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澳]布雷特·鲍登
摘编 | 徐悦东
布雷特·鲍登是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他长期致力于文明和帝国的研究。《文明的帝国》即是他的代表作。在此书的英文版出版时，正值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鲍登犀利地指出这两种论调背后所存在的问题。鲍登重新考察“文明”的概念，批评了当时许多西方人盲目自信的心态，并认为西方推广普遍性文明的计划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在鲍登看来，科索沃战争和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是西方帝国式“文明开化使命”的尝试，而这种以“文明”的名义实施暴力的结果终归失败。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文明的帝国》，有所删减。
《文明的帝国》，[澳]布雷特·鲍登著，杜富祥、季澄、王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从英国人12世纪以来对爱尔兰人的压迫
到美国出兵伊拉克，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
文明的概念已经作为一种社会与行为科学学科的术语而再度兴起，并被运用于世界政治实践。然而，伴随文明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分析与决策工具复苏，概念本身时常被误用、操控或误解。为了试图纠正其中存在的部分误解，本书曾指出，从文明的概念出现直至21世纪，人们一直认为理想的文明指一个民族是否具备开展社会政治合作与自治的能力。
当文明被当作一种衡量价值观的标尺，而非用于区分种族类别的描述性工具时，文明的概念才能发挥出最大功效（然而，正如我们始终注意到的，这两种用途很难区分）。而这种通常带有暴力与残酷色彩的功效主要通过文明标准的制定及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清晰地体现出来。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大多数文明社会，普遍认为一个外来民族若无法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且缺乏自治力，或许会构成一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具备管理能力并能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的国家或机构，能够对前者进行最佳的治理。换一种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社会尚未达到完全文明的程度，未能充分实现独立自主，文明社会介入其内部事务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英国人自12世纪以来对爱尔兰人实施压迫的背后就是这一特定逻辑的早期版本。此后，该逻辑延伸至15世纪晚期，西班牙人在发现新大陆之后不久便征服了当地的美洲印第安人。该逻辑还成为21世纪早期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行动的支配性因素。在本书可以看到，对于这一原则的实际应用给众多民族及其总体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其中多数又是以文明、进步以及颇具讽刺与悲剧色彩的和平的名义进行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识别夹杂在我们中间的新的未开化群体，并毫不掩饰地推动文明标准的再度复兴，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或未能意识到过往采取类似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我个人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漠视或者说不愿意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导致的。在这方面，茨维坦·托多罗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我们选择无视历史，用另一句谚语来说，我们就会有重蹈覆辙的危险。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们通晓历史，才知道该如何做。我们与历史上的西班牙征服者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所区别。他们的案例对我们来说具有教育意义，但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我们无法确保即便不按他们的方式行事，我们就不会在实际中效仿他们的行为。然而，西班牙人的征服历史对我们来说还是具有警示作用的，能使我们对自身产生怀疑，发现其中的相似与不同之处。而我们再次通过了解他人的方式来认清我们自己。”
茨维坦·托多罗夫
然而，那些颇具影响力且才思敏捷的文明拥护者以及大权在握的政策制定者完全能够意识到这种文明等级和标准所具有的暴力与压迫色彩。通常在相关评论人士或决策者试图汲取部分历史教训来应对当代出现的类似议题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似乎汲取了错误的教训。例如，在一篇名为《民主帝国主义》（Democratic Imperialism）的文章中，斯坦利·库尔茨（Stanley Kurtz）指出：“与美国以往熟知的经历有所不同，战后对伊拉克实施占领中遇到的问题，更类似于约翰·穆勒曾经面临的挑战。”因此，库尔茨建议美国应当参考“穆勒曾在印度实施的审慎、经过深思熟虑且在很多方面看来颇为成功的民主计划”。
