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表现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选拔人才，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所以，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根植于“精英治国”的筛选性理念是盛产做题家的文化渊源。
东亚人普遍擅长做题
做题家就是考试小能手,擅长做题考试，而实际能力水平和考试成绩未必一致的人。
做题家是中国的特产吗？当然不是。放眼世界，整个东亚都是做题家的高产区。“东亚做题家”几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这个梗进入了影视剧，还被编成表情包，活生生将亚洲书呆子变成了国际流行词。
不论是“美国高考”SAT，国际经合组织发起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PISA，还是单测数学与科学的TIMSS、单测读写能力的PIRLS，甚至单门学科竞赛——东亚文化圈各国各地的学生都排在前列。这种优势在小学阶段就表现出来，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对于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现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人均教育投入，乃至智商，都无法完全解释。
《经济学人》统计了近年来各国PISA成绩的变化，发现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6-15岁人均总投入5万美元）时，花更多钱就不再是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虽然公共教育投资相对极低，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多数城镇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投入仍超过了这一水平。经济水平和教育投资不能完全解释各国成绩的差异，东亚人民对做题和考试的狂热，有更复杂的因素。
东亚教育体系有共同特点
长久以来，很多人将中国人对应试教育的重视归因于“科举情结”。不过，这个判断并不太经得起推敲。科举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东亚做题家”的影响因素之一。科举制度虽然影响深远，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在规模上从来就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流。在整个帝国，不经考试、通过恩荫、荐举产生的官员远多于他们。而且东亚也并非都流行科举。韩国、越南同中国一样，长期开展科举，新加坡则没有科举，而日本很早就抛弃了科举。
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港澳台地区并不相同，跟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差异更大。有的是“一考定终身”，有的是多次考试，有的是连考带申；有的是统一录取，有的是高校自主录取。但它们都在最近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培养“做题家”的行列。
但东亚教育体系有共同特点：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大量做题练习、普遍的补课班，以及看重考试，让考试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
若以PISA和TIMSS等国际测评的成绩来论，东亚第一“做题家工厂”并非中国大陆，而是规模更小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类似，同样遍地是补习班。《经济学人》曾刊文称，新加坡教育有三样法宝：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学和习题设计，更窄更深的教学内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强化训练，以及更出色的教师。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国教育筛选性更强。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会面临数次分流，分流的学校层次直接影响未来发展。比如在小学阶段就会面对几次筛选：从三年级的优才班（GEP）选拔，一年一度的按成绩分班，到六年级的小六离校考试（PSLE）。新加坡学生的每轮选拔都是拿钱堆出来的。《联合早报》等媒体曾统计，67%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850所补习班上课，每年花费11亿新加坡元。不过，在月收入低于4000新元的家庭，只有20%的孩子上补习班。
筛选性教学理念源头
是“精英治国”
由此可见，“考试指挥棒”决定了国家的整个教育生态。这套筛选性教学理念根植于“精英治国”——通过某种方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筛选出精英，让他们掌握权力。
在东亚，“精英治国”不常被讨论，却大量被实践。从新加坡到日本、韩国，意识形态和制度虽有不小殊异，但全都信仰“精英治国”。这很可能是源于近现代东亚地区都曾经历的威权统治史。这方面，日本堪称先驱。明治维新在建立威权统治的同时，也树立了比西方还要严格的精英教育等级观。
要表现出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最常用的策略，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选拔人才，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所以，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还有以考试为主要进路的科层官僚制。发达的科层官僚制也正是东亚政治的最大共性。
东亚之外也有“做题家”
世界上也有国家和地区，那里的孩子不怎么应试做题，却能在PISA和TIMSS等国际测评中取得高分。比如芬兰。该国的教育模式以小班制、讨论课、不做题、少考试、效果好著称，在十多年前是全球各国集体学习的对象。不过，和所有的“素质教育”一样，芬兰式教学有个致命的问题：它是为一个平等而富裕的社会设计的。如果社会天然存在不平等，那么当基础教育变得高度宽松，家庭教育和课外培训就会拉大这个差距。近年来每年有一万多名新移民进入芬兰，并且大多不会说本地语言，也拉低了芬兰学生们的平均成绩。
每个国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但不同的国家对于“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有的认为，尽量不丢下一个孩子，让所有国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相对均质的教育资源，这是“平等”。有的则认为，参加同样的考试，成绩好的（不管原因是天生聪颖还是家长肯投入资源）就应该被筛选出来作为精英，这才是“平等”。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加拿大、瑞典，后者的典型则是东欧国家和东亚国家，更多的国家是在两者之间找平衡。这两种教育模式都能够产生优秀的学生，但只有后者会成为“做题家”的海洋。
东亚之外，全球公认的另一个“做题家”产地是东欧国家。在经济水平更低、公共教育经费更少的情况下，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生们长期在TIMSS排前列，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在PISA名列前茅，表现甚至好过一些更富裕的西方国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柏林墙倒了三十余年了，前东德和前西德属地的“做题家”水平至今仍有差距。前东德孩子家乡的经济相对落后，教育经费和好学校相对较少，但就是比前西德孩子更能做题。这或许是苏联体制的历史余韵。
有办法不再生产“做题家”吗？
大凡培养做题家的教育体系，改变的力量总会指向“减负”——虽然在今天，这个词基本上已经被等同于学校甩锅、逼家长花钱上补习班，被污名化了。然而，当教育已经成为军备竞赛，极大浪费社会资源，影响家庭生活质量，降低生育率，并造成阶层再循环，让所有人同时降低教育投入的“减负”，可能是终结这种无限内卷的唯一办法。
2019年，一直不减负的新加坡也开始了“减负”，希望通过取消部分考试、高校扩招等，降低教育竞争烈度。新加坡的生育率本就极端低下，人口维系主要靠移民，数十年来一直将“精英治国”贯彻到底。如今竟然连新加坡也开始“减负”，可见这场昂贵的教育军备竞赛对社会的拖累有多严重。但问题在于，在本就信仰“精英治国”的地方，社会的筛选性并不会随着教育压力的降低而下降。“减负”也只能覆盖公办教育，只要通过考试筛选成为人上人的动力依然强大，减负就很难成功。
苏联也都搞过“减负”，“减负”这个词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但不仅未起到“减负”效果，还拉大了社会教育水平差距。日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推行“宽松教育”，结果在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学力下降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在减负和加压的循环中断断续续地培养“做题家”。 （摘自大象公会作者张蔓生）
来源： 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