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作品中的复杂性、多元性吸引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趣，促进了海外汉学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进一步走向国际。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当代文学有怎样的美学特征？又呈现何种的发展状态？本期“非常观察”栏目邀请青年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王凯博士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郭一博士共同主持并对话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澳洲汉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上述话题展开各自的观察和思考。
声明：本文分两章发表于《江南》2018年第二期和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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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认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该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文学”？
罗 鹏：中国文学可以定义为包括所有源自中国或由中国公民创作的文学作品。鉴于所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我觉得不应该存在单一的条件，比如国家、语言等，而是存在多种特征。这些特征要么单独存在，要么是组合存在。顺着这条思路，我认为中国文学不仅包括用中文写作、写作于中国境内的和由中国作者创作的作品，还包括一些创作于中国境外的，有可能是以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或者是非中国公民或中国人的作者创作的跟中国有关的作品。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是全球的，是排斥和抗争那些被强加的界限的。
白睿文：“中国当代文学”可以由不同的读者群给不同的定义，比如某些人可能把“中国文学”限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中文文学作品，也有些人看这个问题会比较开放，就是说也包含了所有华文文学作品。还有一部分人会把框架放得更大，也包含了华人身份的海外作家作品，比如旅美作家哈金或旅法作家戴思杰。如何定义“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指的是作家的身份？还是创作的语言？还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中国有关的小说都算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瑞典的马悦然曾经出了一本中文的散文集，语言都是中文，内容都是跟中国有关，但这也算“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吗？这恐怕一直是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回答能够让所有的人满意，只好每一个人都给“中国文学”不同的定义。对我个人来讲，“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个又丰富又复杂的概念，它包含多层不同的意义。所以，我自己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国家的以华文创作的作者和作品。
张松建：现在，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这些总体性的概念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民族-国家”的叙事单位。在清廷覆灭、民国肇造之前，中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体制和王朝政治。和西方人相反，那时候的中国人在讨论自己国家的文学体式的时候，不会使用“中国文学”这样的总体性、整一性的概念，而是倾向于与王朝、世代的历史分期联系在一起，例如，汉赋、唐诗、元杂剧等。这是传统中国人对文学史的一种自我规定、自我认识。全球化对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定义“中国当代文学”也产生了挑战，出现各种各样的概念和论述。例如：（1）离散文学(Diasporic Literature)。在全球化时代，离散、迁徙、流亡、放逐、旅行，经常是跨国跨界的现象。当北岛、杨炼、孟浪、多多、张枣离开中国大陆，移居欧美多年，在飘泊离散的境遇中，继续从事中文写作，那么，这种摆脱了民族-国家的移民文学，是否还可以归入“中国文学”的范畴？当哈金在美国落地生根、归化入籍，使用英文写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显然不是“中国文学”而是“华裔美国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了。（2）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近年来，在美国华裔学者王德威、史书美、石静远等人的推动下，这一学术概念迅速推广开来。华语语系文学有意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以华语/华文/中文作为最大公约数，囊括中国大陆之外的文学写作，强调后遗民、反离散、去中心、落地生根、语言混杂、在地化的重要性与必然性，也拓展了“中国文学”的传统定义，显示另一种思考向度和可能性。（3）现代汉诗(modern Chinese poetry)。1997年以来，在奚密、梁秉钧、王光明等国内外学者的倡导下，“现代汉诗”的批评概念也引起广泛关注，它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关注语言媒介的共通性，把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等以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作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在这个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可观的成果。（4）文学史新诠。2017年，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领衔出版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此书厚达一千多页，收录一百多篇文章，从晚明到当代，讨论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文学写作、翻译实践、印刷文化等环节，重新定义“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以万花筒式的文学文化图景，颠覆了以直线性历史观和目的论为特点的文学史模式，这也是对于“中国文学”的重新思考。