库尔茨认为：“穆勒对渐进式民主的笃信证明他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事实如此，鉴于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以及约翰·穆勒本人和他的父亲詹姆斯在制定和执行英国帝国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真是兼具现实与自由色彩的渐进式民主观念的一种不幸。至少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在阿富汗、伊拉克或更广大的中东地区推行的理想模式。此外，它忽视了英国在占领印度之前，印度本身拥有的大量民主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寻求一个适当模式的观点存在问题，但总体上看，干预与压迫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本。
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按照不同文明程度划分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抑或本书第七章描述的“新野蛮主义”这一命题，让·斯塔罗宾斯基有着颇为精辟的理解。他写道：“现如今，面对未开化的次文化的兴起、迷信活动的死灰复燃以及因智识和道德滑坡而导致文明工具（及武器）落入无法掌控其命运的个体手中，西方世界感到忧心忡忡。”罗伯特·尼斯比特在其关于进步思想的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坚持认为，西方目前面临的问题在于“那些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道德、宗教价值观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国家，敢于凭借其官方哲学或宗教向现代化发起挑战，并以一种极具效率的方式借鉴西方世界的观念和技术”。在尼斯比特和其他西方人士看来，这代表了“另一个案例，以表明西方的技术和价值观是如何输出并走向堕落，并随之将矛头对准其生产源头的西方”。关于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当属西方世界如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并随之被用来对付其制造者的过度反应。
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方和存储方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残酷讥讽。与尼斯比特持有相同抱怨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当人们想起欧洲人是如何接受和改良火药、指南针等来自中国的发明，并以一种极具破坏力和暴利的方式将其运用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横征暴敛活动。事实上，这种想法旨在向非西方世界传递这样一种总体信息，即它们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发展与现代化，但不要过于超前——应永远铭记自身在文明等级中所处的位置。
西方的“大陆沙文主义”是一种自大
更加概括地看，这种思维逻辑充分表明西方具有一种“大陆沙文主义”（continental chauvinism）倾向,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在《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一书中对此做过论述。关于“大陆沙文主义”，埃里克·沃尔夫指出：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外教育中，我们均认为存在一种被称作“西方”的独立实体。
马丁·贝尔纳
在这里，“西方”被视为一个与其他社会和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独立个体。我们中间许多人甚至开始认为西方世界拥有一个系谱，就像古希腊孕育了古罗马；古罗马孕育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孕育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随之出现的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而工业夹杂着民主，反过来催生220了象征生命、自由与追逐幸福权利的美国。
沃尔夫适时注意到，诸如此类对西方传统系谱的狭隘理解——漠视其他历史和思想传统——是带有误导性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对进化中的图谱的普遍认可和热情接纳，使历史成为某种用来划分道德等级的“成功范例”、文明与进步的谎言以及奔跑者接续传递代表进步与自由火炬的竞赛。“历史因此成为一种用来促进美德的谎言，记录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是如何战胜恶徒的。”事实上，故事通篇就是为了让人认识到西方世界在这场特殊竞赛的开端就处于领先位置，而其他民族、种族、文化和文明在世界文明等级中从未接近过西方。
思想及创新领域的东方文明传入西方世界并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事实，凸显了文明沙文主义的无足轻重。我们仅列举几个案例，阿拉伯世界在数学领域，尤其是在代数和三角学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不仅是数学领域早期发展的重大成就，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来说也至关重要。“代数”这一术语实际源自阿尔·花拉子密（Al-Khwārizmi，780-850）写于830年的一部名为《积分和方程计算法》的重要著作的标题，书名中的“al-jabr”一词大约在3个世纪后被译为“代数”。9世纪，大批穆斯林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认为地球是圆球形，而非扁平状的，他们对地球周长的估算偏差不超过200千米。此外，阿拉伯世界在健康学、卫生学和医学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阿尔·花拉子密
