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北大东门外燕东园小楼的兴趣，是被杨镰先生讲到的红柳唤起的。那是七八年前一个上班的日子，我刚走进古代文学研究室，正在兴致勃勃高谈阔论的杨先生，放下端在手里的大搪瓷水杯，递给我一本他的新书《在书山与瀚海之间》。我边称赞这个书名取得精彩，边打开翻阅起来，一眼就看到其中讲到的两株红柳。
书中写到，居住在燕东园的杨先生，一次在散步时忽见园中“王家花园”附近有两株形貌很是罕见的柳树。二十岁就新疆插队并从此与天山瀚海深深结缘的杨先生，一眼认出是生长在西部戈壁的新疆红柳。如此品种的红柳必是从新疆移植无疑，而且能生长到如此生意婆娑，粗可合抱，其树龄当在一百五十岁以上。这究竟是一位迁居北京的新疆维吾尔官员寄托乡思的标本，还是某个王姓封疆大吏从新疆返京时移植？杨先生颇感狐疑，甚至推测会不会就是最后一届清廷任命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如今王家花园在北大附小内，我多次经过，竟从未留意。杨先生见我如此感兴趣，又听说我就住在燕东园，不禁眼睛一亮，说自己从小在燕东园长大，这个园子的故事可是不少。
杨镰先生的父亲是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杨晦，当年曾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们一家住燕东园37号。在他的描述下，我开始把每天在燕东园经过的那些西式小楼，和许多名字一一对应起来。杨先生住的37号，东侧曾经是我几乎天天要去买菜的菜摊，蔬菜水果新鲜，还有现杀活鱼，吸引买菜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早晚附小、幼儿园上学、放学，这里更是热闹。菜摊后面的37号小楼，永远关闭着前面的铁篱笆院门，彷佛和旁边的喧闹全不相干；每天放学后在园中疯跑追逐的孩子，好奇地在篱笆前探头探脑，再怎么叽叽喳喳，也打不破院中的寂静。
杨镰先生小时候是燕东园孩子中的调皮大王，他就在这个院子中成长成一个远赴新疆插队的青年。他说自己离京赴疆前，居住在燕东园22号的冯至先生，送给他一本斯文·赫定的传记；后来居住在23号的地球物理学家李宪之，给他讲过当年西部考察的故事，冥冥中预示了他与天山大漠维系终生的缘分。从新疆回京后，他仍然在37号小楼住了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他白天照顾生病的父亲，晚上就去圆明园村子里暂租的一间民房，点着煤油灯读书写作。点灯的煤油是去中关村加油站打来的。在杨先生的描述下，这个如今篱门深掩的小院子，一下子生动起来。
燕东园23号小楼
听杨先生讲述不久，又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对燕东园小楼的故事，有了更浓的兴趣。那是2014年初，吴小如先生以《吴小如诗词选》获得《诗刊》社首届年度“子曰”诗人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吴先生因年事已高，没有参加。典礼结束后，我离开观众席正准备打车回家，同时走出观众席的周启锐先生问我去哪里，我说回燕东园。他说巧得很，他正要去燕东园见朋友，我可以搭他的顺风车。一路上，周先生说起他也是在燕东园长大，见我对燕东园很感兴趣，他的谈兴也一下子被激发。到了燕东园，他说今天难得，不如我们就在园子里看看各处小楼。
那是一个寒意颇浓的冬日，我们在园中一座座小楼看过来，讲到各个小楼曾经居住的主人。冬日的园中，树木萧疏，视野开阔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小楼，从春夏的浓荫中呈露出来，仿佛在敞开它们各自的故事。当时，我们还路遇一位老教授，她也是在燕东园里长大，当年和周先生是玩耍的小伙伴，见面很是亲切。
这些偶然的机遇，让我越发留意起燕东园小楼的历史和故事；遇到和燕东园有关的记述，也就不再滑过，有时甚至还会因为某个有意思的记述，而去进一步搜寻文献中的线索；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就像拼图一样，拼出这个小园的片羽吉光。
