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荆欣雨
编辑｜刘斌
纠结
香港殡仪馆外，人人黑衣肃穆。从下午3时开始，专门负责的花店忙碌一周制作出的160多个花圈排满了整条街道，灵堂入口处是大朵盛开的荷兰牡丹，里面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
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赫然在目。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好友蔡澜在日本纸上亲笔写就的「一览众生」。
11月12日的傍晚闷热，查良镛的告别仪式遵从了他的遗愿，只邀请亲友出席，不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设置致辞悼念环节，一切从简。
但规模浩大的名流都来悼念金庸——查良镛的几个身份之一。马云来了，第二天出殡又来了一次，并送上了「一人江湖，江湖一人」的对子，两任杨过的扮演者刘德华和黄晓明也来了。来客覆盖了两岸三地，遍及全球华人社会的文化、娱乐和政治圈。
五湖四海的读者也来到位于新界的香港文化博物馆悼念金庸。他们在排队时谈论《天龙八部》中的武林恩怨，转角处随时可以与壁画上的令狐冲、袁承志和张翠山打个照面。馆内花费数年搜集来的陈设是金庸武侠世界的完整呈现，15部武侠小说和由此衍生的无数译本、影视剧、漫画和周边产品。出口处的墙上粘贴着来访者的留言，有一张纸上写着，「先生：天下無人不識君。」
查良镛于10月30日去世。大众悼念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只是查良镛的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报人、时评者和政治家。同事和好友则称他为查先生。也只有相熟的人才知道，一生在多个身份中转换的查先生的矛盾与纠结。
葬礼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查良镛的生前好友、60岁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坐在海逸君绰酒店的咖啡厅里感慨，「其实，我不觉得他这辈子非常地开心。」
生病
1995年3月21日早上，香港下了暴雨。
刚辞去《明报月刊》主编的潘耀明心烦意乱地开着车，乌黑的天空压下来，令人喘不过气。前一天晚上，他接到查良镛太太的电话，说查先生要做个心脏搭桥手术。
潘耀明在养和医院的走廊里焦急地等待了8个小时。手术不太成功，淤血进入脑部，查良镛甚至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讲不出话来，对他打击蛮大的。后来他们通过找的三个香港最有名的脑科专家会诊，清理了，元气大伤。」潘耀明回忆。
他担心，查良镛此前的一系列计划无法再实施了。这一年，查良镛71岁，全部武侠小说的修订已完成20年之久，他没有再写的意愿；《明报》卖出去了，全部职务都辞掉了，尽管接班人不那么尽如人意。他该向前看，做些一直以来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查良镛早就有了打算，意外进手术室半年前，他让秘书一周给潘耀明打两次电话，叫他来位于香港北角的办公室聊天。伴着威士忌和窗外港口的海风，他构建了蓝图：创办一本历史文化杂志，从创刊号开始独家连载他即将创作的历史小说，再找些对历史有研究的名家来写专栏；他名下的明河出版集团也希望可以出版一些金庸著作之外的书目。
查良镛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的工作赏识，又知道对方在纽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就邀请他来做总编辑和总经理。
两个人都很兴奋。潘耀明愿意继续追随查良镛，不止是因为一签五年的合同和更加优厚的待遇，还因为他相信查良镛的创作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明清史和隋唐史都了解颇多。你看他的小说很有历史感，《书剑恩仇录》是历史的大架构，就在清朝嘛，《鹿鼎记》也是。而且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纯粹的，继承明清文风，可读性很高。」
好友陶杰也肯定了查良镛一直以来对于历史的兴趣。那个化名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总试图夹带点私货：《碧血剑》最后附上袁崇焕的评传；对蒙古史感兴趣，《射雕英雄传》的附录一并考证了成吉思汗家族；《鹿鼎记》一开始是想写成历史小说的，只不过后来「走样了」。
查良镛还曾拜访过《张居正》的作者、湖北作家熊召政，双方谈了很多对明史的看法。他去世后，潘耀明从倪匡口中得知，早在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就有过写历史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想写黑旗军——清末的一支地方武装军。潘耀明才领悟，写历史小说不是当年突然的兴致，而是「本身人生的一个愿望」。
23年前的那个4月1日，按照早先的计划，潘耀明带着秘书入职了，即便此时查良镛的手术已过去10天。令他没想到的是，查良镛在医院住了大半年，出来时的身体状态大不如从前，办公室不再天天去了，一周只能去个一两次，历史小说，很难有精力再写了。
「因为（写）历史小说要找很多资料，不是武侠小说嘛，天马行空。写历史小说，你要做很多研究，甚至还要（实地）考究，需要大量的精力来还原历史，他写不出来。」潘耀明认为这是查良镛晚年的一大遗憾。
办杂志的事，也就「意兴阑珊」了，仿佛文人间的默契，查良镛再没提过。在潘耀明看来，这是因为查良镛的个性很强，一张嘴，一支笔都十分谨慎，总是经过计算才肯表达观点。晚年整理社评，耐心好得很，不到一切置办完美绝不出版。就连在家里与友人玩梭哈（一种扑克游戏），也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下注。他做不到的事情，便从此不会再提。
新工作迅速变成了闲职，没什么事情做，潘耀明就帮查良镛回复些读者来信，整理文件，「熬着」，他形容，「那个局面非常尴尬，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一年后，他不好意思继续待下去，回到了《明报月刊》。
心结
身体恢复了几年后，有一天，查良镛向一位好友请教，内地有大学邀请他去教授历史，该不该去？这位好友劝他，何不去教中文写作或新闻传播，中国历史很多人都懂得，你毕竟是个写小说出身的。
