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娃娃可以不问世事，无忧无虑，但我们成人能够在困难时期依然生活安稳实为不易，要感谢很多人幕后悉心的付出。
口述 | 陈先生
整理 | 金 姬
我是上海人，20年前因为新加坡教育部的一个项目而有机会到当地念大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生活至今。
因为上海人的“拎得清”，所以我在讲究规则的新加坡很适应。我感觉，此次新冠疫情之下，两地的防控措施各有千秋，都很有效。
今年1月18日，我带着太太和2岁的女儿回上海父母的家过春节，回来前并没有看到关于武汉疫情的任何消息。在沪前几天照例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可不久武汉宣布封城，上海也紧急采取措施，一时上海各大公共场所、公园纷纷关闭，市民被要求在家自我隔离，减少不必要外出。虽然我们并不紧张，但也还是老老实实宅在家里过年了。
宅在上海家中的同时，还得不时关注新加坡对于疫情的一举一动。新加坡是1月23日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的，最初的几个病例都是来自武汉的游客。当时曾有新加坡民众建议政府禁止所有中国人入境。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当时代表政府出声，说要“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号召新加坡人不要对外来人口有排斥心，应当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给了年后即将回新的我们吃了些许定心丸。
我们一家三口根据预订的行程于1月27日年初三飞回新加坡。我们戴着口罩前去浦东机场，在上海也好，在转机的香港也好，遇到的每个人也都是口罩严实，行路匆匆。机舱里交谈的人变少了，不少人闭目不语，气氛有些沉重。但凌晨时分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后，却并没有发现有严格的检疫措施，特别令我惊讶的是，作为机场海关门户的边检人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我在上海机场时就接获信息，新加坡政府规定教育部旗下的所有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对近期访问过中国的职员和学生须强制14天在家隔离。
对于员工来说，这是特别应对疫情的缺席假(Leave of Absence)，不扣薪水，不计入年假病假。在学校工作的我和上幼儿园的女儿必须从回新后立即遵行。太太所在的银行由于太多员工回中国过年，基于安全的考虑也要求所有中国返新员工遵守缺席假规程。新加坡政府为申请缺席假的员工向公司补贴每人每日100元新币（约合人民币500元），以减小公司损失。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向公司学校汇报确认后，都开始了在家14天自我隔离的体验。幸好最初的缺席假只规定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并不绝对禁止外出。天一亮，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到超市，采购了很多食材和生活用品补充空空如也的家庭物资储备。当时超市内货源充足，人很少，戴口罩的人更是见不到几个。
这些加上在机场的所见，让我们初次体验了新加坡与中国不同的应对疫情方式。
居家隔离14天，疫情愈来愈严重
在家隔离期间，生活上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也可以上网做，最难熬的倒是我家小朋友。平时我们家的带娃风格就是常常带着外出，周末两天几乎都是早出晚归在外面玩得嗨。她打自有记忆以来就从未那么久不出门的，非常不习惯。因此，一开始家里的这只小“神兽”时不时发点小脾气，要求我们陪她玩，隔三岔五还嚷嚷着要“陪爸爸妈妈”去楼下转转。这些天，我们夫妇把家里囤积的玩具玩了个遍，实在娃忍不住会乘人稀少的时候在家附近转上一会。之前不怎么看动画片的娃还养成了每天晚上八点看上半小时的作息习惯。小朋友学习能力非常强大，14天不到，用手机点看视频玩得遛遛的，还会突然用遥控器关掉老爸老妈看的起劲的电视节目，以求得关注。
随着中国之后患者人数的大量增长，新加坡出现更多的输入患者，新加坡针对疫情的政策渐渐紧了：
我回来后没几天，缺席隔离令就强制推广至所有公司。
2月7日，在我居家隔离第12天的时候，由于新加坡开始出现最近未出过国的本地公民感染新冠肺炎，新加坡将疾病暴发应对系统应对级别从黄色调高至橙色，开始禁止最近14天去过中国的普通访客入境（新加坡公民和在新长期工作者例外）。
新加坡民众一时间紧张起来，超市出现了抢购人潮，货架上生活必需品被一扫而光。好在“恐慌式”的抢购只持续了一两天，随着生活物资迅速补充而迅速平息。
与此同时，各方对于防控疫情更加严格。就拿居家隔离来说，我因回来的早，这十几天是没人来检查的，全靠自觉。比我晚到新1周的隔离人士则会每天早晚两次收到人力资源部的短信，必须立即回复以确认位置，判定是否在家隔离。到2月14日，政策又进一步严格，所有居家隔离人士被禁止离家，会由政府安排的人员提供生活必需品。
新加坡2月中旬规定，从中国入境人员必须居家隔离14天，其间不得外出
确诊人数日渐增加，我却选择摘下口罩生活
我家解除隔离后，小朋友欢欢喜喜回幼儿园，我也照常去公司上班，太太公司则选择分流上班，一周去公司，一周在家办公。
一开始我还戴着口罩出门，但是两个星期后渐渐放弃了。一方面，外面戴口罩的人不多。我每天通勤单程要1小时，公交换地铁。据我目测车上乘客戴口罩的比率平均只有1/3左右。车厢照例拥挤，乘客间贴得很近。偶尔听到一两声咳嗽，我起先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疑虑，也有看到有乘客循声而视，却没有任何人有避开的动作。
