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校马路对面就是新加坡教育系统皇冠上的明珠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US）的主校区。整个校区看上去光彩照人、绿树成荫、热情洋溢。校园里到处贴满了海报和公告，写满了时下最热的词语，比如“创新”和“进取”。一个路标指示说前方就是国家风洞（National Wind Tunnel）。
而校区居然还有一条自行车道，为那些不畏酷暑和骑行危险，依然选择骑两轮儿出行的人提供了罕见的安全庇护。有一辆大学校园巴士，车身上印有“为更清洁的明天而设计”的字样，载着勤勤恳恳的学生们到处跑。
笼罩着校园的氛围可以说是精英范儿的、自给自足的以及极其专业的。这所大学是国家的荣耀，也是教育苍穹中一颗闪亮的星。有趣的是，尽管我这一路走来亲眼见识了新加坡立国的基础——它在马来世界中的位置，它的独立建国，它的工业奇迹以及它的组屋体系——但偏偏是NUS的校园，让我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轨迹产生了质疑。
表面上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一流的，而这一荣耀不单只属于NUS以及它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NTU）。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教育排行榜对72个国家的15岁学生进行了能力测评，而新加坡在测评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绩。
在全部的三项考核中——数学、科学和阅读——新加坡全部排名榜首。新加坡于是成了学术优异与否的试金石，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想要提高自己学校的学术表现。比如英国就在2016年宣布，将在一半的小学里试行新加坡教育体系中的数学教学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加坡实现这样的成绩并没有花很多钱：新加坡每年只有3%的GDP用于教育，而这个比例在英国是6%，而瑞典则是教育部将现有体系的根源追溯到1950年代晚期，那时国家“还没有从二战的重创中恢复过来”。那段时间，学校是暴力和骚乱的中心（特别是华文中学），之后蔓延到大街上，于是发生了1955年的福利巴士工潮（Hock Lee Bus Riots）。
1965年新加坡意外从马来西亚分离，新独立的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国家的教育体制，意识到国内族群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摩擦，新的教育制度强调学校在方方面面的统一性，无论是教学课程还是学校建筑。
十年后，新加坡已经为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界银行将新加坡划分到“中等收入国家”（Intermediate）而不是“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始终认为学校是新加坡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他确立了英语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同时反复强调学生应努力学习、严于律己。
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推动了进一步的教育改革，教育的目标指向为新加坡经济提供技术和原材料，并深植于STEM四门课程（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有一队老师专门致力于研究其他教育体系、学习法以及心理学的最新成果。教育经费的预算也增加了：1960年代到1970年代，教育预算占到政府支出的10%左右，而截至1980年代，政府预算的15%~20%都用于教育资源。
政府特别将注意力放在为32万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新加坡人提供培训上。如果新加坡能繁荣昌盛，依靠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更优质的劳动力。
1997年，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引入全新的教学课程，将重点放在如何塑造公民意识和技能上，更加符合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人才需求。通过课程，学生将学习到如何真正像一名数学家一样思考，而不仅仅是学会回答问题。孩子们学习的课程变少了，但学习的程度加深了。
教学标准也重新进行了调整。政府决定，教育体制的起点应当是吸引有才华的人加入教师队伍，并尽可能用最好的方式训练并激励他们。教师的起薪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教师这门职业享有很高的声望。
“新加坡的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教师职业已经获得家庭和父母更多的重视，”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大卫·孔（David Hung）教授如是说，“20年前情况还不是这个样子的。薪酬至关重要。在公众看来作为老师的实质性好处也至关重要。”