例如，拉齐（Al-Razi）（865~925年）的医学著作被相继翻译、再版，并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成为数个世纪以来整个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地区医生的必读书。与此类似，伊本·西那（也被称作阿维森纳，980~1037年），一位来自波斯的哲学家和医生，也是伊斯兰世界中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要译者，编写了一百万字的《医典》（Canon of Medicine），并在12世纪翻译成拉丁文，成为中东和欧洲地区一部重要的医学和生理学读物。
另外，10世纪穆斯林外科医生扎哈拉维（Al-Zahrawi，930-1013）向世界推出了许多现在已很常见的外科手术工具，其中包括外科手术刀和手术钳。1206年，一位叫作贾扎里的（Al-Jazari）的穆斯林工程师撰写了《精巧机械装置知识之书》（Book of Knowledge of Ingenious Mechanical Devices），221介绍了号码锁、滴漏等一系列发明创造，包括最重要的曲轴。我们使用的现代支票同样来自东方。
据称，9世纪，来自中东地区的商人就可以在位于巴格达的银行提取支票，并在中国将其兑换成现金。以上这些仅是源自东方的部分思想和发明，还有被褥和地毯、火药和指南针，以及国际象棋、三餐制。
当谈到备受珍视的西方价值观遭到滥用并转而用于对付西方世界时，事情未必会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落入俗套。例如，就拿“民主”这一被认为处于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和社会政治进程核心位置的概念来说。目前，随着阿富汗和伊拉克国内冲突愈演愈烈，全球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有一触即发之势，民主与民主化已经成为最具话题性且备受争议的概念，尤其是向与民主传统原则格格不入的地区和文化圈强行输出及植入民主。或许，与其他观念或概念有所不同，民主被许多人视为一种独一无二、西方特有的理念。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西方的民主概念着重强调相关民主制度与民主进程，这与位于欧洲、北美、大洋洲和澳大拉西亚的西方自由民主实体紧密相关。然而，我们同样能在许多非西方民族和地域的历史中找到与西方相似的民主进程和实践。让我们以一小段背景知识为开端，阐明民主及其涵盖的相关原则并不完全是西方独有的发明。
人们普遍将民主的理念和实践追溯至大约2500年前的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据悉，历史最久远且最著名的希腊民主政体要属古代雅典，这是一个与当代新加坡类似但规模远不及新加坡的城邦国家。然而，近期的相关发现表明，某些早期形式的民主或前民主政体最初发端于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地点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迈锡尼。此外，不久前的考古发掘显示，古希腊可能不是首先实行自治议会的地方。
事实上，这份荣誉或许属于曾居住在如今伊朗和伊拉克所在区域的东方民族。从那里出发，这些协商决策的早期或准民主理念开始向东部和印度次大陆传播，并向西传播至位于腓尼基的港口城市，诸如比布鲁斯和西顿，最终传到古代雅典。13这里要强调，民主背后的相关理念和空想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与此相反，它们在东方、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漫长且辉煌的历史。毫无疑问，这绝不仅仅是发生在单一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一次不起眼的借用。对民主历史及其起源的重新理解，进一步化解了西方思想史学界长期存在的争论，即认为非西方民族的社会政治进步迟滞，并且不具备实现自治或文明的能力。
尤其是黑格尔及其他人（也包括部分当代学者）费尽心思阐明的，非西方前民主传统获得应有关注的一大制约性因素，在于学术界倾向于将国家视为不断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然而，有这样一句话，即所有的政见都是片面狭隘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也的确如此。史蒂文·米尔贝尔格（Steven Muhlberger）和菲尔·潘恩（Phil Paine）指出：“绝大多数政府的活动均与地方议会和立法机构有关”，通常还包括适当比例的公众，而其民主程序的程度也“令人吃惊”。
换言之，“人类拥有漫长的协商政府的历史，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聚集在一起，通过辩论、磋商和投票的方式，就影响自身生活的事情做出决定”。对于曾经在地球上生活的全体人类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小村庄，以农业为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达数百万之众的农业群体在进行决策和遴选领导人时大多“利用了某些政府的民主技能”。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或地点，贯穿整个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所有村庄均采用过某种形式的乡村议会体制。
实际上，西方所独有的民主观念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案例，用来证明那些被认为源于或“隶属于”某一特定文化或族群的理念和价值观在现实中是由多种文明共享的。道德准则的互惠性是另外一个案例，世界上主要宗教、文化和文明群体普遍接受并认可所谓的“金科玉律”涵盖的基础性道德原则。尽管用来阐述道德准则互惠性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一言以蔽之，即“待人如待己”。与此类似，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人类尊严的重要性及其在多元文明群体中占据的显著地位。