燕东园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公寓区。1929年9月底，燕大举行了包括燕东园在内的校舍落成典礼。燕东园的前身，是明清时期的成府。今天燕东园南侧吉永庄的位置，曾经有一座刚秉庙，1927年身为清华国学导师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停灵于此。这和《红楼梦》庚辰本脂砚斋批语中提到的“刚丙庙”，是同一个地方。周汝昌先生认为刚丙当作“刚炳”，这个庙是明朝司礼太监刚炳（绰号刚铁）为自己建的生祠。杨镰先生则提到他们全家1952年搬到燕东园时，小庙还在，就在燕东园南墙外几十步远，他曾多次到庙里向僧人打听刚丙是谁，据说是一个满族将军，随乾隆下江南时（生殖器）受伤，便在此庙居住养伤。周汝昌先生的意见虽不能定论，但多有史料佐证，而杨先生的说法，则更像是庙的来历模糊后的新演绎。这个小庙一直和燕东园相伴，直到北大修建物理大楼时才拆除。
燕东园初建时占地77馀亩，有小楼19座，建造费用为29.5392万元。如此的建造费用，在当时颇为高昂。周启锐先生说，小楼建造使用的主要木材，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红松。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描述这里的环境：“（园中）大树是不少的，在这些老树荫下，盖了近三十幢灰砖两层小洋房，又用围墙围了起来，这便是燕东园。当年燕大的中外知名教授大多都是住在这里的。那在当年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连清华南院的教授宿舍也是比不上的。这些小楼中都是打蜡地板、壁炉、地毯、水汀、高级卫生间、冷热水，有阳台、庭院，家家小楼前又都种着玫瑰、丁香、藤萝、玉簪……在庭院中就可赏花。”燕东园的小楼，其建筑水平和居住条件，不仅在建成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就是在建成半个世纪以后，它仍然是人们心中名教授高级生活待遇的一种标尺。北大历史系以研究现代化而知名的罗荣渠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美国，感叹美国物质生活水平之高，就提到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水平，比北大燕东园小楼的条件还要好。
当年在燕大和清华两校都任教的钱穆先生，曾经对比两校的不同，认为清华的建筑是西式的，内里却是中国式的学府，燕京大学表面上中国味道，内里却很美国：“（燕大）路上一砖一石，道旁一花一树，皆派人每日整修清理，一尘不染，秩然有序，显似一外国公园。即路旁电灯，月光上即灭，无月光始亮……又显然寓有一种经济企业节约之精神。”钱穆先生的体会显然是从酷似中国古典园林的未名湖区得来，而燕东园的建造风格，则有着更为突出的美国特色。燕东园的整个园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中间以一座西式小桥分割东西，两个区域的中心，都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广场，每个广场周围环绕着若干座小楼。东区是20-29号，西区是30-42号。如果从空中俯瞰，整个园区就像是一副眼镜，中间的小桥，就像是架着眼镜的鼻梁。东西两区的广场，既是园中居民散步健身的轻松乐园，也会举行一些重要活动。1952年，北大、清华、燕大三校合并，合并后新北京大学的成立大会，就是于当年10月4日在燕东园东操场举行，当时的校长马寅初、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等人皆到会。公共生活颇为丰富的广场，以及围绕广场建立的整个园区，都是典型的欧美城郊庭院别墅区的设计风格，和中国古典园林多有不同。
园中每座小楼都是西式的，具体的样式又形态各异。园子东墙内的27号，后因建幼儿园拆除。据陈芳回忆，这座楼是典型的南洋风格，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小楼，每层有200平方米左右，处处不讲对称，南窗大，东西窗小。小楼南面一层东部有一个阳台，阳台顶部嵌有花岗石小饰件，这个设计源于欧洲古典建筑檐口下的装饰图案。整个小楼东部呈曲尺形，小楼西北部还凸出一个小侧楼，在南洋称“班阁楼”，英文说法是Bangolor（单栋别墅），它与整栋别墅实际是连着的，现在新加坡还能看到这样的房子。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东西方文化在南洋交汇，英国人将杂糅的南洋风带回欧美，又在燕东园的修建中，把它呈现在27号小楼上。这种奇妙的建筑故事，在燕东园形态各异的小楼中，应该都有体现，只是缺少细腻的讲述吧。