同时政府鼓励教师参与公共与政策工作，有一扇旋转的借调之门，可以让最有能力的教师从课堂进入教育部任职。与英国等国家不同，班级的大小也不是首要问题：如果一个老师足够优秀，又有足够的时间备课的话，那班上有多少学生并不构成真正的难题。
吸引并培养有能力的人才成为教师，听上不去不像火箭科学那么酷炫，却是很多国家没能做到的。新加坡顶尖的教师可以帮助孩子们掌握他们学习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坐在课堂上证明自己学习的基本水平，然后按部就班地继续这样的学业。
这套方法对于数学和科学尤其有用——而其他现代教育体系恰恰证明，它们在这一方面是多么薄弱，简直不堪一击。当你路过一所学校的门口，很可能会看到召集学生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海报，就像足球和网球运动的海报一样。
支撑学校每天艰苦教学的，是对新加坡脆弱性的认识。学校大厅经常悬挂着各种横幅，上面印着令人警醒的标语，比如“没有人欠新加坡的人情”（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或者“新加坡由我们自己来保卫”（We must ourselves defend Singapore）。和英国的学校相比，新加坡的学校没有庆典，也没有到处张贴的海报，教室里通常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能吸引人注意的摆设。学校的建筑统一保持简洁：白色粉刷、棱角分明的混凝土墙壁，通风通常靠房顶的电风扇或者气砖，而不是空调。
新加坡的学校里竞争激烈，努力学习理所当然。因为新加坡的奇迹毕竟要归功于新加坡人民辛勤的汗水、精英主义的管理以及高水平的数学能力。 尽管如此，在这些亮眼的数据后面隐藏着另一个真相。批评者指出，单个学生的成功太过于倚重唯一一门考试：学生11岁那年的小六会考（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s）。
单靠这一次考试的成绩就决定了一个孩子是不是能进入一所特别好的中学，然后一直往前进入好的大学，最后进入利润丰厚且稳定的金融业工作。这几乎是新加坡每个青少年的梦想。 而事实上，这种体制会导致年纪轻轻的孩子们承受过多的压力。
早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正常的学校学习时间之外，孩子们还要每天花3~8小时完成作业，或参加“提高班”。同一项调查还发现，10~12岁的青少年最大的恐惧来自学校的考试（36%）。排在它后面位列第二位的是害怕自己的父母死去（17%）。而害怕在学校考出坏成绩蹿升到第三位（14%）。经合组织于2017年进行的研究指出，86%的新加坡在校学生担心自己的成绩不好，而这一项在全球的平均比例是66%。
这种程度的压力毁掉过一条现实中的生命。2001年，一个原本看上去很快乐的小学学生莉希尔·罗（Lysher Loh）选择了自杀。这个10岁的小姑娘曾对家佣说，她希望自己来世不再为人，因为课业压力太大了。有报道称，在此之前的一年，曾有过一起类似的自杀案，死者是一名12岁的孩子。报道援引调查数据指出，在9~12岁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因学业压力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这些问题当然没有逃过政府的法眼，但事实证明，尽管如此，要扭转这一形势非常困难。因为就算政府凭借洞察力和智慧，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却很难阻止父母们想方设法帮助自己的孩子取得成功。正如东亚国家，只需要看看其课外辅导业的发展状况便一目了然。
陈嘉庚站（Tan Kah Kee）是大众捷运系统（Mass Rapid Transit——MRT）新开的蓝线市区线上的一站，站里尽是穿着校服的学童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在校学生，而是能就读武吉知马路（Bukit Timah Road）和杜尼安路（Dunearn Road）沿线最好的学校的幸运儿。
这些学校包括新加坡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ion）、国家初级学院（National Junior College）、南洋女子中学（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和莱佛士女子小学（Raffles Girl’s Primary School）。
当这些学生沿着陈嘉庚站陡峭的电梯下行时，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将直面一堵巨大的广告墙，上面是一则补习学校的广告。这则广告用一个了不得的卖点（“树立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技能，点燃你对学科的热情”），让你在地铁的冷气中忍不住打个激灵：补习学校每天早晨7点开课，周末也不例外。
新加坡补习行业的兴隆使孩子们认为自己没有达到课业期望，因此压力倍增。而父母不惜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支付给行业中最好的补习老师。这些补习老师巨额的薪酬水平足以让学校里工作的同行羡慕地泪流满面。现年32岁的补习老师霍佳汉（Anthony Fok）手下有200名左右的学生，这些学生一年支付的补习费将近100万新元。
