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隔离与少年中国
文/陈九
老母亲入院，我匆匆赶回国，第一站便在上海隔离。登机前听说不少关于隔离的传闻，比如要申请各种二维码，国内现在都是大数据管理，什么健康申报码、入境码、上海随申码、外出行程码，还有健康云、健康宝，等等等等，天书一样听得我云里雾里，加上考虑一路上的防护，心中不免忐忑。
起飞后我先忍着不吃不喝，也不摘口罩。我发现还有戴防护镜的，让我想起电影《大西洋底来的人》，飞机变成潜水艇，顿生水下探险的奇妙错觉，疫情不光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丰富着我们的想象。但不久后情况有变，我身边的年轻人最先破局，他们开始拉下口罩喝可乐吃薯片，又起身来回走动。我心说帮帮忙啊，戴防护镜的是你，说变就变的也是你。结果一个起个个起，肯定的呀，很快相约成俗。我突感又渴又饿，心防随即坍塌，他们可以，凭什么我不行呢，于是掏出准备好的牛肉干一块块往嘴里塞。让我不禁感慨的是，这是个年龄倒挂的时代，不是长者教幼者怎么活，恰恰相反，年轻人才是社会的主体，我们深切呼唤着“少年中国”，当少年中国翩翩走来却又失落了，所谓“代沟”，说到底就是失落。
窗外，上海璀璨的灯火。
直到飞机落地前，包括当时申请人道主义签证和做核酸检测，我都没意识到本次回国的性质，甚至还怀疑手续繁杂是否必要。直到降落浦东机场、走出机舱，面对众多身着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才突然明白，我们毕竟来自疫区，从一个几千万人感染新冠病毒的区域，回几乎没有本地感染者的祖国“避难”。我们并未对家乡的防疫成就做过什么贡献，在享受来之不易的安全环境时，理应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实施隔离，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自从落地浦东机场，所有防疫人员，包括地上做出的标记，都明确指向到达旅客的通道，从入关到取行李，再到分配隔离酒店，一切清晰明了、井井有条，想走错都不容易。如果有疑问，随时可请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会用年轻的目光和专业的素养回答你，别嫌他们言简意赅，你提的问题他们已经回答过一万遍了，还要继续回答下去，简洁只为坚守。
其实年轻的何止是目光，他们浑身都洋溢着青春气息、认真和一丝不苟，还有为他人着想的巨大善意，都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活力。等行李时，由于我们的航班与新加坡的航班时间贴近，等待时间略长，有个年长者坐在行李车上休息，马上有工作人员过来问，侬需要轮椅吗？年长者说不要，摇摇手表示谢意。我在一旁恨不得说我要，我要的不是轮椅，而是那个美好的“年龄倒挂”时刻，年轻的美好才是真美好，让所有先前付出的努力心甘情愿、了无遗憾。
午夜时分，我们步入位于云南南路的隔离酒店。那一刻的上海已经十分安静了，路上行人寥寥，几家店铺仍亮着灯火，像长夜里的一声呼唤。从浦东到浦西的路况十分顺畅，通过杨浦大桥时车速放缓，仿佛特意让我们这些海外归客欣赏深夜里的沿岸风光，那是怎样一片灯火哟，像条金龙盘桓在浦江两岸。刚才我用了“璀璨”，还有什么词替换一下？玲珑剔透，不行，太小了。光辉灿烂，有点儿空，也不合适。辉煌，对，应该是辉煌，面对满目灯火，我感受到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几十年跨过的步伐，从最初的承包责任制，到来料加工两头在外，再到今天自主创新的完整产业链，这片灯火不为照明，而是为几十年的辉煌历程深情歌唱，“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唱歌的就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年轻人，一批批年轻人的身影在这灯光中闪烁着，所谓“少年中国”说到底就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什么时候搞改革开放中国就年轻，否则就僵化衰老，所以年轻人必然是“改开”的主体，中国因“改开”而“归来仍是少年”。
入住隔离酒店的过程有点儿像进医院，除一次付清两周的房费，差不多五千六百块钱，还需填写一系列与健康和行程相关的表格。办理入住的又是年轻人，他们身影矫捷、分工明确，查验证件的、讲解隔离要求的，简洁而明快。隔离程序大致是这样，两周不许出房间，每天两次上门测体温，每三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可自己叫外卖但不许买酒，允许收快递，饭后将垃圾包好放在门口，有专人清理。房间档次约三星级，自己打扫整理，我赶上两张单人床，睡了这个睡那个，睡成一团。我内弟卞银龙是上海本地人，忠厚善良，说阿哥侬外卖勿好多吃，吃出毛病来。那你说怎么办？我天天给侬烧，一天两顿用闪送送来。此话当真？当真当真，小事体，侬有啥忌口吧阿哥？没有，带毛的不吃掸子，带腿的不吃凳子。电话里他略显迟疑，我才意识到他没听懂我的北京话。我是讲啥都可以，侬吃啥我吃啥，把中饭夜饭拨出些给我就好。他连忙答道，有数有数，阿哥侬上海话讲得灵呃。
那天我突发奇想，心说不让买酒，帮帮忙啊，其他房间别早开喝了吧？于是心怀侥幸网购了啤酒和二锅头，分别夹在水果点心的快递中。没想到过一会儿东西送到，赶紧打开却丝毫不见酒迹。踌躇再三接通了服务台，我好像少东西了？少啥了？我，有度数的饮料不见了？东西没丢，放心吧，您的酒我们留在前台了。那我释放时，不对，解禁时，也不对，结束隔离时会还给我吗？话筒里传出女孩子清脆的笑声，会的，不过您不能再买酒了，这是规定，您要忍一下。放下电话我有点儿忍不住，脸热热的，隔离中女孩子的笑声让我沉醉难消。