此外，还包括被认为是西方或基督教所独有的宽容原则。事实上，约翰·邓恩所说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得以自全”（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意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没有人能够脱离社会群体而单独存在——译者注）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从某种程度上看，在东方与西方各民族间数千年来的往复迁徙过程中，相关理念、发明和创新实现了相互交流。
究竟是谁发明了什么不再是也不应是彼此辩论的核心议题；凭借任一理念或发明，人们开始借鉴、重新设计和思考，并在原先的基础上完善提高。这就是一种进步，并借助广泛传播使其惠及全体大众，通过交流与共享相关理念和发明，而非实施针对其他人群的知识与技能封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群体最终需要效仿彼此的行为或采取特定的发展道路，而是说，人们能够跨越不同的分界线，并借助多元的方式和手段拥有某种核心价值观。增进相互理解与认知是我们理应汲取的最重要的经验。
为何西方推广普遍性文明的计划
容易引发严重后果？
过往五百多年的历史显示，将我们的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文明等级或程度，并同步借助帝国“文明开化使命”强制实施文明标准的做法，会给那些被打上不文明烙印的群体带来潜在的可怕后果。尽管需要依据合法性区分不同国家和社会，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按照道德价值差异区分不同民族的暴力且拙劣的道德声讨运动会使文明的价值标杆不堪重负。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和大卫·布莱尼指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一种消极宽容的理想世界——要比一个充斥流血与杀戮的世界更为可取，后者通常伴随跨越政治与文化界限的道德讨伐。”准确地说，对于什么才是做出合理区分的理想方式仍待观察。考虑到这是一个宏大且复杂的议题，本书涉及的内容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对于任何一位对未来前景抱有兴趣、力图避免重复过往错误的人来说，这是需要进一步缜密思考的问题。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一点，也表达一种总体上的关切，即按照未开化、前现代、落后或处于文明范畴之外的标准划分某些国家和社会并非解决问题的理想答案。也就是说，对理想的文明进行细化和神化的做法充满风险。数个世纪以来，区分文明等级的做法已经给那些仍未达到文明要求的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而当代基于接近理想文明的程度而划分社会的评论人士或那些强制推行文明标准的人士，他们不是“适时”忽略了上述重要事实，就是故意视而不见。帝国式的干预与介入，即便被视为人道主义行为或以挽救未开化民众的名义实施，也往往会造成严重且令人失望的后果，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仔细权衡利弊得失。总之，武断地将社会划分为“文明”与“不文明”的做法可谓得不偿失，在一种错误的优越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传教士般热情的支配下，前者通常会对后者嗤之以鼻。
对于此处列举的全部案例，几乎可以肯定会有人说：“那又如何呢？”此外，他们极有可能未意识到欧洲连同西方社会在过往五百多年粗暴干涉其他民族事务时所犯下的错误。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许并不认为“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性质需要做出改变。与此同时，他们将摈弃上述观点，并将其视为针对当地或“传统”社会所表现出的天真的“浪漫主义”。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意识到过往历史中存在的错误与不公，并且不希望看到历史重演，即便他们在维持类似不公时曾无意识地成为同谋或牵扯其中，就像茨维坦·托多罗夫注意到的一样。
而人们之所以不能草率处理此处提及的议题，原因在于议题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当下和未来互动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欧洲（西方）干涉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中，人们可以从相关国际行为体那里——从国家到国际金融机构、从联合国及其所属实体机构到非政府援助组织——汲取大量的经验教训。问题在于：它们会不会成为延续过往不公正范式的案例，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未曾认清事实，或还会引发一场认真的反思吗？
推广普遍性文明的计划非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一旦选择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目标，反而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我们今天目睹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我们不能低估或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这无异于对被视为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压迫，并最终导致社会、政治、法律、经济以及最重要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进一步衰弱。事实本不该如此，也并不存在唯一的生存方式；那些未照搬西方模式构建的社会同样享有基本人权、拥有体面的生活标准和公正的政府体系。