石峻山：我习惯讲华文文学，因为我对南洋华文文学、欧美澳移民华文文学、两岸三地的文学等都感兴趣，讲华文文学似乎比较多元、包容。讲课的时候，我会避免做太绝对的界定，因为希望学生可以理解和欣赏各种各样华文的声音，可以尊重华人世界丰富的多元性。
贺麦晓：我个人认为文学是没有国籍的，它只有文字的限定。如果一定要界定文学的话，应该以语言而非国家来划分。
洪安瑞：您在这里提出的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似乎暗示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所创作的“中国大陆”文学(“Mainland Chinese” literature)。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别于“华文”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因为华文文学是一种去疆域化的文学，凡是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不管作者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归入这一体系。我本人更加偏爱华文文学这一说法。一方面，从方法论上讲它涵盖了中国文学。另一方面，除了其在全球传播的广度，它还对内部的差异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奚 密：中国当代文学的界定可以是多元的、开放的。狭义来说，它是中国疆域内所产生的文学，包括以普通话和各种方言书写的作品。广义来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世界其他地区以汉语书写的作品也可包括在内。
谈玉妮：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已经尝试了从犯罪小说到科幻小说的所有最新类型。尤其是中国当下的科幻小说，已经吸引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主持人：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张松建：中国当代文学从1949年至今，差不多有70年的历史，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倍。现代文学是一个萌芽和起步、初步发展时期，当代文学有更多的丰富的历史内容，例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66年，这时期的文学是所谓“十七年文学”。从1966年到1976年，这是“文化大革命”阶段，当代文学陷入了低潮、倒退、停滞的阶段。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今有40年之久。这个时期的当代文学，适逢中国的市场化、现代化、都市化的进程加深，而且深度介入了全球化，因此产生了许多深刻复杂的社会现象，德里克称之为“后革命中国”“后社会主义中国”，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的阶段相比较，既有连续性和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和断裂。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非常多元和复杂的景观。都市与乡土、性别与阶级、个人与国族、现实与历史、西方影响和民族风格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现代派文学、九十年代诗歌、文学地理学、历史小说、先锋戏剧、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可谓是异彩纷呈。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新内容和新形式，可以使用各种新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期待产生新看法。
白睿文：中国当代文学真是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从郭敬明到王安忆、从严肃文学到通俗文学，还有这么多的类型文学，科幻、武侠、侦探、悬疑等等，什么样的都有。中国人口有这么多，相对来讲中国的作家群和读者群要比许多国家要多，因此更不好用简单的术语来描绘。也许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洪安瑞： 我本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有限，不敢唐突回答这一问题。不过，我非常欣赏那些荣获茅盾文学奖等奖项的作品。许多获奖小说和诗歌，都称得上是当代文学中的杰作。当代诗歌与多媒体表演艺术也令人拍案叫绝、发人深省。其中，那些佳作中的佳作，我指的是小说和诗歌，主要靠的是作家本身所具有的深邃广博的跨文化素养。这一点使他们能够将当地人和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切的问题，甚至是超越了人类的问题，都融入到作品之中。
石峻山：总体印象也很难说得清，总会认为还有太多我不熟悉的，没读过的，不了解的，所以也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发言权。碰到了喜欢的，可以介绍给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翻译。如此大国家的话题，印象总会是模糊的，也会挺矛盾的，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只看到了大场面的一个小角落。
贺麦晓：中国有众多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还有大量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文学的社会地位总体来讲比别的国家更高。
罗 鹏：不论我们准确地如何定义中国当代文学，我都坚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而且博采众长的领域。从1980年起到现在更为显著。这种判断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作品，同样适用于港台及全球流散华裔作家的作品，也适用于虽然由非中国公民的作家、或者非中华民族的作家所创作的，但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的作品。
谈玉妮：我非常尊敬中国作家，我对中国文学的总体印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强大的知识传统，试图代表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奚 密：作家很多，奖项很多，活动很多。
主持人：与西方文学相对比，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哪些独特性？又和西方文学具有哪些共性？