曾经居住38号的张景钺教授的儿子张企明，对居住四十三年之后被拆除的38号小楼，也有细致的回忆：“小楼位于园子的北边，东西方向的院子和空地都很大，东房外一片竹林有一百多杆，靠近围墙有杏枣槐椿，还有一棵半朽的大柳树，院子中间有数株山樱和玉簪，沿着甬道原来有两排黄花。从饭厅的西窗望出去，空气澄澈，沃野平畴，西山似乎就在眼前。”无论怎样的笔墨，都很难完全呈现燕东园独特的景观，摇曳在廊前檐口的光影，更是只能留存在此间人物的心中。曾经居住在燕东园的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其夫人是北大教授周珊凤，他曾经绘有一幅燕东园风景，是小楼后院月亮门的一角，满是静谧安宁的气氛，是他晚年油画的代表作。
最令人感兴趣的，当然是活跃在燕东园中的人物。
燕大时期，燕东园在教授迁入之初，就成立了园会，负责园内事物的管理。燕大西语系米德（Lawrence M. Mead）教授，担任园会的秘书。燕东园还成立了网球联合会，请燕大教职工及其家属在燕东园打网球。教授们入住一年后，园会又在负责购置儿童活动器具，修建游乐场。当时为此事接受校刊采访的，就是米德先生。这位米德先生颇为热心学校的事务，1933年在燕大兼课的顾颉刚邀请胡适到燕大演讲，米德又负责为胡适照相。
燕东园37号小楼
燕大时期燕东园的人物，有着许多生动的故事。西区广场北侧37号，居住过燕大校长陆志韦。陆宅西侧的小楼是36号，当时居住的是燕京大学神学系教授赵紫宸，陆、赵两家关系非常要好。当时园中各家之间是以松墙相隔，陆、赵两家的松墙间有一小口相通，可以更方便地往来。赵的女儿赵萝蕤在燕大西语系毕业，她与陈梦家婚后一段时间仍然住在燕东园。中华书局原总编、著名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回忆，他当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陈梦家曾邀请他们几个同学到燕东园家中闲聊，赵萝蕤还招待他们喝咖啡。陆志韦校长这里的客人就更多，不过若论近邻间的走动，他和住在广场南面31号的昆虫学家胡经甫，是要好的朋友。胡的女儿回忆：“陆先生多是身穿衬衫、西服裤，手拿一本书，边看边从他家走过足球场直到我们家，边召呼一声边推门而入。”
燕东园36号小楼
胡经甫后来迁入东区的22号楼，陆校长日寇占领时被迫搬出燕东园，抗战胜利后迁回，就搬入南洋风格的27号，两人都到了东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平津两地大学就南迁问题议论纷纷，陆校长明确表示燕京大学要留下来。据陆的儿子陆卓明回忆，1948年春，陆的老朋友胡适和夫人偕一位美国老人来到陆家，两人谈得颇不愉快。希望劝陆南下的胡适，未能如愿。从陆宅告辞出来时，他的脸色很是不好看。这一幕应该就发生在27号，可惜小楼现在已经拆除了。
至于许多求学的学子，更是经常出入陆校长的小楼。据孙升福回忆，陆校长和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会和学生一起打桥牌，还会托学生搜集一些晋察冀、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邮票，当收到这些平时不易见到的邮票时，会如获至宝，十分高兴。过春节时，一大帮学生来家中拜年，见校长出来，领头的学生一声令下，十多个学生齐刷刷跪倒在地，陆校长也一起跪下，大家哈哈大笑。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俞敏教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当年是陆校长的研究生。燕大被日寇封闭后，俞敏的学习被迫中断，他很伤心地说：“我那时就像一只爬墙的蜗牛，费劲地爬着、爬着，呼地吹来一口风，啪一下就给它打回到地下，一切又得从头来。”陆校长没有忘记他，抗战结束后，他把在台北工作的俞敏召唤回燕园，给他找住处，提供学习的便利，使俞敏很快学有成就。俞敏很难忘这段经历，仍然记得陆校长帮他找的南校门外羊圈胡同的小院，记得院中的蔷薇、葡萄、杏树、李树、洋井。相信他也不会忘记当时在燕东园陆校长家中请益的情景。
西区36号赵紫宸宅西侧的35号小楼，居住过燕大新闻系教授刘豁轩，他来燕大前是在天津办《益世报》 的知名报人，后辞去报社的职务到燕大任教。他和新闻系的学生一起创办《燕京新闻》周刊，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效果很好。抗战时期，他被日本人从家中抓走。
