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近邻。自远古开始，中华民族便与东南亚许多民族结下了亲密的族缘关系，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数千年的友好往来。其中，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后世形成的宗教神话传说和民间神话传说对东南亚的影响，便是这种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的见证。
一
概括地说，中国对东南亚神话传说的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即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
据有关专家考证，大约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的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海上交通工具的更加完善，为远距离的移民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大约从5000年前开始，一批批中国的先民，带着居住地的先进文化，或从云南和广西直接进入中南半岛，或从南中国海进入印度群岛和马来半岛，与当地居民相结合，共同创造东南亚的史前文化。据考证，这种民族迁徙的浪潮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可以想象，在中国先民与东南亚先民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作为原始意识形态总和的神话自然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
产生于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东南亚岩画大概就是上述观点的最早例证。东南亚岩画是石器时代东南亚居民最早的生活图解，揭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活动和思想追求，以及他们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关系。应该说，东南亚岩画是东南亚神话的最早遗迹。东南亚岩画几乎都以狩猎为题材，画面上主要是当地的各种动物，最多的是牛、狗、鱼、象。此外最常见的是太阳。根据神话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可能都是东南亚原始先民信仰的图腾。因为图腾信仰是世界多数民族最早的信仰，图腾神话也是原始先民最早的神话。图腾一般以动物图腾为主，对太阳的崇拜属于自然现象的图腾崇拜。据专家分析，在中国云南西南部的澜沧江支流沿岸的沧源、耿马等地发现的多处原始岩画，不但画面上的内容与缅甸和泰国北部等地的岩画相似，而且太阳、人、牛、狗等画的风格也有共同之处。这反映了中国云南南部与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族群很可能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了直接的联系。
中国对东南亚神话的影响除了通过民族迁徙这一途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即文化交流。据中国史籍记载，从中国的秦汉时期直至近代，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往来从未间断过。此间，从中国迁往东南亚的移民越来越多。
铜鼓大概是远古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为有力的实物证据之一。铜鼓是一种用铜铸就的鼓，其特点是“通体皆铜，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它产生于东南亚原始社会末期，应该说，铜鼓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反映了东南亚原始文化所达到的最高程度。铜鼓上的大量图案、线条及其造型是东南亚先民观念和信仰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所创造的神话故事的真实图解。例如东南亚铜鼓上最常见的太阳纹，反映了原始先民强烈的太阳崇拜心理，鸟、青蛙、蟾蜍、鹿、狗等动物的纹饰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这些均可以从东南亚仍在流传的神话传说故事得到印证。
