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 （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采访
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做博士后，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其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以及中文著作《发现东亚》。他部分学术文章发表在包括《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在内的国际顶级学术刊物上。从他的职业和学术生涯轨迹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生代学者为何在多年工作之后决定重返校园给自己进行知识“充电”并成功在学术界发展出一条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中，读者也可以观察到，欧美研究性大学中的人文社科领域积提倡跨学科训练和高度重视学术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做法，对于年轻学者的成长和学术不断水平的提高很重要。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通过研究图们江流域东北亚地区邻国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界争端，从跨国史的角度，分析了边疆地带的人和土地以及相关话语和实践，如何影响了同时期的现代国家主权，领土和民族建设进程。该书的研究发现和视角，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很大价值。
本文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于2020年7月对宋念申进行的专访。访谈上篇详细介绍了他的英美留学经历和在芝加哥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下篇主要讨论他的历史研究著作及其学术方法和理论贡献。下篇中谈到的宋教授的学术研究和上篇中的留学经历和学术训练自然有很大关系，但我们也从个案中能体会到治学路径和学术世界的一些常见特点和要求。访谈中较多涉及到的东北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和边疆地区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于近些年越来越多试图将近现代中国史同跨国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的学者也很有借鉴意义。本文为访谈上篇。
宋念申中文著作《发现东亚》
我之前读过你分享自己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和不少人一直从本科读到博士，然后在学校教书写书不太一样（我们好像是同一年本科毕业的）。能详细谈谈你在读博士前的经历吗？
宋念申： 读硕士前，我做了很多年报纸编辑，主要负责国际评论版面。我的工作是邀请国际关系学者就外交政策、国际形势等话题展开讨论，偶尔也做采访。对我后来学术工作影响最深的一次经历，就是2004年到东北采访中朝边境。那是我第一次去东北、第一次实地接触中国的边界，印象很深刻，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去伦敦政经学院读硕士时，论文题目就来自于这次采访中了解到的高句丽历史遗产的争端。由此又衍生出我的关于边境和移民史的博士论文题目，最后就成了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现在想起来，作为编辑、记者的经历对我的求学还是很有帮助的。除了对实地考察的重视，我对deadline也比较敏感——做报纸最忌拖稿嘛。所以我写论文时也是，比如规定自己这个月要完成一章，就一定要完成。
能够及时完成写作计划这点很重要，但这对于学者来说是现在成了很大的挑战。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其他杂事影响，我现在也会时常赶不上deadline。我想问问你对英语学术写作有没有验或者体会可以分享？
宋念申：我英语写作也不好，开始时喜欢用大量从句，好像这样才像学术味。后来被老师批评了，就专门上了学术写作课，而且一次不够还上了两次。写多了之后就明白，英语和汉语一样，最高明的写作，都是用简明直白语言来表达复杂的思想，用短句完成丰富的内容。对初涉英文写作的朋友，我的建议是，你喜欢谁的文字风格，就先去学习、模仿他/她的写作。
我也同意模仿是学语言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学英语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记得你本科是读中文系的，然后在媒体工作，再回去做英文学术，中间语言需要克服的困难说不定你比我还多，因为我本科是英文专业的，但学习用英文写作也要下一番功夫。那么又是什么契机，促使你从媒体行业转到学术研究了呢？
宋念申：首先是媒体工作的客观环境。此外也有对新闻职业性的怀疑，特别是去海湾采访了伊拉克战争、目睹英美媒体如何操作议题之后。正在我思考自己职业路径时，刚好得到去英国留学的机会。我不想学跟新闻相关的专业，因为自己做的是政治评论版，就选择念政治学，去了伦敦政经学院。后来硕士论文居然得到了难得的“优秀（distinction）”，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觉得或许尚有潜力深造，所以就决定转行了。写论文时读书，特别喜欢的学者，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恰好两人都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我就很唐突地写了封邮件给杜赞奇，说自己很希望跟他学习，只是担心我从没有历史学训练。没想到他回信非常鼓励。我就这样去了芝大，转读历史专业。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博士培养给你的总体印象是什么？与伦敦政经学院相比，又有什么不同？
宋念申：英国的博士培养时间短，博士生不需要上课，主要任务就是写博士论文。如果你的论文题目已经准备好，可以一来就下笔写，那去英国念就快。但是英国奖学金机会比较少。在芝加哥大学，新入学的博士生必须上课，且头两年要选择一个跨两个学期的讨论课（seminar），完成两篇长论文，才有资格开题。像我这样没什么史学基础的，前面两年的训练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想研究中国，自然应该选修一门中国史，可不巧的是，那两年芝大历史系没开。但塞翁失马，我第一年跟柯德雷（James Ketelaar）老师学了日本史，第二年跟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老师修了韩国史，不但逼着我填补了知识空白，而且彻底改变了我对东亚历史的认知视角——即不能仅仅从单一国族角度去理解历史，而是必须要有区域的、甚至全球的视角。芝大历史系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属于社会科学学院而不是人文学院。选课阶段，历史系要求博士生一定要选够一些非历史学专业的课，强调跨学科学习。所以你容易与其他学系的老师同学一起交流、一起玩。芝大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学校资助学生筹办的众多工作坊（workshop），学生在工作坊分享研究成果、也外请嘉宾来讲座。许多工作坊的主题就体现跨区域、跨学科的特色。我也担任过“东亚跨区域历史”（East Asia Trans-Regional Histories）工作坊的协调人。