根据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History and Truth）一书中的说法，“在不同文明间变得愈加剑拔弩张的过程中，有关人类的真相就藏匿在其中最为生动且最具创造性的部分”。利科接着写道：“历史经验将逐渐证明，单一文明将在与其他所有文明的对峙过程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他认为：“开启这一进程将会十分艰难，这是一项需要花费‘数代人的时间’来厘清的工作。”追溯西方与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间关系的历史，利科无法确定“当西方通过征服与占领之外的方式与不同文明相遇时”，西方文明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在这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不同文明间还未真正实现坦诚对话”。在当时的情景下，利科认为：“我们正身处隧道之中，教条主义正在离我们远去，坦诚的对话就在眼前。”
保罗·利科
然而，自他写下这些文字后，全球发生了“9·11”事件以及反恐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利科过世后，他的祖国法国也发生了暴乱，上述事实均给他的乐观预判投下了一层阴影。此外，现如今，令我感到担心的是，在外交和国际关系层面，我们正在步入不同文明间坦诚对话的午夜而非黎明。也就是说，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是以真实存在的双向（或多向）对话方式进行，而是“优等”文明对“劣等”文明实施的单向命令与支配。人们迫切寻求不同文明间实现坦诚对话与相互理解。利科接着指出：“文明的每一轮循环中都蕴藏着不同的历史哲学，这也是我们仍无法想象多种风格能够共存的原因；我们并不具备一种能够解决共存问题的历史哲学。”
利科指出的最后一点可谓恰到好处。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并希望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包括全球其他地方内部）能够以谈判协商的方式实现宽容、谅解与缓和。欧洲与其殖民地、殖民地移民与世居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血腥与竞争关系，正持续给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民族投下浓重的阴影。除非西方致力于寻求一种更加包容非西方民族与文化的历史哲学，并用一种不同但对等的道德价值给予后者更大的尊重，否则，我们注定将继续沿着同样错误的道路前行。
尽管如此，如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一样，重大挑战往往与重大机遇相伴而生，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必须学会抓住机遇。对此，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尽管一些世界领导人曾经与机遇擦肩而过，转而选择了一条更加充满风险的道路，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等平台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或机构正在为推进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便利。而带来希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和团体携手寻找解决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全球棘手问题的共同应对之道。与此类似，无论是在个人信仰层面，还是在更大范围的集体和团体信仰层面，多样化的对话与观点的交流可谓无时不在，其中一些以面对面的形式开展，许多则是通过互联网进行，这些活动均有助于促进共识的形成。当我们置身于这些对话与辩论中时，理应铭记爱德华·赛义德在纪念《东方学》一书出版25周年之际在该书序言部分反复提及的一点：“与人为制造文明的冲突相比，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有意义的方式逐渐聚焦不同文化间的对接、相互借鉴与共存，这不是任何有意限制或虚假的谅解模式能做到的。”
出于种种原因，相较于合作和我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冲突和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似乎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本书中列举的大部分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许多观察人士眼中，从11世纪十字军东征（1095~1291年）开始，直到亨廷顿对发生在中东、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文明的冲突”的演绎，一系列反复、持续爆发的对抗与冲突，精确诠释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各种复杂纷繁要素的集合。然而，对冲突和对抗的过度关注掩盖了诸多文明或社会文化团体之间存在的共性，忽视了数个世纪以来文明间的迁徙与融合、和平合作、文化互鉴和理念交流。把更多注意力转向“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存在的共通之处及共同点将使我们获益良多。正如我在之前简要论述的，西方文明与其他众多非西方文明或文化团体之间存在的重叠、自由互鉴和共通之处超出了我们的普遍认知。
伊拉克战争
在我们探求跨文明真诚对话的良机并以此获得更大程度的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出于强调关注合作而非冲突的考量，我将引用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的观点来为全书定调。杜兰特将文明比作一条蜿蜒流淌的溪流，它不时因杀戮、盗窃、喧嚣及其他夺人眼球的行为而变得血红；而在岸边，人们正在悄无声息地搭建房舍、繁衍后代、抚养孩童、颂歌赋诗，甚至从事雕刻艺术。正如杜兰特对文明叙事的诠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发生在河畔上的事情更加符合文明间关系的走向，持续的压迫与杀戮只会使溪流变得更加污浊。人类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本不该成为一个艰难的选择。
编辑｜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