西区还有很有名的“鸟居高林”之说，是指31号居住的人类学家林耀华、32号居住的语言学家高名凯（高之前32号居住过燕大经济系李泰来教授）、33号居住的日本教授鸟居龙藏。从燕东园西门进来五十米，左转上几级台阶，就是一条通往广场的小路。小路的两侧分别是32和33号，连同32号东边的31号，都有一簇簇竹林围绕。鸟居高林，既是谐音，也颇有幽雅高逸的意趣。
31楼向东，还有两座小楼，现在被围入北大附小西门内，是41号和42号。燕大物理系主任谢玉铭就居住于42号，他的女儿谢希德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如今北大附小的小学生欢乐奔跑的空场，正是谢校长小时候玩耍的地方。
燕东园32号小楼
燕东园的东区，是21号—29号，容庚居住在24号小楼。1934年9月1日，燕京大学考古学会成立，社址就在24号楼，第一批成员共八十四人，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等五人为执行委员。陈梦家就在此年9月，成为容庚的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和住在36号小楼的赵萝蕤相识也正在此时。
1952年新北大成立后，燕东园成为北大教授的公寓，这里依然活跃着众多著名学者的身影。东区陆校长原先居住的37号，后来居住过化学教授孙承谔、中文系教授杨晦、西语系教授盛澄华等。西边的36号居住过生物学家赵以炳、陈阅增、心理学家桑灿南。34号在燕大时期居住的是张东荪，1952年以后，游国恩居住在这里。游先生精研楚辞，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自1952年三校合并后，就担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当时著名唐诗专家林庚先生任副主任，两位先生任职长达十馀年，精诚合作，对北大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发展，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当时林庚先生住燕南园，游先生住燕东园。许多学生都很难忘在游先生家里请益的情景。一位老学生回忆先生书斋的雅致：“满院是花木翠竹，宛如世外桃源。他的书斋掩映在花木丛中，百叶窗上摇曳着扶疏的树影，虽是在白昼，却使我想起归有光描写的‘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那种美好情致。进了书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古色古香，朴厚典雅。靠墙矗立着几个精致的玻璃门书橱，橱里是一函函一摞摞古旧的线装书，也有不少洋装书，镌刻着绿色隶书的箱装古籍尤显古雅清逸。墙上有一两帧字画，桌上有文房四宝。书斋也像它的主人那样，温柔敦厚，严谨整洁，又玲珑剔透。”接待来客的游先生，那天“穿着浅素色中式对襟小褂，中式裤子，脚上是黑布鞋，随意又潇洒”的游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则很关心，据北大图书馆系老教授白化文回忆，先生会在家中招待“入室”弟子，每次请客，必有一只炖鸡上桌。
何其芳
五十年代初，北大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居住在42号楼，北大文学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何其芳对文学所的建设厥功至伟。他的客厅没有游先生那样雅致和整洁，来往的客人更多。他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文学所的创建工作中。曹道衡先生回忆，1954年上半年，每星期一下午，何其芳的家里会有一个小型的《诗经》讨论会，游国恩、余冠英、范宁、陈友琴、胡念贻等先生都会参加，会上对《诗经》的每一首诗的篇义和辞句都进行讨论。曹道衡当时作为一个年轻学者参加此会，感到很有收获。热切投入学术工作的何其芳，在生活中是一位可爱的父亲。在燕东园长大的樊宏之子樊平回忆：“当年每到晚饭时分，何先生就满园子去喊在园中疯玩的儿子何凯歌回家吃饭，白白胖胖、大大咧咧的何其芳，穿个大背心，手里拿个大蒲扇，迈着八字脚，操着一口四川音，满燕东园叫着：‘何凯歌，吃饭了！’他走路多像爱斗蟋蟀的济公哟，淘气的我跟在他后面学，一摇一摆，乐不可支。”年轻时写下那么多绮丽新诗的何先生，变成慈父就成了这样的模样，想想真是有趣。