我之前也被邀请去芝大历史系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做个报告，现在才知道这原来是芝大博士生组织工作坊的一个传统。这样挺有用的，邀请自己感兴趣的学者，也很早就和学者交流联系，对博士生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宋念申：芝大历史系老师有一个特点：真的不管学生，研究与日常生活什么都不管，至少我那会儿是这样。我读博士时比较抓紧时间的，六年就毕业了。当时十几年没毕业的很常见，夸张的也有二十年没毕业的。近年来才有了毕业年限的规定，好像是八年吧。老师不管你，大概因为觉得你既然能来到这里，就该是个有想法、独立的学者，尤其是成为博士候选人（All-but-Dissertation）以后。我见主要导师卡明斯聊论文，平均一年也就一两次，每次十几、二十分钟。我刚去芝大，杜赞奇就被新加坡国立挖去好几年，后来干脆从芝大退休了。虽然他仍然在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中，但我们也就只能在亚洲学会年会上见面，聊个十到十五分钟。这种“不管”，好的方面是学生有充分自主。但也有不好的方面，比如找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职业竞争力就相对较低。
所以这和老师手把手扶持出来的学生反差是很大，从每一步都有老师盯着和扶着，变成每一步都靠自己。这感觉就像国内的高中生到大学，高中生每堂课都有老师盯着，很多人从高中考上大学之后，没人盯着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所以国内的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在出国之前，尽量学会自己如何规划时间，如何有效运用时间，并提高英语能力，摸索出自己的学术方法。国外博士培养模式大概分为两种，一是宽松的研究环境，包括选题、研究方法、变换论文题目，毕业时限也比国内宽松。在前五六年时间里，学校提供的学术和资源支持很到位，而老师没有手把手教导，学生则须养成独立解决问题，有效规划时间，以及自己摸索出写论文的方法。
宋念申：很多博士中途选择退学了，而迟迟不毕业的，我的观察是有两种情况，一类可能是准备得不好；另一类则是极聪明，思路活跃深邃，有点追求完美。不像我这样，限制自己在某个期限必须完成某个任务。于是在老师没有使劲督促，学校又没有特别限定的情况下，很多才智出众的学生也会耗比较长的时间。
做学术，自律非常关键，不管是读博士，还是毕业后继续在学术界做研究。你之前提到如何修改博士论文，如何在自己定下的期限前完成写作。拿到评审意见后，在有限时间内改好论文，如一年或半年之内，很多人改不出来就影响之后的工作。做学术不只是单单申请博士，之后你还有面临很多自我选择，要不要走下去。这与每个人的智商、学术兴趣、潜能与每个人的自我管理都有很大关系。
宋念申：其实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在美国，以学术为职业的话，并不需要你有绝顶聪明，中人之资可能更容易适应。因为中人之资会愿意中规中矩按照学校和学术生存规则来。我的智力就很平庸，这是实话，有很多才智很高的人，也许反倒不太适应这套规范。
祝贺你的英文专著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在201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你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改编而成，能分享一下论文改编成书的过程与心得吗？
宋念申： 我有一个建议给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写论文时就尽量照着书稿的方向去写。不要总想着说，我的论文只是为了博士委员会或者导师看，心里要装着一个更大的读者群。我有幸参加过几次讨论学术出版的工作坊，也读了一些学术出版社编辑撰写的指导性书籍（比如William Germano的From Dissertation to Book）。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一些最基本的修改要求：比如不要让编辑觉得你的书稿还是博士论文的模样，不要有过于冗长专深的理论和文献综述，要把叙述尽量打磨得有趣，使更多人能够介入你的议题等等。这并非是说，你要写本通俗小说，而是说让非专业领域的人，也能够从你的书里获得启发。其实说到底，就是要清楚，书的读者对象和博士论文的读者对象是不同的。
我写论文时，是按照成书的想法去处理篇章结构的。所以改书稿时，就不觉得特别费劲。我的主要内容没有大改动，加入一些新内容、新材料，但没有做太大的增减。论文的总体架构没有大变化，改编成书所用的时间也相对较少。
博士论文的最初读者是答辩委员会，一般是四五个老师，都是论文领域的专家，但是学术专著的读者，则以更广的受众为对象，并非人人都是题目的专家。以写书稿的方式来写博士论文，该如何平衡专家与普通读者的不同要求与期望呢？
宋念申：这就只能凭经验了。可能我有个占些许优势的地方，就是我当过多年的报纸编辑，我约来学者的文章，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改成能够面对普通读者的文字。所以我不难理解，一个面对特定读者群的编辑，希望看到怎样的叙述、怎样的风格。当我看到资深编辑威廉·吉尔曼诺（William Germano）教你如何改编博士论文时，他说你一定要想着书是给更多人看的，我马上就特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也是这样改学者们的文章的。但具体该怎么改，很难一概而论，需要靠自己慢慢摸索。
从博士论文改写到书，你是花了差不多一年？
宋念申：不止。虽然我投稿比较早，但还有一轮修改是在评审意见回来之后。所以我另外一个经验是，初次投书稿，不要等你认为完美了才投——完美是没有尽头的，写到八成满意就可以了。通常收到审稿人的意见后，还会有一番思考，会有一轮大修。如果能遇到好的审稿人，他们会提供非常好的建议，应该根据他们的意见，把书稿最后的两成完善。当然，我说八成满意，也不是说直接把博士论文投给编辑，坐等人给你提意见。拿博士论文投稿会被拒的，至少要把它改到有书稿的样子。我拿到审稿意见之后，大概又花了一年半，继续跑田野收集资料，最终把书稿改定完成。
我的博士论文又改了四、五年后才寄出给出版社，而书的分析框架则是比较晚才确定的。你能那么快就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书稿，和你的之前准备，比如说写论文时就以书来写，应该有很大关系。
（本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招淑英、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罗清清协助整理。）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