东南亚的铜鼓文化与中国的铜鼓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首先，东南亚铜鼓上的主要纹饰，如太阳纹、鸟纹、羽人纹、蛙纹、船纹等，在中国南方铜鼓文化中均可以找到。这无疑证明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这两个地理上相临的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频繁的文化往来。至于究竟谁影响了谁，最初学者们尚无统一的意见。但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南方，尤其是云南不断有属于黑格尔I型铜鼓和“先黑格尔I型铜鼓”出土，充分证明了中国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所以“铜鼓起源于中国南方”之说已被很多国家的考古学者认可和赞同。据考，铜鼓从中国云南传人东南亚后很受当地居民的喜爱，并迅速传播开来。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内一直兴盛不衰，其流传范围包括越南、泰国、老挝等整个中南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东南亚各国流传的神话传说，也可以印证中国先民与东南亚先民在族缘以及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在记载越南上古王系的沿袭时，引用了古代神话传说集《岭南遮怪》中“鸿庞氏传”的说法，称越人君王乃系“神农氏之后”。越南人一直将雄王视为开国之君，可见越南史籍是把神农氏看作越人王系的始祖的。其实，越南历代王朝也一直把中国的三皇五帝供奉在王家寺庙之中，而且把三皇五帝供在正堂，而越南王室诸宗，如泾阳王、貉龙君、雄王、士王、丁先皇等则被供在偏室之中。
缅甸流传的一则神话《三个龙蛋》说：远古时代，龙公主和太阳神之子相爱，结为夫妻，在缅甸生下三个龙蛋。其中一个破裂，成为宝石，因此缅甸盛产宝石；另一个龙蛋孵出个女孩，由神仙送到中国，成为中国的皇后；还有一个龙蛋变成男孩，就是缅甸有名的国王骠苴低。缅甸史籍称中国皇帝为“乌低巴”，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同为蛋生”之意。这也是至今缅甸人仍称中国人为“胞波”，即“同胞兄弟”的原因。
菲律宾有一则人类起源神话《苏禄岛及其初民的诞生》说，苏禄岛居民是一卵生的菲律宾男子和一位竹节中生出的中国公主相结合所生的后代。
除此之外，东南亚不少国家至今仍广泛流传中国的民间信仰。例如对“天后圣母”，即妈祖的崇拜和祭祀，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很流行。还有，一些与中国著名历史人物有关的圣地、圣墓已成为东南亚华人和本地人共同朝拜的场所，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城的三宝公庙、大伯公庙，至今香火鼎盛，终年不绝，三宝公（郑和）和大伯公（关公）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拜。有关三宝公和关公的神话传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人民中广泛流传。
由此可见，通过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宗教传播等途径，中国对东南亚的神话传说，无论是古代神话传说、宗教神话传说，还是后期民间神话传说，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于东南亚民族众多，神话体系庞杂，加之东南亚各国对本国神话传说资料的挖掘和整理还很不够，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与东南亚神话传说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
中国神话传说与东南亚神话传说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关于龙的族源神话传说。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起源于远古的龙图腾崇拜。龙民族在古代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华夏民族是龙族，而且南方苗、越，北方匈奴，东方诸夷，西方羌族以及后来转化为龙族的北狄、西戎、盘弧等民族都是龙的直系或旁系后裔。据我国学者考证，龙的形象，最早发现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壶龙纹。这个最原始的龙的造型，除了较长的身躯略与蛇相似外，其他完全是鱼的形象，汉代以前出土的文物，上面龙纹的演变，均反映了原始的龙就是一种身长如蛇的鱼类动物。此外，我国古书上都记载说，龙是水族动物。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龙，水物也。”
此外，还有龙的原初形象为蛇的说法，其根据是，中国古代广泛存在龙蛇图腾部落，伏羲和女娲的身躯就是人蛇同形体等。
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都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
越南《貉龙君的故事》说，貉龙君，又称龙君，是炎帝神农氏的第五代子孙泾阳王禄续的儿子。泾阳王水性很好，行水府如履平地，于是被龙王招为马，与龙女结百年之好。一年后喜得一子，取名崇缆，号为貉龙君。故事中多处描写龙君因为是龙女之子，十分爱水，所以时常返回水府居住。后来貉龙君与哥哥宜帝女儿姬姬结合，生一肉胎，七天后从肉胎中滚出一百个蛋，每个蛋生出一个男婴。貉龙君有一百个儿子后仍久居龙宫，不理朝政，只是当国内子民有事时高声唤他，才立即返回地面。一次妪姬责备他说：“我们现在已有一百个儿子，可你总是在水府之中，撇下我一人孤苦伶，独自悲伤。这是为什么？”龙君回答说：“我是龙族，是统领水族之长，应该生活在水中。而你是仙族，惯于生活在陆地上。我们水火相克，不能长久生活在一起。”无奈，最后夫妻俩终于分手，一百个儿子也被平均分配：五十个属于貉龙君，带回水府，各划水域分而居之；五十个属于姬姬，跟随母亲住在陆地，也划地域，分而居之。姬姬与五十个儿子住在峰州。长子被推举为王，称雄王，号文郎国。.从此王位世代相传，连绵不断。越南和中国古籍中记载的雄王就来源于此。所以，今天越族人也称自己为“龙子仙孙”，百蛋生百子，百子被视为岭南百越的始祖。