西区的30号小楼，如今在北大幼儿园西门内，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在此居住多年。《昆虫记》的译者王光曾经多次到这里向罗先生求教。罗先生对他说，无论如何要翻译一部法国文学作品，还亲自推荐路易·菲利蒲的小说《斐得立老爹》让王光翻译。小说有十多万字，王光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译好，罗先生认真审阅，提出许多意见。王光翻译花了许多心血，他问罗先生能否出版，话音刚落，罗先生一下子严肃起来，正色道：“翻译东西不要总是想能否出版，只当是一次作业，这样你才能慢慢提高。”王光听罢，有一种很强的得不偿失的感觉，后来把译稿拿回家中反复看罗先生用铅笔提示的一些地方，又联想到罗先生曾对他说过在法国时他用节省下的饭费请人对他的文章找毛病的故事，恍然大悟，体会到罗先生扶植青年的一片苦心。王光不久受作家出版社委托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他极其认真地完成，罗大冈审阅了全部译文，肯定他“对原文理解深，译得比较好”，并为此书撰写了长序。此书1998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深受好评。
西区的31号楼，在林耀华之后，居住过美学家蔡仪、古典文学专家浦江清、物理学家王子昌；32号在高名凯之后，居住过数学家段学复。33号居住过油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宗津和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周珊凤夫妇，以及德语专家杨业治教授；34号居住过化学家邢其毅，在游国恩之后，又居住过心理学家周先庚。35号严仁赓教授与夫人叶逸芬都在经济系工作，严仁赓曾任北大教务长，后到经济系任教。严仁赓的祖父是创办南开大学的严修，而叶逸芬的祖父是中日甲午海战中“靖远号”军舰管带（舰长）叶祖珪。
燕东园40号小楼
38号居住过生物学家张景钺和动物学家崔之兰夫妇；39号居住过经济学家樊宏、无线电专家杜连跃、图书馆系教授潘咏祥等；40号居住过计算机专家徐献瑜；41号在何其芳先生之后，居住过语言学家岑麒祥，理论物理学家胡宁；42号居住过法学家陈守一。
燕东园的东区，同样是硕学云集。21号北半侧是金岳霖的旧居，周启锐回忆小时候常看见金先生骑个小三轮车，车把一拐就进了21号的院子。金先生家门口有一棵枣树，结出的枣子非常甜美。枣子成熟时，园中的小朋友常来打枣，这当然会让院子变得吵闹，金先生让小朋友先回家，说回头把枣子送过来。小朋友后来果然在家里收到金先生家保姆送来的枣子。21号的小楼，在燕东园众多的小楼中，显得有些平淡。如今它的西侧是每日人来人往的小区主干道，朝向马路的一面无遮无拦，失去了庭院深深的幽静，很难把它和大学者金岳霖联系起来。金先生之后，21号居住过美国史专家陈芳芝。
左侧建筑为金岳霖旧居
21号另一位居民，则是著名体育学家林启武。林启武是泰国华侨，早年留学美国，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担任体育教学工作。他第一个把六人制排球引进国内，第一个在中国培训出乒乓球国际裁判，第一个把国际射箭技术及其规则引进国内，也是国内研究体育社会学的第一人。林启武乐观开朗，在家里和孩子们像朋友一样相处，有空就一起做游戏。在家里的客厅的地毯上，他让几个孩子一齐上阵，直到把他的头和四肢都按到地上就算赢，还戏称这个叫“五体投地”；还组织全家人开晚会，大窗台是舞台，窗帘是幕布，孩子们轮流表演，父母坐在对面欣赏。林先生健康长寿，直到2011年4月才去世，享年104岁；他应该是目前为止在燕东园生活时间最长的居民了。
22号在1952年以后居住着德语文学专家冯至与哲学家贺麟。两人在西南联大时就在一起共事，冯还受贺的约请，翻译了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952年新北大搬到燕园，他们一起从北大沙滩中老胡同的宿舍中搬过来。冯居住在22号的前半部，贺居住在后半部。冯至先生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70年，在这里重译出版了《哈尔次山游记》、《海涅诗选》，编选了《杜甫诗选》，出版了论文集《诗与遗产》等。贺麟在这座小楼里，和王太庆合译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著名新诗专家、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50年代末刚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冯先生托人请他来燕东园寓所谈谈对中国新诗的看法。这样不拘年辈、不拘学科的自由学术交流，在燕东园一定有过很多很多。