他听了没说话。1999年，查良镛进入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查良镛对做学者的执念，或许与他的武侠小说屡遭批评有关。胡适曾在1959年台北一次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说，「现在有许多报刊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查良镛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后一生未提过胡适。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侠品格低下，并抨击其做人「伪善」。王朔则说过金庸小说十分媚俗，「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情节重复，行文啰嗦。」
所有批评过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不入流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他有着民国文人的那种隐忍，从不反驳，但在他心里会记着，君子报仇，几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于此，浙江大学的邀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过了千禧年，身为浙大博导的他，开始频繁向媒体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项工程浩大的计划：用白话文和小说体写一部《中国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采访中随处可见，「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查良镛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查良镛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查良镛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查良镛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查良镛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查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金庸剑桥留学
报人
查良镛晚年的另一个遗憾，是由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在他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明报集团员工张绍元说，「《明报》后来在香港的立场，是他所痛恨的。」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查良镛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财富积累主要靠办报纸，而不是收武侠小说版税。
1959年，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伙创办《明报》，加上后来《明报晚报》总编潘粤生做助手。为了在香港激烈的报业市场中生存下去，查良镛起早贪黑，不断创作武侠小说在副刊上连载以吸引眼球，又以不同化名发表社论时评，才支撑报社勉强生存。1962年，大批内地难民涌进香港，《明报》成为香港为数不多的报道媒体，因此获得了一大批读者。《明报》逐步以知识分子作为目标读者进行改版，1963年达到了日均销量5万份，彻底脱离了早期的财政困境。
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时评，多为对内地和国际局势的观察，寄托了查良镛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倾向。他有民族主义情怀，但不狂热，又重视少数民族，总希望可以在政治中找到一个平衡。对此，常有香港左派攻击他为「墙头草」，还曾一度到《明报》办公室放火，逼得他去新加坡避难了一阵。
1996年，《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和几位同事去查良镛家里做采访，谈香港即将回归的种种事宜。那一天，查良镛很坚定地认为北京不会「搞垮香港」，也不会做任何伤害香港的事。前香港媒体人张宝华也记得与查良镛讨论过香港问题，「今天看来，他当时对香港的很多看法都很有远见。」
查良镛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常跟下属说，不要拼命，有些牺牲是不必要的。办报纸要学会「天气冷了多加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就脱掉，原则不能变，但表达的方式可以变」。
那些曾追随过他的员工们喜欢忆起他在《明报》时的往事。「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写一份聘书给我。」潘耀明在还未辞去三联书店职务的情况下就接下这份聘书；查良镛不善言辞，在电梯里遇见人都羞于打招呼，对待下属，他总希望下属可以自己发现问题，来向他反映，而不是由他指出。假设问题实在严重到不行了，他便会递一张纸条：某某兄，这个可否考虑这样。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大学的博士生无法适应他的「指导方式」。他不喜欢人家写文章用成语，常讲「用你自己的方式，浅白，不要故弄玄虚」。
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1992年，传媒业颓势已现，查良镛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找一个理想的接班人，便将明报集团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套现了10亿，辞去了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他希望继续参与公司决策，在明报大楼仍保有办公室，但到了1994年1月1日，他辞去了名誉主席，彻底切断了与明报的联系。
「后来（明报）有很多事情，查先生已经控制不了了。几乎可以说是被架空了。他干脆辞掉了，那么对他心理上打击也是蛮大的。」潘耀明回忆。离开了查良镛的《明报》，从文字的水平、评论的角度，到新闻的采编水平，都变了味道，副刊更是不堪入目。陶杰指出，明报是个品牌，就像星巴克、迪士尼，这其中的秘方只有查良镛会调。更重要的是，《明报》作为查良镛政治观点的输出平台，如今与他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这令他感到失望。
大概10年前，张晓卿（明报现董事长）提到把明报交回给查良镛来主导，查良镛提出了一些严苛的条件，双方没有谈妥。一位前下属认为张晓卿做了错误的决策，因为查良镛「懂得用人，会用人，懂得政治，他能够妥协，而不出卖一些原则」。