可见，越南神话传说中的貉龙君是地地道道的龙的传人。而龙族不可改变的习性就是“爱水”，就是应该而且必须生活在水中，也就是说，离开水就不能生存。貉龙君与陆上之仙姬姬结合生下百子后，国事家事那么需要他，也无法改变他水下生活的本性，以致最后与爱妻永远分手。
貉龙君的武功和智慧也只能在水中才能施展，例如，他在水中与鱼精搏斗三天三夜，打得白浪涛天，狂风大作，最后终于战胜了变幻无穷的鱼精。他与狐精作战是靠调遣水族部下，发水助战才攻破狐精老巢。然而，面对善于在陆地上施法的木精，貉龙君便显得力不从心，最后不得不求助法力无边的父亲泾阳王，才将木精降伏。
根据这些故事可以判断：越南神话传说中的“龙”也是“水物”，即鱼类，而不是蛇。更直接地说，越族的先民最初是以鱼为祖先的。另有一则神话可以为佐证：文郎国以东有一个海岛，据说这个海岛上的民族是盘古开天时由鱼变成，他们在陆地上定居时才慢慢学说话。开始时站立行走非常困难，但在水中却行动自如。
老挝有个神话《九龙的故事》，讲述老龙族，即老挝主体民族的来源。古时候，在湄公河流域住着一位叫迈宁的妇女。一天她下水捞鱼时，被水中一根满是粗糙鳞皮的原木碰上了腿。不久她便怀孕，生下第九个儿子，取名九龙。一次河中一条蛟龙钻出水面，问九龙的母亲，他的儿子在哪里。接着便伸出舌头，反复舔着来不及逃跑的九龙后背。此后九龙力大无比，聪明过人。于是人们拥戴他为部落首领。从此，这个部落世代繁衍生息。迈宁的九个儿子就成了老挝民族的祖先。这则神话也清楚地表明，老挝民族也是龙的传人。既然他们的祖先“龙”是有鳞皮的水物，大概也是鱼类，而不是蛇。值得注意的是，这则神话与中国古籍《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所记载的“九龙神话”如出一辙。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上面讲过的缅甸神话《三个龙蛋》也说明，缅甸人和中国、越南、老挝人一样，都自称是龙的传人。
柬埔寨也有一个关于龙的传说：龙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特牧岛上遇见并爱上了一位王子。龙王为了恭贺马，大显神威，把特牧岛四周的海水吸干，把海岛的面积扩大，然后变出一座豪华的宫殿献给这对新人。王子想拜见住在海底龙宫的龙王和龙后，但因不会分水术，只好手拉着龙女的长纱裙，由龙女带领，向龙宫走去。海水随即向两边闪开，最后见到龙王和龙后。很显然，柬埔寨传说中的龙王、龙后和龙女也是水中的灵物。其情节与中国有关龙的故事也颇为相似。
印度也有类似中国龙（那迦）的神话传说。那迦在佛教中称“龙众”，其原始形象和后来的形象均为一条多头巨蟒，既无鳞，也无鳍，与中国的龙有明显的区别。在佛教神话中有不少关于那迦的故事，据说，释迦牟尼曾不止一次地转生为那迦。这类神话传说对东南亚国家，尤其对信奉佛教的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种类型是谷物起源神话。其中飞来稻型谷物起源神话最具代表性，这类神话可见于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以及东南亚的柬埔寨、缅甸、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
中国流传的飞来稻型谷物起源神话各有不同情节，但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古时候，稻谷颗粒很大（像鸡蛋或萝卜一样大），而且会自动飞到各家的谷仓。后来，谷粒被一位懒妇用木棒之类的东西打碎或赶跑，才变成今天这样小，而且也不会飞了。
东南亚各国的飞来稻型谷物起源神话与我国各民族此类神话在母题和情节上大体一致。
柬埔寨的水稻来历是这样的：最初，水稻长得漫山遍野，人们不必耕种，便可以在家里等着大米自动飞入粮仓。一天，一位蛮横的妇人嫌大米飞进她家时太吵，就用木板狠打稻米。稻米一气之下，飞进了深山老林的石缝里躲起来。后来，鱼儿主动为挨饿的人们帮忙，央求稻王重新回到村民家中，以挽救人类。稻王答应了，但以村民必须自己耕种收获为条件。人们只好遵照稻王的话去做。
越南人关于稻子来历的神话与此大同小异：很早以前，玉皇为了使人类不受田间劳作之苦，让稻子自生自长。稻子成熟后，稻粒就会像蚂蚁一样沿着绳子移动到家家户户。一个好吃懒做的妇人，在稻子进屋时还没把屋子打扫干净，屋里脏乱不堪。当稻粒冲开房门涌进屋中时，妇人竟恼怒起来，抄起扫帚拼命抽打稻粒，打得稻谷碎渣乱飞。玉皇得知后，非常生气，便改变了原来的安排，不但让稻粒变小，还让人们必须耕种收割，饱尝劳作之苦。
老挝老龙族的飞来稻型谷物起源神话这样说：原始时期，谷子像南瓜一样大，成熟以后就会自动从田里滚到主人的谷仓里。有一天，一个懒寡妇还没清理好谷仓，谷子就不断从田里滚来，寡妇大怒，便将谷子赶回田里。从此，谷粒变小，再也不自动滚入谷仓了。