彭曜康（Phang Yu Hon）老师教四节物理课的收费是700新元，还包括每堂课上唱歌和跳舞的环节。在过去的10年里，私人补习行业的产值从过去的6.5亿新元增长到2016年的10亿新元以上。
补习行业的报酬是如此丰厚，以至于正式在编的老师纷纷跳槽，这些老师原本就很擅长带出高分考生，就像是业余运动员被吸引到职业联赛中。霍佳汉告诉《海峡时报》的记者，他只在学校任职4年就辞了工作开补习班。而补习学校也有一套自己的行业激励术语，从“才能发展中心”到“提高深化”。当其他国家张贴锐舞和party海报的时候，新加坡在张贴补习经济的广告。
比起韩国，新加坡的补习业还不至于那么密集并富有破坏性——韩国现在竟然有补习学校培养学生通过考试，从而进入其他排名顶尖的补习学校。这对于学生而言有几点非常有害的影响。其一，学生因为高强度的补习而精疲力竭。在新加坡的星巴克里，经常可以看到“高峰时段禁止学习”的标志，以防止咖啡馆里挤满做代数的学生。他们经常选择在拥挤的HDB公寓外完成课业。
孩子们很早就起床，但很晚才睡觉，中间很少有自由活动时间，并且在他们醒着的时间里，一直被失败的恐惧压迫着。玩耍、乐趣和自由探索世界的种种，都被挤出了孩子们的生活，同时也挤掉了只有探索发现才能激发的好奇心和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有人担心，新加坡的教育体系虽然非常有效，但毫无乐趣可言。
认识到这一点，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少教多学”的口号，并推行了一系列措施，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课目上更有发言权。 此外精英主义在新加坡的成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的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教授曾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几十年前，教育还是穷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
但如果实行教育精英主义，意味着竞争成本的大大提升，中产阶级的虎妈们将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为自己的孩子挤掉其他竞争者。同时伴以零和性质的考试，即考试排名不是以绝对分数，而是以相对分数来决定。这将必然导致私人补习上的军备竞赛。
抛开所有的花环和成功，以及无情的教育压力造成的牺牲，批评者们还认为，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错误的优等生，因为21世纪的人才需要的是另一套不同的技能。“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在今天内容知识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Harvard University’s Innovation Lab）的学者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说道，“这个世界已经不在乎你的知识水平，只在乎你能用你的知识做什么。”
严格地说，新加坡式的教育突出的正是这一方面：顶尖的教师非常擅长教授概念，并帮助学生们将所学的概念应用到各个地方。但是瓦格纳博士反驳道，如果不允许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释放教育的潜能，那无助于培养他们更抽象的软技能。而这才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缺陷。
所谓软技能之一便是主动性。当我沿着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的人行道走上肯特岗下段（Lower Kent Ridge Road），走过大学主行政楼的时候，看到一个简单的路牌，感到很惊讶。这个路牌上用过分醒目的卡通形象告诉行人如何过马路。
这里走来走去的不是需要卡通人物来提示自己交通规则的小学生，而是全亚洲最好的大学生（或者是第二好的，如果你问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的话）。这个路牌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好下达指示，而不要冒险导致不良后果。”这种过分的提防绝不宜于培养所谓的软技能。
新加坡的另一个问题和东亚国家一样。它之所以能在国际考试中拥有极高的排名，源于国内的教学将重点完全放在应对高压考试上。“亚洲国家的学生们在考试中的高分表现并不能证明他们具备同样高水平的创新能力，”瓦格纳博士警告说，“这些国家都是以考试驱动的国家。
新加坡的家长经常在孩子参加小六会考之前几年暂停工作，一心帮助孩子准备考试。而孩子们“只有一种生活。他们上学，然后回家，然后参加补习，在晚上12点或更晚时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或6点起床，然后重新来过”。
他认为，这种紧张又单调的学习模式，无法催生只有在享受学习时才能迸发出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只有创造力和好奇心才是未来电脑和人工智能最不可能取代人类的部分。同时它也让人们燃起对知识和教育的热爱，让人们得以终生学习，并在具有挑战性且不停变化的事业中，运用自身的主动性，不断巩固和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