白睿文：这三十余年以来，中国文坛确实受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文学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独特之处。其一是语言，中国的文字跟其他国家的文字完全不同，就算能够把意思翻译成西方语言，汉字本身所代表的含义和美感实在不好翻译。其二是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国的历史经验跟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文化传统也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文学能够传递中国文化的许多信息，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使得中国文学跟其他文学完全不同。其三是类型，中国文学有许多其他国家没有的文学类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到六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这些都展现了中国文学的特殊类型。另外，因为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经验非常独特，从清朝到民国，又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许多文学作品会有种非常不一样的视角。比如莫言的《酒国》有经济改革带来的狂欢，同时又有社会主义写实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学遗产，这两种时代冲撞的时候就会显出一种新的文学观。
洪安瑞：不同之处就在于作家的社会和历史经验不同。不过，我不愿意把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划归为两个不同的门类。实际上，华文文学的差异都是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其起源地衍生而来的，不论是中国、南洋或是因离散等因素而形成的一些“编外之地”。这些共同的议题，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属品。纳含非西方文学的世界文学，其议题包括全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等面向，譬如，气候变化、战争以及对人性和人类行为，以及日渐誉隆的对非人性和非人类行为的关切。
罗 鹏：我认为“西方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都不是一个自主、独立的范畴，同时我并不认为把将二者当作对立面来看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正如“西方文学”也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例如中文写作的文学、中国人或华裔作家的作品、关注中国主题的作品等，实际上起源于西方国家和地区。我建议以思考种族差异的思路来对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当作对立面是没有意义的。相反，重点强调某一范畴内的固有构造性质则更有意义。
奚 密：简单地说，文学是经验和想象的融合，经验必须经过想象力的转化才能提升为艺术。根据这个理解，中国文学当然具有独特的“中国经验”—即使它是纯属个人的经验，也仍然承载着作家所处文化的印记。另一方面，文学不仅仅是经验的记录和描述，更需要的是想象力，包括对自身和世界的敏锐感受以及语言的实验和创新。当文学作品的想象力触动读者，让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开阔与深化了他的感知能力时，它已跨越了个别语言和文化的边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相通的。
谈玉妮：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对比是很困难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商业化已经和西方十分类似，中国文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征。它自身强大且完善的古典、民俗文学传统持续影响着当代写作。中西方文学中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中国文学中有着更为强大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参与。
石峻山：好的文学总是讲人心、人命、人性、人际关系。
贺麦晓：共性还是很多。晚清民初以来，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受到不少西方影响，因此与西方文学有些基本的相似之处。比如文学体裁的划分：借鉴西方将文学作品分成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这四种基本文体。中国古代文学绝对没有这种分类。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网络文学的发达。其他国家也有网络文学，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到重视。这一点很特殊，其他国家的网络文学要么是先锋性、实验性的，要么是业余写作者的随意创作。中国网络文学既市场化又专业化。网络写手收入颇丰，甚至获得文学奖，加入作家协会。某些大学还有网络文学课程、网络文学教材、网络文学研究团队。这些都是国外没有的现象。网络文学发达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中国纸质出版业限制太多，一些优秀作家和写手只能在网上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一些商业模式只能在网上实行。中国的纸质出版社仍然大部分是国有的。中国经济近三十年发生巨变，私营企业比比皆是，出版界却变化甚微。
主持人：您最欣赏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谁？能否结合他/她的具体作品谈一谈为什么？
罗 鹏： 作为一位文学学者，我和文学最首要的联系并不完全基于美学欣赏，而是批评分析。有些我认为最有趣的作品往往却是有最多缺点的，事实上我经常被那些我认为并不完美的作品吸引。此外，我非常清楚美学评价话语常常作为某些意识形态考虑的沉默的替身的方式，因此我非常警惕动员和推动这些审美价值观的方式。话虽如此，但有一位作家我非常欣赏其作品，也同他保持着密切合作，那就是阎连科。其作品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对于当代社会问题，尤其是对边缘群体和现象的执着探索。还在于他以同样的热情和执着对文学中声音、叙事模式进行实验和探索。也就是说，我发现他对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同样重视的。
洪安瑞：我最喜欢的诗人有于坚、翟永明、郑小琼；小说家有迟子建、格非、莫言、苏童、王安忆，以及其他几位作家。戏剧方面，过士行和文惠是我比较欣赏的。还有一些跨界的艺术家我也很喜欢，比如，邱志杰、西川和谢其。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喜欢的作家，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华文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和美学创作，是因为他们对全球危机有着积极、个人化、超凡脱俗、妙趣横生的回应。犹如洪水猛兽般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对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固守，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和环境恶化。而这些华文作家不仅有能力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方向，而且他们也是身体力行地这么做的。想想那些把自身对世界毁灭的担忧写成了惊天动地的诗歌、小说和电影的作家和文化生产者吧。
