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摄影DIY(一)

散文随笔】罗亚林：昔年影趣“DIY”

文人墨客驿站 文人墨客驿站 2021-02-18 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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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第 432 期

昔年影趣“DIY”

文/罗亚林

深秋时节的北京，枫叶殷红，银杏金黄，正是美不胜收的季节。选择一个晴朗的日子，领着小外孙到颐和园秋游。颐和园里，游人或导游大多都是带旅游团沿长廊直奔万寿山佛香阁，或者沿昆明湖朝着十七孔桥方向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而去。而我们带着小孩儿，自然是直奔东北角儿的园中之园：“谐趣园”而去。因为那里风景别致，幽静安谧，游客较少。园内一泓清池，锦鲤嬉水，更有亭台游廊，人在画中。来到谐趣园，仿佛置身于江南的苏州园林一般清新与惬意，安逸而闲适。（去年新开放的霁清轩也在此园内的小山后面。）

（北京颐和园谐趣园 ）

刚刚进得小园，正携孙儿在池边赏鱼，身旁传来一阵纷乱，蓦然回首，只见有十多位大妈从园子的西北角小山边簇拥过来，颇为炸眼的是，人手一套尼康或佳能的高档单反数码相机，长焦距镜头，并全部配有三角架。看她们都认真地对着知鱼桥方向的亭台、迴廊一通拍照，那快门儿按地是噼哩啪啦，那阵势丝毫不逊于记者发布会上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记者。看来时尚的北京大妈们已不满足于在广场舞上独领风骚，也追求起阳春白雪的高雅摄影艺术了。

如今在北京的各大公园里端着高档数码单反相机的拍客队伍里“大爷”“大妈”几乎已经是平分秋色，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前几年的微信上曾有调侃“中国大爷”：是“衣衫褴褛，挎着高档单反数码相机，长焦镜头及全套摄影装备，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衣衫褴褛”意指钱都花在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元的各种高档广角、变焦、长焦镜头上了，因此顾不得买衣服穿。有所谓烧钱摄影穷三代的说法，甚是夸张。）;

“中国大妈”：“身着时尚服饰及各式鲜艳耀眼丝巾，活跃于公园名胜景点上。摆出各种美姿拍照。”眼前，我所看到的这一些大妈拍客们，从摄影装备到拍摄风格，都不让“中国大爷”，所以前述微信上对中国大妈的描述也应该刷新了，应谓之升级版的“中国大妈” 。是啊，看如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其摄影像素及摄影效果已经可以和数码相机相媲美了，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意拍摄。拍摄后即可看到照片，随手便上传到朋友圈去了。无论天涯海角，拍摄情景即时分享，真是人人都是摄影师，随时随地享受着拍摄的快乐。 抚今追昔，眼前的这一情景，让我想起------摄影，也曾是我青年时期的兴趣所在。那时的黑白胶片摄影与现在的数码摄影，从操作层面到影像效果都可谓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北大荒与北京、上海等知青合影，后排左2系笔者)

五十年前，我对照相兴趣的缘起，是因为一位知青战友，他从北京带到兵团一架127孔雀牌单镜头照相机。可以拍摄12张（6X6）或16张（6X4.5）的黑白照片。我们兴冲冲地装上胶卷就在连队里争相拍照，(那背景多是北大荒的皑皑白雪。)拍照后就会期待着能够看到照片，但是却要把胶卷保存好，等到春节探亲假期回北京才能冲洗出照片。

1972年的春节前夕，我和这位战友一起回到北京，在这位战友家里，见到了他的父亲，我称他为伯父。伯父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儒雅持重，刚正而和善。让我初次见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君子的气度与风范，令我景仰。伯父是老《大公报》的资深编辑、记者。（他是著名作家，翻译家、二战时期的唯一亚洲战地记者，萧乾先生的同仁、好友。）伯父年轻时曾被《大公报》长期派往香港、新加坡等驻地机构工作。文革期间《大公报》同国内大多报纸一样停刊，（后来《大公报》复刊改为《财贸战线报》。再后来又改为《经济日报》至今。）

我见到他老人家时，是在北京市政府大楼化工局搞宣传工作，工作不太忙。后来伯父恢复了在《经济日报》的工作，老人家在《经济日报》工作至离休。 伯母更是一位亲切、慈祥的妈妈，我称她为大妈，她给了我母亲般的关爱，对我关怀备至，她把我的洗脸毛巾洗过并煮沸了（消毒）。还拿出布票、工业卷，让我自己去选购中意的衣服。要知道当时在北京像的确良衬衫、茶叶、自行车等诸多生活中的轻工产品都要凭按户籍人口核发的“工业卷”才能购买。我当时在北京的感觉是工业卷要比粮票、布票更为紧俏。

在北京伯父伯母和战友身边的那些日子，在虎坊路旁那个温暖的单元楼里，让我这个自幼失去父母之爱的人倍感温暖与幸福，让我殊为感动，更是难以忘怀。 伯父虽然不是摄影记者，但毕竟在报社多年，熟悉冲洗胶卷及洗印照片的操作方法。他晚上在家里，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手把手地指导我怎样冲洗胶卷，怎样在极其微弱的绿色光线下观察胶卷的显影效果。在微弱的红光下怎样曝光底版，然后经过显影、定影、漂洗，烘干制作出好的照片。

就这样让我基本掌握了从拍照到冲洗胶卷，再到洗印出黑白照片的操作流程。 那时没有网络，还没有产生“DIY”这个说法。“DIY”是一个缩写的英文词组：“Do it yourself”意为“自己动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