新加坡人博比·加雅拉曼（Bobby Jayaraman）是一名基金经理，也是一位前管理顾问，他在写给《海峡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呼吁新加坡反思自己的教育体制。他在文章中称，新加坡的学生之所以能在国际大赛中获取高分，主要依赖于平时不间断的启发式训练，这些训练让他们能也仅能解决具体描述的问题。
但由此一来，他们无法形成实际思考、理解或是凭借直觉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考试考的都是抽象的语法结构，尽是多选题的形式，而鲜有对书籍和文本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的讨论。作文的写作靠的是堆砌应试用的华丽辞藻，而不是运用想象力。
严格的学习管理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加坡人对于阅读兴趣寥寥，除了自助类书籍，他们的阅读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0%的新加坡人在过去的一年中读过一本书，而这个比例在美国达到70%。新加坡市场上甚至发行了只要10新元的“车票书”（ticket books），鼓励人们多读书，而不只是看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碎片化的超短文字。
尽管全世界的人都无可救药地沉溺于面前的小屏幕，但新加坡的情况尤其严重——新加坡一家麦当劳特意设置了手机储物柜，鼓励顾客在就餐的时候多和家人聊天。一项麦当劳的调查表明，显然有三分之二的新加坡父母会在吃饭时看手机。
教育对于新加坡而言，比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都更重要，因为李光耀说过，人才才是新加坡“唯一的自然资源”。培养大量的科学和数学人才对于实现经济的腾飞至关重要。如今瓦格纳博士指出，许多国家开始发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其他更加抽象的技能变得极为关键。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如今确实到达了一个拐点，决定了它必须转向知识经济。但是正如博比·加雅拉曼在他文章中指出的，如今的教育体制正在阻碍新加坡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它似乎就像一个工厂，正在为跨国企业批量生产中级员工，它制造的是不合时宜的天才。大卫·孔教授也为此感到担忧，因为这样的教育无法为知识经济的繁荣提供“天才创新者和特立独行者”。
对这个问题深有同感的还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教授琳达·林苑清（Linda Lim Yuen-Ching）。她在母校美以美女校（Mehodist Girl’s School）的战略规划研修会上发表讲话，认为教育制度应当配合21世纪信息经济的要求，当时台下聚集了来自她母校的教育者。
她认为新加坡应当拥抱这个新世界的挑战，这个世界被书呆子称作“VUCA”，因为它充满了反复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许多新加坡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憧憬的稳定、安逸又有利可图的事业，将受到“竞争上的挑战以及技术上的扰乱”。学校应当打破常规思维，教孩子们如何变相思考。“我们在工作和游戏时，身边都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因此多样性成了一种资产，而同理心是一种必需品。”
她还分享了一些严峻的事实：尽管新加坡取得了种种成就，但在印尼这样的邻国看来，它始终是一个因循守旧、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国家。一名美国银行家曾对她说，这座小岛会一直需要外国人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加坡人的想法都一模一样”。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阿德里安·W.J.葛（Adrian W.J. Kuah）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担心新加坡的高压教育体制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在他看来，复习、探索、失败和实验都应该在教育中占据一定的时间。但未来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葛确实看到一些迹象表明国家正在改善这一问题。例如南洋女子中学就决定，将每天早上的上课时间推迟45分钟。如果一个教育体系连孩子们的睡眠时间都要限制，那这种教育一定没有太多乐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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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第7章（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作者：尼古拉·沃尔顿 [英]