白睿文：欣赏的作家实在太多了！要理解我的文学口味，也许可以看看我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到现在为止，我所翻译的长篇小说，没有一本是约稿的，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翻译一本书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当年所挑选的几本书，也许可以算我的最爱：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舞鹤的《余生》、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等。除此之外，我特别欣赏的作家是：大陆的沈从文、汪曾祺、阿城、莫言、阎连科；台湾的张大春、黄春明、白先勇、骆以军、朱天文、吴明益；香港的西西、董启章。但这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杰出的作家实在很多，好的作品也特别多。如果还需要再推荐一些具体的作品，那我可能就会推荐李锐的《旧址》、阎连科的《炸裂志》、阿城的“三王”（《树王》《棋王》《孩子王》）、当然还有鲁迅的《彷徨》和《呐喊》，都是时代的经典。
奚 密：最欣赏的是台湾诗人杨牧和夏宇。两人的共同处是他们都具备卓越的想象力、语言高度的原创性、对诗和诗学的独特理解和实践，以及多元文化。杨牧将中西文学传统完美地融合到作品里，将“戏剧独白”的形式带到新的高峰，铸造了“杨牧体”的语法和节奏，成就了历久而弥新的抒情诗。夏宇是永远的叛逆者和先锋，从八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诗集《备忘录》至今，其文字、声调、意象、题材，甚至诗集的设计，不断见证了她的想象力和令人惊叹的创造力。
石峻山：“最欣赏”就很难了，大概要看心情。想坏笑的时候看毕飞宇或苏童，想感动的时候看王安忆，想怀念过去的时候看白先勇或琦君，想挑战自己的时候看诗歌，想躲避现实时看科幻。
贺麦晓：我比较喜欢《黑蓝》的作家群，他们有些小说写得很漂亮，而且多年来一直坚持独立的美学标准，我很佩服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我挺喜欢虹影，也曾翻译过她的小说，诗人当中比较喜欢西川。可惜近年很少有时间阅读新人作品。对我来说，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是工作，不是爱好。
谈玉妮：我对一些网络写作，尤其是科幻小说写作有很大的兴趣。不仅是其叙述风格和想象力的现代化和精致，更因为它为整个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些启示。
主持人：您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罗 鹏：早在1946年，钱钟书就写了一篇短文讽刺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痴迷。故事讲述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使主人公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奖项候选人，将其主要作品翻译为世界语。当他获奖失利后，许多原本准备好等他获奖后就群起而攻之的同辈中国作家，转而去攻击诺贝尔奖本身……1980和1990年之间，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会在欧洲，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中国未获诺奖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相对质量较低的担忧，中国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变得矛盾和紧张。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担忧和紧张。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奖，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同样被认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文学奖项。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卡夫卡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和《独立报》外国小说奖。近年来，除了多多和阎连科曾获得过前两个奖项，还有多位中文作家入围或多次入围这些奖项。
白睿文：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在议论中国的所谓“诺贝尔情结”。十年前，伦敦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曾出版专著《文化资本的政治学：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逐》。这个“诺贝尔情结”是存在的，尤其是莫言还未获奖之前，可能会有少数的作家的整个写作策略是奔着这个奖项而走的，但这是极少数。大家都需要理解的一点是，诺贝尔奖都是评选译本。除了马悦然之外，评委基本上是要依靠译本来点评文学作品的品质。但是有很多中国文学作品是没有被翻译的，也有许多类型有翻译但却没有受到重视。像金庸的小说，在海外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在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也许读者应该更关注国内的一些文学奖，还有一些独立的文学奖。八年以来我一直担任香港的红楼梦奖的评委。这个奖项是两年一度，点评整个华语世界最佳的长篇小说奖。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奖项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话说回来，文学本身不像足球比赛，没有谁赢谁输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看这些文学奖。文学创作的意义不在于获不获奖。
洪安瑞：在中国大陆，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了，并且拥有大量的读者群。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对作家本人评价的政治化和两极分化应该算是吧，这些评价实际上不是缺乏洞见就是根本就没有好好研究就草率地下了定论。
石峻山：我真的觉得中国人太看重诺贝尔文学奖。莫明其妙，为什么要如此关心十几个瑞典人的看法？他们又不是文曲星。文学奖最大的用处应该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平时不被提起的作家，让她/他得到更广的读者圈。说实话，除了诺贝尔文学奖把莫言的地位拉得比其他当代作家高，引起了很多的新译本，我没有发现有其他太直接的影响，大概是我没有观察到吧。
