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提出本港带殖民地色彩的路名应改，这主意不错。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当政后，新加坡亦有人提出类似诉求，但李的顾问（记忆中似为荷兰籍政治学者）告以万万不可，当然，所以“不可”，是因为新加坡要保持、发扬其国际城市地位。改名看似小事，然而，这些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街道、大厦以至纪念碑的名称，最好“保持现状”以广招徕！李光耀从善如流，这是1819年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武力占领”新加坡，并使之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佛莱士（S. Raffles）塑像仍屹立于当年登陆处的原因。
说起“改名”，香港有街道名种植（Plantation），若此街道在林荫之中为绿色包围，贴切不过；不过，此名“政治不正确”，宜改。据康奈尔大学史学副教授百蒂斯《事实的另一半——奴隶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一书的“忆往”，美国南部所以能够成为“鱼米之乡”，以种植烟草及棉花“先富起来”，正是白人（奴隶主／地主）以残暴手段逼迁甚至屠杀黑奴腾出土地辟为种植场的结果；在此过程中，黑奴（“低端人口”）被迫迁徙、流离失所，已属“幸运”，不幸的一群被虐待拷打被迫“无偿”在农场工作，是当年的常态。
当年的农场主称种植园主（Planter），而农场是Plantation。换句话说，农场是住于（被囚于）其内的苦力（奴隶）耕作种植种种经济作物——如咖啡豆、烟草和甘蔗等——的“地狱”……如今美南的大庄园吸引无数观光客，他们既看到场主的现代化华厦，亦可见劳工朴实可以居的小平房，但Plantation隐藏的“黑奴血泪史”已被世人遗忘！
西方有识之士一见Plantation这个词，想起的便是黑奴的悲惨过去，因此应让其于公共空间中消失！
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读国学大师钱穆《理学六家诗钞》的《邵康节别传》，竟见邵氏的旅游法，今人即使是那些有私人飞机及游艇者的大豪客，亦极难仿效。钱先生这样写道︰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每出，乘小车，用一人挽之。为诗自咏，曰︰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随意所之，士大夫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曰︰吾家先生至。一家留三五宿，又之一家，或经月忘返。有特为起屋如安乐窝以待其来者，谓之行窝。及没，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每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甚取异于人。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
邵雍字尧夫（1011-1077），赐谥康节，有《皇极经世》《先天图》《观物篇》及《伊川击壤集》传世。谈其学术，笔者力有未逮（根本未入门），此处只说他的旅游，真是羡煞今之“性喜旅游”者。邵氏每年二度（春秋二季，二月至四月及八月至十一月）出游，“每出，乘小车，用一人挽之”，即今之Limousine也，其舒适不言而喻；不但如此，沿途更有“粉丝”辟室以待，“特为起屋”如安乐窝（行窝），招邵氏留宿，“一家留三五宿”，即每“行窝”住三数天便离去，前行又有人筑室招其留宿。令人钦羡的是，“每群居燕饮，笑语终日”，这样畅快闲适写意的旅游，今人如何能得！？
钱穆《理学六家诗钞》
►美国经济史家、基督徒重建运动（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 Movement）理论家加里·诺思，在《支配的工具——以出埃及记的律法为例》（G. North: Tools of Dominion: The case of laws and Exodus）一书，提出当年令人耳目一新的“厚书理论”（Fat-Book Theory），2001年10月24日笔者在《米赛斯料事如神》一文略有提及（收《闲读偶拾》）。
诺斯说，所有具革命性影响的书均卷帙浩繁，亚当·斯密的《原富》两卷共一千零九十七页，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共二千八百四十六页，熊彼德的《经济分析史》一卷一千二百六十页（月前查“贝利登的蠢驴”，找出这本书仍在“案头”，用尺度之，虽是平装本，仍有足足二英寸厚）；罗思巴德（M. Rothbard）的《人、经济与国家》两卷共九百八十七页。
诺斯说不了那么多，笔者可再举出米赛斯的《人的行为》（九百零九页），弗里德曼和舒华兹女士合著的《美国货币史》（八百六十页），还有，最近因土地问题，笔者找出那本“尘封”已久的《亨利•乔治传》（C.A. Barker: Henry George），连索引近七百页。亨利•乔治（1839-1897）“精通百艺”，以演说、著书如写于1881年的《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掀起一场社会运动。亨利认为土地私有是社会罪恶渊薮，因此鼓吹对土地课以“从价税”（Ad Valorem tax）。
应该一提的是，除了笔者“早年”曾数度在本栏提及，香港传媒及学者似对此无大兴趣，内地学术界则颇重视；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建文主编的《20世纪外国经济学名著概览》（亦是“厚书”，近一千一百六十页），在J篇项下收《吉尔德·乔治》，介绍其名著《财富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内文的介绍尚算精确扼要，但说作者名Gilder，显然是亨利之误；而此文收于J篇项下，亦莫名其妙——该书还把葛尔布莱斯（即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归于J项下，应为编者之失。虽然在华人社会乔治之名不彰，但美国人对他依然十分崇敬，“粉丝”为纪念他对土地问题的独特之见，还于1950年在三藩市创立以传授“经济社会哲学”（Economic Social Philosophy）的非牟利“亨利•乔治学校”（Henry George School）！
回说诺思那本《支配》，厚一千二百八十七页，难怪他有此想法！可惜这本笔者未曾寓目的“巨构”，书评界并无好评，“厚书理论”如今似乎已被遗忘。
诺思这本书出版二十多年后便寂寂无闻，足以说明其“厚书理论”以偏概全，不足为训。事实上，“薄书”的影响力绝不容忽视甚至可说更大，比如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均为“小册子”（全集选集是另一回事），而凯恩斯那部震古铄今、影响至今未衰的《通论》只有四百八十页，被誉为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共产党宣言》，竟是六十二页的小册子（在南美某机场购一西班牙文版，只有四十余页）。
G. North: Tools of Dominion: The case of laws and Exodus
►据“小数据”，迄本月中旬，笔者一共在《信报》写了一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篇文章（“政经短评”及“林行止专栏”），字数料在二千四五百万之谱；当中谈及凯恩斯的有一千二百八十一篇，论说亚当·斯密的有六百七十三篇——依次占总数百分之十点七一及百分之五点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