燕东园22号小楼
23号居住着西语系教授严宝瑜，这位出生在江阴的老教授，被称为有着“古井止水一般的境界”，但他大概是北大最关心音乐教育的教授。在从事德语专业教学之外，他还志愿担任中外音乐史和“贝多芬”、“莫扎特”、“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等专题音乐课的教学。北大各种课外音乐活动，他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说起对音乐的热爱，曾经居住在41号的北大数力系教授董铁宝，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也酷爱古典音乐，收藏了不少珍贵唱片。据说他当年取道巴黎回国，到巴黎后，一下飞机就直奔巴黎大剧院听音乐会。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老志诚教授，听说董教授家藏有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唱片集，欣喜若狂，很想借去一听，当时董教授已经去世，董教授的夫人担心丈夫生前珍爱的唱片有什么闪失，拒绝了老教授的请求。没想到，几天后，瘦小的老先生居然自己提着个足有五十斤重的德国大录音机，一步一歇地来到燕东园，董伯母不好再拒绝，老先生录下了久违的德彪西，满意而归。园中热爱古典音乐的人很多，化学家孙承谔、德语专家杨业治都是乐迷。杨教授翻译的奥地利著名音乐理论家爱德华·汉斯的名著《论音乐的美》，自1978年出版后，发行量近四万册。杨教授的孩子们也受到感染，女儿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儿子也几乎到了无一日无音乐的地步。
与23号毗邻的24号，长期居住着两家：朝南一面，是气象学家谢义炳和李孝芳夫妇；朝北一面是史学家周一良教授和邓懿夫妇。周先生在这里居住了四十三年，写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但常年居住在朝北一面，也颇以为苦，曾写下“四十三年阴山背后”以解嘲。
25号居住的是著名阿拉伯语专家马坚，他在这里倾注全部心血，完成了120多万字的《阿汉词典》。在此之前，中国高校的阿拉伯语教学翻译，使用的是一位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阿訇（1871-1949）早年编译的《阿汉字典》，它实际上是编者从埃及出版的一本阿英字典直接翻译过来，收词少，内容陈旧，完全不适应新的需要。马坚教授自费购买了许多工具书，25号楼的书房里到处都堆满了参考书，显得十分拥挤。当时国内阿拉伯文印刷技术十分简陋，为了校对每一个阿拉伯字母的读音符号，马坚先生用三年时间呕心沥血，视力也因此急剧下降。25号的小楼，见证了他拿着放大镜一条条校对的辛劳。
26号居住着西语系法语教授吴达元。吴先生在翻译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翻译了被誉为“法国大革命序曲”的法国戏剧家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上过吴先生课的学生，都很难忘他的神采，柳鸣九回忆“他的生活方式，至少他的着装方式，基本上是洋派的。头发梳得整齐而光亮，偏左的一条发缝笔直而一丝不乱，戴一副金丝眼镜，平日总是穿西装，而且特别严整、配套，内有马甲，领带打得极有功力，皮鞋锃亮，整个衣着装束没有丝毫休闲随便的影子。‘人如其文’，整齐、洁净、利索、规范，就像他爽净、利索的语法课一样，也像最为有规有矩的法文语法，与北大不少名教授的不修边幅，正形成一道截然不同的‘风景线’”。这让当时许多没有出过国门的年轻学子，似乎看到了巴黎，闻到了法兰西的气息。他在燕东园26号的书房，也是“窗明几净，雅致非凡”。与吴教授同住26号的，则是哲学家洪谦教授。26号后被北大幼儿园征用，现在已经拆除。