贺麦晓：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是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语最多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世界文学领域已拥有的可观地位。2012年春天，莫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讲座，我当时在那里任职。我以为听众大部分将会是我们中文系的师生、中国学生和英国华人。结果听众中有不少普通英国读者，他们不识中文，也不一定很了解中国，甚至没有读过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他们喜欢莫言。国外读者选择莫言是因为他是莫言，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很多人喜欢世界文学作品，今天读莫言，下星期也可能试试一位非洲作家或者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高行健和莫言这两位中文作家在短短12年内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喜可贺。我在美国教授当代中文文学，每年都会要求学生阅读这两位诺奖得主的作品，学生都很喜欢。
谈玉妮：莫言以其独特的民俗语言和坦率的对话方式，使中国在世界文学中获得了新的地位。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情况如何？存在何种问题？在您所在的国家的接受度如何？
罗 鹏：根据我比较熟悉现当代汉语小说的英译现状来看，美国人相对而言并不热衷于阅读文学作品的译文。因此，要让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很难。除此之外，中国文学的翻译在美国文学市场中本身所占份额就较小，而在这之中也仍旧被葛浩文及其妻林丽春合作的作品占据。尽管葛/林的译本读起来很流畅，在为英语读者提供广泛的中文作者的作品方面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但是由单一的声音主导该领域这种现状并不理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英译者崭露头角。这其中有男性和女性，也有以英语或汉语为母语的译者，还有专攻散文、诗歌和戏剧的译者，专业的译者、学者或其他兼职翻译的人士。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良性的发展，尽管中国当代文学的英文翻译数量和种类最近有所增加，但仍有一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制约该领域发展。一方面，大型商业出版社依旧优先考虑他们认为会引起大量英语读者共鸣的文学作品，而英语读者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强化读者对中国已有看法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提供大笔资金以促进文学小说的翻译，但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将译文付印，而不是有效地营销。
白睿文：这几年以来的情况还算比较好。国家有不少支持翻译的项目，当年我入行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的。另外，海外的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应该有所增加。所以整体的情况应该是不错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读者群不够支撑这些翻译小说。美国的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内向，很多老百姓看的都是单面的，也没有兴趣了解外面的世界，包括外国的文学作品。许多人都在谈中美的“贸易失衡”，但没人提到背后的“文化失衡”。中国人都知道马克·吐温、海明威、林肯、华盛顿是谁，但随便问一些美国人，谁是鲁迅？谁是孙中山？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失衡”，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奇心还是很缺乏。这也影响到中国文学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度。但此问题不好解决，恐怕要从教育开始，一下子也难以实行和实现。而且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去改变。
奚 密：近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本出版得相当多，其中包括小说和诗。以美国老牌的文学杂志《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为例，几乎每一期都可以看到中文作品或选集的书评，重点介绍华文文学的频率也不低。这表示中国文学的能见度相当高。但是，我所在的美国，它的文学读者占全国人口极小的比例。文学市场本来就小，通过翻译的世界文学的市场更小。这反映的是美国近二十年的变化，纯文学变得非常小众，因为教育制度和主流文化都不重视它。因此，即使是名家的译作，也未必有很多读者。
洪安瑞：中国文学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刘慈欣算是个特例，他的科幻小说三部曲成了全球畅销书。不过，不止一位批评家，包括我在内，都对它的美学价值有所质疑。在我所在的院系里，汉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平均会读三到四本小说，这些都是课程的必读书目。他们告诉我，课余时间，他们从来不读小说。
石峻山：总体来说，这方面中国做得不错，给翻译家和出版社不少机会了。官方可以比较直接、透明地与翻译家沟通项目，但是接受度在澳洲很低。因为澳洲的文学读者群本来就小，看外国文学的更低。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坚持，在很认真、很努力地做这些文化交流工作，我感到很佩服。
贺麦晓：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译介近年有很大改进。过去除汉学家外，很少有人翻译中国文学。如今，许多精通汉语的美国人、精通英语的中国人，以及英汉双语母语者都在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译者多了，接受度也增加了。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罗 鹏：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阐明“世界文学”的构成。1998年出版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法国的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认为，世界文学并不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而是那些被公认和经过享有全球知名的文学和文化机构确认的作品。她主要是指欧洲和北美的文学和文学机构。