日本神话学家大林太良先生在其《南岛稻作起源传说系谱》一文中说，像老挝老龙族这种被称为印度支那型的飞来稻神话，在马六甲北部和菲律宾的圣佩德罗也曾发现过。现在，中外学者已确认，河姆渡是世界上有大量物证的最早的水稻产地。我国的考古和农业专家还进一步论证了，河姆渡文化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它作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向东北越海传到朝鲜和日本，向南传到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直至现在，越南、泰国仍然称稻为“谷”，与我国南方越族先民对稻的称呼一致。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这样说，无论是科学的考古论证，还是文字及传说的佐证均说明了：中国的飞来稻型谷物起源神话与东南亚广为流传的此类神话确实可能有着密切的直接的渊源关系，其母题的雷同可能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中国与东南亚的神话传说中可能有“血缘”关系的第三个类型是“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
洪水神话是世界上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其中一部分是以“洪水后仅存者传衍人类”为主题，它是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所共有的同类型的原始神话。而中国大量存在的一种神话群，即“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虽情节大部分与上述古典神话相似，但其中心母题“兄妹（或姐弟）再殖人类”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它分布的地域和民族，不仅限于中国境内，还扩展到东南亚。
在中国流传的此类神话具有如下相同的基本情节：
1.由于某种原因（或未说明原因）天降大雨（或油火）；
2.洪水灭绝一切生灵，唯独兄妹（或姊弟）俩，由于天意或其他佑助而存活。
3.为了繁衍后代，遗存的兄妹（或姊弟）听从神命或通过占卜等其他办法，最后结为夫妻。
4.夫妻产生正常或异常胎儿，完成传衍后代的任务（或婚后无两性关系，以感应或捏泥人等方式传代）。
上述情节可简化为以下两个母题：
（1）洪水泛滥（或天火漫延等）灭绝一切生灵，这可称为“洪水灭世”母题。
（2）灾后仅存的兄妹（或姊弟）或听从神命或通过某种方式，解除心理障碍，结为夫妻，繁衍后代，这可称为“兄妹结婚再殖人类”母题。
笔者收集到越南、老挝、缅甸、菲律宾等国洪水神话共18篇，其中7篇是“洪水后兄妹结婚再殖人类神话”。这7篇中有3篇来自越南，2篇来自老挝，2篇来自菲律宾。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7篇神话与上述中国“洪水后兄妹结婚再殖人类神话”的母题和情节是完全相同的。仅以老挝的《老挝民族祖先》为例：
为了惩罚人类“目中无神”的罪过，天神施法，连降三年三个月又三天的大雨。大地洪水滔滔，一片汪洋，人类相继被淹死，只剩下被父母放进葫芦里才幸免于难的姐弟两人。洪水后的一天，一只鹧鸪鸟飞来，劝姐弟俩结为夫妻，姐弟俩十分生气，扔石子把鸟打死。后来姐弟俩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仍不见有人来，便结为夫妻。妻子怀孕三年三个月又三天，生了一个奇怪的葫芦。又过30天，忽然听见里面人声鼎沸，就用铁钎把葫芦捅开一个洞。不料从中先后走出三批人，这三批人就是现在老挝的老听、老龙、老松三大民族的祖先。
中国与东南亚的这类神话，不但在母题和主要情节上完全相同，而且在某些细节上也惊人的相似，如：
（1）在越南、缅甸、老挝神话中，兄妹（或姐弟）结婚后，妻子往往不直接生人，而是先生出肉包、葫芦、南瓜等，然后从这些中空的东西中生出人。据此，可以分析，越南、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也和中国的许多民族一样，在历史上可能都产生过葫芦（南瓜）崇拜，都把葫芦当作母亲崇拜、祖先崇拜的象征物，当作了人类始祖。
（2）越南、老挝等国的洪水神话也和中国洪水神话一样，都讲两兄妹（或姐弟）结婚后繁衍后代，成了各民族共同的祖先。如越南的洪水神话说，两姐弟生下了巴那、色当、赫耶、莫依、京、占等6个民族。老挝的洪水神话讲，姐弟俩生的后代就是老听、老龙、老松三大民族的祖先。缅甸的洪水神话也说，掸人等一些民族都是从同一个南瓜里出来的。这类神话的传播对于这些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统一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洪水过后，兄妹（或姊弟）不愿结合，经过神仙指点（越南、菲律宾），动物劝说（越南、老挝）或用滚石、抛针（越南）等方法，两人终于解除疑虑，结为夫妻，这些细节也与中国洪水神话基本相同。
除了上述兄妹结为夫妻重新繁衍人类的内容外，东南亚洪水神话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即再造人类与兄妹结婚无关，而是神赐南瓜生人的结果。如越南一则洪水神话说，两位天神在洪水过后将8个南瓜带到大地上，分别放在8个地区，然后用八根擎天柱将南瓜一一捅开，于是从中走出330个民族。缅甸一则洪水神话说，一位超人智者从神赐的牛腹中发现两粒南瓜籽，他将南瓜籽种下，结出两个大南瓜，而后从中走出缅甸各族人民。老挝的洪水神话说，天神赐给仅遗的三位国王和一头水牛，水牛死后，从鼻孔中长出一条藤蔓，上面结出一个大南瓜，然后即从南瓜中出来了老挝三大民族的祖先。