「他成就是不得了，凭一只笔写出了一个武侠王国，而且还成就了一张报纸。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干好一件事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干成了两件，而且都留下很深远的影响。武侠小说是他一个人能够控制的，明报非得要几百人来工作不可，所以那个保不了。」陶杰说。
「双驾马车，最后只有一驾马车，一匹马活着，另外一个没了。这是命，就像他的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剩了一个。我估计他后来也算了，得相信命运吧。」陶杰说。
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查良镛从来不看《明报》。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放下
查良镛去世一周前，陶杰到医院去探望他。人过九十，查良镛想念家乡，喜欢与几个朋友讲上海话，陶杰当时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今天是几月几日，中美领导人最近的动向，贸易战的最新形势。丧失语言能力一年多，但听到这些，查良镛的眼神是亮的，「他非常关心的，嘴巴说不了，所以很惨。这么有思想的人，想象力这么丰富的人，到最后说不了话。」
陶杰感到很难过。近几年，查良镛的第三任夫人林乐怡挡掉了大部分访客，朋友圈仅限于陶杰、倪匡、蔡澜、李纯恩和张敏仪等人。大家在一起，有时聊京剧，有时讲上海话，聊《大公报》的往事、逝去的梁羽生、正宗的杭州菜——查良镛不喜欢吃小馄饨，认为那是给以前大户人家的下人吃的。
他仍喜欢看书，即使住院时也会看着书入睡。去电影公司看了《色·戒》，他很喜欢，也希望李安能来拍他的武侠。可惜，李安少年时代的台湾，金庸小说仍是禁书，等到他拍过《卧虎藏龙》，也未再透露出拍武侠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有缘无份，失之交臂。」陶杰说。
最常谈论的，还是时政。查良镛一直关心中国在发生什么，一年多前，他还叫友人带来政论的杂志。年轻时，他也有过从政的愿望，也曾在1950年北上，试图到外交部谋一份差事，但碰了壁，被乔冠华指出「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这才使他意识到自己香港式的思想行为，恐怕入党都很困难。
从政失败，他回到香港，友人总结他真正的政治观点，「露在水面上的只不过一成，水底下的有九成。」可以明确知晓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世界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甚至令他感到失望至极。
终其一生，查良镛的本质是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不喜欢被人家管，但是热爱自由的同时也一定要生存，因为不生存就没法谈自由。于是他学会了跟现实妥协，以极大的纯真对现实抱有期待。
少年丧父，中年丧子，可人死已不能复生。他非常有钱，也很有地位，尽管拥有了这些，他骨子里仍是个士大夫，爱人民、土地和文化，心系庙堂。「他的痛苦就在这儿……他觉得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又想不出来（别的）。」陶杰说。
他看重生存和身段，能忍，年轻时会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写进小说中：现实世界中，办报纸被香港左派围攻的孤独和愤慨演变成《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被八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和《天龙八部》中乔峰萧峰契丹汉人两面不是。
一位友人说：「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他的不同的人格的折射，或者他理想的，他追求的……他怕人家看他的小说中毒，每个人都要做郭靖，所以弄出个韦小宝来，有时他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他自己也不确定，内心很多徘徊，挣扎。」
晚年时，种种遗憾涌上来，没有写成历史小说，在浙江大学没有当好博士生导师，在许多人眼里仍算不上一个学者，一生的心血《明报》最后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查良镛如何与这些遗憾自处？在朋友们的描述里，他很纠结，一会儿是「他放不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会儿是「很多都看破了，老实说看破了」，寻不到答案时，「就信佛啊」。
上世纪70年代，查良镛曾亏本办过一本佛教刊物《内明》，没什么人看，也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响，晚年也与星云大师有过会面。他倒不是真的皈依佛门，一生都喜欢漂亮的姑娘，他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试图看破，才会向佛祖寻求一个答案。
与陶杰的聊天在傍晚时分结束，他不断感慨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人都走了，夏梦去世了，没敢跟查先生讲，怕他会伤感，李敖去世了，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了）应该挺开心」，陶杰笑了。
「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能把他神化，但是他在那儿，他就是民国堡垒留下最后的那一垒。」陶杰说，「他那种修养，跟人说话的那种形态，都是现在看不到的……现在你问我……你知道吗，没意思。」
在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查良镛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他希望可以在老家海宁去世，但没能如愿，他也想过死后可以安葬在澳洲，后来那里的房产被卖掉了，也不成。
11月13日，他的遗体在宝莲寺火化，那里用的是柴火，整个过程要花8个小时。蔡澜在给亦舒的信中写道，「燃烧时发出浓烟，我们各得檀香木一块，排队走过火葬炉，把檀木扔进洞中。张敏仪因眼疾，要不断滴眼药水，这次也不顾烟熏痛楚，将整个礼仪行完。」
查良镛的骨灰被夫人带回了家中。生前的种种遗憾，也随着他一同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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