朝的统治和管辖之下。
由于汉王朝不断加强对广西的统治和开发，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中原与岭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因而，从西汉开始，五铢钱已在广西地区流通。目前在广西梧州、合浦、贵港、柳州、贺州、玉林、桂林等市所辖各县的汉代墓葬里，出土西汉初年的半两钱、武帝时期的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泉、货布、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
出土的汉代钱币
东汉时期的五铢、四出五铢等铜钱，同时还出土有金币。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色泽金黄，不易腐蚀，是人类最早开发和利用的金属之一。汉代对黄金的使用量很大，主要作为皇帝赏赐、交易支付和财富储藏，也有用于给死者陪葬。在广西合浦、贵港、梧州等地的汉代墓葬里，都发现有金饼。
博物馆里面的金饼
贵港罗泊湾2号汉墓出土有一枚金饼，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两枚金饼，兴安石马坪汉墓出土有仿金饼的鎏金金饼2枚。
这些钱币的出土，反映了广西同中原地区活跃的经济交往、密切的商业贸易和广西商业的发展。此外，自秦以来实行的统一度量衡，在广西出土的考古资料中也有体现。
在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既有度量衡器具，也有记录重量和容量铭文的铜器，还有有关度量衡的文字记录，如出土的一件木牍上记有寸、尺、丈等长度单位，有一件残木简上保留有“尺七寸”三字，《从器志》木牍上记有“七尺矛”和“缯六十三匹三丈”等项，可谓度、量、衡三种计量材料齐备。
这些文字记录说明当时广西流行使用的长度单位也是以寸、尺、丈为递进单位，与全国统一的长度单位相同。
贵州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有三件尺子，1件是竹尺，残存7个刻度，1件木尺，仅存2寸刻度，另有1件杉木尺完整无缺，下面刻10等分，全长23厘米。
这3件尺子的分寸长度都是2.3厘米，其标准长度每尺23厘米正好与长沙出土的楚国铜尺长度相等，应是秦统一度量衡之后，汉代尚承之，并通过中原人的南来开展商品贸易活动传入广西的。
出土的铜尺
这些计量器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秦汉王朝统一规范的度量衡已在广西地区通行，同时也反映了广西地区与中原商业贸易密切往来及其交易的活跃。
汉代以来，一方面是中央王朝逐步加强对广西的统治、开拓和经营，另一方面着力发展与岭南的商业贸易。随着岭南与中原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原地区商人纷纷进入广西开展经商活动，而广西地区的人们也积极与中原开展通商活动，向中原各地输出海盐、水果、葛布、珠玑、玳瑁、翠羽、犀角、象齿等产品，而后转由中原输入“金铁田器”和马畜等生产资料，以弥补广西地区生产工具的不足。
“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 《史记·西南夷列传》。
这段文字表明唐蒙在番禺吃到的枸酱也是通过商业渠道从牂牁江经广西运抵番禺的。这也说明，汉时广西人民不仅与中原地区通商，而且与远居西南腹地的巴蜀地区也有商业往来。那些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商人，进行商品交易，互通余缺，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
三、交通的发展
开拓水陆交通，是汉朝开发广西的重要措施。
广西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境内江河纵横，具有发展交通运输的有利条件。两汉时期，广西地区的交通运输仍以水路为主，陆路交通次之。秦征岭南，已先修凿灵渠以通粮草；汉武帝出兵征战“南越国”，需先备足载运军队的楼船和戈船。其水路交通可分为内陆交通与海外交通两个方面。内陆交通主要也是靠内河交通。
广西地区境内，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即以自西而东流经今广西中部的郁江——浔江为干线，往北通过桂江、红水河和柳江可通达桂北各县，往西通过右江可通达桂西各县。其间，溯驮娘江可达西林县，溯西洋江可达云南广南县；往西南通过左江，除到达左江地区各县外，还可溯左江之源的平而江进入今越南北部的谅山地区；往南通过北流江转南流江可通达桂东南和桂南各县，并自合浦出海到达东南亚各国。
与毗邻地区的交通
一是： 通过桂江——灵渠向北入湖南湘江到达中原各地，此为古代广西地区出入中原的主要交通孔道，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意义。
二是： 通过浔江——西江南下广州，再由广州到达海外。
三是： 通过古称牂牁江的红水河进入贵州的古夜郎地。说：
“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史记·西南夷列传》
“元鼎五年（前112年）秋……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四是：通过柳江——都柳江进入贵州东南部的从江、榕江和三都等县。在“陆事寡而水事众”的广西地区，陆路交通不如水路发达，主要有五岭山道的开通。
所谓“五岭道”，就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秦军所走的五条道路。此五岭古道，由于汉高后的“别异蛮夷，隔绝器物”和南越国赵佗因对汉王朝之愤怒而“发兵守要害处”，五岭道一度被堵塞。汉武帝平南越后，五岭道虽获重开，但由于种种原因，交通运输仍未如常。至后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郑弘大司农考虑到南北交通，如绕经东南沿海之“东冶，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为了安全和便捷，郑弘奏请“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五岭道“夷通，至今遂为常道”
四、合浦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析秦置之三郡为九郡，原辖今广西大部地区的桂林郡，分置郁林、苍梧、合浦三郡。合浦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南面临江濒海，南流江贯流县境注入北部湾。合浦港扼北部湾顶的中枢位置，西邻钦州、防城及越南北部，东接广东的廉江、海康、徐闻，东南侧有海南岛，过琼州海峡可抵湛江、广州、香港。通过北部湾可达今马来半岛、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是广西开拓和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