中国的洪水神话中也有与兄妹结婚无关的再造人类的内容，但不是神赐南瓜生人。如傣族洪水神话说，从水中漂来一只葫芦，从葫芦中走出了人。佤族洪水神话也说，洪水滔天时从远方漂来一只葫芦，从中出来各民族的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收集到的8则菲律宾洪水神话中均无葫芦或南瓜生人的内容，其洪水遗存的兄妹俩所生的都是正常的胎儿，至多为5男4女，并都是一个民族的祖先，即未解释各民族是同根同源的。
中国与越南在地缘、族缘及宗教文化上有特殊关系，所以中国的神话传说与越南的（主要是越人）神话传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除上述三种类型的神话传说可以为例，还表现在：第一，中国和越南均受儒家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将神话人物历史化。如将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黄帝等神话中的帝王逐渐演化成为历史上的王，并称为自己的祖先。和中国一样，越南的典籍未能恢复其神话的完整体系，而是根据封建社会的需要将其历史化了。从公元15世纪开始，历史化的神话传说被纳入了越南官方史籍。14世纪至15世纪中世纪文学的早期汇编以及17世纪的历史叙事诗，如《南天书》开始采用神话题材。第二，大约在公元1000年代中期，佛教开始在越南传播以后，越人的神话与佛教神话、道教神话以及中国南方的神话相揉杂。于是，天帝以道教的玉（皇大）帝称呼，佛陀被描述成慈善的法师，并依然带有那种须发皆白、年高德劭的气度。某些中国的神话传说如有关女娲、盘古、嫦娥奔月、牛郎织女、日神、月神、风神、火神、雷神等都经过了改编或再创造。如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变成了越人神话的天柱神，二者主要情节大致相同。相异的是：中国的神话说，随着盘古躯体的成长，天地愈益分离。也有较晚出现的“盘古手持斧、凿以分天地”的传说。而越人的神话说，天柱神突然站起，用头把天顶起，然后挖土掘石，砌起一撑天石柱，把天顶住。石柱越砌越高，天就渐渐升得像现在这样高了。天柱神是越人的最高神，他掌管天地宇宙之间的一切事物，也被称为玉皇大帝。中国的盘古和越南的天柱神（玉皇大帝）创造万物的方法也不一样：盘古死后身体各部分分别变成人、山河、草木和日月星辰等；而天柱神只创造了山川，并用泥捏成了各种动物，而造人等其他任务则由众多神灵参与完成。第三，从混沌神话可以看出，中越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基本相同。一是创世前的宇宙混沌观念，认为宇宙混沌一片，而神自混沌中悠然而生，这种混沌神话当属最古老神话之列。二是把世界的创造想象为天与地的分离，即天地分离观念。三是天地分离后的“天圆地方”观念，“大地平平坦坦，像一只巨大的方形盘子，天则像倒扣着的一只碗”，这与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相同。但这种观念应该是较后产生的。
神话是历史的先声，它虽不等于历史，但却包含着某些历史的因素。通过上述对比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与东南亚神话传说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这不仅证明中国与东南亚先民自原始社会就开始有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而且印证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某些民族之间还可能有同源共祖的历史渊源。
最后，应强调指出的是，东南亚地理和民族状况纷繁复杂，其神话传说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体系，而是由若干不同的体系组成的。各个体系的神话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地理及民族文化心理等历史背景，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东南亚神话各体系之间的交流以及它们与中国各民族神话之间的交流都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的、多向的，其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要追溯和梳理清楚是难以做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多边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对促进东南亚各国之间，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
张玉安，1945年生。吉林省乾安县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语言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编的著作有《东方神话传说》、《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评注》、《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合著的有《基础印度尼西亚语》、《世界四大文化和东南亚文学》、《东方文学词典》等。
图文来源:原文刊载于《东南亚》1999年第3期，注释已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