南洋风格的27号，曾经居住过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周启锐提到朱先生晚年患病卧床，一天家人突然发现他不在床上，竟然趴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原来他卧病时也在思考问题，想去二楼书房查一下资料，谁知体力不支倒在楼梯上。
朱光潜
28号小楼，如今在北大附小院内，整修一新，这里居住过多位史学家，包括翦伯赞、邵循正、商鸿逵等人。商鸿逵每天清晨五点即起，在燕东园散步后开始工作。他被大家称为燕东园起得最早的人。
29号在如今北大幼儿园西门南侧，已经拆除，这里居住过经济系赵迺抟和周炳琳教授。厉以宁教授一直很感念周、赵两位前辈在困难岁月里对他的关爱和鼓励，从学生时代起，厉以宁就多次到这座小楼里，向住在楼下的周先生和住在楼上的赵先生请益问学。他大学毕业留校时，被分配在资料室工作。接受分配之后他到燕东园29号去看周、赵两先生，周先生建议他把北大图书馆所藏的两种重要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摘要，供教师参考，并说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厉以宁自己也可以从中受益。厉以宁认为周先生这一建议使他终身受益，周老师把他领进了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那一天，他从周家出来，又去看赵先生。赵先生已经听说他分配在资料室工作，开导他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分，只要有真才实学，名分算个什么？”如今燕东园北门外有一家羊大爷涮肉馆，羊肉实在，价格公道，很受周围居民欢迎。有一次在饭馆墙上，我看见厉以宁先生在饭馆过八十大寿聚会的照片，当时还很惊讶。厉先生名满天下，八十大寿何以在这个小饭馆里？看了他对周、赵两位经济学前辈的追怀，就可以理解，小小的燕东园对他实在有着特殊的意义。
29号还居住过化学家唐有祺院士和她的夫人医学家张丽珠教授。唐院士是上海南汇新场人，我曾经去过上海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见到唐院士的故居，那是小镇的骄傲，不成想他在北京的故居，就在燕东园幼儿园旁。他的夫人张丽珠被誉为“神州试管婴儿之母”，是中国试管婴儿技术最早的探索者。如今他们生活过的地方，萦绕着孩子们天真可爱的嬉闹声，永不寂寞，这中间真有不可思议的因缘。
说起园中的风雅，俞平伯三十年代曾在许季珣宅中，参加谷音社友的曲叙；五十年代，罗大冈家中常有爱好京剧的学生前来学戏，她的夫人马宛颐京剧唱得极好。悠扬的钢琴声也时时回响在园中。徐献瑜先生的夫人是钢琴教育家，他们所住的40号，正在园中小桥旁。桥上往来的居民们，每每会听到桥旁飘来的美妙琴音。
从落成到今天已经整整九十载的燕东园，曾经给多少人留下美好的回忆，已经难以计数了。当然，这小小的园子，也同样经历了许多离别。曾经在燕大任教的郑振铎，当时就居住在燕东园，因为种种复杂的矛盾，他不得不在1935年去职，离开了燕东园。像这样无奈的离去，因为各种原因，不断在园中发生。更有像翦伯赞以及居住30号俞大絪教授在园中痛苦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更令人悲伤扼腕。
这个宁静的小园，是大地的一隅，不可能置身于山河风雨之外，但它所独有的风雅与美好，呈现了中国近百年知识界的精神追求和学养意趣。很多在园中生活过的人，都难忘这里的一草一木。然而，难忘和怀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荷尔德林专家杨业治，在他居住33号小楼期间，翻译过荷尔德林的诗篇《怀念》，诗中写道：“在那清风流动的尖角地/在种植葡萄的山地旁/多尔朵涅流过那里/和美丽的加洛纳/汇合，海一样开阔地/涌出了河流。海取走/但又给予记忆/而爱也使勤劳的眼睛注视。/但留存着的，是诗人所创建。”杨先生对诗意的解说同样值得品味。他说：“把诗的结句理解为指未来的事物，也许更有意义”。杨先生的意思或许是这样的：怀念是爱，爱会挽留流逝的生命，而这份对流逝之物的眷恋，又来自爱对未来的创造。没有对未来之美的创建，就不会有眷恋往昔的怀念。
我不知这样理解是否准确。杨先生在燕东园33号的书窗前，写下这一段解说时，或许不曾想到，他解说的诗句和自己身处其间的燕东园有什么联系，然而他点出了诗中的精义：怀念不是伤逝的颓唐，更是创造未来之美的蓬勃的力量。这是人间一切怀念的价值，也是怀念燕东园这个独特小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