自汉武帝设置合浦郡后，合浦便成为岭南及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合浦港也成为汉代中国南方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大量货物从合浦港运往海外，海外的大量货物运抵合浦港销往中原地区，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
汉代以来，广西利用合浦港便捷的海上交通优势，积极开拓海外贸易。据史籍记载，汉时岭南的番禺（今广州）虽是华南大都会，但还不是对外贸易港口，当时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徐闻和合浦。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朱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多献见……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汉书·地理志》
当时的海外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黄金和杂缯，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奢侈品。
广西地区汉代墓葬曾出土有玻璃、硬玉、玛瑙、水晶等物，其中仅玻璃一项就有1965颗。广西贵港、梧州、合浦汉墓也出土有玻璃、琥珀、玛瑙、硬玉等物。
汉墓出土之玻璃即《汉书》所提之“璧流离”。而今，《汉书》所载之输入商品已在广西地区的汉代墓葬出土文物中找到。说明汉时的海外贸易主要为官营，所以输入的珍奇商品均为少数统治者所占用，死后也随葬于其坟墓中。
“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 《后汉书》。
《后汉书》
《后汉书》的这段记载是外国商人由日南经合浦向汉朝廷进行官方贸易和交往的史证。
《后汉书·大秦传》也记载：
“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可见当时的安息、罗马、印度已在海上进行丝绸贸易，因“利有十倍”，安息就想垄断中国丝绸的贸易，以便从中渔利，所以阻挠罗马和中国的直接往来，故遮阂不得自达。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中就记载了一条合浦通往印度洋的航路。这条航路的情况大致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耦，为蛮夷贾船，转致送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比还矣”。
这段记载是我国汉代航海船舶在合浦起锚，经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在印度洋上航行，通使通商、贸易往来的真实记录。上述记载中的一些古地名，日南即今越南广治省，徐闻即今徐闻市，合浦即今合浦县。都元国约在马来半岛东南部近新加坡海峡之处，汉船从南海出发，乘东北季风沿岸行驶，在风向转换时穿越马六甲海峡，顺西南季风北上。邑卢没国，约在今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汉船从新加坡海峡西北行四个月，一路基本上顺风或侧顺风。谌离国，约在今伊洛瓦底江中游沿岸、缅甸蒲甘城附近的悉利，为古代东西交通要冲，汉船溯流顺风北上20余日可到该城。
夫甘都卢国，约在今缅甸的太公城附近，即旧蒲甘城。黄支国，约在今印度东南海滨的康契普拉姆，汉船从谌离国续航，稍北行即达孟加拉湾北端，然后再乘换向而来的东北季风，顺印度半岛东岸南下，航行2月余即可达。已不程国，即今斯里兰卡，古代称“狮子国”，是南亚、西亚海上贸易的中心地区。皮宗在今越南的最南端，汉船从已不程国返航，先沿印度半岛东岸乘西南季风北上，然后乘东北季风沿孟加拉湾东岸南下而至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岛，最后由此北上航行回国。
这是史籍中关于中国至印度洋之间海上航路最早的官方记载。从记载中可知，当时我国在南洋的航海活动已有朝廷遣“黄门”（即皇帝的近侍内臣太监）执掌，并招募富有远洋航行经验的民间海员和一些商人一起出航，这进一步佐证了秦以前北部湾一带已有民间航海活动的记载。
汉船在异域航行途中，“所至国皆禀食为耦”，受到热情接待，还时有外国航海者或使节参加进来，结伴而行，或者还可能有外国海船沿途护送、导航，“蛮夷贾船，转致送之”。
古代出航的场景
汉代的这条印度洋航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路之一。汉代通过合浦港与海外的贸易相当繁忙。汉武帝平南越后，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汉朝廷“欲耀威德”。经常派出使者和商人带着大量的黄金和丝绸等到海外从事贸易，一些民间商人也从物产丰富的四川运蜀锦等商品到合浦、交趾一带交换玳瑁、琥珀、珍珠、琉璃等，而外国商人一方面仰慕中国的物质和文化，另一方面为博取汉皇帝的厚赐也纷纷组团前来。
外国使者和商人从海上直抵合浦港，或从合浦直达长安和中原地区，或直接在合浦以壁硫璃、琥珀、玛瑙、奇石异物和中国商人交换丝绸、陶瓷、珍珠、茶叶等物。当时，凡是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使者和商人，从海道而来的大都抵合浦。
外国使者前来朝拜的场景
“武帝威德远播，薄海从风，外洋各国夷商，无不梯山航海，源源而来，现在幅辏肩摩，实为海疆第一繁庶之地。” ——《廉州府志》
可见，汉代合浦港对外贸易繁忙的盛况是空前的。合浦港作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它曾经架起了我国在海上通往世界的桥梁，在我国古代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结语：
汉武帝沿用南越国的民族政策，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调动国家资源，重视和鼓励农耕，输入中原先进生产工具，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兴修水利灌溉设施，传播中原文化，并且以合浦港为基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广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广西地区开始进入了由统一国家主导下开发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