不过我要实话实说，在一间小屋里封闭两周对谁都不是容易事。为此我事先做过准备，带一本宋词消磨时间，再把酝酿好的文章拖到隔离时写，对对对，就那篇《想念我认识的李琛》，很尽兴，隔离的环境无人打扰又吃喝不愁，我可以全方位投入，那是篇典型的“隔离作品”。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无人交流积累的孤独感是最大的问题，日渐突出。我平日早上总被太太打果汁的声音吵醒，那台果汁机噪音较大，我半夜才睡下，做了一夜当年修成昆铁路的梦，汪班长若不牺牲也儿孙满堂了，他父母还在吗？爱人怎么样？快梦到结尾却被果汁机打断了，帮帮忙啊，烦不烦呀你？现在倒好，没了果汁机连醒都不会醒了。还有和好友聊电话，每天一通神侃，九哥我收了一幅油画，俄国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对对，风景画。他把照片发来一看，这是列维坦的吗？颜色这么暗，他的画色彩很明亮啊？当然列维坦喽，颜色暗怎么了，你又不是画家臭显什么呀！此刻想到这些我温暖得情不自禁，抄起电话就打，可人家说，成心吧九哥，我这是半夜耶，毛病！
这么一来搞得我万般落寞，心情因无处表达而嗡嗡作响，震得小心脏都快蹦出来。我这才明白，人是靠表达来验证存在的，否则就像一个黑洞，生命在里面似有若无。窗外有一处工地，能看到起伏的人影。我冲他们大喊，兄弟们好！但酒店的窗户打不开，窄窄一条，声音撞上去又弹回来，满屋子只有我自己的叫嚷呦呦回荡，喊出的是我，收听的还是我。我开始自言自语，据说自言自语是某种极限的前奏，品尝着人生的全新体验。我发现只有设身处地才能感受历史的分量，比如当年武汉抗疫，为防疫情扩散，整座城市进入隔离模式，而且时间远超过两周，那时他们经受着怎样的压力，又付出何等的牺牲呀！但为了抗疫大局，为了一座城市的新生，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承受与坚守，只有通过我现在的隔离，才能体会到武汉当时的震撼场面。不过说他们“无法表达”并不准确，你听，那是谁一扇扇打开了窗户，面对漫天繁星唱起《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和手电筒的光泽彼此相拥，我敢说那一定是年轻人，心中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年中国”，他们用热望点亮黑夜，给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带来希望。
没跑题吧？
应该说上海隔离酒店的服务很到位，当然每家酒店不同，不好一概而论。就我住的这家店而言，检测人员的工作堪称一丝不苟，除每天两次查体温，检测核酸的头天晚上还通知第二天测试时间，非常周到。我听过很多关于测核酸的抱怨，如何如何痛苦。我的经验没那么夸张，棉签捅鼻子肯定不好受，但一碰就过去了，完全没超出成年人的承受范围，不必大惊小怪。还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有失眠的毛病，时差一倒更加严重，自带的安眠药又快用完了，便打电话求检测人员给我几片安定。本以为小事一桩，没想到人家格外重视，派专业人士电话问诊，一位王姓女医生用“上普”跟我聊家常，上海普通话，陈先生你有啥心事不啦？我说侬还是讲上海话吧，正好帮我纠正发音。结果她用“上普”我用“京海”，北京上海话，聊了半个多小时。据说上海的隔离监测系统有心理咨询功能，隔离环境中有可能出现焦虑，需要心理医师给予特别指导，王医生就是专业心理医师。
放下电话颇感惊讶，没想到上海的隔离体系精准到如此地步，要个安眠药竟启动一个机制，有专业人士关注隔离人员的精神健康，这种人文关怀让我有蒙圈之感，得好好适应一下。王医生今年三十六岁，不好意思，是她无意中讲出来的。三十六岁很年轻，仍是“杏花吹满头”的少年人，她和她的同事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践行者、历史变革的发动机。后来我还想找王医生聊天，可惜未能联系上她。有人说，傻不傻呀九哥，人家通过交谈早对你做出评估了，好着呢，你就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婶没话找话，没工夫搭理你。我听了好遗憾，三十六岁耶。
酒店隔离结束的那天，我在大堂又和一块儿来的“队友”们相遇，他们穿着最体面的衣服，庆典般徐徐走来。有个女子把盘发散开，哗一下，我这才发现她如此美丽，简直像三十六岁，但愿是。我们彼此拥抱互相道别，走向大门时，那些年轻的工作者们仍一身防护服，排成两列为我们送行，提醒大家不要落下东西。只听有人在叫着名字，“王某江，陈九，韩某卫，请到前台取酒”。我一听脸都红了，羞愧得笑起来，于是我们全笑了，哈哈大笑，转身向那些年轻的身影鞠躬致敬。应该说，是向这个行进中的“少年中国”鞠躬致敬，他们是“社会进步的践行者、历史变革的发动机”，他们翩翩走来，一身风采。
两周酒店隔离后还有一个“加七隔离”，就是继续在上海住七天，自己找住处，自己去做三天一次的核酸检测，等手机上的行程码变绿才能离开。不过比起两周的室内隔离，加七隔离已经没什么典型性，有点儿像旅游了。我选的酒店位于长乐路瑞金路交口处，因附近就有核酸检测点，步行非常方便。我楼下有家电影院，正在放电影《长津湖》。那天路过时刚好散场，很多年轻人熙熙攘攘走出来，把本不太宽的人行道挤得满满的。有人好像在哼着什么，“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哎呀，他们真在唱耶。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