其结果不用说，是一个明显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欧美机构可以决定哪些非欧美文学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卡萨诺瓦的模式并非没有现实依据，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都密切关注中国文学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尤其是诺贝尔奖等欧美机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跨国文学领域的存在。这些领域与卡萨诺瓦所讨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领域不同，这包括以东亚、东南亚、中亚和以全球华人为中心的华文文学领域等等。我认为，后几个领域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虽然诺贝尔奖委员必然会优先考虑欧洲语言写作或被翻译为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语言的作品，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著名的文学奖项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标准考虑的仅仅是他们是用中文写的，而非作者的国籍或背景。这些奖项的作用是帮助确立一种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看法，这与将中国文学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卡萨诺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不同。
奚 密：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谁说了算，标准又是什么？我想，比较中肯的说法是，外国作家一般对中国文学都有相当高的重视和兴趣，因为它拥有悠久辉煌的历史，五千年来从未中断过。通过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就诗歌来说，中国古典诗无疑已成为英美诗歌传统重要的一部分。二十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将中国古典诗作为其意象派诗学的奠基石，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运动。同时，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让它进入英美世界文学读者的视野。此后，英译的中国古典诗成为诗人必读的经典，很多诗人还尝试过翻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诺贝尔情结”反映了许多中国作家渴望得到国际文坛肯定的心态，即使现在已经有中国作家得到诺贝尔奖了，这种心态似乎并没有消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少办些文学活动，多建立些严谨的研究。不卑不亢，自信自得。
白睿文：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或挑战是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度。所有的西方语言都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词汇都会有相同意义的词。比如说英语的patriotism（爱国主义）一词，西班牙语是patriotismo，法文是patriotisme，德文是patriotismus等等，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的，其词和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信息是完全相同的，根本没必要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西方有着更大的文化隔阂。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当然是需要好的翻译，但也需要培养有多元化视角的新一代读者。另一个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电子时代给传统阅读带来的危机。年轻人越来越不看书，他们对外面世界的窗口就是手机，单靠手机来传播文化信息，恐怕永远也达不到应有的深度。
洪安瑞：世界文学遭受了多方面的批评，因为西方小说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说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位置。华文作家在成功地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中借鉴使用了它们的创作模式之后，或许可以考虑更深入地钻研一下印度和非洲的小说。不过，我认为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太多的矛盾可看可说可反思。从近期来看，中国的美学实验并不缺乏话题、形式和空间。
石峻山：我认为文学，尤其是整个一个国家的文学，不存在很可观、很具体的位置。文学不是排名，不是数据，它是一个思考、欣赏、感动、了解人生和自己的方式。因此，很难说任何地方文学的问题是什么。可能还是可以提出一点：我认为，中国的编辑不够有权力，来不及或不敢改动作家的文字，所以长篇往往太多漏洞，或者是无意义的地方。有的作家的作品很不错，但是修改的过程没有完成就出版了，可惜了。
谈玉妮：国际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和了解依旧受到限制，就像许多非欧洲语言国家所遭遇的那样，中国需要保证更多的翻译文稿可以被那些真正欣赏它的公众阅读到。
主持人：能否请您评价一下海外汉学的研究现状，并预测一下海外汉学在今后的发展趋势？
奚 密：从我比较熟悉的文学领域来看，海外汉学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迅速，北美的汉学家人数颇为可观。其中华裔学者的比例较高，但是非华裔汉学家也不算少。一般来说，美国汉学家比较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影响，尤其在理论的运用和研究的主题两方面。视觉文化和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强势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也呈现了同样的走向。华语电影的研究，以及关注性别、族群、后殖民、通俗文化、物质性等主题的文化研究，可说是当今汉学界的显学。此外，早期欧美的汉学着重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证学和主题分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现代文学研究几乎不存在。但是，过去二十多年来，这种对比几乎颠倒过来。这和当代中国的戏剧性变化、文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华语电影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