另一方面，戴口罩时间长了，反倒有呼吸不适，喉咙干燥的感觉。想要咳嗽，但众目睽睽之下又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时间一久，憋得难受，心跳也不由得更快，人的心理不由得起了微妙的变化，会忧虑自己是否中招了，越想就越不舒服。找机会趁人不注意退下口罩，猛地呼吸几口无过滤的空气，顿时舒畅无比，不适“症状”也烟消云散。这么几次下来，我就果断放弃了戴口罩。
至于女儿就更不乐意了，往往刚给她戴上，小手儿立马就褪下来。我心也大，根据确诊记录中婴幼儿患者比率极低，且婴幼儿自愈能力较成人强的信息，索性不戴就不戴吧。
看到这里，难免有朋友会责怪我“佛系”。正巧新加坡的防疫政策也被很多国内的朋友诟病为“佛系”。
这最早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月8日对公众关于疫情措施的讲话有关。李显龙在讲话中提到：“如果确诊人数持续攀升，进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也将无济于事，若继续让所有可疑病例住院和接受隔离，医院将应付不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而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维持在一般流感的低水平，政府将鼓励只出现轻微症状的人去看家庭医生，在家休养。只有年长者、孩童和有其他并发症的人得入院，以便集中医疗资源。”
李显龙告知民众正确面对疫情
另外，政府应对口罩缺货，所宣传的预防传播最有效的方法是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即勤洗手、避免用手触摸脸部。若有咳嗽或流鼻涕等呼吸道疾病症状，才需要戴口罩。
光看这段文字，包括我本人在内、经历了中国国内严格的隔离控制阵仗的人们自然会有担忧。但经过更多的了解，我感到新加坡如此“宽控”的背后，有着非常细致的考量。
首先科学研究发现冠状肺炎病毒不耐高温高湿的环境。新加坡常年温度30度以上，湿度更是达80%-90%。病毒的活性因此大大减弱，传播危害性较国内冬季环境低了许多。这是新加坡“宽松”政策的首要前提。
再者，病毒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谓治愈主要是靠个人的抗体来杀灭病毒。医院的有效治疗手段主要是帮助特定弱体质人群控制病毒影响的其他并发症状。所以，让症状轻微的患者和疑似患者在家隔离，通过与医院密切联络及时反馈，效果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新加坡人以遵纪守法闻名，绝多数人也不会在隔离期到处乱跑传播病毒，这点也还是信得过的。新加坡就医本就有二级体制，生小病都去私人小诊所，要去大医院，除急症外，也要先通过私人诊所医生预约才能成行。这样有效缓解了大医院的资源紧张问题。在特别疫情下，这个体制当得到维护，以保证有效医疗资源最有效地使用。这也是“不接收轻微病人”的原因所在。
至于不“鼓励”戴口罩，倒是个无奈之举。当前市场上口罩确实非常紧缺，只能优先供应医务工作者。在2月初，新加坡政府曾通过多渠道收集，给每户居民派发了4个口罩，共500多万个，也算尽了点本分，但依然杯水车薪。
新加坡政府发放的口罩上面写明：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
有趣的是，2月18日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和中华总商会的内部会议中曾私下就此事吐槽：有居民问我，“我一家五口人，四个口罩不够用怎么办？”陈回答说，“生病了才用。”继续问，“五个人同时病了怎么办？”陈说，“那就全家送入医院治疗隔离，都不需要用到你家那四个口罩了。”
吐槽归吐槽，会意一笑了之。但陈部长指出，即使有数千万的口罩，也是远远不够用，应当优先使医护人员得到保障。国人应当保持冷静，理性渡过难关，并且还要考虑得更长远一些，要对之后可能的经济难关进行应对。这说的其实都是大实话。
其实，新加坡防疫治疗工作还是非常细致负责的。卫生部会对每位确诊病例的传播史都进行详细的排查，如何感染，接触了哪些人群，去过哪些地方都要试图搞清楚，并且尽可能联络上所有病患密切接触过的人，安排他们的隔离，检查措施。相关资讯公众都可以在新加坡卫生部的网站上查询到，让大家及时确切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情况。这些细致的工作不怎么为国外媒体所报道，却是保障新加坡疫情安全可控的重要措施。
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负责收治确诊病例
时至今日，中国国内的疫情俨然已经渐渐顺利进入下半场，但疫情在世界很多国家大面积暴发，新加坡的确诊病例也随之猛升至212人（3月14日数据），形势依然严峻。
而我一家在新加坡的日常生活依旧安稳地继续着，似乎也没有受什么大的影响。现在我还时常回想起在上海时一家三口坐在公交车上的一段经历：彼时全国疫情刚刚开始，气氛有点小紧张，但女儿在车上依然天真无邪地哼起“what a wonderful world”（何为精彩世界）的歌。我想起自己一边聆听稚音，一边望着窗外夜景的情景，感慨万分。小娃娃可以不问世事，无忧无虑，但我们成人能够在困难时期依然生活安稳实为不易，要感谢很多人幕后悉心的付出。正是有了这些周到的考量和细致具体的措施，让像我一样生活在新加坡的人，能够尽可能以以往正常的生活方式，安心地面对疫情。我觉得新加坡疫情依旧是乐观可控，有信心可以安然渡过难关。
征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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