白睿文：今后海外汉学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并不好预测。但这二十余年以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越来越走向视觉文化这个领域。在美国读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几乎所有的人都学电影。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找工作而且为了配合学生的兴趣，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授，也把中国电影、中国艺术等内容列为他们的课程内容。当然还有许多新的理论，像“酷儿”理论，还有“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这几年有愈来愈多的研究著作。
石峻山：恐怕西方大学跟中国的一样，都很看重排名，而之前的汉学传统对于排名帮助不大。以文字为主的研究，很难发表得多，发表得快，又未必是在最有“影响力”的期刊。翻译的作品更难得到大学体系的尊重，所以西方汉学好像越来越重视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也是因为西方国家本身越来越失去了对文化的尊重和信任。其实，国外与中国文学、思想、哲学、艺术相关的课程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兴起而变流行。所以，恐怕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实际”。
贺麦晓：海外汉学的研究现状很难简短概括，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趋势。比如目前比较流行的“华语语系文学”，它强调中国大陆以外的、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陆以外有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是因为习惯沿用“中国文学”这个概念，那些不属于“中国”的，或者自以为跟“中国”没关系的作家和作品经常被排除在外。现在借助“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将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外的华语文学重新纳入考查范围，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趋势。另外一个趋势是对中国网络文学的重视，特别是网络文学和其他媒体之间的关系。第三个趋势是有关中国大陆195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增多，最近关于1950年代的历史资料开放较多，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洪安瑞：我认为，欧洲汉学系目前研究的主要话题包括中国古代哲学、语言学和历史。早期现代化时期，比如晚清、民国、五四以及当代的历史修正。现当代电影和数字媒体，包括港台研究在内的华文文学，以及与社会性别相关的美学介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个人对华文世界环境人文的关注也会有不断的发展和延伸。
谈玉妮：文学批评的最新元素之一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和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框架，这种框架至今仍在社会文学批评中引起共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观念在中国的影响，许多优秀的女作家塑造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角色。
罗 鹏：基于我之前的评论，我认为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有趣的趋势是对于超出传统中国经典文学的关注。
主持人：除了针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批评之外，您认为汉学家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推进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
白睿文：说到推广中国文化，我个人一直是从三个方面来入手。第一，就是传统的研究著作。我一直做不同的研究课题，然后以论文或书的形式出版。其二是翻译，我二十多年前开始做文学翻译。只做研究，没有讨论的作品和英译本，那等于是空谈。其三是口述历史，我已经出版了两本“口述历史”的著作，就是采访电影导演的《光影言语》和《煮海时光》。另外手头上还有几百万字的访谈录都还未出版。这些访谈内容有小说家，电影导演，还有艺术家、建筑家、音乐家等等，日后会陆续出版。这算是第一手资料，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历史和变迁。所以我主要的研究策略有这三个方面：研究著作、译作和口述历史。另外，除了英文的著作之外，我也经常跟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出版社合作，这样可以直接与中国的读者沟通，交换学术意见。对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扇窗口。
罗 鹏：除了翻译和学术研究，对于许多中国文学相关的学术研究者来说，另一个关键的任务是教学。我们中的许多学者都教授了跨度很大的课程，包括基本的本科课程，本科本专业的特定课程，和研究生程度的课程，同时还要指导独立的论文项目。通过这些教学努力，是有可能鼓励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趣，和推进其他和中国文学相关的事情的发展的。
洪安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汉学家能解决的问题。假如更多的人能重新发现阅读的益处和快乐，中国当代文学必然会蓬勃发展起来。莫言曾经对我有关《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提出的问题做过评论。他谈到，要想让读者懂得欣赏这部小说，可能要等上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时是2000年，尽管在这件事上最后证明他判断失误，但当谈到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伟大作品的命运时，他的言语中充满了睿智。他说，只要想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品，比如《红楼梦》和《西游记》，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奚 密：首先，前提是要有好的作品，也要有好的翻译。其次，在国际学术会议、文学杂志、文学节、书展等平台上发表研究成果等等，皆有助于中国文学的传播。
石峻山：主要是翻译，还有教学、邀请作家参与大学活动或文学界的活动。
贺麦晓：我认为推进中国文学是作家、作家代理人、出版社以及书商的责任。我的责任是研究、分析和评价。汉学家不是啦啦队，是解说员！
谈玉妮：更多地参与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作家和年轻作家的国际文学博览会将对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推广有极大帮助。
（本文的部分嘉宾回答为英文，付印稿件为主持人翻译，嘉宾回答有所删减。）
选自《江南》2019年第一期 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011_DK6xVbRsHnOF7F3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